在經濟思想史上，有那么一位獨特的經濟學家，雖然名氣不是特別大，但卻深深地影響了經濟學界。許多大學生在讀了他的書之后中“毒”太深，走上了經濟學研究之路而成為經濟學家。他一生當中出版了25部著作，通俗易懂，廣受大眾讀者歡迎，其中已有7部（算上不同版本有十余部）被翻譯成中文。他就是美國20世紀后半葉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著名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Robert Heilbroner，1919-2005）。本專欄今年最后一篇文章專門獻給這位思想家，以紀念他誕辰100周年，同時也給自己過去十年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旅程做個交代。感謝賈根良老師將筆者引入這個引人入勝的領域，感謝海爾布隆納讓筆者領略到這個領域的五彩斑斕。

羅伯特·海爾布隆納

一、海爾布隆納筆下的“世俗哲人”

1940年，海爾布隆納以最優等成績從哈佛大學本科畢業。作為自由撰稿人，他工作幾年之后進入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進行研究生學習，后應邀加入該學院經濟系任教，并憑借《經濟社會的起源》一書被授予博士學位。海爾布隆納將整個教學和研究生涯都獻給了新學院，幫助該學院建立了至今依然是美國重點研究異端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的知名政治經濟學博士點。

正是在社會研究新學院所上的導師勞（Adolph Lowe）的經濟思想史課程，改變了海爾布隆納的一生，激發了他對經濟學的研究興趣。也正是這門課程，使他“自信而天真”地萌生了撰寫一本經濟思想史著作的想法。導師一開始本來是反對的，但看了海爾布隆納這位研究生寫的前3章之后轉而力挺他寫下去，如此才有了后來備受贊譽的《世俗哲人：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的問世。1953年甫一出版便一炮而紅，成為史上僅次于薩繆爾森《經濟學》教材的第二暢銷經濟學著作，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在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該書文筆優雅、深入淺出而又妙趣橫生，成為經濟學的入門讀物和經濟思想史的經典論著。正是這本書，激發了一代又一代大學生走上了經濟學研究之路，成為經濟學家。

《世俗哲人：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

與通常的經濟學通俗讀物不同，海爾布隆納將這本書中的主人公稱作“世俗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而不是普通的經濟學家。之所以稱之為“哲人”或“哲學家”，是因為這些偉大的經濟學家具有從紛紛擾擾、單調混亂的世界當中洞察和捕捉宏大“秩序”和“規律”的“特異功能”，并將其上升到自己所信仰的一套哲學體系。由于這套體系與賺錢相關，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這些偉大的經濟學家被稱作“世俗哲人”，包括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凡勃侖、凱恩斯和熊彼特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大師。

海爾布隆納借用熊彼特的“圖景-分析”兩分法概念，來描述和刻畫這些“世俗哲人”的偉大經濟思想。其中，“圖景”或“想象”（vision）恰好對應的是他們的“特異功能”，本質上是一種對世界的想象力，包含著大量的創造力，賦予了雜亂無章的世界以意義和概念，發現了一個綜合的分析框架所必需的表現形式，因而構成了接下來分析的前提。在海爾布隆納看來，書中的這些世俗哲人就是偉大的“圖景想象家”或“劇作家”（scenarist），圖景構成了他們偉大思想當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為他們關于世界的想象或做出的長期預測被后來的現實證明是正確的，而是在于這種想象所提出的合理的分析框架直面未來的前景。《世俗哲人》這本書之所以廣受歡迎、影響深遠，并不僅僅是因為該書納入了經濟學家豐富多彩的“八卦”性的傳記內容，而更多是因為作者一針見血而又淋漓盡致地揭示和刻畫了這些“偉大劇作家”五彩繽紛、栩栩如生的思想圖景，及其與政治和社會的密切關聯。

