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發源于中國的智力游戲，圍棋和麻將不但是中國體育部門正式立項的體育競賽項目，還是現下國際社會公認的兩項智力競技運動。二者皆有其獨特的跨國歷程和共有歷史，因而頗具研究意義。香港大學首屆嘉理集團國際史講席教授徐國琦長期關注體育競技活動在美國史和中美關系史中的作用，多次以體育賽事為主題探討中美兩國的外交博弈和民間交往。他首倡共有歷史之觀念，著有“共有歷史”三部曲。2024年5月16日，在第四期南開大學杰出校友講座中，徐國琦教授以“圍棋、麻將與中美共有歷史”為題，從圍棋和麻將這兩項源自中國的國際智力運動說起，繼續深入到中美共有歷史之中，在探析圍棋文化和麻將文化之跨國流動的同時，展現中美文化在政府和民間層面的碰撞與交融。

徐國琦教授在講座中，張豐攝

圍棋：解讀中美戰略問題的特殊視角

圍棋的發明和流傳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內向型體育文化，圍棋兼有“整、圓、靜、和”四大特征，尤能體現出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的特質，是中國文化底蘊和哲學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圍棋起源于中國、興盛于東亞，現廣布于世界各地，已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國際棋類游戲，其近現代傳播史本身即可謂一部“共有的歷史”。

在中美共有歷史的語境之中，圍棋的兵法謀略意味頗受重視。中國自古以來便有將圍棋與《孫子兵法》并論的說法。徐國琦教授觀察到，圍棋常以棋盤上的整體戰略布局為終極考量，而不以一子之得失為重，這正與《孫子兵法》中“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等思想不謀而合。到了近代中國，國家領導人也常以圍棋作比說明軍事戰略。毛澤東便曾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等文章中多次以圍棋作比說明軍事布局：“這樣，敵我各有加于對方的兩種包圍，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于我我對于敵之戰役和戰斗的作戰，好似吃子，敵的據點（例如太原）和我之游擊根據地（例如五臺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圍棋也算在內，那就還有第三種敵我包圍，這就是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關系”。在毛澤東看來，作戰正如下棋，棋手可能在局部遭到戰術上的失敗，卻能通過戰略籌謀智勝對手而卷土重來，因而他更加重視持久戰，力求通過小區域的控制和地理上的分割來取得抗戰的最終勝利。

《論持久戰》

美國方面十分重視對中國的戰略思想研究，圍棋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管窺中國軍事戰略布局的窗口。上世紀70年代，美國戰略問題專家斯科特·鮑爾曼（Scott Boorman）曾出版專著，嘗試以圍棋戰略解讀中共在現代中國的勝利，他以中共的軍事勝利為圍棋戰略思維的勝利，強調其中“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維尤能體現出圍棋包圍與反包圍的基本主題。2004年，任教于美國陸軍學院的來永慶（David Lai）公開發表長篇報告《“他山之石”》（“Learning From the Stones”），意在揭示圍棋與中國戰略的可類比關系，他宣稱，圍棋真實反映了中國的哲學文化、戰略思維、軍事戰術和外交理念，因而美國領導人需要加強對圍棋的了解和研究，以此方能對中國的軍事和外交策略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徐國琦教授介紹道，來永慶的報告被全文翻譯引入中國后，引起了中方軍事部門的高度關注，《中國軍事科學》雜志社還曾舉辦“圍棋與戰略思維”研討會，提出以圍棋思維謀劃海洋戰略博弈的對局之策。

除軍事戰略家外，美國國內還有不少政府官員及學者試圖從圍棋角度研究中美戰略問題。以美國著名外交家基辛格為例，他格外重視中國人的圍棋戰略思維，并在《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高度評價圍棋的戰略思想。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博士后亞歷山大·伍文（Alexander Vuving）曾撰文借圍棋探討中國在南海、印度洋、太平洋的戰略意圖。伍文認為，從中國圍棋的邏輯來看，中國在南海各處的島礁建設等行為，正反映出一種圍棋式的包圍戰略。《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一書的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還曾詢問來永慶如下問題：“如果美國用美式橄欖球策略對抗中國，中國用圍棋策略反制，誰會贏？”來永慶回答說，美國的橄欖球策略也許會贏得戰役，但無法贏得戰爭。

