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霄先生

我認識周良霄先生在1984年4月，他和楊訥先生一起到上海，向辭書出版社交完成的《中國歷史大辭典》（下簡稱《大辭典》）的《遼夏金元史》稿子。

周良霄是湖南新邵人，生于1931年的12月12日。五年后的這天，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即“雙十二事變”）。所以有時他會自嘲云，來到世上五年之后，即發生了不太平。他和另一位蒙元史專家周清澍是小同鄉，兩人同鄉又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更巧的是兩人前后受教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而且又同在蒙元史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而被學界稱為“元史二周”。

然而兩人的經歷與風格畢竟是不一樣的。周良霄有“名士”之風，不拘小節，直來直去。他和楊訥為《大辭典》效力而多次來滬，兩人格調迥異。楊訥從生活到學術，處處顯示精明強干，巨細無遺。比起他來，周良霄只能是“呂端大事不糊涂”，他在生活上只求過得去便足矣。兩人在一起卻很合得來，雙方都知曉對方的長處與短處，正好優勢互補。所以碰到兩人一起出差，周良霄夫人顧菊英女士總會叮囑他：“楊訥買什么，你買什么。”這倒好，方便了周良霄依樣畫葫蘆。只有一次，說是楊訥買了一個炒菜的鐵鍋，因為北京沒貨，這下周良霄犯愁了，不知道該不該仿效，也買一個帶回去？

周良霄不善家政，家中的大小開支當然全由顧菊英做主。從五十年代到改革開放初的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還是很清苦的。那時他們有三個未成年的子女，難得有些稿費，都是久旱之望云霓的“及時雨”。周良霄總說：“這種事情，老婆是最精明了。”他和楊訥都是《大辭典》的《遼夏金元史》的副主編，還有陳高華、陳得芝等幾位。有一次兩人出席《大辭典》的分卷主編會議，周良霄先到，當場填寫本卷主編、副主編的名序，他填了幾位就記不全了，偏偏把楊訥的名字漏了，還好，楊訥到后自己補上了。楊訥很奇怪：“你怎么連這個都記不全？”有什么辦法，他就是記不全這類事情。1985年《遼夏金元史》排出校樣后，他和楊訥到上海讀校樣，計劃工作半個月。可是看了一天校樣后，他就回北京去了。他說：“這個事，楊訥比我強，我都看不出什么毛病來。讓楊訥一個人干，反比我利索。”

周良霄是北大歷史系邵循正教授指導的研究生。邵循正與韓儒林、翁獨健齊名，為赴歐洲師從法國東方學巨擘伯希和，將審音勘同之法研究蒙元史的路數傳入中國的三大學者之一。邵先生久有對拉斯都丁的波斯文巨著《史集》作校注之愿，可惜，僅開了個頭，便赍志以歿。周良霄繼承其師遺志，將邵先生的見解忠實地錄入相關章節，并將自己三十年讀蒙元史的心得也迻入書中，均以“按語”形式標出，極大地豐富提高了這部《史集》第二卷（又名《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的使用價值。

周良霄對自己的優缺點，主要指學術上的長處與短板有很清醒的認識。他告訴我，雖然夫人顧菊英是上海人，結婚也已幾十年了，但他一句上海話都不會講。談到這點，他就很佩服楊訥，一個上海人，到了北京念書，就能講四聲準確、標準的北京話。他甚至也稱贊陳得芝，陳是福建霞浦人，成了上海人的女婿后，居然在妻家也能與親戚們“打鄉談”，雖然親戚們評之曰“講得還不地道”，但比起周氏“一句都不會講”還是強多了。所以他認定自己不是學語言語音的料。他說：“我的長處在分析。”他研究生畢業時才二十六歲，即在《歷史研究》1957年第10期上發表了《明代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令人刮目相看。1962年他三十一歲時，又在《歷史研究》（1962年第4期）發表了《關于成吉思汗》，直接呼應了元太祖八百周年誕辰的紀念活動。

