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拜登不過是有人性的特朗普

近日，齊澤克在RT發(fā)表了對美國大選的看法。

2020年11月7日，美國特拉華州威爾明頓，拜登發(fā)表全國講話。

在美國總統(tǒng)大選前夕，不同形式的民粹主義抵抗力量正逐漸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陣地。《衛(wèi)報》的報道稱：“武裝民兵組織在美國總統(tǒng)大選的最后階段與陰謀論者和反病毒者結成聯盟，他們聲稱冠狀病毒大流行是一場騙局，加劇了人們對選舉日之前可能醞釀麻煩的擔憂。反政府和反科學宣傳的主要倡導者在周末聚集在一起，最大的民兵組織之一的創(chuàng)始人也加入其中。”

齊澤克認為，這里有三個層面在起作用：陰謀論者（如匿名者Q）、病毒否認者和暴力民兵組織。這些往往是不一致且相對獨立的：有陰謀論者不否認疫情的真實性，但從中看到了毀滅美國的陰謀；也有病毒否認者不認為疫情背后有陰謀，只是否認威脅的嚴重性（如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等等。

但現在這三個維度在一起發(fā)展：暴力民兵將自己合法化為自由的捍衛(wèi)者，他們認為自由受到深層國家陰謀的威脅，這個陰謀反對特朗普連任，而疫情是陰謀的關鍵因素；如果特朗普連任失敗，將是這個陰謀的結果，這意味著暴力抵抗這個失敗是合法的。

2020年10月，聯邦調查局透露，一個右翼民兵組織計劃綁架密歇根州州長Gretchen Whitmer，并將她帶到威斯康星州的一個安全地點。在那里，她將接受一種人民的“審判”，因為她為遏制新冠病毒感染而實行嚴厲的限制，從而按照民兵組織的說法，侵犯了美國憲法所保障的自由。

這個計劃令人想起歐洲最著名的政治綁架案。1978年，喚起基督教民主黨和共產黨大聯合可能性的意大利政壇關鍵人物阿爾多·莫羅被紅色旅綁架，交由人民審判，并被槍殺。

齊澤克贊同學者兼作家Angela Nagle所說的：新的民粹主義右翼正在采用幾十年前就被明確認定為屬于極左“恐怖”組織的方法。當然，這絕不意味著這兩個“極端”在某種程度上是重合的：并不存在一個穩(wěn)定的中心，而兩個極端對稱地分列兩邊。

基本的對立是建制派和左翼之間的對立，右翼的暴力“極端主義”是中心受到威脅時引發(fā)的恐慌性反應。這一點在上次總統(tǒng)辯論中變得很明顯，特朗普指責拜登支持“全民醫(yī)保”，說“拜登同意桑德斯的觀點”；拜登回答：“我擊敗了伯尼·桑德斯”。這個回答的信息很明確：拜登是有人性的特朗普（Trump with a human face），盡管他們的對立面是相同的敵人。這就是自由主義機會主義最糟糕的地方：因為害怕嚇到中間的人而放棄左翼“極端分子”。

特朗普在這里玩了一個模棱兩可的游戲——當他被問及宣揚暴力或陰謀論的激進右翼團體時，他試圖從形式上與這些有問題的方面保持距離，同時贊揚他們普遍的愛國態(tài)度。當然，這種保持距離是空洞的，是一種純粹的修辭手段：人們默默地期待著這個群體對特朗普演講中充滿的隱含的暴力呼吁采取行動。當特朗普抨擊所謂的左翼暴力時，他的措辭是分裂的，是對暴力的呼喚。特朗普在被問及“驕傲男孩”所宣傳和實行的暴力時的回答是一個典型。

據報道，“2020年9月29日，美國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在全國電視上告訴‘驕傲男孩’（一個崇尚白人至上主義的極右組織）‘退后并待命’后的幾分鐘內，這個只屬于男性的組織成員在邊緣（fringe）社交網站上慶祝在意識形態(tài)上推動反對左翼的‘歷史性’時刻。”

特朗普確實告訴他們退后，即克制暴力，但他補充“并待命”，即準備好——做什么？意思很清楚明白：如果特朗普輸掉大選，要準備好實行暴力。即使美國真正爆發(fā)內戰(zhàn)的危險可能是空穴來風，但這種可能性被廣泛談論的事實本身就很重要。

