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吳奕樊 人文清華講壇

江小涓：個人經驗和權威理論相悖時該信誰？

她是有使命感的學者，亦是學者型官員，

她先后任職中國社科院、

國務院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用雙腳丈量中國大地的變化，

開展眾多見證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證研究。

她預見中國將成為工業大國，

她大力提倡對外開放，

率先研究服務業，關注數字經濟，

并提出要重塑傳統經濟理論。

她始終以獨立思考講述中國故事，

三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并榮獲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她就是杰出的中國經濟學家

——江小涓

江小涓，現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1989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等職。2004-2011年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2011-2018年任國務院副秘書長，2018年3月起任現職。長期研究宏觀經濟、產業發展、對外開放和公共政策問題，研究成果多次獲獎，包括三次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及第五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數字技術帶來的數字發展能否扭轉這一趨勢？在5g等新技術加持下，數字消費將會出現百億級、千億級的新空間。全球數字化分工將進一步密織全球分工網絡，并推動全球創新網絡升級發展，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處于什么位置，有哪些機遇？數字時代如何治理？政府治理和公共利益面臨哪些挑戰？數字經濟將如何解構傳統經濟，又將鏈接哪些新生事物？

11月20日19:00“人文清華”講壇，

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江小涓教授為您帶來——

數字經濟 解構與鏈接

嗜讀不倦，棄醫從文

1957年，江小涓出生于古都西安的一個書香門第，江小涓對父親在家中的印象，便是“坐在桌子邊一本書一杯茶一支煙”。在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年少的江小涓也成了一個“嗜書如命”的人。

1969年—1972年，時值文化大革命，江小涓跟隨被下放的父母一同來到農村。年幼的她和父母一同下地掙工分，在集體農田里，她看到鄉親們嘻嘻哈哈懶散地工作，回到家后卻賣命干活。農村生活讓她對集體經濟有了十分直觀、深刻的了解，對她日后的學術生涯影響頗深。

1972年，15歲的江小涓在西安衛生學院學習兩年，之后成為一名護士。她偏愛沒人愿上的夜班，因為夜班工作量少、有很多時間看書。做護士期間，她以最貼近的視角，觀察了社會百態，有家中兒女都得了肺結核卻只醫治兒子的貧窮，也有因為100元手術費而放棄治療乳腺癌的無奈……在醫院五年的經歷，為她日后觀察社會打開了一扇窗。

1977年恢復高考，江小涓毫不猶豫報了名：“因為我太想讀書了。”因忙于參加巡回醫療隊，沒有時間準備，第一次高考落榜，幾個月后第二次高考才考上，從此“棄醫從文”。

初生牛犢投稿最權威刊物

1978年，江小涓進入西安基礎大學陜西財經學院分校企業管理專業就讀本科。然而，她對教學內容并不滿意，老師說集體勞動更能帶給農民熱情，但農村生活的親身經歷告訴她，事實恰恰相反，她開始不斷思考。在后來的研究工作中她悟到，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的行為，“如果某個理論的前提明顯違背了我們所觀察到的人類普遍行為，我們就有理由持懷疑態度。”這種獨立思考的習慣在未來的研究中不斷帶給她獨特視角。

1984年研究生畢業后，江小涓在陜西財經學院留校任教。一個問題困惑著她：為什么當時國內的學術研究要從不符合實際的假設出發，用演繹推導出理論判斷？她希望能從現實出發歸納得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有效解釋現實并預期未來。

1984年，碩士畢業照

1985年，江小涓花了大半年時間寫成論文《歸納性研究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塑》，這是她按照自己對“真正”經濟學的理解，自主選題和撰寫的第一篇論文。初生牛犢不畏虎，她將論文投給了當時國內經濟學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經濟研究》，文章順利發表，她開始認同自己的研究能力，立志走學術道路。

深入實證研究，大膽預言中國未來

1986年，江小涓與同是研究經濟學的丈夫劉世錦雙雙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讀博，其間去新西蘭留學2年，接觸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等最前沿的知識，開始真正對經濟學“有感覺”，“到國外以后，才知道原來的眼界比較窄，原來學到的東西只是太多的研究流派或者理論體系中的一個，角度越多，工具箱越豐富，處理各種問題都可以找到合適的工具，這時候就覺得這個理論還是挺有意思的。”

1989年6月，江小涓獲得博士學位，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15年里，先后擔任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等職。

工業經濟研究所享有重要學術地位，江小涓擔任過工業發展研究室主任，當年朱镕基就擔任過這個職務，她被分配的辦公桌恰好是朱镕基用過的桌子，其中一個抽屜里還有一捆他的手稿《論企業管理》。朱镕基彼時已擔任上海市長，江小涓托人請示他如何處理這些手稿，得到的回復是“不用留了”，于是她就當廢紙處理了，日后非常后悔。1998年她去向時任總理的朱镕基匯報工作，朱镕基提及此事，打趣道：“你就是江小涓啊，接了我的位子，坐了我的桌子，還賣了我的稿子。”這件事一時在社科院傳為趣談。

