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聯合考古項目在盧克索孟圖神廟遺址正式啟動，這是中國首次派出考古隊在埃及這個富有考古資源的文明古國進行發掘。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歐美許多國家一直在埃及各地進行數目眾多、規模巨大的考古活動。現代考古學的誕生和發展與埃及息息相關。如今，中國考古人員終于登上這塊催生和檢驗考古理論及方法的神奇土地進行考古研究，這標志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中國考古學界在考古技術和田野經驗方面趕上西方水平。中國考古學界實現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突破，是夏鼐先生早年在倫敦大學學院獲得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并始終站在考古學的學術前沿、以全球視野建設新中國考古學的結晶。

一、夏鼐與皮特里

夏鼐先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為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他于1934年從清華大學畢業，主修經濟史。同一年，他考取公費留美攻讀考古學的名額。選修考古學有一個前提條件，需要申請者有田野實習經歷。1935年春天，夏鼐先生參加了由李濟先生和傅斯年先生在河南安陽殷墟主持的考古發掘以及梁思永先生對西北崗王室墓地進行的發掘工作。李濟和梁思永二位曾經在哈佛大學深造，主修人類學；因此，他們有意讓夏鼐赴哈佛大學留學。不巧，他們在哈佛的老師狄克遜（R. B. Dixon）于1934年底突然病逝。梁思永先生特別看重柴爾德的考古學理論，所以建議夏鼐去英國攻讀學位。1935年，夏鼐先生到達英國，拜倫敦大學學院埃及學教授皮特里為師，把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塵封數十年的串珠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同樣不巧的是，皮特里于1935年卸任教授一職，由格蘭維爾（S. R. K. Glanville）接任。因此，夏鼐先生的論文主要由格蘭維爾和皮特里的助手耶茨（P. Yetts）指導。

按照前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館長、大學學院埃及考古學教授夸克（S. Quirke）的解釋，1935年，夏鼐先生投在皮特里（W. M. F. Petrie, 1853–1942）門下的主要原因在于，皮特里當時在考古學界享有盛名，他具有豐富的田野經驗和理論素養，他的著作《考古學的方法和目的》可能是吸引夏鼐的最重要因素。

因為身體原因，皮特里沒有接受正規教育，而是由父母在家里傳授人文和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受到母親的影響，皮特里從小就開始收集化石并喜歡古物；在父親的指導下，他學習和鉆研勘察和測繪技術，不久便得到了英國學界多位重要人物的承認和重視。1880年，為了確認位于埃及吉薩高地上的金字塔的數據，皮特里帶上測量儀器奔赴埃及。他對吉薩金字塔尤其是胡夫大金字塔做了精細的測算，更正了之前的錯誤，確定了這些金字塔的正確數值。接下來，在沒有政府投入的情況下，皮特里完全借助私人募捐在埃及開始考古發掘。

當時歐洲人在埃及考古，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尋寶和盜挖，許多自稱或被稱為“考古學家”的人充其量不過是古物收藏家，他們的目的就是獲得有價值的文物。他們很少做發掘筆記，尤其是把陶器和沒有文字的器物視為無用的東西。皮特里則認為，恰恰是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出土物能夠提供王表、年表等關鍵史料忽略的珍貴細節；它們在形狀、紋飾等方面的變化并非與改朝換代完全同步，更能反映政治層面以外的民眾生活。對于文字尚未誕生的史前時期來說，陶器構成了最為重要和可靠的斷代工具。曾經資助過皮特里的大英博物館官員多次抱怨，稱皮特里送來了超量的陶器，其他器物少得可憐，而且個頭又太小。埃及學界經過近一個世紀建構起來的古埃及史前文化脈絡和法老文明起源的路徑，主要基于皮特里借助陶器復原的史前史。皮特里被尊稱為“陶罐之父”。

皮特里始終堅持仔細記錄發掘過程中發現的所有物品、它們出土時的位置以及與其他物品之間的距離和關系。皮特里認為，沒有來源和相關信息的出土物幾乎不能被稱為文物；除非留下可供后人復原的發掘記錄，不然的話，所謂考古就是進行破壞。正是為了提供最為可靠和詳盡的記錄，皮特里從一開始就把攝像技術應用到發掘過程中。

