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年前出版的《倦怠社會》中文版開始，韓炳哲在中文世界引發了廣泛關注。媒體頻繁引用他的書籍，躺平、過勞、“喪”，當代青年對于親密關系的恐懼，以及人在社媒時代的孤獨與迷失，種種現象似乎都能在他的思想中找到對應的診斷。 最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妥協社會》則是唯一一本他寫于疫情之后的書。以這本書為契機，青年志編輯，問題青年主播陽少、媒體人，節目策劃人，文化記者郝漢與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系副主任、青年學者余明鋒和現任教于同濟大學中文系的詩人胡桑，聊了聊韓炳哲在中國“走紅”的原因，以及用他的思想來解釋當今的現實，有哪些精準之處，又有哪些水土不服的地方？ 這期節目并不試圖提供理解韓炳哲的標準答案（亦不存在），只是在人們愈發渴求用哲學來回答現實經驗的今天，該如何從這些思想資源中生發出新的敘事與認知？而不僅僅是簡單的命名與判斷？如胡桑在節目里所言：（哲學）像一條可以通航的永不枯竭的河流，把我們帶向生命之大海。 本文原載于《問題青年Wonderers》公眾號，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倦怠社會》

被韓炳哲點中的“切膚之痛”

陽少：兩位老師可否講講，你們是在什么情境下接觸到韓炳哲的？他當時是否有擊中你的“痛點”？ 

余明鋒：我最早是在德國的時候注意到他的。當時在漢堡的一個當代藝術展上，展廳邊上有個小書店，就會賣各種時髦的書，當然包括齊澤克，那里面也有韓炳哲，并且除了他的書之外還有一張光碟，就是關于《倦怠社會》的，這張碟如今還在我的辦公室，但一直沒看過，因為后來我在YouTube上面找到了這張碟的內容。

認真閱讀他的書也是從他在國內火起來之后，從《倦怠社會》和《精神政治學》開始，我最初讀的時候還找了德文版，認真做了一些研究，最主要的觸動有兩點。

一是我作為一個當代中國大學的青年教師，深深地感覺到所謂“績效社會”，給我們每一個人帶來的這樣一種生存形態，無論是我自己還是身邊的同事感受都非常強烈。我們做學問不再像老一輩那么從容。好的學問一定是在從容當中、帶著很強的投入感做出來的，它需要時間，需要不斷跟自己較勁。但我們現在沒有時間跟自己較勁了，你如果花太多時間跟自己較勁，那么你就要被淘汰的，非升即走，這樣的現實對我們青年學者來說是有切身之痛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大學里教書，我發現“卷”的不只是老師，還有學生。我深切地感受到現在的大學是高中的延續，因為績點制，其實把大家的競爭從高中延續到了大學階段，這也導致“抑郁癥”成了當下青年中一個可以說帶有隱喻性的病癥，韓炳哲幾乎在每本書里都會提及“抑郁癥”。我覺得他是一個對當代社會之病癥非常敏銳的思想家。后來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嚴肅研究，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讀書》上，后來也收錄于我的《還原與無限》這本書中，原因在于我認為韓炳哲的一系列敘述，還是可以有一個思想史的定位的，值得做一個學術的判斷，這當然也是對于我們自身生存狀況的判斷。 

《愛欲之死》

胡桑：其實我關注他的第一本是《愛欲之死》，當時我在同濟上的課主要是在講西方小說中的愛欲問題，所以我對這個話題感興趣，正好當時出了這本書。 

他將愛欲之死歸結于他者的消失，呈現為當代社會的某種癥狀，這對我是很有啟發的。我覺得他是一個“癥候式”的批評家，他的解讀很敏銳，但作為哲學著作，我常常覺得讀下來不滿足。 

比較有意思的是，幾個月后春節休假我去了北京，那段時間我經常去Page One看書。20年1月20號那天，我剛剛翻完《精神政治學》這本書，正是新冠爆發的時期。在當時的那種氣氛里重讀韓炳哲的時候，他切入時代的敏銳，或者對當下回應的準確性，是很觸動我的。尤其是在所謂“大流行”期間，人在里面的焦慮是怎么來的？他最后歸結于抑郁，抑郁其實還是跟他者關系有關的，他者消失之后，人便不斷自我損耗。