而且不僅僅是美國在朝這個方向發(fā)展：看看歐洲媒體的報道；在波蘭，自由派的公眾人物抱怨他們正在成為民主解體的旁觀者；同樣的情況也在匈牙利發(fā)生。

在更普遍的層面上，議會民主概念本身所固有的某種緊張關系今天越來越明顯。民主意味著兩點：一是“人民的力量”（多數人的意志應在國家中表達出來），二是對選舉機制的信任：無論有多少操縱和謊言，一旦統(tǒng)計出數字，結果就會被各方接受。

2000年美國大選戈爾向布什認輸就是如此，雖然更多的人投了他的票，佛羅里達州的計票也很有問題——公眾對正式程序的信任，才是議會民主制的穩(wěn)定性所在。當這兩個維度不同步時，問題就會出現，左翼和右翼都要求人民的意愿應該高于選舉的形式。而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對的：正如法國著名哲學家阿蘭·巴迪歐所寫的那樣，民主代表機制并不是真正中立的。

這種非中立性在危機或冷漠的時刻變得顯而易見，當人們體驗到民主制度無法有效地記錄人們的愿望或想法時——這種無能為力的現象體現在2005年英國大選：盡管托尼·布萊爾越來越不受歡迎（他經常被選為英國最不受歡迎的人），但這種對布萊爾的不滿卻沒有辦法找到政治上有效的表達方式。這里顯然出了很大的問題：并不是人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是一種犬儒的聽之任之阻止了他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動，所以，結果就是人們的想法和他們的行動（投票）之間出現了奇怪的差距。

大約一年前，隨著法國“黃馬甲”運動的興起，類似的差距更加殘酷地爆發(fā)了：他們清楚地表達了一種憤怒，而這種憤怒是不可能轉化或移植到制度代表的政治術語中的。這就是為什么當馬克龍邀請他們的代表進行對話，并要求他們用明確的政治方案來表達他們的抱怨時，他們的抗議活動就煙消云散了。西班牙的Podemos也發(fā)生了同樣的事情：當他們同意玩政黨政治并進入政府的那一刻，他們幾乎變得與社會黨人無異——這也是代議制民主沒有完全發(fā)揮作用的另一個跡象。

簡而言之，自由民主的危機已經持續(xù)了十多年，而新冠疫情只會使危機更加嚴重。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當然不是在某種更“真”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制度更能包容所有的少數派）中找到的。齊澤克稱，自由民主的框架必須被拋在腦后，這正是自由主義者最害怕的。只有當人們對體制內的變革失去希望時，真正的變革之路才會開啟。

哈里斯有潛力改變美國政治面貌

2020年11月7日，美國特拉華州威爾明頓，哈里斯登臺講話。

截至11月7日，美國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喬·拜登獲得了超過勝選所需的270張選舉人票的票數，如無意外，將于2021年1月20日與其副手卡瑪拉·哈里斯共同入主白宮。大選結果出爐后，很多人更為哈里斯的成功當選而歡欣鼓舞，作為美國歷史上首位當選女性副總統(tǒng)和非裔和南亞裔副總統(tǒng)，她的成功不僅有著歷史性的象征意義，還將帶來深遠的現實影響。美國《政客雜志》（Politico Magazine）日前邀請了25位政治觀察家、分析人士、思想家和文化界人士預測了哈里斯在副總統(tǒng)職位上改變美國政治面貌的可能性。限于篇幅，選摘部分內容譯介如下：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非裔美國人研究教授特拉·亨特（Tera W. Hunter）指出，非裔女性有著長達幾百年的堅定倡導將民主權利擴展到所有美國人當中的歷史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女性選民被主流政治體系接納之前。1948年，來自加州的報紙發(fā)行人、編輯夏洛塔·巴斯（Charlotta Bass）已是黨齡超過30年的共和黨人，因為無法為一份包含種族和性別視角的議程找到支持者，她退出了共和黨，加入了新成立的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并在1952年成為了該黨派的副總統(tǒng)候選人，也是首位被提名的非裔女性。20年后，紐約國會女議員、民主黨人雪莉·奇澤姆（Shirley Chisholm）成為了首位主要黨派的非裔女性總統(tǒng)候選人，她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性別歧視，支持墮胎權，親勞工，反戰(zhàn)，非常有主見，尤其堅持原則。但巴斯和奇澤姆都沒有得到黨派或選民的支持。

