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蘭導演的電影《奧本海默》仍在熱映中。關于原子彈的威懾力和道義層面的討論，在近日出版的新書《地獄的熔爐：沖繩島戰役》中也有涉及。煉獄一般的沖繩島戰役結束后，1945年7月26日晚，杜魯門簽發了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7月28日通過東京廣播電臺宣布日本會繼續戰斗。據這本書的作者、英國白金漢大學軍事史教授索爾·大衛在書中引用的杜魯門原話，他并沒有后悔自己當初使用原子彈的決定，而原子彈爆炸的親歷者又遭受了什么，這兩章內容都有詳實的敘述。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摘發。

天哪，我們都干了些什么！

1945年8月6日凌晨2：45，一架經過改裝、綽號“艾諾拉·蓋（Enola Gay）”的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從北馬里亞納群島的天寧島起飛，向廣島飛去。廣島位于日本本州島，是一座擁有24.5萬居民的城市。轟炸機的機長、30歲的保羅·蒂貝茨（Paul Tibbets）上校是第五〇九混編大隊的指揮官。他以母親的名字為自己的座機命名。除了機長蒂貝茨，飛機上還有7名機組人員和一顆代號“小男孩”的原子彈。“小男孩”是一顆鈾-235彈，使用槍式構型，長度10英尺，直徑28英寸，重量接近4.5噸。

由于擔心轟炸機在起飛時墜毀引爆原子彈、炸毀半個天寧島，武器專家威廉·S.帕森斯（William S.‘Deak’Parsons，綽號“迪克”）上校一直等到飛機升空后才開始給“小男孩”安裝引爆裝置。起飛后四個小時，帕森斯完成安裝引爆裝置的工作后，蒂貝茨用飛機的內部通話系統宣布：“一切就緒，我們馬上就要投擲第一顆原子彈了。”

早上7：00前后，日軍雷達探測到，艾諾拉·蓋號與另外2架搭載攝像機和科研儀器的觀察飛機一同向本州島飛去。廣島及周邊地區拉響防空警報，但由于空中只出現1架美軍氣象飛機，廣島的市民認為危險已經解除，便繼續忙各自的事情。

1945年8月6日，日本，原子彈在廣島爆炸后升起的蘑菇云。

負責投彈和觀察的那3架B-29轟炸機接近廣島后，日本的廣播電臺再次發出防空警報，要求市民進入掩體避難。許多市民都沒把警報當回事。早上8：09，廣島上空能見度極佳，艾諾拉·蓋號的機組人員可以清楚地看到3.1萬英尺下方的市區。飛機朝著預定目標飛去，預定目標是一座丁字形橋梁，位于廣島市中心，坐落在本川與元安川的交匯處。早上8：15，投彈手托馬斯·費爾比（Thomas Ferebee）少校投下了“小男孩”。

由于突然失去原子彈的重量，艾諾拉·蓋號的機頭劇烈抬升，而蒂貝茨則操縱飛機“拐了一個大彎”，準備逃離核爆現場。“小男孩”會在離開機艙后的第四十三秒墜落到距離地面1900英尺的預定引爆高度。投彈前，蒂貝茨請求操控機尾機槍塔的技術士官鮑勃·卡倫（Bob Caron）把原子彈爆炸時的景象描述給其他機組成員。“那一幕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卡倫回憶道。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從廣島市區騰空而起，外層是白色，內側是紫黑色，中間是火紅色的。飛機遠離爆點后，卡倫不但能看到蘑菇云，還能俯瞰廣島全貌，發現整個市區籠罩在一片“低矮的、冒泡的”、像糖漿一樣的烏云下面，而這團“烏云不斷擴散、升高，籠罩著郊區的丘陵”。一道道火焰從“這團烏云的不同地方”躥了出來。卡倫回憶道，就在此時，“蒂貝茨調轉機頭，讓所有機組人員都能一睹核爆的場面”。

蒂貝茨回憶道，“爆炸產生了一朵可怕的蘑菇云……令人毛骨悚然，高度也讓人難以置信”。一時間，所有機組成員都啞口無言，“然后，每個人都在說話”。副駕駛羅伯特·劉易斯（Robert Lewis）上尉一邊捶打蒂貝茨的肩膀，一邊大叫：“快看！快看！快看！”