用韓炳哲的思想來解釋我們的現實，有何局限？

郝漢：有批評認為，韓炳哲所造的概念與洞見其實都是前人哲學家嚼剩下的，他只不過是一個“造詞大師”。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福柯、福山確實是他常引用的哲學家，他對這些人的思想加以總結，關聯當下，并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比如倦怠社會，妥協社會，愛欲之死。 

以他所引用的福柯的“規訓社會”為例，他認為，今天的社會不再是規訓社會，而是績效社會。關于這兩者的區別，他的總結挺妙。他認為人在規訓社會里面，主導人的行動的動詞是“應該”，比如在單位里“應該”上班到幾點，哪些事情是人在社會的不同位置上“應該”做的。那么，我今天應該完成的東西我完成了，我可能去休息了。 

但績效社會里面，人的行動的動詞是“能夠”，再沒有什么“應該”做的，只有你還“能夠”做什么。這導致了不止不休的自我鞭策的勞動，從而可以解釋今天社會的過勞與所謂內卷，甚至是精神內耗（因為當你不“能夠”的時候你只能怪自己）。這確實是韓炳哲思想極具現實感的一點。 

余明鋒：韓炳哲是有解釋力的，也因此引發共鳴。他的寫作與思想所觸及的其實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轉型，從倦怠社會到妥協社會都是如此。這個所謂的轉型就是，真正無孔不入的統治是以你的自愿為基礎的：自愿奉獻數據，自愿去卷。比如你上互聯網去點擊就會暴露你的喜好，讓它成為互聯網公司的數據。這是他敏銳的地方。 

但不得不說，他的判斷有夸大，夸大的地方就是規訓社會在世界范圍內其實并沒有過去，我們仍然處在一個規訓社會和績效社會結合的狀態，兩方面的暴力都同時存在。 

通過對福柯、阿甘本這些人的批判性的看法，來彰顯自己的立場，這是論述的策略，也有它不嚴謹的地方。比如他可能只用兩頁就把阿倫特給打發了，比如他也會談弗洛伊德，但他談得非常寬泛，基本上是一種為我所用的姿態。當然他的知識儲備也足夠，他像個點子式的思想家，這恰恰和我們這個時代的閱讀習慣是分不開的。 

某種意義上，韓炳哲所進行的社會病理診斷的這個過程本身，也是社會病理的一部分，這個是有趣的地方。 

胡桑：雖然他是韓國人，但其實他求學、任教都在德國，瑞士。因此他的診斷是有強烈的西方的根源性的。他一直在試圖解答從新教倫理以來整個歐美社會對于個人能力的激發，對自我和上帝關系的重新建立的部分。這些思想是有歷史與社會的來源的，所謂“績效社會”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思想邏輯推演，它是一個內在于西方社會的邏輯和情感結構、社會組織方式的一種思考，這使他的思想有了某種針對性，但在東方社會來說，會有一些水土不服。 

余明鋒：我想做個回應。韓炳哲其實不光在中國流行，在全球都是比較熱的。他之所以讓大家覺得有痛感，能切中我們的問題，原因還是在于他對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行了一個重新的指認，他對于整個西方給人類帶來的工業與后工業社會的“進步”進行了比較尖銳的反思。 

關于什么是“新自由主義”，我簡單解釋一下。新自由主義首先是個經濟學概念。我們知道有古典的自由主義，亞當·斯密講的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市場萬能。那么在大蕭條時期，凱恩斯把這個事情打破了，美國戰時的經濟政策認為社會需要干預，大衰退導致經濟需要下猛藥，需要把路修了又修，牛奶該倒得倒，總之，政府需要干預就業，干預經濟，干預消費。 

這一系列政策二十世紀中下葉的時候又遭遇了問題，一批經濟學家開始反思凱恩斯主義，認為它其實帶來經濟的畸形，以弗里德曼為首重申自由主義，經濟要盡可能的把主權交給市場。隨后，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上臺，基本上宣告了這種經濟政策在歐美被全面接受。 

