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著作史》（【美】哈里·埃爾默·巴恩斯/著 魏鳳蓮/譯，2024年9月版）全譯本近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哈里·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初版于1937年，經增補擴充后再版于1963年的《歷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這部西方史學史名著并非首次被譯為中文，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就翻譯出版過與該書結構類似的刪減本（《史學史》，向達譯、何炳松校，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作為20世紀上半葉美國新史學派的代表，巴恩斯的多部著作甫一出版就被譯介到國內，極大促進了當時國人對西方史學的了解及我國現代專業史學的形成。

巴恩斯的《歷史著作史》獲得了史學界同儕的好評。在美國，憑借這部“真正的史學史”，巴恩斯與約翰·富蘭克林·詹姆森（John Franklin Jameson）及約翰·斯潘塞·巴西特（John Spencer Bassett）被譽為美國史學史興起階段最重要的三位歷史編纂學家（historiographer）。英國史家、《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作者喬治·皮博迪·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稱贊道：“美國歷史協會八千會員應該人手一本，這是他們工作中最有用的工具。”

巴恩斯史學帶有當時主流社會思潮和史學思想的烙印。19、20世紀之交的美國經歷了“鍍金時代”，社會弊病叢生。為改變這種現狀，進步主義運動應運而生，一些關注現實、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史家嘗試通過歷史研究推動社會改革并促使社會進步，最突出的就是新史學派的興起。1912年，哥倫比亞大學史學教授詹姆斯·哈維·魯濱遜（James Harvey Robinson）出版了《新史學》（The New History），倡導史學會隨著社會和社會科學的進步而演變，在當時人看來這不啻為一場“史學革命”的宣言。19世紀末，美國最初一代專業史家將史學打造成自然科學式的精密科學的努力失敗了，魯濱遜與哥大的同事及其弟子組成的新史學派接受了前一代史家所樹立的客觀性觀念，采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同現實需求相關的問題，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將歷史研究擴大到社會史和經濟史等新領域，力圖客觀地反映現實表層下的真理，進而糾正當時美國史學界存在的錯誤傾向。通過踐行相似的史學觀念，新史學派的治學實踐一度主導了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史學界。

在哥大師從魯濱遜研史的巴恩斯是美國新史學派的代表之一。巴恩斯主張史學應與社會科學結盟，從中汲取方法，如地理學、人類學、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尤其是社會學。他強調，史家應借鑒社會學廣闊的視野，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知識，從而綜合地從事歷史研究工作。與其他新史學派成員一樣，巴恩斯非常重視史料，強調史家對史料的解釋，進而發揮歷史的能動作用。他還熱衷于發揮史學的“有用性”，他撰寫多部教科書和史學著作，并積極投身于政治運動，力圖推動社會進步。

哈里·埃爾默·巴恩斯（1889年6月15日-1968年8月25日）

早在近一個世紀之前，巴恩斯史學就為國人所熟知。巴恩斯所撰寫的多部史學著作不僅在美國廣泛傳閱，還漂洋過海，被譯介到國內，啟蒙了無數學者。民國時期翻譯出版了巴恩斯多部史學和社會科學著作，當時他的譯名為“班茲”、“邦斯”或“班斯”等，主要有向達譯、何炳松校《史學史》（History of History，收入“社會科學小叢書”，商務印書館1930年）；向達譯《史學》（商務印書館1930年初版），本書由《社會科學的歷史與趨勢》（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25）第一篇譯出，被燕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指定為世界史和西洋史應讀八種書籍之一，另有雷震譯述《西洋史學進化概論》（北平文化學社1932年）譯本；董之學譯《新史學與社會科學》（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收入“大學叢書”，商務印書館1933年）；向達譯《社會科學史綱——史學》（商務印書館1940年）。20世紀30年代是西方史學著作輸入中國的第一次高潮，巴恩斯多部史學著作的譯介深刻影響了國內新史學最主要的倡導者何炳松，在蒙文通、朱希祖、王亞泉等學者的著述中都論及巴恩斯歷史著述及其史學思想，在朱謙之的《歷史哲學》、金毓黼的《中國史學史》、陳序經的《文化學概觀》等著述中都能看到巴恩斯與新史學派的史學觀念。

民國時期譯介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

即便在遲滯于史學演進的史學史領域，巴恩斯的《歷史著作史》也已經過時了，但當下的譯介仍有意義。《歷史著作史》既非對知名史家及其史學“點兵簿”式的介紹匯編，亦非關于歷史著作百科全書式的羅列，而是打破時間和空間順序，按照主題梳理西方史學的演進，將有史以來到20世紀60年代主要史家同他們所處時代聯系起來，描述西方文明發展各個階段的思想背景，揭示歷史文獻及其母文化之間的關聯，展現不同時期歷史書寫的主要特點，從而反映歷史科學進步的主題。本質上，這種方法思路反映了20世紀上半葉普遍流行的進步主義史觀和史學社會科學化思潮。從史學本身來看，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了解一個世紀前國內史學領域百廢待興，當時學者如何從西方史學汲取所需，進而創設我國現代專業史學。巴恩斯力主史學與社會科學結盟，以時代主題編纂史學史，仍能啟發當下的史學專業學生采用跨學科的方法，綜合、立體地研究過去，反映歷史的復雜面相。對于初入史學領域的學生，或者對西方史學史感興趣的讀者，這部厚重的教科書或許可以作為他們了解西方各個時代歷史著作的指南。從歷史錯綜復雜的枝蔓中尋求智慧，不正是巴恩斯撰史的初衷，即發揮歷史的有用性，從歷史研究中發現社會規律，最終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

史學演進日新月異，從對史學知識增益和方法創新等角度看，《歷史著作史》這部大部頭的教科書或許與煊赫一時的美國新史學派一樣已成為明日黃花，但新近出版的全譯本極具史學史意義，仍能惠澤國內史學界以及熱愛西方史學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