費爾比想知道核輻射是否會讓所有機組人員“失去生育能力”，劉易斯則說他能“嘗到核裂變的味道”，感覺有點兒像“鉛”。

負責記錄飛行日志的劉易斯草草地寫道：

就算活到一百歲，我也永遠不會忘記這幾分鐘。盡管飛機上所有人都已經知道爆炸會十分猛烈，但我們還是目瞪口呆。說真的，我當時不知道該說什么，或許我可能會說：天哪，我們都干了些什么！

領航員“荷蘭人”西奧多拉·范·柯克（Theodore van Kirk）上尉的心情估計與成千上萬美國士兵聽到這個消息后的想法一樣：

感謝上帝，戰爭結束了，我再也不會被人當靶子了。我能回家了。

中村初代（Hatsuyo Nakamura）是個寡婦，丈夫去世前是個裁縫。8月6日那天早上，她正站在廚房的窗前，看著鄰居拆除自家房屋以形成一條防空隔火通道。突然，她眼前出現了一道刺眼的白光。她首先想到的是孩子的安危，但剛邁出一步就被沖擊波掀到空中，隨著氣浪飛進隔壁的房間，飛過凸起的床鋪，緊隨她身后的則是各種房屋碎片。木屑和磚瓦碎片落在她身旁。她剛從瓦礫堆中脫身，就聽到5歲的小女兒美也子（Myeko）的哭喊：“媽媽，救救我！”

就在她拼命搶救齊胸埋在瓦礫下的小女兒時，瓦礫下方又傳來呼救的聲音：“救命！救命！”

“俊雄（Toshio）！八重子（Yaeko）！”她大喊10歲兒子和8歲大女兒的名字，但幾乎聽不到他們的回應。

她離開部分身體埋在瓦礫下但仍可以呼吸的美也子，拼命地挖掘掩埋其他兩個孩子的瓦礫。俊雄的腦袋剛一露出來，她就一把抓住腦袋，把他拽出來。俊雄告訴她，他被拋出3米多遠，落到了房間另一邊的大妹妹身上。中村太太繼續向下挖掘，一看到八重子，就拉了一下她的胳膊。

“好疼啊！”八重子叫道。

“別管疼不疼了，沒時間了。”中村太太一邊說著，一邊用盡全身的力氣把女兒從廢墟中拉了出來。最后，她把美也子救了出來。三個孩子身上很臟，還都受了點兒皮外傷，但沒有其他大礙。

1945年8月6日，日本，航拍廣島城區被轟炸后的情況。

中村太太把孩子們帶到街上；雖然那天很熱，但她還是返回已經變成廢墟的家里，給孩子找了幾套衣服，還拿上幾頂填充棉絮的防空頭盔。美也子不停地問：“為什么天早早地黑了？為什么房子塌了？發生了什么？”

中村太太四處張望，發現附近的房子全都塌了。那個為了大家的安全自愿拆除自家房屋的鄰居躺倒在地，當場死亡。

在廣島市的紅十字醫院，25歲的外科醫生佐佐木輝文（Terufumi Sasaki）正拿著血樣，沿著醫院的走廊行走，突然窗外出現了一道刺眼的白光，嚇得他趕緊跪下。“佐佐木，勇敢點！”他對自己說。

片刻過后，原子彈爆炸擊中了整個醫院；佐佐木的眼鏡不見了，手中裝有血樣的試管也摔得粉碎。他跑向主治醫師的辦公室，發現外科主任被碎玻璃擊中，傷勢嚴重。一份描述這樣寫道：

醫院陷入驚慌失措之中，沉重的隔斷、天花板倒塌掉落砸在病人身上；病床被炸翻了；窗戶的碎玻璃四處飛濺傷人；墻壁、地面血跡斑斑；地上到處都是七零八落的醫療器械；許多病人嚇得尖叫，四處亂跑；更多的病人倒地身亡。