二、海爾布隆納眼中的經濟學

海爾布隆納富有洞察力地闡述了經濟學的產生過程。經濟學作為一種“世俗哲學”，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在資本主義誕生之前，并沒有獨立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其主要原因在于，前資本主義人類社會主要依靠傳統、習俗和命令的方式來組織社會和配置資源。此時并不需要經濟學來專門解釋這種直觀的社會運行方式，因而也就沒有產生對經濟學家的需求。而一旦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經濟人”這種新觀念的誕生，勞動、資本和土地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市場便成為了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成為維系整個社會的典型機制，作為“世俗哲人”的經濟學家才“粉墨登場”，來揭示和解釋使社會凝聚在一起并形成井井有條秩序的市場機制這種新的社會運行方式。

因而，在海爾布隆納看來，經濟學就是關于資本主義的“解釋體系”，必須將其與諸如國家的作用、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性以及貧困和不平等這樣的政治經濟的重大問題聯系起來，而不是僅僅局限于稀缺條件下的資源最優配置這樣的小問題。他主張將資本主義理解為人類努力解決物質供應和社會再生產這一“經濟難題”的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對不同社會是如何應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為我們當前努力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重要視角。因而理解當代經濟生活的出發點，在于辨別和認識資本主義這種當前經濟制度的獨特特征。

可見，經濟學的目的在于“賦予經濟生活以意義”，啟發我們體認經濟這種復雜社會有機體的運行、問題和前景。這種意義因而必須是富于前瞻性的。“世俗哲人”作為體系的建構者，必須面向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必須對未來有遠大抱負和想象。那么，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是否契合這一目的呢？在1999年舉辦的一場專門獻給他的專題學術研討會上，海爾布隆納向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索洛（Robert Solow）和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與會者發布了他最新一版也是最后一版（第7版）《世俗哲人》。在該新版本中，他改寫了最后一章，將標題定為“經濟學的終結？”，專門討論這個深刻而嚴肅的問題。

海爾布隆納強調，“終結”（end）具有“目的”（goal）和“終止”（termination）雙重含義。如果經濟學“誤入歧途”“忘了初心”，背離了當初的“目的”，那么就有可能“終止”而走向終結。

在海爾布隆納看來，經濟學發展到“現代經濟學”這一新篇章，存在著終結的風險。

一方面，現代經濟學已并非原初有關“資本主義”的哲學解釋體系。“資本主義”一詞已經從現代經濟學教科書中消失了。過去作為描述經濟的“資本主義”圖景概念，已被如今所謂的“科學”概念所取代。但經濟學事實上卻并非真正的“科學”，經濟學所研究的是有意識的人類行為，而非無意識的自然物。人類社會生活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并非某種恒久不變的自然法則的表現。如果這樣一種偽科學觀點變成經濟學的目的，那么就真的會造成經濟學的終結。

另一方面，隨著“科學”成為現代經濟學的“圖騰”，數學深入滲透到經濟學當中，將其形式化，成為經濟學偏愛的表達方式，經濟分析技術于是變得更為精深和復雜。但在海爾布隆納看來，經濟分析技術的進步并不等同于經濟學本身的進步。相反，由于陷入這種“工具主義”的方法導向，現代經濟學日益變得偏狹和瑣碎，已顯現出“圖景危機”，放棄了過去那些“世俗哲人”在他們那個時代對社會進行求索的遠大抱負。其結果是，現代經濟學在理解社會生活時非常局限，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實現世俗哲人“賦予經濟生活以意義”這一經濟學的目的。正如他所哀嘆的，“在經濟學中對數學所賦予的聲望，在為學科帶來力量的同時，哎，也注定了其行將滅亡”。經濟分析本身無法指明我們通往未來的道路，但經濟圖景卻能讓人覺醒。新的經濟學必須包含其他社會研究領域的知識，視野變得更為寬廣，凌駕于我們今日留下的干癟殘渣之上，回歸“構建理論旨在恢復我們內心的安寧”的初衷。