任職社科院時，江小涓聚焦于中國經濟的一系列前沿問題，以行業案例研究和實證方法為主，時常奔走于各地的企業間，僅在工業經濟研究所的7年多里，就調研了20多個行業，數百家企業，幾十個經濟區。

實證研究的獨特優勢，不僅在于記錄社會歷史真實過程、提供可靠的資料，更在于其從現實出發歸納規律性的科學方法論，具有對現實的預測能力。

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中國“價格闖關”引發搶購和高通脹問題后實行治理整頓的時期，工業發展困難，不少人對中國工業未來持悲觀看法。而江小涓通過親自調研，認為應當看好中國工業中長期發展前景，當時的起落只是短期調整。1991年，夫妻合力撰書《后來居上——中國工業發展新時期展望》，認為中國將創造全球工業發展“奇跡”，成為世界工業大國。這一預測當時引發爭議、被認為是盲目樂觀，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一預測被證明，中國成為全球第一的工業大國，后來居上。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產業政策成為政府管理產業問題的重要手段，并劃分出“定點企業”和“非定點企業”，乍一聽，這一政策好像既有市場又有政府，是計劃和市場的完美結合，但江小涓不愿隨波逐流，她對紡織、服裝、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汽車、煙草、洗滌用品、電信等多個行業進行了詳細調研，并仔細分析了1981-1996年間中央出臺的69項產業政策，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影響較大的論文《中國推行產業政策中的公共選擇問題》，在國內率先用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產業政策，將政府在產業政策制定和執行中的行為作為分析對象，而不是想當然地設定為“全局利益”的代表；并指出對產業政策來說，“市場失效”并不總是充分或必要條件，因為政府干預的成本可能更高。該論文被認為是該領域的開創性代表作，獲得1994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江小涓在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頒獎現場

不論是產業政策，還是中小企業、產業組織和過度競爭等有關產業結構的問題，江小涓都主張“讓市場來定”，“中國改革開放40年很大的線索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說到底就是政府和市場各自邊界不斷調整，原來政府管的不要管了，讓市場來做。改革過程調的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和社會的關系、和公民的關系，這是改革的本質。”2012年，江小涓與馬建堂先生、自己的博士導師周叔蓮先生因“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領域的重要貢獻”，一同獲得第五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該獎項由200名經濟學家無記名投票產生，獎勵改革開放以來在某個領域長期從事研究并作出突出貢獻的經濟學家。彼時已在政府工作的江小涓對自己多年后仍能以產業結構問題研究而獲獎頗感欣喜，“不在江湖了，江湖還記得你，多開心啊！”

1998年進入中國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后，江小涓又將目光投向利用外資、“入世”問題和服務經濟三個重點。

90年代末有觀點認為外資大量進入抑制了中國企業發展，給中國帶來的都是落后技術，但江小涓通過大量行業調查和企業研究，發現外資進入雖然短期內給國內企業帶來壓力，但競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促進中國企業升級換代。研究外資問題比較敏感，容易激起民族情緒，被扣帽子，江小涓常常在會議上遭遇激烈批評，扎實的企業案例研究成為她說服“找碴”者的利器。

當時，中國入世（WTO）問題也是學界一大焦點。許多學者認為入世后大降關稅國內企業肯定垮掉，“我是絕對的少數派，我認為加入WTO不會沖垮中國的產業，這還是基于我對產業的理解，我看的企業太多了，我對我們自己企業的生命力、競爭性、發展的愿望有非常刻骨銘心的體會。我覺得我們企業在經歷‘入世’的短期困難之后一定會很快發展，等于把中國經濟通過‘入世’帶到新臺階上開始發展。”她認為喊“狼來了”的人完全不了解中國的情況，“我們當時對進口已經有太多的減免，外資企業關稅降了很多，比如國內企業整車廠進口的零部件關稅減掉，開發區、特區的企業關稅減掉等等，我當時算了一個賬，中國企業完額交關稅的只有1/4—1/3，大部分外資企業早已經是各種減免之后的低關稅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和它們競爭都能生存，‘入世’后怎么就不能生存呢？”作為商務部專家組的核心成員，通過參與“入世”相關工作，江小涓深有體會：“那些推動我們向前走的力量，往往是對我們至關重要卻又是我們不能左右的力量”。