佐佐木是唯一一個沒有受傷的醫生。他收集繃帶開始為不幸受傷的人包扎傷口。與此同時，在醫院外面，“嚴重受傷和瀕臨死亡的市民步履蹣跚，向紅十字醫院走來”；最初前來就診的只是三三兩兩的人，猶如涓涓細流，但到天黑時，已經有1萬人像洪流一樣涌進醫院。

一名年輕女子聽到飛機的聲音，抬頭看到眼前有一道“巨大的閃光”。她立即向前撲倒，想要護住臉，結果被震昏。在恢復意識后，她發現與自己同行的朋友全都不見了。她們“要么被炸得粉身碎骨，要么被燒得尸骨無存”。這名女子回憶道：“除了貼身的內衣，我全身的衣服一點兒都沒剩下。我的皮膚剛剛剝落，掛在身上……我忍受不了劇烈的高溫，一頭扎進附近的河流，也就是那條穿城而過的小河。我所有的朋友都在河里。”

19歲的士兵紀藤初（Hajimi Kito）當時能聽到許多聲音，尤其是小孩子向他跑來的聲音。他后來回憶道：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所有人都在喊著要水。要水喝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哪怕只給一小部分人喝水也做不到。我們完全做不到。很多人都死了。我們必須把尸體搬走燒掉，無論怎樣總要把他們火化掉，因為他們現在只是尸體而已。

當原子彈在2英里以外爆炸時，在郊區，衛理公會（Methodist Church）的牧師谷本清（Kiyoshi Tanimoto）正站在一個好心人的家門口卸下手推車上的物品。他看到一道巨大的閃光從東向西、從市區照到郊區的丘陵。他被甩到花園里兩個大石頭中間，然后馬上就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沖擊波，接著是房子摧毀后崩落的碎木和瓦片。盡管煙塵蔽日，幾乎目不能視，但他還是跑到街上，看到一隊士兵從地下掩體里鉆出來。“這樣的防空洞成千上萬，日本人似乎準備躲在防空洞里抵抗入侵，一命抵一命，絕不放棄一個山頭。”照理說，地下掩體應該足以保護躲在里面的士兵，但他們的頭上、胸口、后背全都鮮血直流。他們個個暈頭轉向。當天晚上，谷本在給幸存者喂水時，一個人對他說：“我妹妹埋在房子下面，我沒能把她救出來，因為我不得不照顧眼睛受重傷的母親，我家的房子很快就著火了，我們差點兒就沒逃出來。唉，我的家沒了，家人也沒了。”但是，他對谷本說，他仍然決心獻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只要“能為祖國”贏得戰爭的勝利。

1945年，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之后的幸存者，他們受了嚴重的輻射。

第二天早上，谷本牧師幫助過的許多人都傷重而亡。雖然他們全都痛苦不堪，但沒有一個人哭喊。“他們咬緊牙關忍受痛苦，”谷本寫道，“沒有一聲怨言，最終在沉默中死去。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祖國！”

20歲的高藏信子（Akiko Takakur）也許是最不可能幸存的幸存者。她當時正在距離爆炸中心只有300米的廣島銀行上班，背部嚴重劃傷。她踉踉蹌蹌走到銀行外邊，發現街道變成了廢墟，地上全都是尸體。她回憶道：“遺體的指尖著火，火焰漸漸蔓延開來，吞沒了整個身體……我震驚地看到手指和身體能像那樣著火，能被火焰燒得如此扭曲變形。”爆炸產生的熱浪，令信子難以呼吸。“也許是大火消耗了所有的氧氣，”她猜測道，“我也不是很清楚。到處都是濃煙，熏得我睜不開眼。”

“小男孩”爆炸的威力相當于2萬噸TNT，完全摧毀了這個城市超過4平方英里的區域。建筑損毀率達到70%。爆炸和隨之而來的大火導致大約8萬人喪生，其中有四分之一是軍人。美軍B-24轟炸機“孤寂淑女”的6名機組人員也在爆炸中喪生。7月28日，“孤寂淑女”在前往廣島附近的吳港轟炸日本海軍榛名號戰列艦時被高射炮擊中，機組人員跳傘逃生并被俘虜，被關押在設在廣島的中國地方（Chugoku）憲兵司令部。大多數機組人員仍然關押在憲兵司令部，并全都在大火中喪生。唯一的例外是21歲的機長，他在數天前被押送到東京的審訊中心，因此躲過一劫。