在亨特看來，哈里斯將帶著前輩的重負就任副總統(tǒng)一職，這個意味著巨大特權和力量的位置將提供一個前所未有的促使美國公正、平等對待少數族裔的機會，所有美國人都將從中受益。因為哈里斯在國土安全、情報與司法委員會的職責，她將在國際和國內事務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作為二號人物，她將參與指揮刑事司法改革、投票權保護、醫(yī)療和教師與其他工作者的薪資增長等重大議題。她最關鍵的角色可能是作為最值得信賴的顧問和當選總統(tǒng)拜登交流，她將作為一項永久性的提示——不要忽視那些被遺忘的有色人種選民，尤其是非裔，是他們幫助他當選了總統(tǒng)，在白人多數選擇了另一條道路的時候。

“新美國”智庫總裁安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認為，哈里斯在美國國內主要扮演調停者、療愈者和團結者的角色。對于很多有色美國人而言，多數美國白人無法和特朗普毫無歉意的種族主義政治劃清界限這一事實造成了一道敞開的道德裂隙，他們要怎樣和這些將“真正的美國”定義為白人的美國的同胞和解？哈里斯不僅因為膚色和性別深知這種被邊緣化、被貶損的感受，還曾作為檢察官以跨越膚色和政治分野的方式代表“法律與秩序”。她必須領導一場同時建立在對歷史和當下的虛偽和不公毫不含糊的真誠以及對國家的愛和塑造共同未來的承諾之上的全國性對話。

斯勞特還指出哈里斯應當在國際上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盡管拜登在外交事務上有著豐富的經驗，但哈里斯代表了美國在世界上的新路徑，作為一個考慮并連接各大洲的人們的國家。她認為哈里斯應該像拜登當副總統(tǒng)時那樣組建一個自己的外交團隊。美國在21世紀需要扮演與20世紀截然不同的全球角色，哈里斯可以成為這一反思的催化劑。

弗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妮弗·勞麗斯（Jennifer Lawless）指出，拜登哈里斯的成功削弱了女性候選人面臨系統(tǒng)性劣勢的認知。以往女性候選人在選舉中的成功往往被選民、捐贈人和媒體的廣泛偏見所掩蓋，這導致很多女性認為她們必須付出雙倍努力才能獲得男性候選人的一半成功，這種觀念阻止了她們參選。研究表明，國會女議員能為她們的地區(qū)爭取到比男議員更多的聯邦經費，并發(fā)起更多的立法程序；她們會優(yōu)先考慮和女性相關的議題；她們更可能參與有益于國會社會關系的社交活動和傳統(tǒng)。也就是說，女性在政府治理中表現更好。

范德堡大學政治學教授阿曼達·克萊頓（Amanda Clayton）提出，讓哈里斯在抗擊新冠疫情中扮演領導角色可能帶給美國人必要的信心。此前美國的抗疫由副總統(tǒng)彭斯負責，哈里斯的能力將進一步襯托出其無能。而女性政治家向來比其男性同僚更關心醫(yī)療議題。美國國會女議員在國會辯論中談到醫(yī)療的可能性顯著高于國會男議員。全球范圍內，女性官員較多的政府傾向于在公共健康上投入更多，此次疫情中新西蘭、德國、芬蘭等國的女性領導的表現都受到了贊揚。羅格斯大學美國女性與政治中心主任黛比·沃爾什（Debbie Walsh）表達了類似觀點，她認為這是女性參與美國政治的歷史性時刻，對于各個階層和政治派別的女性來說，哈里斯的成功當選拓展了可能性的邊界，證明了有色人種女性是有資格獲選的，為后來者打開了大門。

匹茲堡大學歷史學教授凱沙·布萊恩（Keisha N. Blain）指出，民主黨黨內初選和大選中，拜登關于刑事司法改革和1994年犯罪法案的歷史是最為棘手的議題之一。考慮到哈里斯的檢察官背景（她在刑事司法議題上同樣有批評者），可以想像拜登會依賴她的經驗繪制一條全國民主黨人都能夠支持的新的刑事司法改革路線。盡管拜登政府不太可能支持諸如削減警費之類的激進目標，拜登和哈里斯可以在量刑準則、合意判決、毒品分類及治療等方面提出新的聯邦路徑。作為有色人種女性，哈里斯特別適合推動處理懷孕相關死亡案例的種族民族差異的聯邦政策。律師、前紐約國會民主黨議員伊麗莎白·霍爾茨曼（Elizabeth Holtzman）也表達了希望哈里斯幫助拜登重建司法部門公正性的愿望，包括解決司法體系中的種族不平等、結束殘酷的不合法的移民和難民政策以及全面地為女性權益而奮斗。