正因如此，海爾布隆納在已出版了7版的《世俗哲人》中只寫到了熊彼特，而一直沒有將之后發展的現代經濟學納入進來。作為現代經濟學有名的嚴厲批評家，海爾布隆納的立場接近于美國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 school）。雖然自始至終都是以一個批判者的姿態出現，但他為人和善熱忱，品德正直高尚，致力于推動民主、平等和公平，熱衷于對社會重大問題展開嚴肅而深邃的討論，以至于贏得了經濟學同行、社會科學家、學生和公眾的廣泛愛戴。

三、海爾布隆納的債務和赤字觀

作為一名民主社會主義者，海爾布隆納是一位著名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批判者。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獨特性之一便在于，它是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相互作用和支持。他直言不諱地主張政府應當在創造公平社會和高效經濟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其中便明確贊成凱恩斯主義的赤字開支政策。

為此，他在1963年和1989年先后出版了《政府支出導論》和《政府債務和赤字：無根據的驚恐和現實的可能性》兩本書，積極參與當時有關政府支出和赤字的爭論。

回頭來看，這兩本書的誕生背景是截然不同的。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國政府赤字較小，經濟增長乏力，凱恩斯主義甚囂塵上，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支持赤字，認為它是一個建設性的舉措。《政府支出導論》解釋了為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需擔心政府債務，減稅可以刺激總需求和經濟增長。顯然，這種解釋與當時的主流凱恩斯主義風向是一致的。

然而，80年代時過境遷、風云變幻。在美國出現滯脹的情況下，政府赤字激增，凱恩斯主義政策受到了嚴厲抨擊，以至于當時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4%的選民認為降低政府赤字是美國當時的第一要務。而經濟學家也堅信赤字是一個問題，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予以消除。《政府債務和赤字》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反對當時流行的傳統智慧，依然主張遵循凱恩斯思路的政府赤字開支。

海爾布隆納試圖通過冷靜的分析和論證，通過簡單而準確的解釋來消除對政府赤字“無根據的驚恐”，探討“現實的可能性”，從而把赤字從令人感到恐懼的現象轉變為值得關注的經濟現象。為此，海爾布隆納提出了以下核心論點：

第一，政府赤字不一定就是政府恣意揮霍的結果，而是往往取決于宏觀經濟總體運行情況；

第二，國債并非國家的負債凈額，而是由國家的生產能力以及實際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作為“后盾”；

第三，政府債務的負擔不會使我們的子孫后代陷于貧困；

第四，政府赤字并不一定是一種消耗和浪費，不應將所有政府開支都視為非生產性消費，因為其中許多開支是生產性投資，故而有必要將政府開支區分為經常支出預算和資本支出預算兩部分；

第五，政府赤字開支與私人投資、私人儲蓄和外貿赤字之間的關系還遠遠沒有弄清，例如政府支出是否一定會導致利率上升，擠出私人投資；

第六，美國當時最迫切的問題在于恢復自身競爭力，這些問題要比政府財政安排深刻而又棘手得多，必須將政府財政作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的一部分，幫助我們實現令人滿意的就業和收入水平；

第七，對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加以利用可以提供切實的可能性，但不會是萬靈藥方；

第八，政府赤字計劃是以我們國家的需要為依據的，沒有必要敲響警鐘，因為我們要認識到我們國家的財政畢竟是在我們控制之中。

由上我們可以發現，海爾布隆納面對當時美國經濟衰退就政府赤字所持有的立場，與現代貨幣理論（MMT）如今面對“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后的“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威脅所持有的立場是何其相似！受其導師勞的影響，海爾布隆納關于資本主義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實體經濟，基本上忽視了貨幣和金融。而MMT（可參見拙文《貨幣與債務經濟學｜現代貨幣理論的“歷史”與“現代”》，2019-05-17，澎湃商學院）恰恰通過對現代貨幣和金融運行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進一步論證和發展了海爾布隆納的上述思想。明斯基也專門為海爾布隆納《政府債務與赤字》這本書撰寫了書評。盡管在一些細節上存有異議，但明斯基從總體上認同海爾布隆納的以上主要觀點和立場，特別是盛贊本書作者冷靜客觀，心胸寬廣，富有人文關懷，為文明的公共對話樹立了典范。

（作者李黎力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8CJL00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