哈里·杜魯門總統搭乘奧古斯塔號巡洋艦回國，在橫穿大西洋第4天的午飯時收到一條信息：

華盛頓時間8月5日晚上7：15，大炸彈在廣島爆炸。初步報告顯示，行動大獲成功，效果甚至超過此前的試爆。

杜魯門高興得跳了起來，大叫道：“這是最偉大的歷史事件。我們該回家了。”

1960年12月6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放到廣島的原子彈“小男孩”的照片首次曝光。

不到幾分鐘，奧古斯塔號的無線電接收器收到來自華盛頓有關原子彈的新聞公告和杜魯門在離開柏林前授權發表的新聞聲明。總統的新聞聲明宣布：“16個小時前，一架美國戰機在廣島投下了一顆炸彈，徹底破壞了這座城市的軍工生產能力。這枚炸彈爆炸的威力超過2萬噸TNT，相當于戰爭史上威力最大的炸彈——英國‘大滿貫炸彈’——的2000多倍。日本人空襲珍珠港挑起戰爭。現在，他們已經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數倍的代價。”接著，公告又指出：

這是有史以來人類有組織的科研活動取得的最偉大成就。研發過程在高度壓力下順利完成。

現在，我們已經準備更迅速、更徹底地摧毀所有日本城市設在地面上的生產設施。我們將會摧毀他們的碼頭、工廠和通信設施。毫無疑問，我們將會徹底摧毀日本繼續戰爭的能力。

7月26日在波茨坦發布的最后通牒，旨在使日本民眾免于徹底毀滅。日本的領導人斷然拒絕最后通牒。如果他們現在不接受我們的條件，那么一場在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毀滅之雨就會從天而降。空襲結束后，大量的海上、陸地作戰力量將會發起進攻；雖然日本人還不曾見識過他們的數量，但早已領教過他們的作戰能力。

廣島的原子彈爆炸后，由于東京當局仍然沒有宣布投降，斯帕茨上將接到按照計劃繼續行動的命令。這意味著，在準備工作完成后立即向日本投擲第二顆原子彈；即便蘇聯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戰，計劃也不會改變。一天后，由查爾斯·W.斯威尼（Charles W. Sweeney）少校擔任機長的博克斯卡（Bockscar）號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向九州島的長崎市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胖子”。這是一枚結構比“小男孩”更加復雜、重量接近5噸的钚彈。第二顆原子彈的首選目標是小倉市，但由于8月9日那天小倉市上空烏云密布，斯威尼駕機在市區上空來回飛行了3次，也沒能找到合適的投彈時機，只好把目標改為長崎。“胖子”在距離地面1800英尺的高度爆炸，爆炸中心緊靠三菱兵工廠北側，爆炸的威力估計相當于2.2萬噸TNT。

與廣島不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后沒有引起大火；再加上長崎多山的地形限制了爆炸的威力，被毀城區的總面積也比廣島小一些。然而，長崎核爆還是造成了4萬人當場死亡，還有大約4萬人受傷。在之后的數月內，還有大量的長崎市民因為燒傷、輻射病以及其他各類核爆引起的傷病而死亡。幸運的幸存者包括英國皇家空軍第二四二中隊的三等兵比爾·富蘭克林（Bill Franklin）。他在1942年被日軍俘獲，當時正在位于長崎以南、距離市區三四英里的一處船塢干活。他回憶道：

監工的手表顯示，時間大約為上午10：50，幾名學生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一個遙遠的物體，在我們那片藍天的范圍內清晰可見。它似乎懸掛在降落傘上。片刻之后，我們都被一道刺眼的白光所淹沒，亮度超過上千個升起的太陽。

