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性格之中，最張揚的就是“霸”，最受詬病的也是“霸”。他錚錚鐵骨，坦蕩狷介，一改某些知識分子唯唯諾諾、明哲保身之陳習，因此獲得“傅大炮”、“傅老虎”、“曹大丞相”等綽號。愛之欲其永生，恨之欲其速死。

傅斯年

“他們看見我就跑，我很寂寞”

傅斯年之“霸”，正視之是擔當、是勇氣，顯示其領導力、組織力；睥睨之是獨斷、是自負，難免對人對事有偏見、有誤會，固然經常占理，不可能每次都占理。何況咄咄逼人，即使有理，也讓人難以接受。傅斯年去世后，蔣夢麟回憶：“他心里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他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其中毫無夾帶別的意思，但有時因此會得罪人。”

1943年冬，王世襄從北平來到重慶，一心想去大腕云集的中研院史語所工作。他是燕京大學碩士，英文好、歷史好，又請大哥王世富的清華同學梁思成引薦，信心滿滿，覺得在史語所謀職有戲。沒想到傅“霸王”面談時只說兩句話，就把他擠兌走了。

傅斯年第一句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王答：“燕京大學國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接著來第二句：“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王世襄臉一紅，從他辦公室出來。梁思成無奈，只好把他放在“自留地”中國營造學社做助理研究員。

除了母校北大，大概只有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生的史學功底，才能讓傅斯年刮目相看，其他大學入他法眼的不會多，難免以偏概全。

燕京大學是民國的名校之一，成立于1916年，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首任校長司徒雷登大刀闊斧，治校業績斐然，燕大在中國教育界的聲譽直追清華、北大。“北大老，師大窮，清華、燕京可通融”，這是“七·七”事變前流傳于北平高校的女生擇婿標準。

傅斯年與王世襄的故事還有精彩的“兩句話”后繼。王世襄在中國營造學社干得很好，抗戰勝利后，清理追還被敵偽劫奪的文物，貢獻頗多。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就具體經辦收回六批文物。

1946年11月，王世襄在南京出席清損會會議，即將赴日交涉索還戰時損失文物。傅斯年在會上又對他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當和在平津一樣，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第二句是：“那年在重慶你來見我，我不知道你還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傅先入為主，念念不忘王的“跑腿打雜”辦事功夫和燕京大學背景，而不是他的學術潛力，令人哭笑不得。

史語所的年輕人，都是傅斯年一手栽培，受過他的嚴格訓練和薰陶，愛他、敬他、畏他，見他有如老鼠見貓。史語所每天下午五時晚飯后，職員都出來溜達，遠遠瞄見傅所長過來便跑開。傅很失落無奈，告訴弟子王叔岷：“他們看見我就跑，我很寂寞。”

傅斯年心正體胖，會拍拍肚子，以自己是胖子而自豪。有一天，中研院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到史語所，感到氣氛與前些時候大不相同，便對董作賓傳神地說：“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董作賓對此感慨，“孟真先生對朋友，對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愛他之處在此，但是受過‘訓’的年輕人，‘敬’同‘畏’卻又壓住了他們的‘愛’。”

歷史學家何茲全是傅斯年的學生，后來隨他入史語所走上學術之路。他說：“我同所內大多數學長、學弟一樣，對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個字來表達，那就是‘敬’、‘怕’、‘親’。”何茲全還算好，他的堂兄何思源和傅斯年是北大同學，新潮社戰友，在德國一起留學，回國后在中山大學一起任教授。

何茲全入北大念書，何思源拜托傅斯年教授做擔保人，所以何茲全怕歸怕，還敢鼓起勇氣，當面告訴傅所長：“大家都怕您，我們在那里聊天，有說有笑，您一來，大家就溜。”傅說：“要命，我這么不受歡迎。”何答：“不，沒有人不歡迎您，都尊敬您，親您，但是和您在一塊又高興又拘束。”