90年代的中國大陸，作為新興產業的服務業尚未得到學界普遍重視，而江小涓則調整研究重心，使財貿經濟研究所成為中國第一個重點研究服務業的機構，預見了服務業在中國未來的重要性，再一次成功預測了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

江小涓在發表演講

國務院14年，

學者型官員的獨特思考

2004年，江小涓被調入國務院研究室，擔任副主任，領導同志告訴江小涓，他們看中了她四點：“了解現實問題，能講不同觀點，講得有道理，提的建議有操作性。”2011年，江小涓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是當時國務院九位副秘書長中唯一的女性。

做學者時，江小涓非常關注政府行為和行為的效果，認為從學者的使命來說“要盯住了”，進入國務院后，她也會“盯著自己”，“我們有一些重要的決策或者政策出臺之后，我非常關注它的實際效果，這可能也是一個學者的習慣，我會做一些評估，在后期的工作中對前期政策效果的評估一定會在我的心里有權重，哪一類政策其實可以發揮作用，哪一類政策走形變樣非常厲害，心里要有數。”“我覺得這可能也是我們需要改進的一個方面，政策出臺了很多，然后我們展示政府作用的時候就會說，你看我做了什么，一看是一串文件名，但是出了文件不等于就有實際效果，治理一定還是要體現在三階段上：第一出了規則，包括文件、法律等都是規則。但是文件是不是讓市場主體即監管對象的行為有改變？不一定，中間有可能你說你的，他做他的，行為并沒有變。行為變了以后是不是實際的效果會出來？也不一定。所以作為決策者或者決策層里的人，應該要把每個政策的全面看完的。”

除了自己盯自己，在政府工作的時候江小涓還非常關注社會、學者對每一件事情的評價，她表示學術界的意見有較強助推力，當多數學者有定見時，決策層往往會認真傾聽和對待，“一切都要以公眾需求和人民利益為根本衡量標準”。

2010年，江小涓在國務院工作期間出國訪問

走在前沿，關注數字經濟

即使身居廟堂，江小涓仍未放棄研究工作，“我專心看書時食欲更好，晚上寫點東西休息更好”。

進入二十一世紀，技術發展帶來社會巨大變革。江小涓又開始“趕時髦”，利用工作之余研究數字經濟。

2012年，服務業在中國GDP占比首超制造業，標志中國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根據傳統經濟理論，當服務業占主體后，經濟將長期進入低速增長時期。中國會遵循這個“規律”嗎？她認為隨著數字時代來臨，服務業將改變傳統經濟社會低效率的情況，特別是體育、文化等服務業，將借助網絡極大擴大規模效應，創造比制造業更大的價值。傳統經濟理論的寬度和廣度均已經無法解釋如今網絡時代層出不窮的新現象，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經驗，認為進入服務經濟時代經濟增長速度必然下降。

數字時代的治理，也是江小涓不斷思考的。數字時代社會資本涌入公共服務領域，可以提供比政府更廉價的社會服務，那么這是否會改變傳統的政府性質和政企關系？江小涓以“智慧城市”建設為例，指出數據企業的深度互動能更方便地獲取海量數據，而私人數據安全和網絡秩序維護也需要政府的介入。總之，數字時代，“廟堂”與“江湖”的某些邊界正發生著移動或融合，不能拘泥于傳統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

“近幾年我關注人工智能等科技進展，就和學生開玩笑說，將來無需思考的工作統統沒有了，擁有思辨分析和創新能力才有前途。”雖是玩笑，卻也體現著江小涓與時俱進的開放精神。

涓滴不輟，終為江海

2018年從國務院卸任后，江小涓應清華大學之邀，來到公共管理學院擔任院長。她表示離開一線政務工作后，最愿意的還是重返學術界。

清華公共管理學院剛剛過完20歲生日，江小涓表示下一個十年的愿景是帶領公管學院走向國際學術界主流，“我們的愿望是培養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相匹配和全球治理挑戰應對相匹配的公管人才”。

江小涓在清華大學公管學院院長聘任儀式

經歷了思想大解放、學術大繁榮，經濟大發展和社會大變革，無論是工作還是個人生活，無不處于和中國同命運的波瀾壯闊之中，回顧數十載光陰，江小涓覺得不負初心：“每一步既順其自然又很開心地接受，然后把它做好，大概就是這樣的狀態。”“我還是挺開心的，跟著中國走到了快退休的年齡，比我在年輕時候想象的生涯好像還更好一點。我只是想著我們要研究很多問題，要得出很多結論，要享受研究的快樂、享受自己貢獻智慧的快樂，現在想一想作出的東西還是經得住歷史的考驗，有一定的學界影響力。我覺得人生比我想象的豐富。”

江小涓在清華大學

原標題：《經濟學家江小涓：扎根中國實踐，涓滴不輟終為江海（內附講座預告、領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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