1982年，不定期的學術輯刊《元史論叢》創刊，蒙元史研究的優秀論文有了專門的發表園地。他在第一輯與第二輯上發表了《元和元以前的中國基督教》《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很得學術界的好評。復旦大學的樊樹志評論說：“周良霄的思路很開闊，水平很高。”樊氏對第一輯楊訥的《天完大漢紅巾軍史述論》評價就不如周良霄，“楊訥就差一點”。他對周、楊二人之文的評價還是公允到位的。

元史圈內有很好的風氣，互相沒有成見，不意氣用事，唯學術是舉。平時各人用功，鉆研興趣所在的問題，開會時互相交流。遇有大項目，則通力合作攻關，不計名次、聲望與報酬，有謙讓之風。這種氛圍很受其他學會的朋友們羨慕。周良霄認為，這個風氣的形成得力于前輩學者以身作則，顧全大局，開的一個好頭。1980年，元史學會醞釀成立，翁獨健先生力主以韓儒林先生為會長，韓先生時已在南京大學開始招收蒙元史方向的研究生，不久就有了姚大力、劉迎勝等青年才俊弟子，打下了老中青三級人才梯隊的基礎。到今日，南大已成了蒙元史研究的重鎮，不能不佩服翁先生的高瞻遠矚，首倡豎起韓先生這面大旗。及至1983年韓先生去世，翁先生又舉薦蔡美彪為會長。蔡美彪時年五十五歲，正當學殖積累豐厚又年富力強，長袖善舞之際。出任會長之后，借修編《中國通史》第六、第七冊之機，以及撰修《大百科·元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把學界三代人都凝聚起來了。學會本是松散的學術團體，但工作頭緒不少，學會的領頭人（會長）除了個人應有的學術建樹外，還得出于公心，以德服人。蒙元史的這兩任會長都做得很好，所以整個學會就風清氣正、關系融洽。

1973-1974年，《歷史研究》復刊。周良霄等幾位已頗有成就的中年學者被調去籌組此事，同時被調的還有中山大學的胡守為等。眾人議決，除了必要的配合形勢的約稿外，各位均拿出自己的一二篇“力作”，以備《歷史研究》進入正常運轉時的不時之需。《歷史研究》是國內史學界的權威期刊，多年停刊后復刊，學界期望甚重，迫切需要“擲地有金石之聲”的文章以壯聲威。胡守為久居嶺南作為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助手，同仁們對他期望甚殷，雖然并不期待他能拿出類似《論再生緣》這樣的文章，但總以為他會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資料詳瞻，鞭辟入里，邏輯嚴密的宏文饗眾。不料胡守為拿出的一篇是表彰唐朝中興名臣李晟的《大節不奪，令行禁止》之文！這使周良霄等大失所望，認為簡直是“文革”中上海寫作組《學習與批判》的康立（羅思鼎）大批判文章的水平。并因此而產生“胡守為從陳寅恪那里學到了些什么”的疑問來。

八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首謀請復旦大學中文系蔣天樞教授裒集《陳寅恪文集》出版，打開了新時代在大陸弘揚大師遺作的大門。周良霄獨具只眼地指出，陳寅恪的才能沒有充分地發揮與展示出來，外界對他的貢獻的頌揚有些過分。陳寅恪學了那么多種外語與死了的語言文字，但存世遺文局限于對中古階段歷史疑難的梳理與解讀，對于兩宋以降蠻族入侵導致的社會結構、族群關系的變化均沒有觸及，實在有負他輾轉歐洲求學得來的語言才能的苦心孤詣。例如今天我們讀到了俄國史學家巴托爾德的巨著《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贊嘆巴托爾德利用所掌握的多種文字，遨游于那一段歷史的大海之中，作出詳盡獨到的分析，進而寫出那么一部真實又生動的鴻篇巨制來。而陳寅恪，完全有能力寫出不輸于巴托爾德功力的類似著作。當然，這個責任并不應該由陳寅恪個人完全承擔。陳先生在雙目失明的條件下，依然能口授寫出《柳如是別傳》這樣飽含深意的著作，昭示了一代知識分子乃至青樓女子黍離麥秀之悲憫感懷來。這更使人感慨在中國，史學家要秉筆直書，并不是僅僅靠史德、史才、史識就能夠實現的。