1995年12月，何茲全受邀赴臺，參加傅斯年誕辰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會后，85歲高齡的何茲全去臺大傅斯年墓前祭奠，行三鞠躬禮，然后和夫人郭良玉一起跪下默哀，何老先生還哭了。師者有仁，學生感恩，也是中國師生情、師生緣的一段佳話。

陳寅恪大師對傅斯年的“霸氣”也頭痛，敬而遠之。因陳從香港返桂后滯留，不來李莊駐所，傅逼迫中央研究院將陳的專任研究員解聘、降薪，兩人多少有些隔閡。

1943年春，陳寅恪寫了首詩《癸未春日感賦》給史語所同仁，頜聯是：“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似乎隱含了他對傅斯年的不滿，認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據吳宓日記，1945年9月16日，陳寅恪夫人唐筼向來訪的吳宓抱怨，“傅斯年來函之薄情無禮”。

“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爭道理時，沒有人出來為你爭了”

在李莊時，史語所一個同事的小孩拿香火燒螳螂，他看到后，朝孩子的屁股踢了一腳，生氣地說：“怎么從小就這么殘忍！”他對這個調皮小孩的管教，流露出對小動物的仁心。

傅斯年具儒家名士之古風。對貪腐瀆職權貴，從來沒有好臉色，舍得一身剮，敢把兩任行政院長（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馬。但對基層職員、學生、工友，脾氣多不沖動，反而和藹可親；如有沖動，常常后悔且補救。

很多人怕傅斯年發飆，卻有人“喜歡”他發飆。秘書那廉君回憶，傅斯年在南京的所長辦公室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對他發脾氣。因為傅發泄之后，十次有九次會后悔，“上午發了大脾氣，下午某雜志社送來的一筆稿費，一古腦兒送給了老裴”，以表歉意。

那廉君保護文物，傅所長屢被“折磨”，仍然乖乖配合。中國宋版書籍全是國寶，一直是收藏界趨之若鶩的珍品，素有“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的說法。北宋刊《史記》、南宋刊蜀本《南華真經》、南宋刊《文苑英華》，合稱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的“鎮館三寶”。

抗戰勝利后，傅斯年幾經考慮、研究，又咨詢專家們意見，拍板花巨款1億元為史語所購入北宋版、南宋修補、南宋印的《史記》40冊，放在保險柜中。胡適、趙萬里等人共識，“此本為今存《史記》之最古本”。胡適支持傅斯年花巨款購書，鼓勵說：“你此次豪舉，并不錯誤。”傅很喜愛這部書，一有空就請負責保管的那廉君拿到辦公室翻閱。

那廉君盡職盡責，每次都在所長身旁“緊盯”，防止他的煙斗或雪茄。傅辦公室的大型吊電扇吹得“老古董”的書頁嘶嘶作響，每頁之間原來夾著一片用于防潮的煙葉，幾乎飛舞起來，那廉君立刻把電扇關掉。傅體胖怕熱，汗流浹背，也無可奈何，作了一個非常天真的表情，連說：“好，好！”另一次，嘆口氣對客人說：“你們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據史語所的所務會議記錄，傅斯年的提案幾乎都是“議決 通過”，但也有個別未通過。例如，他在1931年1月25日所務會議上臨時提案，“本所集刊每本最后一分（按：相當于季刊）須附此本所有論文譯成英文提要。”

他的初衷很好，有英文摘要方便宣傳，更容易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但陳寅恪反對，認為“此事極難”，理由也很充分：本所同事研究方向不同，專業性太強，隔行如隔山，恐怕沒有人能勝任翻譯，即使自己翻譯也吃力，最好只附英文題目。所務會議最后決定“保留待下次討論”，實質是擱置傅斯年所長的提案。

傅“胖貓”主持史語所所務22年3個月，期間史語所需資金、設備、圖書、項目等，主要靠他協調爭取。他去向蔣介石、蔡元培、陳誠、朱家驊、胡適等人要經費，常常不會空手而歸，更不會虧待他。1949年6月，臺灣地區物價高漲，臺大教授日子難過。朱家驊剛升任行政院副院長，傅斯年來電祝賀，虛晃一槍，即伸手要錢，申請為臺大教員加一個月全薪。朱家驊批示：“中央財政困難已極，弟當設法商請閻公（按：時任行政院長閻錫山）籌撥一款補助也。”