皮特里在格羅布發掘一座墓時繪制的卡片

當然，對發掘過程和出土物進行詳盡描述和記錄，這只是第一步。皮特里主張盡快把發掘結果整理出版；并且，在這方面，他確實也是一直身體力行。在他看來，發掘結果放在抽屜里就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有時，錯過恰當的時機，它們便會成為廢物。正是秉持這樣的信念，皮特里靠著驚人的毅力，在其漫長的考古生涯中，一共出版了一百多部專著，而他撰寫的文章、書評和辭書中的詞條的數量超過了一千篇/條。

皮特里在發掘工作中向來一絲不茍；但是在生活上，他卻是一位很隨意的人。在吉薩高地測量和繪制圖表的時候，皮特里住在位于胡夫大金字塔以南、屬于法老時期的一座懸崖墓里。固定在墓室墻壁的帆布就是睡床。在一張拍攝于墳墓入口的照片上，他穿著簡單的工裝，赤著腳。他每天的食物主要是罐頭食品。當發掘季結束而食物尚有余存時，皮特里就把這些罐頭埋在沙漠里，作為下一個發掘季的食物儲備。當下一個發掘季開始時，他會首先確認留下來的食物能否食用；而最好的辦法就是把罐頭使勁摔向墻面，沒有破裂的罐頭均可食用。據說，皮特里為了能夠專心工作，不被好奇的游客打擾，在發掘現場常常僅穿一條紅色短褲。

皮特里在墓室入口拍攝的珍貴的照片

同一時期在埃及進行發掘的絕大多數歐美人為了能夠速戰速決，廉價雇用大量埃及民工。對于這一點皮特里有自己的看法。他很早就意識到，雇用誠實能干的埃及人作為發掘工人非常重要，對他們進行培訓也十分必要。在位于現今開羅西南部的法尤姆進行發掘的時候，皮特里用心培訓當地人，讓他們成為具有一定考古知識和發掘經驗的專業人員，其中最為出色的是一位名叫蘇艾菲的埃及人。1893年，皮特里來到位于盧克索以北約四十千米的庫夫特村，對法老時期的遺址進行發掘。他與蘇艾菲一道，用心培訓了大約三十名當地的發掘人員，使他們成為具備一定的考古理論知識和發掘經驗的技術工人。其中不少人后來跟隨皮特里轉戰南北，而且把手藝傳給他們的后代。這些熟練的發掘工人在埃及考古學界被稱為庫夫提，意思是來自庫夫特的人。庫夫提也被其他考古隊雇用。美國著名埃及學家賴斯納（G. Reisner）不僅讓曾經在皮特里手下做過助手的梅斯（A. Mace）負責發掘工作，而且還雇用了多名庫夫提。庫夫特成為輸送優秀發掘工人的村莊，庫夫提在一百多年以來的埃及考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今，許多庫夫提在埃及各地發掘現場擔任領工。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本文開篇時提到的這次中國考古隊在盧克索進行發掘，埃及文物部門特地安排了數位有幾十年發掘經驗的庫夫提擔任領工。

中國考古隊發掘現場一角

在以探寶為主要目的的發掘逐漸轉變為一門學科的過程中，皮特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92年，暢銷書作家和業余埃及學家愛德華茲女士（A. Edwards）把私人藏品（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的前身）捐獻給倫敦大學學院，并出資設立了英國最早的埃及學教授席位，皮特里成為首位教席擁有者。皮特里的學術地位得到承認并有了固定的薪俸。1904年，皮特里出版了《考古學的方法和目的》，對多年的考古發掘以及教學、研究做了總結。他在書中嚴厲批評了當時普遍存在的尋寶式和掠奪式發掘，他說：“看到所有的古跡都在快速地被破壞，沒有人考慮如何保護它們，真是讓人作嘔。”他以為，半吊子考古學家事實上也在毀壞文物：他們不具備最基本的發掘資質；結果，“博物館猶如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停尸間，因為那些文物成了干巴巴的骨頭，曾經賦予其生命和價值的血肉——族群屬性、地點、時間——已經不復存在”。

皮特里詳細闡述了以了解和復原古代文化和文明并保存這些遺產為宗旨的考古學。他指出，考古學家的任務不只是為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提供認讀和解讀的材料；同時，他對在埃及進行考古發掘主要是為了尋找以色列人的蹤跡這一說法也并不認同。一言以蔽之，考古發掘應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遵循自身的定位和特征。

皮特里在考古發掘中發現并整理了數以萬計的陶器。僅在位于埃及南部的涅迦達，皮特里就發掘了大約兩千兩百座墳墓。他對從中出土的陶器依據它們所屬的具體發掘層以及它們的形狀、顏色、質地、紋飾或圖畫進行分類，以此確定不同種類的陶器之間的相互關系——即在時間上的先后序列，進而確定它們所屬的墳墓以及墓地的年代。這種測定年代的方法被稱為“序列斷代法”。

