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教育部門三令五申，但一些職校仍向企業或勞務中介機構輸出學生工。原本意在提高職業學校學生技能，讓職校專業和產業密切接軌的職校實習，在少數地方演變為向流水線工廠提供廉價勞動力的“賣人頭”交易。

實習“賣人頭”，學校賺提成

云南一職業院校17歲學生實習“勞累病死”案件近期引發社會關注。家屬稱：“2019級五年制護理6班學生小楊被學校以實習的名義安排到企業打工，在每天12小時的高強度勞動下，勞累到生病都不允許請假就診，最后因不能及時就醫而死。”

中部某省一職業技術學校多名學生爆料，該校300多名護理專業的學生被分配到多個車間加工、檢測電子元器件。不少學生被安排在夜班，每日晚8時到次日早8時上工。學校承諾“每月實習工資2000元起”，但廠內同類型崗位職工，月工資可達四五千元，學生懷疑學校在中間“賺了差價”。一名同學因工作時間過長而精神恍惚，被流水線上鉆頭扎傷手掌，送醫后縫了兩針。

職校學生實習類似遭遇并不鮮見。“大三時，學校寒假讓學生去工廠流水線上夜班，負責電子元器件的組裝，一天12個小時，13天休息一天。干了2個月，瘦了20多斤。”一位會計專業的高職學生告訴記者，“做的工作與會計沒有任何關系，不去就沒有學分，不讓畢業。”

記者調查發現，專業不對口、強制實習、高強度工作、差價工資等問題備受職校學生質疑。在知乎平臺上，一些職校學生提出“學校要求學生去流水線實習，不想去怎么辦”等問題。

職校實習亂象背后是利益。一名勞動中介負責人透露，低廉的學生工價已成有的職校、勞務公司賺“人頭費”的搖錢樹。工廠缺人，給勞務公司報價25元每人1小時的費用，勞務找到學校相關人士，給學校22元每人1小時的費用，學校給學生15元的工價，差價7元就是提成。假如學校組織300人，一個人工作1個月，每天10小時，那么學校就能提成63萬元。

中南大學社會學教授李斌認為，被利益驅動的實習，不僅傷害學生合法權益，也扭曲正常的人才培養機制。要杜絕職校充當包工頭、把學生“賣進”工廠的歪風。

實習亂象折射監管漏洞

早在2016年，《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就已出臺。去年年底，教育部等部委修訂了該規定，全面加強對學生頂崗實習的管理，但一些職業學校頂崗實習亂象仍有出現。

——學校、勞務公司、實習單位串通，逃避監管。

按規定，學生參加實習前，應簽訂三方實習協議，文本“由當事方各執一份”。但部分學生透露，一些學校根本不簽訂合同，或先用一份三方協議騙學生進廠，再逼學生和勞務公司簽一份真的勞務輸出合同，幾份合同內容不一，自相矛盾。簽完合同，學校還要求學生把合同、身份證上交，工作時不能攜帶手機，學生難以保存證據，更喪失了“逃離”的條件。

——“不實習不能畢業”，學生維權意識弱、顧忌多。

一些學生反映，他們雖普遍抗拒這種流水線實習，但認為學校安排符合政策規定。尤其在學校以“不實習不能畢業”相威脅下，大多數學生只能無奈接受。實習結束后，學生為確保能順利畢業，不敢事后舉報。

——投訴渠道不暢通、監管不力。

有的學生坦言，想要聯合舉報，但苦于找不到反映渠道。有的舉報因對于超時實習等關鍵事實缺乏核心證據，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利益輸送隱蔽，異地難以查處。

為逃避監管，學校和勞務中介、用人單位間的利益輸送往往采取簽訂隱蔽合同的方式進行，相關部門調查時各方對利益往來拒不承認，利益輸送行為難以認定。同時，職校實習大多校企分處兩地，橫跨教育、人社兩部門，調查難以形成合力。

——違法成本低、問責制度缺位。

規定中對違規學校、實習單位的追責，并未明確。由于法律責任缺位，法定義務和禁止性規定形同虛設，這就使實施效果大打折扣。

探索職校黑名單制度

李斌認為，應加強職校實習全程監管。比如，實習前，要求職校上報實習方案，實行審批制度，給學生、家長下發知情通知書、制度規范，并明確告知投訴舉報方式。實習過程中，隨時對涉案企業、實習學生進行調查核實，開展巡視、巡查。實習后，將三方協議和工資發放情況備案，以備抽檢核查。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要鏟除職校實習亂象的利益鏈，必須滿足學生家長的知情權和學生的自主選擇權。對于實習崗位，學生可根據專業所學、實習目標、就業傾向自主選擇，簽訂實習合同。

職校實習亂象歸根到底還是職校管理出了問題。專家建議，嚴肅執紀問責，視實習亂象違法違規情節輕重，給予學校和相關責任人相應處分和處罰，直至吊銷其辦學資格，涉嫌犯罪還應追究刑事責任。同時，探索設立職校黑名單制度，將有違規實習行為的職校列入黑名單，每年招生時要對外公示。

李斌指出，由于當前多數學校選擇在外地進行實習，而實習管理涉及教育、人社多個部門，亟待整合跨區域、跨部門監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