他長期處于政局不穩、戰爭不休、經濟拮據、官僚腐敗、社會動蕩的年代，擅長利用與政府高層建立的緊密人際關系，為自己、朋友、新秀開展高質量的學術研究，尋找必要的支持、極限的突破。陶希圣曾說：“傅斯年活著時，人們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爭道理時，沒有人出來為你爭了。”

有一次，傅斯年在重慶籌得一筆小款，托人帶回李莊，分贈給史語所同仁。分法卻反常：職位低人口多的，反而分錢更多。職位高的不爽了，有怨言。傅有先見之明，附信已預言：“你們分得這筆錢后，有的人一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罵。”

毛子水在北大同學中最佩服傅斯年，他到中大、北大、臺大任職，都是傅斯年提攜。毛肚中有貨，但口才一般，也有自知之明，教書非己所長，愛好網羅文獻，自謙是“dilettante”（按：半吊子）。傅斯年知人善任，推薦他兼任北大圖書館館長，但也不滿意老友的安于現狀、不求上進。在臺大當面對毛說：“不是因時局關系，我決不會請你教書的。”毛評論傅：“最偉大的地方，在他的大公至正的存心”；“對一個國家學術機構的首長，學識固然重要，公正無私尤為重要。孟真學問上的天才，固然是稀有的；而他的大公至正的心胸，則尤為罕見！”

位于臺北市大安區中國臺灣大學校園內的傅斯年墓園——傅園

“傅先生的跋扈是為公，不是為私，是為人，不是為己”

孟真很猛很真。早在中山大學就和傅斯年共事的黃季陸教授認為，傅斯年的本性是“天真、純潔和義俠一類的人物”；“在舉世普遍被重利輕義，虛偽和勢利種種惡習籠罩著的今日社會”，這類人物“使你心坎上釘著一件東西，永久都不會忘卻”。另一位中山大學教授、和傅做了三十多年朋友的北大同窗伍俶說，“沒有看見他向人低過一次頭”，“沒有絲毫官僚政客的氣味”。

和傅交往二十多年、在中研院成立之初就熟悉的程滄波說，“從未覺得他驕傲，我只感到他的熱情洋溢，醇厚有味。”在經常采訪他的記者們眼中，“他是一個最和藹樸實而平民化的學者”，“慈和、誠懇”。

思想者、先行者的靈魂必定是自由的，心胸通常是寬闊的，言行往往是孤寂的。所謂“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后漢書·黃瓊傳》）傅斯年天馬行空，特立獨行，一騎絕塵，知音稀缺，非議不少。

有人罵傅斯年“對著鏡子不認識自己的人”。臺大法學院商學系主任劉溥仁教授針鋒相對為傅校長解釋：“其實，這何嘗是傅先生的短處，相反的，這正是他那無私的偉大人格。”有人罵傅斯年“跋扈”。追隨傅斯年十年的弟子王叔岷，為“一生最崇敬的老師”抱不平：“表面上看來是跋扈，可是，傅先生的跋扈是為公，不是為私，是為人，不是為己。”

朱家驊也為傅斯年的“狂狷”、“獨行其是”辯護。他說，“孟真為人，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執筆為文，雄辭宏辯”；“常目空天下士，……唯其狂，所以富于情感篤于友誼。唯其狷，所以辦事能堅持主張，確守職責，為要貫徹他的主張，完成他的職責，他常常能力排群議，獨行其是。”

傅斯年愛才勝命，不僅不霸道，簡直甘為“保姆”。對陳寅恪、趙元任、梁思成等大師敬重關照的事例不必多說，對有潛力的學術新人提攜也很多。“一生最樂于成人之美，尤樂于指導青年，提攜后進。”王世襄之所以被傅斯年“兩句話”擠兌走，十之八九是他當時的才學，還不足以打動傅。