在發掘屬于新王國時期的一處宮殿時，皮特里發現了來自希臘的陶器，經過仔細對比研究，皮特里確認，這些陶器屬于邁錫尼文明，并確定這些陶器的年代應當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之間。這種技術被今天的學者稱為“交叉定年法”，為學者們建立環地中海文明區域年代網絡奠定了基礎。著名考古學家特里格把皮特里稱為“與眾不同的考古學家”，認為皮特里對考古實踐和理論的貢獻不可估量，考古發掘逐步變得合乎倫理道德并走向系統和科學的發展軌跡，這些都與他分不開。

到了1915年，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已經擁有大約三千串串珠，這在全世界公立博物館或私人收藏中都是絕無僅有的。它們不僅數量多、種類齊全，而且分布在古埃及各個歷史階段。這些串珠能夠提供許多有關古埃及人社會身份、古埃及工藝和對外貿易的信息。其中由皮特里親自發掘的串珠都配有相當詳盡的出土信息，而其他串珠是皮特里在埃及各地的文物市場購得的，它們幾乎沒有任何出土信息。如何以科學的手段對這些數量巨大卻珍貴的微小串珠進行科學的解讀，實在是令皮特里頭痛的事情。皮特里一直忙于考古發掘，并且在最短的時間內出版發掘結果，但是沒有時間和精力對來自不同墓地、區域并屬于不同年代的串珠進行細致的、綜合性的對比研究。皮特里曾經希望他的學生們能夠承擔這份艱難卻非常有意義的研究工作，但是根據夸克教授的說法，許多學生在不同場合表示，給這些不起眼且又相似度極高的串珠進行分類、解讀和分析，這項工作遠比處理其他出土物都繁瑣。

二、夏鼐與古埃及串珠

古埃及串珠的材質可謂千奇百怪，有寶石、黃金、白銀、金銀合金，也有穿孔貝殼、動物牙齒（包括鯊魚牙齒）、化石，甚至還有隕石。取材地主要是埃及邊緣地區，但是遠超出埃及的地理范圍，比如水綠色的綠松石產自埃及西奈半島，呈悅動藍色的青金石來自現今的阿富汗南部，帶著暗光澤的黑曜石來自現今的土耳其，鑲蝕紅玉髓來自印度河流域。在古埃及，女子、男人甚至孩子都佩戴串珠。不僅生者，死去的人也要佩戴串珠，以備來世之需。可以說，古埃及人佩戴串珠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作為項鏈、手鐲、腳鐲、腰鏈、頭冠或發辮。

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的一副串珠

夏鼐先生以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藏品為論文的核心材料，同時參考了開羅埃及博物館和牛津大學阿什莫爾博物館館藏的串珠。夏鼐先生在很短的時間里制作了一千七百六十張卡片，每張卡片一般包括八條信息：串珠的登記號、串珠的來源、串珠的年代、串珠的使用情況、串珠的參考信息、評論、圖畫、照片序列號。除了這些基本信息之外，他為每一副甚至同一副上的所有珠子配置了具體信息：它們的形狀、穿孔、顏色、材料、數量等。在其博士論文第一章的第一個腳注中，夏鼐先生引用了皮特里《埃及文物手冊》第十五頁的論斷“串珠和陶器構成了考古學的字母”。事實上，夏鼐先生在論文中系統地演繹了皮特里的這一論點。他在論文中先后三百九十六次提到皮特里的名字。皮特里用畢生的精力發掘和解讀古埃及陶器，通過研究古埃及串珠，夏鼐先生無疑完成了皮特里想做卻沒有能夠做成的事。

夏鼐先生為博士論文制作的卡片之一，現存于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檔案室。

在夏鼐先生完成了上述提到的需要極大耐心和耗費巨大精力的工作以后不久，皮特里考古博物館出于備戰需要把所有館藏品打包。1941年，夏鼐先生輾轉回國，于1943年完成博士論文以后郵寄給倫敦大學學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大學學院特許夏鼐先生免予答辯，獲得學位。1946年7月，大學學院授予夏鼐先生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