白光消失后，遠處并沒有傳來響亮的爆炸聲。實際上，有一段時間完全靜默，只能聽到敲鑼的聲音。我與臺階的距離有900英尺，中間隔著許多障礙物，比如成堆的廢棄物、立桿、龍骨墩以及遍地的廢金屬。我們一群人撒腿就跑，每個人都只想著逃命，生怕沉箱四分五裂，海水奔涌而來把我們卷入海底。我抬頭看到夾在混凝土墻之間的那不怎么結實的五層墻壁漸漸地膨脹，然后突然炸裂。建筑的整個側面看著像一個巨大的蜂巢。

在被守衛押送返回戰俘營的路上，富蘭克林遇到一群又一群驚慌失措的平民，他們“擠作一團相互踩踏”，只想著逃得越遠越好。這時，在長崎的上空，“爆炸產生的煙塵、氣體已經形成一朵蘑菇云”，看起來“仿佛一把打開的雨傘”。富蘭克林準確地猜到這是一種新型炸彈，心里既感到滿足，又如釋重負。他寫道：

我們挨了三年半的打，現在終于等到報仇雪恨的時刻。這算是為我們眾多死于饑餓和虐待的戰友報了仇。現在，毫無疑問，戰爭即將結束。

8月10日上午7：33，一則廣播消息預示著戰爭即將結束：東京廣播電臺宣布，日本政府“遵循天皇陛下（裕仁天皇）實現全面和平的圣意”，“愿意接受中、美、英三國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發表的宣言中列出的條件……該宣言不能損害任何天皇作為主權統治者的特權要求”。換言之，只要裕仁能保住皇位，日本政府就愿意投降。

杜魯門召集海軍上將萊希和主要政治顧問，征求他們的意見。萊希和戰爭部部長亨利·史汀生認為，應當允許裕仁保留皇位，天皇的存在將會消除死硬分子不顧一切的抵抗。國務卿吉米·伯恩斯“不太確定”美國是否可以接受非無條件投降，并指出只有美國才有資格提條件。海軍部部長詹姆斯·福里斯特爾提出了一項折中方案：原則上接受日方的提議，但前提是每一項投降條款都必須詳細講明，并完全符合《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實際上，裕仁天皇只要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就可以保住皇位。

福里斯特爾的提議得到了杜魯門的支持。英國新任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和新任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對美國政府的提議做了少許修訂，指出“裕仁天皇應當向日本政府和大本營授權，以確保日方在能夠滿足《波茨坦公告》各項條款的投降書上簽字”。此后，該聲明如期在8月11日通過瑞士轉達至東京。

兩天過去了，日方一直都沒有給出任何答復。到8月14日，東京方面終于通過瑞士派駐華盛頓的代辦轉達了回應：裕仁天皇已經“下詔，表示日方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條款”。此外，天皇還“愿意授權”政府和軍隊高層以確保他們“在投降書上簽字”，承諾遵守《波茨坦公告》的規定，并命令所有武裝部隊“停止作戰行動，繳械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在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 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簽字。

日本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畫上句號。在勝利的時刻，杜魯門想到了羅斯福，寫道：

他沒能活到見證這勝利的時刻。他一定會因為我們兌現了他在1941年12月我們的國家被拖入戰爭時做出的承諾而感到欣慰。我拿起電話，撥通羅斯福夫人的號碼。我告訴她，在這個慶祝勝利的時刻，我真希望向人民宣布這個好消息的人不是我，而是羅斯福總統。

我們能活著回家了！

時至今日，哈里·杜魯門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這一決定仍然極具爭議。這也成為美國總統引發道德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有些人問道：既然日本無論如何都即將投降，那有必要殺死那么多的非戰斗人員嗎？難道對日本使用原子彈是為了打響冷戰第一槍以警告斯大林嗎？美國會對歐洲的敵國如德國使用原子彈嗎？或者，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決定摻雜了某種種族主義傾向嗎？