屈萬里曾回憶一位沒有任何背景的年輕同事，怎么進的史語所。史語所駐四川李莊時，這個年輕人在附近逛來逛去，想見傅斯年又不敢見。恰巧碰到傅斯年出來，他鼓起勇氣，迎上去自我介紹，說他是某大學的畢業生，聽說史語所如何如何好，想進史語所工作而沒有人介紹。傅斯年“找他一談，覺得這個年輕人很不錯，于是就用了他”。

他給史語所職員布置工作，會用商討的口氣；下屬因故不能執行，他也不以為忤；與錢穆關系微妙，但錢在武大的得意門生嚴耕望有真才實學，他沒有門戶之見，依然錄用、重用。1945年7月中旬，嚴耕望毛遂自薦，向傅斯年寫了封求職信，附寄三篇論文，自己都“不存多大希望”。8月21日竟然收到傅斯年前一天的回信，說欣賞大作，答應請求，告知依據院章擬定職稱，讓嚴喜出望外。

8月22日，嚴耕望樂悠悠地到重慶中研院辦事處見傅斯年，傅說自己現在事兒多，希望嚴暫時留在重慶，幫他處理一些文書方面的事。嚴卻認為自己最無辦事能力，文筆也很凝滯，所以第一天報到，就拒絕傅所長下達的第一個命令：“不能擔任這項任務。”傅不勉強，立刻說：“那么你就先到李莊史語所去。”事后嚴回憶，也感覺自己太直率，“未免太書呆子氣”，而“傅先生很有度量！”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邢慕寰院士、余英時院士聽嚴耕望院士講述這個故事，都哈哈大笑。

嚴耕望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系，妻子畢業于中央大學歷史系，長子出生后，家庭開銷大，生活拮據。傅斯年從其他渠道獲悉后，不僅將自己為教育部審查論文的審查費，送給這位年青人救急，而且主動為其妻找工作。讓嚴寫一張妻子的履歷表，他向考試院推薦錄用，不成功；又向國立編譯館推薦，終于成功。恩師拿著其妻的履歷表走出史語所大門的步履姿態，經常在嚴眼前浮現。傅斯年去世后，嚴寫追憶文章，“走筆至此，不禁涕淚交零，不能成字！”

傅斯年的知遇之恩，嚴耕望舍命相報。1995年初，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紀念專號”征稿。79歲的嚴耕望自認為其一生事業學問，受惠于傅先生的賞識提拔，所以不顧年老血壓高，不用多篇已完稿、未發表的成品，圍繞“唐代人口”課題原創學術新作，“拼了老命也要趕出論文以紀念傅先生”。他改變年輕時就形成的早睡早起生活習慣，“連續兩個多月趕寫文章，常過深夜十二點才就寢，完稿前幾天，甚至工作到凌晨兩點多。”交稿之后大病一場，健康嚴重受損，次年突發腦溢血去世，同門師弟余英時悼文標題就是《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

“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過量熱心，此種熱心確出于至誠”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傅斯年正直沖動，嚴于律己律友，尤其是非善惡，非常較真。對“辣眼睛”之事不會躲閃“閉眼睛”，反而主動“懟眼睛”。或舌戰、或筆戰、或拳戰、或心戰，總要爭一個結果，而且是爭勝。殷海光評論，傅斯年“是一個有是非之心的人”、“是一個有至大至剛之氣的讀書人”。

羅家倫和傅斯年吵了幾十年的架，依然友誼之樹常青。傅說，“彼此都有好吵的脾氣，幾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于氣忿忿的，不談話了。然而過五六分鐘，仍然一切如常。”羅描述兩人關系，“不見要想，見面就吵，真是奇怪的事。”

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傅斯年常說與世無爭的趙元任，“如果辦行政總是輸給人，因為每件事若要發展必須有爭的地方。”傅斯年經常氣別人，也被別人氣。“毛子水連罵我三天都是insinuations（按：含沙射影），最后大吵一回。”