而韓炳哲是在這個基礎上，對新自由主義社會進行診斷，因為這種觀念的影響并不止步于經濟領域，而是在所有方面影響人的行動。 

剛剛說到福柯的規訓社會，韓認為，那是一個工業社會的事情。現在來到后工業社會，對于韓生活的西歐來說，后工業社會是完全適當的一個判斷。而對于我們中國來說，可能只有東部的一線城市，才會有強烈的后工業社會的感覺，這個意義上大城市的人對韓才更有共鳴。 

此前，人們往往會有一個歷史圖示，這個圖示上，后工業社會的發展方向，好像也是全球范圍內欠發達地區、內陸的二三線城市接下來會邁進的方向。我和胡桑都是浙江人，那個時候大學教育也是以新自由主義為主，銜接上的是后工業社會的論述，好像大家都開心的準備迎接一個繁榮的、可以避免體力勞動的、科技發達的社會。 

但是在今天，恐怕我們對此會有深深的懷疑，這也是韓炳哲有趣的地方，他把原先被塑造為一個現代世界發展方向的終點的問題揭示出來，讓人覺得后工業社會（人們擺脫體力與工業的勞動）原來不是那么值得向往的，它甚至可能成為一個“同質化的地獄“。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一些問題。 

此外，當下我們的處境其實可能更加復雜，它是傳統的文化，前30年后和30年各種話語，包括西方現代性、后現代性話語的交織之中的，我們需要一個韓炳哲式的社會病理學家，而這個診斷恐怕比他對西歐的診斷要來的更加復雜。 

《妥協社會》

胡桑：閱讀韓炳哲的那種錯位感和不適感，真的是他基于歐洲的思想和我們現實之間的錯位和斷裂造成的。明鋒剛從經濟學角度解釋了新自由主義。我想說說另外一個思路是全球化所導致的政治哲學轉型，新自由主義成為最近四五十年來主導全世界的一個主要的意識形態。 

我和明鋒兩個人都是在新自由主義環境中長大的，我們見證了新自由主義的在中國擴張，從興盛到困境，一直到現在的衰微。 

韓炳哲對新自由主義的判斷讓我很有感觸，新自由主義就是讓人變成一個績效的人，他稱之為績效主體的人，一個把經濟上的成功和財務上的自由當做人生義務的主體。我讀《倦怠社會》和《妥協社會》的時候，有一種感覺是，我的從童年到青年到經歷被他給顛覆性地闡述了一遍。 

我曾經在績效社會里渴望的自由與理想，在他來看是一個自我之剝削，自己是自己的奴隸主。一個浙江的小鎮青年，到上海成為一個大學老師，現在發現自己“自由”地困于績效考核，想想還蠻有趣的。 

余明鋒：他的大判斷就是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后果，他主要針對新自由主義去進行批判，但不要忘記新自由主義有更復雜的內容，它在戰后西方建立一個福利經濟學概念，它首先是一套分配的原則。績效考核相當程度上是一個正義原則，只不過正義是有前提的，如相配套的福利社會。如果我們今天把新自由主義完全拋棄的話，恐怕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維持社會的分配正義。

我們對“疼痛”越敏感，對“痛苦”越不敏感

陽少 ：《妥協社會》的副標題——今日之痛道出了這本書的核心論述對象：痛苦。韓炳哲開篇就說：“如今，隨處可見一種對痛苦的恐懼……我們生活在一個試圖消除一切否定性的社會。”

愛是痛苦的，所以人們拒絕去愛；生病是痛苦的， 所以大家寧愿喪失自由也要避免生病；直面問題是痛苦的，所以大家只能擱置爭議，達成虛假的共識，于是不再有革命，只有抑郁，不再對社會結構進行反思和批判，只關注內心是否自洽。點贊文化、積極心理學與正念的流行，小紅書與抖音等“記錄美好生活”的現象級平臺都與韓炳哲的論述有點關系。 