在今天的美國，圍棋仍受到歡迎和重視。徐國琦教授發現，耶魯大學所在地紐黑文的公共圖書館中設有專門的圍棋俱樂部，且多由本地白人學生光顧。許多美國學人還主張在美國中高層的外交官僚和軍事將才之間推廣圍棋游戲，以此培養他們對當下局勢的觀察能力和對未來問題的解決能力。

麻將：中美民間文化交融的又一典范

麻將同圍棋一樣，是中美共有歷史的又一代表。

麻將，原名“馬吊牌”，后來又被稱為“麻雀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熙遠考證到，麻雀與唐代的葉子戲、明代的馬吊，以至于清代的麻將俱有淵源，但演變至今日的“雀戲”，卻要等到清光緒朝后期才登場，且“宮廷中既倡導于上，而外此王公大臣、部僚百職，以逮諸官眷屬，競以麻雀為消遣款客之具”，因此原本盛行于官場的馬吊牌，“到了晚清已被麻雀牌所取代”。據此可以斷定的是，麻將起源于中國，19世紀盛行于江南一帶，成為一項雅俗共賞的娛樂活動。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外國人來華經商、傳教，麻將成為他們在華消遣娛樂的重要方式，他們對麻將頗為喜愛并將之傳播海外。

20世紀，麻將已被不少中外人士視為中國文明的代表。民國時即有國人振振有詞：“除了梅蘭芳，中國文明之能發揚于海外的，怕要首推麻將了”，因著“這百三十六張（麻將）當中，包含了我們中國的人生哲學”。毛澤東也深以為然，他曾說道：“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第二是曹雪芹寫的《紅樓夢》，第三是打麻將牌”，“不要看輕了麻將……你要是會打麻將，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關系”，“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打麻將也是這樣，就是最壞的‘點數’，只要統籌調配，安排使用得當，也會以劣代優，以弱代強。”

而在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麻將自引進以來便被視為中華優秀文化的代表廣泛流行起來，甚至還曾掀起過一股“麻將瘋潮”（Mah-Jongg craze）。

1923年，《名利場》（Vanity Fair）雜志刊發文章《麻將狂熱》

徐國琦教授向大家介紹道，19世紀90年代，麻將即已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外國人社區，尤其是美國人社區中流行了起來。曾任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雇員的約瑟夫·巴博考克（Joseph. P. Babcock）是將中國麻將傳播至美國的最大功臣。被譽為“美國麻將之父”的巴博考克敏銳地捕捉到麻將在美的巨大商機，他不僅率先使用英文整理并規范麻將玩法，還通過加入美國文化元素改良麻將規則，極大地推動了麻將在美國的本土化進程。在其整理的麻將規則一書的前言中，巴博考克寫道，他所制定的游戲規則中雖包含了諸多中國元素，但已經簡單化、標準化改良，非常適合美國人的文化和習慣，如為了讓外國人容易上手，巴博考克在削減花色牌的同時，還在牌的一角標注英文或阿拉伯數字，以便進行區分。巴博考克的新版麻將規則出版后，即刻引起了美國人的巨大興趣——光是1923-1925年間便有多部麻將書籍問世，如米爾頓·沃克（Milton C. Work）的《最新麻將》，亨利·斯耐德（Henry M. Snyder）的《麻將手冊》，中國人韋榮洛（Wing Lock Wei）的《麻將理論及完整規則》等，劇作家維爾考克斯（Constance Grenelle Wilcox）甚至出版了一個關于麻將的劇本——《麻將：百靈之戲》，劇中稱贊麻將是上天送給人類的禮物。

