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挈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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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錢穀、侯懋功、文嘉《山水圖卷 第九圖》
文嘉繪，許初題詩《送鷗江居士游林屋洞天》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每到夏季，接連不斷的臺風總會闖入我們的生活，不由得擔心沿海地區的河流、湖泊情況。自宋元以降，所謂“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財賦重心在江南，江南重心在蘇松地區，一旦太湖流域的水情波動，將會極大地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因此對于古代江南地區的先民而言，洪澇與旱情關乎生計，更需要向上天祈請風調雨順，求得一個好收成。那么，古人是如何把握“天道”、消弭災情的呢？我們或可從古人與“水神”達成的符契中窺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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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龍之祭

白居易曾在《和微之春日投簡陽明洞天五十韻》一詩中寫道“去為投金簡，來因挈玉壺”，這里“投金簡”指的就是投龍儀式，這在唐宋之間非常流行。古人在道教齋會之后告謝天地，為了向神靈表達愿望，就將祈愿寫在金玉上面投入水中或扔進山里。龍被認為是入地升天的信使，于是古人往往打造金龍背負著玉簡，用青絲纏繞，就像現代的契約合同一樣，這是與神靈取得互信的憑證。投簡便可與水府中的水神交流，因此投龍儀式要專門去能與神靈溝通的場所，例如山谷、深潭、大海等等。

唐 大金龍 長23.5厘米，高8.5厘米
西山林屋洞出土 蘇州博物館藏

蘇州西山林屋洞出土過唐宋道教投龍遺物多件，“天堂里”特展展出的唐代“大金龍”就是林屋洞中發現的，與其一起出土的還有金鈕、簡等多件科儀用具。我們或可將這些精美的工藝品看作是吳地先民與“水神”交流的物證，其中一枚南宋天禧二年的玉簡上可見銘文“上為宗廟，下為群生，請福祈恩，消災散咎”，“和天安地，保國寧民”，滿載著祈者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愿望。

（明）張宏 《包山十景·林屋洞》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值得關注的是，古人為什么將投龍儀式舉行在蘇州西山林屋洞呢？齋醮活動講究在靈氣聚集的神仙處所進行。唐代上清派天師司馬承禎將天下圣地分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庭、七十二福地，洞天中居住著無數的地仙。林屋山洞即是洞天福地體系中的第九洞天，所謂“周回四百里，號曰左神幽虛之洞天，在洞庭湖口，屬北岳真人治之”。事實上，在司馬承禎之前，林屋洞這一自然洞穴早就被賦予了特殊的神圣意義，陶弘景所輯《真誥》載“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鞍健焙髞砭椭复赐ノ魃綅u，居于仙山中央的林屋洞自然成為齋醮投龍的熱點區域。

更重要的是，太湖古稱“洞庭”，“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意指洞窟潛行于山中和地下，“洞庭”乃是融天地為一體的廣漠原野，經由太湖下的林屋洞可以通往中國的任何一處，于有限空間中再造一處神仙世界。另一方面，得益于《柳毅傳》的傳說，林屋洞俗稱為“太湖龍窟”，龍是司雨的水神，因此乞晴與乞雨之事都宜在林屋洞中舉行。

林屋洞，筆者自攝

官方派遣使者前往林屋洞投龍設醮逐漸成為慣例，于唐宋之時進入高潮。處于唐宋之間的五代吳越錢氏國君也篤信道教，偏安江南一隅，于是在太湖、西湖等地多次投放投龍簡。等到太湖流域遭受旱災時，就有村民在干涸的湖底發現吳越王國的投龍簡。國君的密信浮出湖底，那么我們來看看，吳越王到底想和水神匯報些什么呢？

從現存銘文內容來看，吳越王國的投龍簡往往格式一致，首先是國君自我介紹職銜、生年，褒獎自己“自統制山河，主臨吳越，民安俗阜，道泰時康，事物和平，遐邇清宴”。然后就表示“特詣洞府名山，遍投龍簡”，向神靈酬謝，企望“家國興隆，子孫繁盛”，“永無災難，年和俗阜，軍庶康寧”。最后還會記錄投簡時間地點，保證愿望能準確傳遞給“蘇州府吳縣洞庭鄉東皋里太湖水府”。可以想象，雖身在凡世，古代帝王與神仙之間的通信是極為認真的，精美的金龍承擔向神靈上書的祈愿，被寄予厚望。

左：（五代）錢鏐66歲告水府文銀簡 浙江省博物館藏
右：傳世吳越國投龍簡拓本，上有“詣太湖水府金龍驛傳。于吳越國蘇州府吳縣洞庭鄉東皋里太湖水府告文?！?/p>

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君向水神求愿“吳越封疆，年年無水旱之憂，歲歲有農桑之樂”，背后也是追求政權穩定的急切心情。畢竟，唐宋之時江南地區不斷開發，經濟地位日顯，太湖流域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與“太湖水府”搞好關系必須提上議程。