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不久，又重新招收研究生。這些新生力量走上工作崗位后，無論是作專門研究還是當出版社編輯，凡有不決的疑難向周良霄請教，都得到他傾囊以授的指點襄助。他在1984年已評上正研究員，與剛出校門的年輕人有職稱的差距鴻溝，但他不端架子，愿意薪火相傳。這一點和他的“老鄉”周清澍如出一轍。

比如南京大學歷史系的王颋，和姚大力、蕭功秦等同為韓儒林招收的新一屆蒙元史研究生。王颋畢業后到復旦大學任教，學術觀點犀利，出手敏捷，好發新論，但喜歡炫耀自己的長處，藐視較少作為的同行。因為政治上的枷鎖少了，百家爭鳴的氛圍濃郁了，學者可以放言高論，而同時八十年代需要一批新人從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沖擊陳舊的觀念，王颋利用自己的英語優勢，參考域外文獻，從小問題生發，不斷寫出文章發表。有一次，他得意地告訴我，他每年所發文章的稿費有五百元之多，平均每月就有四十元！1984年前后，眾人工資都很低，大學畢業生月薪才六十元，平均每月有四十元的稿費收入，可謂不無小補，令人佩服他的捷才。正好周良霄、楊訥來滬公出，王颋嘴快，藏不住話，得意地將這類情況告訴了周良霄。不料周良霄直言說：多寫這樣分量不足的文章沒有意思。剛起步時，難免老虎吃天，無從下口。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后，就應該對自己有嚴格要求，發文就得發甩在地上“當當響”的文章！周良霄的湖南話“當當響”三個字，事隔多年，似乎仍在我耳邊響著！王颋語塞，啞口無言之余，又心有不甘地強辯說，即使寫出這樣的好文章，也找不到發表的地方。想不到周良霄又一次承諾：“你如果寫出這樣的文章，可以交給我。周某人這點辦法還是有的吧！”推車撞壁，王颋無話可說，而周良霄的古道熱腸，勇于任事，表現得淋漓盡致！

1997年，元史的年會在廣州與珠海兩地輪番召開。我在會上遇見周良霄，談起當年流行的分析皇帝現象的暢銷著作，有白鋼的《皇帝》、徐連達等的《中國皇帝制度》，頗受讀者歡迎。周良霄簡要地評價了這兩種書的長短，認為對現象的羅列居多，對傳統專制主義本質的解剖不夠深刻。我當即以本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義向他約稿，他說他正在撰寫，書名就叫《皇帝與皇權》。他答應完稿以后“可以考慮給你們出版”。但又說，審稿中除了史料征引中的文字舛誤外，對傳統專制主義的批判，“一個字都不要改動”。他并豪氣干云地說：“誰再想搞獨裁，搞專制主義，我就反對誰！”

周良霄的這本書選題很好，尤其是與“皇權”聯系分析，比單純地羅列“皇帝”這一并非中國歷史特有的現象，寓意要深刻多了。

《皇帝與皇權》，周良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版，208頁，48.00元

2000年，臺灣地區學界籌備召開海峽兩岸的蒙元史學術討論會，除了陳學霖、蕭啟慶、黃寬重等人外，還邀請了大陸學者蔡美彪、周良霄、楊訥、陳得芝等，并約集了新一代學者姚大力、劉迎勝、王颋、李治安等人與會，極一時之盛。周良霄準備將即將出版的新作《皇帝與皇權》攜臺送人。恰逢承接本社印制任務的廠方業務繁忙，無從插入趕制。行期不遠，周良霄幾次打電話給我，要求趕印部分樣書帶去。出版科因為這不是重點書，不敢把話說死，保證一定能夠如期趕制完成。這時周良霄的“頭巾氣”又來了，他以為“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居然要我代表他邀出版科與印刷廠的負責人吃頓飯，向支持本書及時完成印制任務者表示感謝！我接到他這個電話真是啼笑皆非，哪有這樣接受作者謝意的？最后社領導安排調度，趕印了一百冊，請姚大力諸君帶去臺灣，本書也得到了臺灣友人很好的反饋，總算皆大歡喜。

周良霄辛勤耕耘，創獲良多。他在蒙元史領域中分量最重的著作是約五十萬字的《元代史》，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國斷代史系列叢書中的一種，與楊寬的《西周史》《戰國史》、王仲犖的《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一起享譽學林，成為不朽的傳世之作。1987年，元史在金堂舉行年會時，他還遞交了對元史學科“今后研究前景展望之我見”的文章，對學科今后的走向作了預判。