海軍上將萊希雖然在廣島投放原子彈之前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但后來寫道，“使用這種野蠻的武器”不會對戰爭進程產生任何影響，因為“我們的海上封鎖很有效，常規武器的轟炸也很成功”，日本“敗局已定，早就準備投降了”。接著，他又寫道，作為第一個使用原子彈的國家，“我們的道德標準已經淪落到黑暗時代蠻族的水平”。這簡直是一派胡言。美國陸軍航空部隊使用燃燒彈轟炸日本城市所造成的平民傷亡，遠高于原子彈造成的傷亡，但萊希卻并未對此做法提出異議。此外，誰也不能保證，在使用原子彈之前，日本已經愿意按照盟軍提出的條件簽署和平協議。即便是急于結束戰爭的日本外務省大臣東鄉茂德（Shigenori Tōgō）也在戰后承認，1945年夏季，日本沒有人愿意考慮“無條件投降”。他指出：“我們最關注的問題是，應當采取什么樣的舉措才能獲得合適的和平條件；換言之，就是我們如何才能通過談判實現和平。”既然盟軍絕不會與日本政府談條件，那么如果美國沒有對日本使用原子彈，戰爭就一定會持續下去。即便在原子彈爆炸后，以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軍令部總長豐田副武為代表的軍方高層也全都拒絕投降。東鄉回憶道：

軍方硬要說日本沒有戰敗，軍隊還可以再戰，他們要打一場最后的決戰，否則不想結束戰爭。我拿他們一點兒辦法都沒有。我能理解他們的感受，他們很有把握讓美軍在登陸后遭到迎頭痛擊；只要還認為軍隊可以與美軍一戰，甚至有可能把美軍部隊徹底擊退，他們就不愿放棄一切備戰工作、不愿屈膝求和。

主和派贏得了勝利。一定程度上這是因為東鄉獲得了大多數內閣成員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裕仁天皇在原子彈爆炸后終于認識到，繼續抵抗只有死路一條。然而即便如此，主和派也只是險勝。東鄉寫道：

從（8月）12日開始，陸軍的青年軍官就變得越來越躁動不安，有消息傳出有人準備發動政變，保護天皇陛下……從12日到13日晚，種種跡象表明，軍隊有異動。直到14日前后，情況也仍然十分危急。但幸運的是，沒有發生任何嚴重的事件……如果真的發生政變，那么和談就肯定徹底告吹。

東鄉在1949年給出的這些證詞幾乎毫無疑問地表明，如果美國沒有使用原子彈，日本肯定會繼續戰斗。

杜魯門本人從來都沒懷疑過自己是不是做出了錯誤的決定。他在1963年寫道：“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當時我停止了一場戰爭。如果沒有使用原子彈，戰爭將會殺死雙方50萬年輕人。我一點兒都不后悔；在相同的情況下，我還是會做出同樣的決定。”

實際上，授權使用原子彈時，杜魯門已經充分考慮了政治、軍事、科學各領域所有高級顧問的意見。戰爭部部長史汀生給出了最有說服力的論據。他在1947年這樣寫道：

7月28日，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拒絕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宣稱公告“不值得公之于眾”。既然日方拒絕的態度如此堅決，我們也就只能用實際行動證明，最后通牒絕非空談……

廣島在8月6日被轟炸，長崎在8月9日被轟炸。這兩座城市都是日本戰爭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是日本陸軍的中心，而后者則是重要的海軍基地、工業中心。廣島不僅是日本南部守軍的司令部所在地，同時也是重要的軍需物資儲備處、部隊集結地。長崎既是重要的海港，又擁有數座極其重要的軍工廠……

如果戰爭一直持續到原定11月1日發起的登陸作戰，那么在此期間，與次數十分有限的原子彈轟炸相比，派出大量B-29轟炸機用燃燒彈轟炸日本城市的做法肯定會造成更嚴重的生命及財產損失。此外，原子彈不僅是一種破壞力巨大的殺傷性武器，更是一種能夠在心理上震懾敵人的武器。1945年3月，我們的航空兵對東京地區發起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燃燒彈空襲。這次空襲對城市的破壞和對平民造成的傷亡，都超過了廣島核爆……之后，我們又發動了類似的空襲，把日本的大片城市地區燒成了一片廢墟，但日本人卻仍然繼續戰斗。8月6日，一架B-29轟炸機在廣島投下了一顆原子彈。三天后，另一架B-29在長崎投下了另一顆原子彈。緊接著，戰爭就結束了……正如卡爾·康普頓博士所言，“迫使日本投降的并不是那一兩顆原子彈；真正有效的是，日本人體會到了原子彈對城市造成的實際影響，再加上他們害怕有更多的原子彈從天而降”。