在多方努力下，2014年，夏鼐先生于1943年呈交倫敦大學學院的博士論文《古埃及串珠的考古學價值》（Ancient Egyptian Beads: Archaeological Value of Beads）終于在施普林格出版社付梓出版，夸克特地為該書撰寫了前言。一部博士論文在完成之后七十多年才出版，實屬罕見，說明其學術參考價值遠遠超越了時間的概念，是鳳毛麟角的上乘之作。夸克認為，夏鼐先生的博士論文的出版，不僅有利于后人了解他求學時期的研究路徑和方法，而且對全球化視野下更加全面地理解古埃及歷史文化以及古埃及與周邊地區關系史具有重要意義。

夏鼐先生博士論文封面

夏鼐先生在其博士論文的第一章就點明了這一點，他認為，在時間的長河中，如此多只有簡單考古信息的串珠在材質、形狀、制作工藝等方面經歷了怎樣的變化，促成這些變化的社會、經濟和心理因素有哪些，對這些相關問題的研究無疑會讓今人更好地理解古埃及人的生活細節、他們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他們在空間上的活動范圍。一方面，珠子或串珠借助貿易流傳，經常被重復使用，另一方面在此過程中與屬于不同時代和不同區域的珠子串在一起。不同串珠的磨損情況以及同一副上的珠子的產地、使用情況不同，都能夠提供意想不到的歷史信息。再次，串珠盡管在形體上不起眼，但是它們曾經被古人珍視和佩戴，為他們的貼身物，構成了我們了解和理解古人思想和情感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物品。夏鼐先生的博士論文把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的串珠放置到更加寬廣的時空框架中，為后人使用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藏品或者解讀其他博物館類似的文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8年初，在開始撰寫博士論文之前，夏鼐先生在艾爾曼特遺址做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古實習。之后，他專門到盧克索尋古和探訪。他在同年2月4日的日記中寫了如下一段話：“時已近11時，我要赴Temple of Montu（孟圖神廟），驢夫甚覺驚怪，謂為什么專找這些人家罕來的殘石塊參觀，放著偉大的阿蒙神廟不去，因為堅持要去，沒法子，他只好跟我來。繞道至Sandstone Portal of Ptolemy Evergetes（托勒密時期建造的神廟大門），門鎖著不能進去，繞一個彎，經Gate of Thutmose I（由圖特摩斯一世建造的大門），由南面進來，孟圖神廟，Ptolematic Temple and Small Chapel（托勒密神廟和小神殿）都很殘破荒涼，還不及穆特神廟湖光寺影，風景引人，放在阿蒙神廟之旁，自然罕有人來觀光。”即將以古埃及串珠作為博士論文題目的夏鼐先生對孟圖神廟這個人跡罕至的廢墟情有獨鐘，是否預示了什么？

三、孟圖神廟成為中國考古隊的發掘點

回國后，夏鼐先生在中央博物院和史語所考古分部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先是在浙江大學任職，后于1950年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考古研究所副所長，1962年至1982年擔任所長，之后擔任名譽所長。早在1945年，夏鼐先生在甘肅和青海屬于齊家文化的遺址發現了來自仰韶文化區域的陶片。根據考古地層學證據，夏鼐先生推翻了由安特生（J. G. Andersson）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確認的齊家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間的先后順序。不難看出，夏鼐先生創造性地融合并運用了皮特里的序列斷代法和交叉定年法。在之后的歲月里，夏鼐先生為重構中國新石器文化演變的脈絡和框架做出了建設性的貢獻。可以說，從夏鼐先生的研究中，我們仿佛始終能夠看到皮特里的影子。

在夏鼐先生的領導下，考古研究所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建設了碳十四測年實驗室。根據有科學依據的測年，夏鼐先生提出了黃河流域并非中國新石器時期唯一中心的理論。隨著七十年代放射性碳數據庫的建立，中國考古學家的科技手段不斷提高。在出土物的整理和發掘材料的發表以及相關研究論文的撰寫等方面，夏鼐先生以身作則，制定了嚴格的學術規范。他對著作中的觀點、地圖、表格、引文，甚至標點符號都仔細檢查和核對。

1952至1955年，由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共同舉辦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對文物工作人員進行考古知識和技能培訓；在此期間，北京大學歷史系創辦了中國高等院校中的第一個考古學專業。夏鼐先生為訓練班學員和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的學生開設課程并作專題講座。在緊張地進行田野發掘的同時，夏鼐先生極為重視運用理論闡釋和歸納出土物和發掘材料，1979年問世的《考古學與科技史》就是佐證。