他雖然搞的是古代歷史，但一直以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勉。“文革”開始時，他才三十五歲，群眾運動對全社會的裹挾是任何個人都不能幸免的，他只有在“繼續革命”的間隙中展開個人的思考，諸如國家的前途、人類的命運，等等。“大難臨頭，出路何在？”他讀報，盡管充斥的是千篇一律的統發稿。他搜集傳單，比對分析，加深理解。十年磨一劍，終于使他想通了很多問題，明白了許多道理。

自九十年代初，他多次向學術界的朋友宣布，他不再搞蒙元史了，將改搞當代史。許多朋友為之惋惜，有的還勸他：“你又不是黨員，看不到檔案，研究什么當代史呢？”他振振有詞地反問：“檔案就一定是真的，有那么可信嗎？”他和楊訥多年承擔《元史論叢》的編輯工作，很得學界好評，這時他對楊訥表示，今后不做這個工作了：“我再也不搞你們的元史了！你們的元史，對我來說，真是棄之如敝屐。”1997年廣州-珠海的元史年會時，我遇見他，直言以楊訥所告詢之，他若有所思地說：“我講過這個話嗎？”也許，他真的不記得自己興之所至的隨口之言了。

他的夫人顧菊英女士也是歷史系畢業的，在近代史研究所做情報資料工作，榮休前是副研究員。顧菊英出身名門，是非感極強，豪爽任俠，不畏強權。周良霄南北奔波，歷盡曲折，她仍然折心相隨。周良霄大器晚成，五十歲以后，相關著作論文才泉涌般地出版發表。當周良霄不無得意地說：“現在搞了東西不愁沒人要。”顧菊英卻不被他的《忽必烈》《成吉思汗的繼承者》（譯注）出版為滿足，鞭策他“集中全力”完成能夠安身立命的《元代史》大著。所以我幾次當著友朋的面說：“沒有顧老師，就沒有今日的周良霄！”周良霄都頻頻點頭稱是。

周良霄有“名士氣”，不屑于繁文縟節的虛應故事。但他心地寬厚念舊。1997年，我請同事王立翔去他家取《皇帝與皇權》的初稿。時值中午，周良霄一定要留王立翔午飯，并說：“你不用可憐我！”這種非常誠懇的語言，使王立翔再也不好意思不叨擾這頓午飯了。也是1997年，我們在廣州開元史年會，與會者集體合影留念。合影后眾人步下臺階，林沉（蒙文名亦鄰真）先生腳步未穩，仰面朝天摔了一跤，摔得不重，但模樣很狼狽。周良霄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大笑起來。邊上諸人紛紛一擁而上，攙扶林沉，有的責備周：“你還笑！”1999年2月的一個晚上，為了《皇帝與皇權》書的趕印，周良霄打電話給我。這時已快十一點了，我已經睡下。他電話中第一句話就是沉痛的四個字：“林沉死了！”這倒是簡潔明了、直奔主題的報喪，可見他不矯情鎮物的名士風度，毫不掩飾遽喪老友的痛悼之情！

我在擔任《中華文史論叢》執行編委的十余年中，每逢去京，總邀請元史界的耆宿一聚，蔡美彪、楊訥、周良霄夫婦、陳高華夫婦，還有韓志遠總是撥冗蒞臨，不嫌菲酌。現在韶華已逝，永遠只存于雪藏的記憶之中了。2015年的那次，周良霄還寫了一首七絕詩送我。詩曰：

釋翻證補費精神，覆甕何堪苦自珍。

二十四年磨一劍，世人誰識是青鋒？

所言“二十四年”磨的“一劍”，我開始以為泛指他的代表作《元代史》，老友虞云國教授獨具只眼，認為是指其完成乃師遺命，譯注的《成吉思汗的繼承者》。仔細體味，果不其然！2022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他七十四萬字的論著結集《知止齋存稿》，遙在南天東海之濱，祝愿他壽過期頤，青松不老！

《知止齋存稿》，周良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版，852頁，2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