史汀生確信，原子彈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他寫道：“日本國內的主和派得以轉到投降的路線，天皇也動用全部的威望以支持和平。當天皇下詔投降時，反對投降的極少數危險的狂熱分子被控制住了，日本人徹底屈服了；因此，占領日本和解除日軍武裝的艱巨工作出乎意料地順利完成。”史汀生的主要目標是，“在取得戰爭勝利的同時，盡可能地減少軍人的傷亡”。考慮到可供他和同僚選擇的其他方案，史汀生堅信，“無論何人，只要他處在我們的位置上，肩負著與我們相同的責任，同時手中又握有這樣一種能夠結束戰爭并減少傷亡的武器，那他就肯定會使用這種武器，否則就無法面對自己的同胞”。

溫斯頓·丘吉爾贊同史汀生的觀點。丘吉爾后來寫道：

最終決定……主要取決于掌握原子彈的杜魯門總統，但我過去從未懷疑，以后也永遠不會懷疑，杜魯門總統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一個仍然存在但只能在事后評判的歷史事實是，是否應當使用原子彈來迫使日本投降的決定從來都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所有的決策者都自發地得出一致的、顯而易見的結論；我也從來沒有聽到任何建議我們不應該那么做的聲音。

一個促使杜魯門做出決定但往往被忽視的關鍵因素是，日本人在硫黃島和（尤其是）沖繩島的狂熱抵抗，更不要提嚴重的平民傷亡，對杜魯門總統及其顧問產生了影響。但丘吉爾倒是承認這一點。白宮地圖室的值班軍官喬治·埃爾西中校很好地總結了杜魯門的困境：

在太平洋戰場，我們不幸地損失了大量的士兵、水兵、陸戰隊員和航空兵。我們已經在硫黃島和沖繩島遭到了激烈的抵抗，深知日本人肯定會瘋狂地守衛本土。我們已經見識過神風特攻作戰的后果。我們正在為預定在秋季開始的日本本土登陸作戰做準備，而陸軍和海軍的傷亡估計都令人心碎。不單是我們美國人會傷亡慘重，日本人同樣也會尸橫遍野……所以，盡管原子彈是一種可怕的武器，但如果戰爭繼續蔓延到日本本土，那么跟攻占日本本土的傷亡相比，我們對日本投擲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傷亡簡直就是九牛一毛。

不光是杜魯門的顧問和盟友一致認為使用原子彈是正確的決定，還有那些負責投擲原子彈的航空兵以及一旦進攻日本本土就有可能陣亡的士兵，他們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艾諾拉·蓋號的機長蒂貝茨上校在2007年去世，享年92歲。他一直堅稱，他從來都沒有因投擲原子彈而感到后悔。2000年，他在接受電臺采訪時說道：

我當時就想：“哎呀，要是成功了，我們就能讓日本人認識到繼續抵抗不過是徒勞，因為我們能對他們使用威力如此強大的武器。而他們卻沒辦法應對原子彈的威脅。”看到原子彈爆炸的景象后，我更加確信，日本肯定會退出戰爭。

蒂貝茨的機組成員也持有相同的看法。雅各布·貝塞爾（Jacob Beser）中尉是陸軍航空部隊的雷達專家，同時也是唯一一個（先后搭乘艾諾拉·蓋號和博克斯卡號）參加了兩次原子彈投擲任務的人。1985年，在被問及是否愿意再一次執行相同的作戰任務時，他回答道：

在相同的歷史背景下，面對相同的條件，我的答案是，我會再次執行相同的任務……我們集結了300萬兵力進攻日本本土。日本方面也有大約300萬兵力嚴陣以待，守衛本土。雙方的總傷亡有可能超過100萬人。原子彈避免了這樣一場慘劇。如果把史料中那兩座城市的最大傷亡數字加起來，總共有30萬人死亡……我很抱歉地說，跟犧牲100萬人的生命相比，這樣做是值得的。