夏鼐先生一直對絲綢之路這個區域上發生的中西交通給予密切的關注。1961年，夏鼐先生出版了《考古學論文集》，其中有多篇重點探究中國與波斯、古羅馬之間的交流。在強調中華文明原生態的同時，夏鼐先生指出了中國新石器文化的多重性和多中心。夏鼐先生被聘為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訊院士、瑞典皇家文學歷史考古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所通訊院士，獲得了美國、瑞士等國考古學機構頒發的榮譽稱號。

1956年，中國科學院邀請埃及開羅大學費克里（A. Fakhry）教授來華講學。費克里為中國科學院有關專家作了與古埃及相關的學術報告，又為北京大學歷史、考古專業的學生開設古埃及歷史課程。費克里的講稿于1956 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埃及古代史》。夏鼐先生對費克里講稿的中文譯文做了仔細修改，并協助費克里選擇附圖，指導繪圖人員繪制了書中的三幅插圖。

1978年秋季，由東北師范大學林志純先生牽頭，國內高校和研究機構部分從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學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舉行座談會，商討國內空白學科埃及學、亞述學等學科的建設問題。夏鼐先生應邀到會，先后兩次做了如何學習埃及學的報告，介紹他在英國學習和在埃及參加考古發掘的經過。夏鼐先生強調，研究埃及學的基礎是掌握古埃及文字。他把當年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古埃及象形文字時使用的教材和由他本人完成的三十三套習題展示給與會者。林志純先生培養了新中國第一位埃及學博士——令狐若明。令狐若明學習古埃及象形文字時的啟蒙老師就是夏鼐先生，而他使用的教材和練習冊均沿用夏鼐先生在倫敦大學學院讀書時的存本。

張光直先生在1986年撰寫的紀念夏鼐先生的文章中稱，夏鼐先生擔任中國考古學建筑師長達三十五年之久。他在文中預言，由夏鼐先生創建的學科在其弟子們的努力下必將有無限美好的未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考古學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是國家整體實力實質性提升的結果，同時也得益于夏鼐先生長期高瞻遠矚的學術規劃。張光直先生直言，夏鼐先生的去世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那個時代是由解放前在國內接受訓練的學者挑大梁的年代；而夏鼐先生去世以后，需要那些在國內考古一線成長起來并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者們發揮作用。

隨著中國考古學的成長和壯大，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把眼光投向國外。2017年，考古研究所舉辦了古埃及考古系列講座，講座文稿整理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埃及考古專題十三講》。同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外國考古研究中心。至此，在埃及進行考古發掘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2018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簽署了《中埃盧克索孟圖神廟聯合考古項目協議》，中埃聯合考古隊正式組建。

孟圖神廟實際上是一個神廟群，它由幾座神廟和其他結構組成。根據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法國學者對孟圖神廟進行的勘察和部分發掘，孟圖神廟群大致有以下幾個部分：一、孟圖神廟；二、瑪阿特神廟；三、哈普瑞神廟；四、圣湖；五、一座處在高臺上的建筑（可能是保存和制作供品的地方）；六、由幾位阿蒙神的神妻獻給奧西里斯的六座小神殿；七、通往碼頭的甬道。根據中國考古隊的探測，孟圖神廟圍墻內面積約二點四萬平方米，現已探明的建筑遺跡共有二十二座。

孟圖神是古埃及最早和最重要的神靈之一，在第五王朝末期形成的《金字塔銘文》中就已經占有一席之地；至第六王朝帕庇一世在位時期，孟圖神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祭司。孟圖神的表現形式是隼頭人身，有時以獅身鷹首獸的形式顯現，公牛是其神圣動物，這些都強調孟圖神高翔并突襲獵物的猛力。孟圖神頭上佩戴太陽圓盤，兩條眼鏡蛇盤踞在圓盤的前面，起到保護作用，圓盤后面插著兩根隼羽。孟圖神很早就分別與荷魯斯和拉合二為一——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具有相同的特征，成為孟圖―荷魯斯和孟圖―拉合成神。

孟圖神作為戰神，其地位在第一中間期末群雄爭霸和埃及重新走向統一的過程中迅速上升。獲得霸主地位并確立統一王權的底比斯君主們——被馬涅托列入第十一王朝——的名字“孟圖荷太普”當中包含孟圖神，意思是“讓孟圖滿意的人”。他們在位于盧克索尼羅河西岸的戴爾―巴哈里建造孟圖神廟，第十八王朝的哈特舍普特女王后來在這里為自己建造了祭殿。在宣揚保護埃及和向外擴張的功績時，幾乎所有的國王都打著孟圖神的旗號。“像孟圖神一樣”，構成描述君主勇猛殺敵并擴大埃及疆域時常用的字眼。因為這個原因，孟圖神在努比亞以及埃及邊境地區受到特別的供奉。