胡桑：沒錯。除了將后工業社會命名為“績效社會”、“新自由主義社會”，韓炳哲的另外一個貢獻是把新自由主義社會里面的人的感受與感覺，尤其是生理病狀進行了命名，叫作“疼痛”。《妥協社會》從德語原名來說，直譯是“吃止痛藥的社會”。過去的痛是種超驗的疼痛，是痛苦與苦難，是人面對有限性，在人世間的迷茫和虛無引發的苦難。 

但新自由主義社會懸置了超驗性，所以懸置了苦難，我們只是敏感于疼痛。韓炳哲認為，我們對疼痛越敏感，其實對痛苦就越不敏感。現在的社會就是讓我們逃避痛苦，變得越來越盲目。 

韓炳哲有個判斷說，痛苦之無意義是社會痛苦的本質。生命的意義仍然在痛苦里面，當你忍受痛苦，但找不到意義，是最可怕的，將是徹底的虛無。人每天在忍受著各種各樣的生理與精神疼痛，但是我們精神上的出路卻是沒有的。 

余明鋒：《妥協社會》這本書的主題，有一個從尼采那里來的關鍵詞叫“末人”，用尼采式的語言來說，就是我們想做末人而不得，我們想做末人，但是我們還是覺得痛苦，抑郁癥便是這樣的社會性癥狀。“末人”是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否認了痛苦的意義，但是在這樣的追求當中，我們想做末人而不得，從而得了各種新的病癥，新自由主義社會的個體把超驗的痛苦的意義排除掉之后，陷進了新的困境。

郝漢：我的理解是，韓炳哲所強調的必要的疼痛與痛苦，倒不是說主張人們去吃苦，而是說在消極性與否定性中蘊含著更具成長性的力量。拿《愛欲之死》這本書來舉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跟政治文化和當下愛情觀念的關系就是，我們越來越害怕在愛情里失控，所以希望用方法避免心碎，因為在新自由主義社會里，不快樂是不可接受的，而快樂又是可以掌握控制的。戀愛課或PUA的現象其實正是此種社會病理判斷的驗證。

而當這樣的觀念貫徹到愛情領域，韓炳哲就認為愛情已經死了，他認為是真正的愛欲是以消極性作為前提的，這種消極性是對自我中心的否定與抵抗，與他者合二為一，才是真正讓人成長，能夠得到升華的愛情，所謂“愛是在他者中走向死亡”。反之，想方設法去拿捏對方讓自己快樂，避免痛苦，還是自戀，是愛自己，與真正的愛欲沒有關系。 

胡桑：這兩年教書我有一個很深的體驗，學生們忍受生活的不適的閾值越來越小。后來，我看韓炳哲其實是找到一些答案，他認為現代技術在改變人性或者改變人的主體狀態。他最常舉的例子就是推特、臉書還有谷歌。他說，現在這個世界已經是一個谷歌化的天地了。我們在谷歌化的世界里面活著，谷歌化的世界里有推特和臉書，在中國就是小紅書、豆瓣，還有微信朋友圈，而點贊文化在其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以前也抱怨過，這種媒介里只有點贊（like），沒有 not like。這種模式是一種心理暗示，最后形成一種心理習慣，就是你只能接受認同你的，如果有個人表達對你的一個根本性的質疑，你是很難接受的。這是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自戀文化。在這種自我為中心的情感里，他者慢慢地消失了。他者的消失不是他者不見了，而是他者被物化了，因為其他人只是一個空洞的存在了。我們的世界只有自我，這個自我是通過點贊，而最后凝結起來的封閉自我。這個過程中，韓炳哲比較敏銳地發現了人們忍受痛苦的能力正在減弱，背后有自我點贊和接受點贊的文化，它屏蔽了社會里根本性的差異性或者否定性。 

很多時候人生是要被不斷否定的，最大的否定就是死亡，而如今這種根本性的否定和差異性越來越少。韓炳哲擔心在這樣狀態下的自我與個人的這種自戀，最后讓共同體的結合成為不可能。共同體是一個人與他者相遇，然后連接起來的東西，而不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疏離狀態，像滕尼斯的《共同體與社會》里所言，社會里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性的信念。 