艾諾拉·蓋號的領航員“荷蘭人”范·柯克上尉同樣也認為投放原子彈“從長遠角度來看拯救了許多生命”，尤其是“日本人的生命”，但他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示有些后悔。2005年，他在接受采訪時說：

這真是草菅人命，這么多人就這樣死了。我們投擲了第一顆原子彈，我希望以后再也不會使用原子彈了。我期望我們能永遠吸取教訓。但我不確定我們是否記住了這一教訓。

《地獄的熔爐：沖繩島戰役》

對于那些在沖繩島戰役的腥風血雨下幸存下來、再也不想重復這噩夢般經歷的老兵來說，幾乎沒有人像柯克上尉那樣感到良心不安。第五陸戰團二營E連的吉姆·約翰斯頓下士寫道：

在我看來，如果一個國家不得不參戰并把年輕人派到遙遠的鬼地方去送死，那么任何可以減少傷亡的辦法就都是可行的……

日本人本來的想法是，無論我們從何處發起進攻，他們都要盡可能讓我們付出最高的代價以換取對他們來說更好的和平條件——原子彈把他們的如意算盤炸得稀巴爛……我恨不得把沖繩島炸沉，讓那幫狗娘養的日軍全都葬身海底。我肯定會毫不猶豫地用同樣的辦法對付日本本土。

在戰爭即將結束之際，在這個人類即將跨入原子時代的時刻，成千上萬年輕優秀的美國軍人戰死沙場。如果能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戰事，那么許多忠誠奉獻的美國年輕人就可以返回祖國與家人團聚，也就不會令美國軍人長眠于這塊東方土地上的眾多角落了。

聽到原子彈摧毀廣島市的消息時，布魯斯·沃特金斯中尉仍然身在沖繩島，當時正在“排隊打飯”。他回憶道：“我們全都對這消息嗤之以鼻，因為我們對原子彈根本就沒有概念。然而，漸漸地，隨著越來越多的消息傳來，我們開始充滿希望。”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后，我們感到很興奮，又覺得難以置信。

對于那些在沖繩島上奮戰三個月、失去無數戰友的美軍士兵來說，日本投降的消息的確聽起來不像真的。沃特金斯寫道：

我們的希望經常破滅，以至于用了好幾天才消化事件造成的沖擊。輕松的心情慢慢涌入我們的全身，我們開始大膽地想回家的事。進攻日本的計劃在我們心中引起的恐懼也漸漸消失。

一等兵尤金·斯萊奇同樣也有“一種難以描述的解脫感”，但同時也感到了一絲憂傷。他寫道：

我們都認為，日本人到死也不會投降。許多人不相信日本投降的消息。我們呆呆地坐在那里，一言不發，想著死去的戰友。有那么多的人戰死，有那么多的人因傷致殘。有那么多光明的未來變成了過去的灰燼。有那么多的夢想喪失在把我們吞噬的瘋狂之中。除了寥寥的幾聲歡呼，我們這些險些墜入深淵的幸存者坐在那里目光呆滯、啞口無言，試圖思考著沒有戰爭的世界將會變成什么樣子。

當聽說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消息時，迫擊炮手唐·登克爾正跟隨第三八二步兵團L連前往菲律賓群島的民都洛島（Mindoro Island）。他回憶道：

可想而知，L連久經沙場的老兵一點兒也不同情日本人，全都認為我們應該“用原子彈狠狠地轟炸”日本；如果他們不投降，就讓他們徹底消失。

L連的老兵認為，投擲在長崎的第二顆原子彈是“大救星，因為誰能知道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會在登陸日本本土的戰斗中有去無回呢”？然而，他們在聽聞日本投降的消息時，跟沖繩島上的美軍士兵一樣產生了復雜的情緒。登克爾回憶道：

我們盼望這一天已經很久了，但出人意料的是，慶祝活動竟然如此平淡無奇。我們這些老兵沒有一個人鳴槍慶祝，反倒是那些一直都待在后方的部隊不斷地鳴槍。我們這些在前線作戰的人深知自己是多么幸運。我和其他人都想起了那些戰死的或身受重傷的戰友。

然而，“杰普”卡雷爾少尉的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我們能活著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