羅家倫對這位“最英勇的斗士”的性格長處看得透：“孟真是人，不是做作的超人，是充滿了人性的人。”對他的缺失看得也透：“孟真因為富于斗勁，所以常常好斗。人家一有不正當的批評，不正確的主張，就立刻用口用筆和人家斗起來。”在他去世前兩天，羅還諷刺傅：“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結果反引起他一頓反攻。”羅分析其中部分原委，“他辦事太認真，和是非觀念太強之所致。”

人貴有自知之明，傅斯年也有反省，慚愧自己“老是以前那個浮躁樣子”。1942年2月6日，在高血壓病治療、休養大半年后，坦率向胡適解剖：自己的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總比別人好名少多矣”；自己的毛病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過量熱心，此種熱心確出于至誠”，“感情沖動，私事甚少，而為公者極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自己的病因是“我本心不滿于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之故，而思進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門里門外跑去跑來”。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掙扎，終生未改，也改不了。

1948年4月5日，他致函胞弟傅斯巖分析自己高血壓的病因有三：體胖、脾氣壞、習慣壞（勞動無節制、睡不滿六時等）。自認為脾氣壞“最是大毛病，憂勞怒三事無一要得”，“我不算大勞而平日憂國憂民卻并不自憂也”。1948年11月6日，他又向友人李田意反思，“我的脾氣雖然個人的思念甚少，而很熱心公事及別人的事，或者血壓高病即與此相為因果。”

傅斯年能伸能屈，自己不為“五斗米折腰”，卻常為學者們及其家屬的“五斗米折腰”。暫居李莊之時，就三天兩頭為中研院的三個研究所（史語所、社會所、人類所）和中央博物院“找米下鍋”，安穩人心。

他經常坦率地寫信向四川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王夢熊“化緣”：“請您不要忘記我們在李莊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為職業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

傅信中還自嘲這些學者是“豆腐先生”，因為窮得只能吃豆腐了，實際上連豆腐都吃不起、很少吃。上次他在南溪縣陪王夢熊吃了餐飯，習慣清湯寡水的腸胃沒福氣消受，餐后腹瀉一周，成為大伙的笑柄。

傅斯年對后學熱情栽培，有時也不滿、失望，而且毫不客氣。元史專家楊志玖年輕時很受傅器重，傅一直想培養這個人才，又資助緩解他的經濟拮據。1938年夏，楊志玖從史語所中英庚款中每月領取30元，夠房租、飯費、買書和零花。1941年秋，楊從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前夕，傅來信，建議他最好留在北大或到史語所來。楊聽從導師姚從吾的推薦，去了南開大學。

南開的歷史學術平臺，和北大、史語所不在一個數量級。1944年，傅又將楊借調到史語所兩年多，用的是“劉備借荊州”之策，準備留在史語所。1946年，南開文學院院長馮文潛催楊回天津上課，楊守信用回了南開。傅還有意送楊出國深造，但楊以自己年齡偏大、準備結婚為由婉謝。傅失望之余，斥責他“沒出息”。

楊志玖對傅斯年的栽培，一直感恩、遺憾、愧疚。1960年參加黨外人士的交心會，他真誠說出與傅斯年的情感，“沒有能夠實現從傅斯年進一步學習，有違傅先生的盛意，感到內疚。”

傅斯年在學術界最為稱道的是，創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并任終身“掌門”。籌備中研院史語所時，傅斯年才30歲出頭，風華正茂、活力四射，而且已有創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經驗。他展現高超的組織領導才能，構建現代學術體系，招攬優秀人才，籌措活動經費，指導編撰刊物，順暢協調上下左右關系，團結、培養一批卓越的學術大師。他是非較真、霸氣十足，卻公道正派、“至大至剛”（按：孟子論“浩然之氣”，語出《孟子·公孫丑上》），堪稱“中研院史語所之父”。

（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