《麻將：百靈之戲》

20世紀20年代，“麻將瘋潮”席卷美國。據統計，1922年，美國從中國進口超過1萬3千副麻將牌，盡管售價高昂，仍被迅速搶購一空；1923年，麻將對美銷量飆升至150萬副，在上海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名目中高居第六位。中美兩國商人還在上海成立大型工廠，以標準化的手工藝流程生產麻將，致使美國國會為此制定針對性的關稅條款。為了制造噱頭以增加銷量，麻將進口商和制造商還聲稱麻將是孔子發明的游戲，代表著神秘而優秀的東方文明。中國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譯家杜亞泉敏銳地觀察到麻將作為出口商品的巨大競爭力，他寫道，麻將牌流行歐美，骨牌之輸出，幾成為巨額之商品，此種出口之麻將牌，概附有阿拉伯數字，形式略有變更。1927年，胡適在美旅行時，同樣驚訝地發現美國俱樂部里到處是麻將桌，書店里隨處可見研究麻將的書籍，他不由得感嘆：“歐美人竟發了麻將狂熱了。誰也夢想不到東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鋒隊，卻是那一百三十六個麻將軍！”另有手頭吃緊的中國留學生甚至可以靠教美國人打麻將掙錢。彼時美國的麻將狂熱可見一斑。

時至今日，麻將仍受到無數美國人的喜愛和關注。美國總統瓦倫·哈定（Warren G. Harding）和第一夫人便十分癡迷麻將游戲，以茱莉婭·羅伯茨（Julia Roberts）為代表的好萊塢明星也熱衷于用打麻將放松心情。“史蒂夫·荷伯晚間秀”（Late Night with Stephan Colbert）的主持人還曾在節目中透露，他家里藏有一副祖母所傳的漂亮麻將牌，這幅麻將牌已超過100年歷史。另外，許多好萊塢影片中也多見打麻將的場面，如第6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為黛茜小姐開車》（Driving Miss Daisy）、李安導演的《色戒》、王穎導演的《喜福會》等電影中頻見麻將元素。

除此之外，俄勒岡大學副教授安妮里斯·涵恩茲（Annelise Heinz）還在其新書《麻將：中國游戲與現代美國文化的形成》（Mahjong: A Chinese Gam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n Culture）敏銳地發現，麻將在美國不僅成為一種消遣方式，還成為改造美國社會的文化工具。在書中，通過回溯麻將在中美兩國的流變歷程，涵恩茲堅定地認為，麻將這種智力游戲的文化內涵不但逐漸被美國的消費文化所轉化，還促進了美國多族裔社會的和諧發展。她寫道，在性別問題上，20世紀初的麻將商人通過種種消費現象成功地將麻將打造為屬于女性的游戲；就種族問題而言，麻將雖天生與美國的華人社群最為有關，但在美國的日本人、朝鮮人、猶太人也得以通過麻將建構起自己的身份認同；而在文化影響上，麻將雖帶有強烈的中國印記，但自1920年代傳入美國以來，麻將文化已然成為在地文化的重要組成成分。基于此，涵恩茲得出結論道，麻將既是中國的又是美國的。

總之，徐國琦教授認為，發源于中國民間的圍棋與麻將經跨國流布之后，現下已然成為中美共有歷史的突出代表。在中美共有歷史的語境中，圍棋成為觀察雙方政府分析戰略布局的特殊視角；而麻將的傳播則突出表現為中美兩國民間文化的有機交融。圍棋的競技色彩、麻將的娛樂含義，分別展現出中美共有歷史中對抗與交融的兩個側面。

講座結束后，在場師生與徐國琦教授就圍棋文化史和中美體育精神之差別進行了進一步交流。徐國琦教授提到，美國社會歷來對體育競技十分癡迷，因其在美國歷史和社會發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影響和凝聚美國社會的必要元素。他還提醒道，體育已成為當今美國的新邊疆，從體育角度研究跨國史視野下的美國史，不失為一次有益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