讀韓炳哲，本身給我的一個巨大的刺激點，就是重新發現哲學原來還可以回答這個時代的經驗，而不是一個純粹的概念思辨問題。他在命名“妥協社會”“倦怠社會”這些xx社會的時候，都是想讓生命面貌變得更清晰，如果沒有這些點穴式的解讀，當今的經驗是混沌的，讀他確實有種清澈感。 

余明鋒：除了新自由主義的問題，韓炳哲也談了技術之下的生存問題。他有一本書叫《在群中》，我在自己的B站號上還做了視頻，它的副標題叫數字社會心理學。他提出了“數字人”的概念，數字人在社會當中往往會墮落為一個情緒性的存在，這會產生網暴的社會。因為人和人在網絡中好像沒有現實社會中人的那樣一種距離感與尊重感。在數字化生存條件下，人是比較容易喪失尊重的，比較容易情緒化，比較容易直接的表達，而沒有經過一個必要的反思和論辯。 

所以，互聯網生存既有點贊的一面，也有網暴的一面。

承認痛苦，要比否定或擱置痛苦更能安慰一個人

陽少：在新自由主義社會里面，青年人的普遍抑郁確實可以從韓炳哲的社會病例分析里得到解釋。這種焦慮不僅僅來自于個人，還來自于功績社會的建構，它催生大量過勞的抑郁癥患者和倦怠的人。兩位在面對年輕的學生向你們訴說苦悶甚至抑郁的時候，會如何處理？ 

胡桑：大學里的抑郁癥發病率很高。我當過幾年班主任，經常有學生會來找我，因為他真的遇到了很大的迷茫，他不知道怎么辦。我當然不會說你這個是小痛苦的，有個更大痛苦需要去承受，當你用否定式的方式去建議的時候，會產生一個巨大的反彈，他覺得他的整個痛苦是不值一提的，你把他否定掉了。 

這有時候不是心理問題，可能是一個思想問題，比如沒想通。所以我更多的是跟學生去聊真實的東西。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看見并承認你的痛苦，這比否定或者擱置痛苦，更加能夠安慰到一個人。 

韓炳哲的書不心理分析，他也不做精神分析，但是他好像還能安慰到年輕人，是因為他的論述讓年輕人去發現自己就嵌在這個社會里面，他會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知道自己的痛苦是什么。 

余明鋒：當學生愿意打開和我談這些話題的時候，他首先需要得到的是尊重。同理心很重要。老師有一定的引導的職責在里面，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自己的界限。如果真有抑郁癥的同學來談他的病理性的東西，我會跟他說你還是需要去看醫生，這個不是老師的精神安慰能夠解決的。 

我曾碰過好幾個同學是這樣，和這些同學面對面的時候，我真切地意識到了什么是抑郁癥。你會發現他的情緒像烏云一樣，這不是幾句話能夠解決的，是有一個病理機制在里面。 

我和學生們談心的時候，往往會談一點自己的經歷，我也經歷過感情的痛，也經歷過自我挫折的時刻，我自己的經驗告訴你，你或許能從小我里面擺脫出來，難過也會化解一些。 

感情可能是最常見的個體成長的挫折，就像《會飲》中阿里斯托芬講的個體情愛之苦，你永遠找不到或者說你基本上很難找到和你相合的另一半，愛情確實就是有悲劇性的力量的。 

但蘇格拉底指出的路徑在說，愛欲的形態有很多種，在個體愛欲之外，還有家國之愛，有真善美之愛。我想這些維度我都會給學生指出來，因為生命除了小我，確實還是有一些其他的圖景。 

胡桑：學生如果是一個星叢的話，老師并不是一個太陽，而是另一個星叢（詳見本雅明）。 老師和學生，就像兩個帶有各自經驗版本的星叢，它們之間是相互有張力的。一旦我把我的痛苦，迷茫，和對世界的某種期待講出來后，他會意識到這是一個真實的痛苦。人是需要被否定的，痛苦是如實地存在著的，一旦發現雖然我們都有痛苦，但是老師好像從痛苦中走出來了，他可能會看到一絲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