2

風雨之祀

如前文所言，道教投龍儀式是國家官方行為，奉帝王之命祈求平安。實際上，古代地方州縣也都非常重視祈雨，州縣官吏每年都要上報雨水的多寡情況，為百谷祈雨也是他們的重要職責，糧食的耕種、收成與其政績、考核直接掛鉤。不過，看似荒誕的祈雨活動，真的能使天降甘霖嗎？

光福銅觀音寺 圖源：半緣君

在光福鎮的銅觀音寺碑廊中，就列有一方“禱雨碑”，已經斷裂殘缺，但可見上書“宣德庚戌夏，連月不雨，苗不得植……禮部郎中況鐘伯律奉”。這塊殘碑記錄了宣德五年（1430），蘇州知府況鐘請光福寺銅觀音像親自求雨的事跡，這是蘇州地方官吏求雨的實物見證。

這尊北宋年間光福出土的銅觀音像一直與轟轟烈烈的祈雨活動聯系在一起。根據北宋黃公頡《光福寺銅觀音像記》載：“時久旱弗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乃具槚儀禱焉，實時雨降。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于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每當蘇州地區遭受旱澇之災，地方官都會將光福寺的這尊銅觀音像請入城中，親自禱告，馬上就會降下大雨。

光福銅觀音寺況鐘“禱雨碑”，圖源網絡：況軍的游記

宣德五年七月，況鐘剛到任蘇州知府，就遇到“連月不雨，苗不得植”的大旱，將信將疑的況太守與通判一起請銅觀音像至蘇州城中北禪寺祈雨。當人們準備各類祭祀用具，祈雨完畢，“越兩日，大雨隨至”“四境之內民得耕種”，老天爺立即降下大雨解決燃眉之急。觀音像的靈驗讓初來乍到的況鐘十分驚訝，毫不猶豫地集資重修光福寺。宣德六年（1431）春三月，況鐘與同知楊栗、王佐等再次來到光福寺，親自豎起這塊“禱雨碑”。盡管圍繞銅觀音像的祈雨活動非常成功，但況太守自身未必擁有佛道信仰，可見他在碑文的最后感嘆：“竭誠以禱之，非盡心于民事者，能若是耶？”他更相信是自己盡心于民才帶來了神的恩典。我們可以想象，正是到蘇第一年的大旱，讓況太守意識到天災是現行政治失常的結果，蘇州水利情況糟糕，地方官吏不興修水利無法徹底解決問題。

《蘇州府全境水利圖》，引自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

事實上，明中期蘇州府遭遇的水災比旱情更嚴重，宣德七年（1432）四月連續暴雨，況鐘上奏稱淹沒七十五萬余畝田地，“蘇、松、嘉、湖四府地方，內有太湖、傍山湖、陽城湖、沙湖、尚湖、昆承湖六處地方，廣闊約量三千余里。設遇天雨連綿，湖水泛漲，淹沒田地?！?/span>這樣的困境還要追溯到明初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之時，當時利用吳淞江南北分流，引水由南注入瀏河排泄，由北注入白茆江。這一治水方案當時解決了太湖水不能泄入江海的問題，但后來使得吳淞江下段淤塞更加嚴重，導致太湖東部平原地區水災頻發。而明前期蘇松地區繳納重稅，田地拋荒、水利失修的狀態頻現。況鐘連任蘇州知府十三年，在江寧巡撫周忱的支持下，他們一同在江南地區興修了多項水利工程。

水患時期，況鐘身體力行投入實地勘探中，他注意到一些地方的圩田范圍過大，又因為大圩田的堤岸日漸被毀，河床日深，以致傍河田地地勢變高，嚴重影響水車灌溉的效率，農民更加辛苦。一旦遇到大旱，顆粒無收。于是況鐘提出了治理方案，拆除大圩的堤岸，改成小圩，以五百畝為標準，在旁開鑿或疏浚涇河，使之與外面河道相通。除此之外，況鐘還組織疏通吳淞江下游各支流，每逢大災賑濟災民，在他的治理之下蘇州地區的水利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極大地保證了農民民生。

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建設圖，圖源網絡

、治蘇十三年，蘇州市民對況鐘的感恩與崇敬之情已不亞于廟堂中的神祇，將他比作“況青天”?！岸\雨碑”至今仍在銅觀音寺，初來蘇州的那場祈雨儀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作況鐘與“水”打交道的起點。“遂以有德于民，此固非予之所能深知然”，那時的況太守謙卑地祈求著強大的觀音菩薩展現神力，不曾想到這會成為他清明政績的短暫注腳。

3

地方文獻中的“水學”