孟圖神的命運并非一帆風順。在孟圖荷泰普家族統一大業中被奉為至高無上的神靈之后，在隨后的第十二王朝，孟圖神則不得退居阿蒙神的陰影之下。在驅逐喜克索斯人并重新統一埃及時，同樣來自底比斯第十八王朝君主把孟圖神奉為重要的保護神。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國考古隊目前正在發掘的孟圖神廟才得以誕生并擴建，它的主體由阿蒙荷太普三世建造。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孟圖神只是扮演著無足輕重的配角，沒有哪個國王在他的神廟進行過大規模的增建。一直到第二十五王朝時期，來自努比亞的庫什統治者才又把孟圖神奉為最重要的戰神。庫什君主們這樣做，顯然是為了獲得孟圖神這位底比斯地區曾經的領主的承認和恩寵。可惜，與絕大多數其他建筑一樣，他們建造的高大柱廊已經不復存在。同樣作為外族統治者，托勒密王朝的君主們也在孟圖神廟增加了不少結構，尤其是規模龐大、如今卻殘缺不全的圍墻和保存尚佳的壯觀的塔門。幾經增建和擴建，使得孟圖神廟的結構異常復雜，加上絕大多數建筑目前只剩下了地基和散落的石塊。這些給發掘和復原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尼羅河重要的支流曾流經孟圖神廟北側。可以推測，孟圖神廟曾經是位于其南側的阿蒙神廟所需建筑材料、供品等物質的中轉站，同時還是阿蒙圣船出行時經過的站點。如果后一種可能性確實存在過，則意味著阿蒙神廟各種重大活動并非全部以第一塔門——阿蒙神廟最重要的大門——為出入口。顯然，不應當把孟圖神與阿蒙神隔離開來，更不應當低估阿蒙神的優勢地位。阿蒙荷太普三世一方面稱新落成的神廟為孟圖神廟；但是在其他地方，他又說這座神廟是獻給阿蒙―拉的。至少在初期，孟圖神廟是龐大的阿蒙神廟區的從屬。另外，上面提到的由阿蒙神的神妻們獻給奧西里斯的小神殿一開始并不在孟圖神廟圍墻之內。這些都說明，孟圖神廟與其他宗教建筑都有關聯，尤其是與阿蒙神廟之間的關系密切且復雜，比如，拉美西斯時期處置盜墓賊的審判就是在孟圖神廟群內的瑪阿特神廟舉行的。對孟圖神廟進行系統的發掘整理，不僅是了解目前圍墻內建筑的歷史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關鍵，而且有助于補全阿蒙神與孟圖神的關系網。只有做到了這些，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孟圖神廟盛衰的政治原因、社會背景和當時的埃及人——尤其是盧克索居民——的宗教訴求。

中國考古隊在2019年至2020年發掘季布設的探方面積約兩千平方米，發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南圍墻處的奧西里斯小神殿區和孟圖神廟西南角與瑪阿特神廟相連的區域。神廟區到處是來自不同建筑的石塊，大部分有銘文的石塊由法國考古隊整理并放在一處，因為年代久遠，不僅基本信息無從考證，而且因長期與土壤接觸被逐漸腐蝕，出現了開裂、風化現象。因此，中國考古隊建造了水泥平臺，將銘文石刻置于平臺上，采用統一的石塊銘文記錄表進行編號、登記和拍照，為日后項目資料庫保存影像材料與信息，目前已登記在冊的石塊約有五百塊。另外，中國考古隊已經開始與卡爾納克修復中心合作，在發掘的同時，對文物和建筑進行必要的修復和加固，采取充分的保護措施。除此之外，中國考古隊還與法國東方考古研究院和米蘭大學建立聯系，目的是查閱法國考古學家當年所做的考古筆記、器物卡片和信札。

中國考古隊主要成員與埃及發掘領工合影

從夏鼐先生遠赴英倫到中國考古隊飛抵尼羅河谷，中間相隔近一個世紀。夏鼐先生師從名家，把掌握的最前沿考古理論和方法建設性地運用到中國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之中，同時為中國埃及學的發展建構了良好的框架。由此可以說，中國赴埃及盧克索考古隊是有備而來。接下來的發掘值得期待。

（本文作者金壽福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考古研究中心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