如上所述，金龍、玉簡、碑刻等物質遺存是我們進入“太湖水府”的一扇凡門，無論是投龍之祭還是風雨之祀都已經遠遠超越了現實的蘇州地區，是一個虛幻的神仙世界。但是，“水神”神跡的施展停留在信仰的維度，實際上還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活動，反映出江南社會長期以來對農業生產的高度重視。這提醒著我們進一步關注，在神圣空間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客觀的、實用的“太湖”，科學的“太湖”知識同樣被吳中士人所共享。

（明）文嘉《太湖圖頁》 故宮博物院藏

前有推文介紹過早期太湖專志《震澤編》、《具區志》，這兩部方志中的詩文含量極高，以太湖秀美多姿的自然景觀為主題，旨在為游覽者指示山水名勝典故。而后吳中士人不斷接力編志，又涌現出《林屋民風》等洞庭山風俗專書。到了乾隆年間，東山人金友理在吳曾門下從學多年，他的辨識能力漸臻成熟，開始反思前人編志的缺陷：“倘亦前人記載多述湖中之名勝，而湖外之要領無一語道及，思欲居中四眺，以得太湖周遭之大勢耶？……自太湖有專書，而湖山之名勝，人鮮不傳之；亦自太湖之名勝人傳之，而湖山之扼塞，人鮮能知之?！?/strong>隨著太湖沿岸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王鏊、翁澍那般只記載山水名勝的方志已經無法滿足地方精英的需求，他們渴望獲得有關太湖更加科學的地理知識。于是，在“經術政理”理念指導下，金友理《太湖備考》應運而生，這部書為乾嘉以來太湖研究之集大成者，所謂太湖“百科全書”。

金友理《太湖備考》，清乾隆間藝蘭圃刻本

金友理確定以全湖為大局，以水利為重點，在《太湖備考》中專辟一卷，記述太湖水道今昔變遷、治理，在他的梳理下，江南先民與太湖水情的畫面逐漸清晰。首先，講民生必講水利，“水治”一節專門梳理了歷朝歷代水利修治的各項舉措。從《史記》“禹治水于吳通渠三江五湖”，到“唐元和五年，蘇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為路”，再到“明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東南、導吳淞江”。不難看出，蘇州地區的水利工程就是一部江南農業開發史，修筑塘路、疏浚支流、整治淤塞塘浦等措施都是幫助土地更合理地進行開發。

其次，“水議”一節中輯錄有郟亶、單鍔、蘇軾、歸有光等論著，這是歷代太湖治水理論的集合。不過編者金友理并沒有因襲前輩之見，在按語中言：“治水之法，因勢利導，談決談塞，皆逆水性。今日太湖水小，宋時太湖水大，僑之說未可非也?！?/span>由此可見，清中期民間學者都對自身生活的自然環境有著清晰可辯的認知或經驗，有關太湖水利的知識不僅限于政府官員之間。像金友理這類地方學者、鄉紳，同樣關注著水鄉環境的社會調控，他們編書著述來表現自身對于地方社會的見解，并深度參與進公共工程之中。

《太湖全圖》，引自《太湖備考》

最后，不得不提金友理的創舉。他與師友實地走訪了太湖沿岸之吳縣、長洲、無錫、陽湖、宜興、荊溪等十縣三郡，束裝裹糧，風餐露宿，寫作《湖程紀略》日記附在書后。如果說明中期王鏊的《震澤編》讓世人知曉太湖，仿若文士旅行指南的存在，而清中期的《太湖備考》就是一部詳細的田野調查報告，使讀者清晰地領悟到名山大川的源委險夷，容納了百年來吳中學者與大自然對話的心路歷程。換而言之，隨著明清以來顧炎武、顧祖禹建立的經世考證之學影響愈廣，借助金友理的親身走訪，理論經驗終于徹底實現在地化，《太湖備考》的成書也體現了乾嘉時期學風的轉型，把“實事求是”之風刮到了“太湖水府”。

太湖地區的古人究竟如何面對天災呢？他們早就告訴了后人答案。今天的我們既能看見背負水府告文的金龍與“禱雨碑”，這是屬于神仙庇佑的太湖；我們也見證著歷代治水者的努力，這是用汗水灌注的太湖。無論是哪種方式，都蘊藏著江南先民的智慧，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與“水神”對話、交流、思考，成就了水鄉生活的美好圖景。

參考文獻：

1. 金友理：《太湖備考》，清乾隆十五年刊本。

2.（日）三浦國雄著；王標譯：《洞庭與洞庭山》，《三浦國雄道教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3. 范金民，夏維中：《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 明清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4. 張鴻鳴：《吳越國錢镠投龍簡的偽刻、流傳與影響》，《文獻》2023年第1期。

5. 陳小三：《蘇州林屋洞出土玉簡銘文初探》，《東南文化》2010年第4期。

6. 張澤洪：《唐代道教的投龍儀式》，《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7. 謝湜：《十一世紀太湖地區的水利與水學》，《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8. 白照杰：《太湖訪仙——蘇州西山林屋洞的神話、儀式與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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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吳中先賢的治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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