哲學家、芝加哥大學法律與倫理杰出教授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表示，哈里斯應盡快明確確立作為全體美國人的副總統(tǒng)的形象，而不僅代表身份政治。她應當著眼于四年后的大選，自我定位為強勁的總統(tǒng)候選人，在當代美國，這意味著不再反復述說身份議題。盡管如此，努斯鮑姆認為以哈里斯對印度的了解，她應該著手處理印度國內的印度教右翼侵犯人權的問題，美國國會內的印度裔議員往往回避這一問題，部分是因為他們收到國內印度教右翼支持者的資助（加州國會議員Ro Khanna是光榮的例外）。但這應當成為兩黨共同的議題。小布什政府曾因印度總理莫迪在殺害古吉拉特邦穆斯林案中的共謀而拒絕他的簽證申請，我們應該重新采取可敬的立場，將全體印度人的人權作為美國與印度簽訂任何協議的條件。

“取消波拉特”

近日，包括Aljazeera在內的多個媒體報道了由一部“侮辱哈薩克斯坦的種族主義”嘲諷喜劇片引發(fā)的風波。“雖然這部電影是對美國文化、無知和偏見的諷刺，但在哈薩克斯坦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賞這個笑話。”

《波拉特》續(xù)集海報

薩沙·拜倫·科恩的《波拉特》續(xù)集上映后，再次在哈薩克斯坦社會引起了各種反響。這部由杰森·威奈勒執(zhí)導、名為《波拉特2：為建設偉大祖國哈薩克斯坦而賄賂美國政權》的電影近日在亞馬遜Prime上發(fā)布，虛構的主人公是哈薩克斯坦記者波拉特，由科恩飾演，他的特點是夸張的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和厭女觀點，在影片中被描述為哈薩克斯坦的典型。

在電影上映前，有超過10萬人在網上簽署了一份要求取消這部電影的請愿書。首映當天，小股抗議者還聚集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的美國領事館前。社交媒體的反應尤為激烈。Twitter和Instagram上出現了#cancelborat的標簽，數千名哈薩克斯坦人對電影中涉嫌的種族主義感到憤怒，并指責科恩侮辱了國家。

哈裔英國人Lola Askarova在change.org發(fā)了一份請愿書，要求“亞馬遜和Prime Video停止在英國和全球發(fā)行種族主義電影《波拉特2》”。請愿書抨擊富有的白人科恩選擇了哈薩克人生活的哈薩克斯坦，對有色人種進行種族歧視，嘲笑他們的文化、傳統(tǒng)來賺種族主義錢。請愿書還質疑亞馬遜：“這部種族主義電影公然譴責、欺凌和傷害一個有色人種民族，是否是符合亞馬遜價值觀的可接受的娛樂？”

Askarova指出，電影中所有的演員都不是哈薩克斯坦人，實際上主要是白人。“如果科恩先生嘲笑中國人、黑人、美洲原住民、猶太人或其他類似的有‘高知名度’國籍的人，將會引起國際上的軒然大波，他將被那些拒絕與他合作的電影制片廠所拋棄。”

更糟糕的是，在首映前，電影的營銷團隊設立了冒充哈薩克斯坦政府的假Instagram和Twitter賬戶。起初，大部分推文都集中在天氣和哈薩克斯坦部長的活動上。9月30日的一條推文寫道：“鮮為人知的事實：哈薩克人是世界上第一個馴化馬匹的人。我們偉大民族歷史上的又一個偉大時刻! #technology #worldculture”。

同一天，這個惡搞賬號在推特上祝賀唐納德·特朗普——“哈薩克斯坦人民的偉大朋友”——在總統(tǒng)辯論之前就贏得了辯論。隨后的一條推文說：“抱歉。盡管最近政府購買了寬帶賬號，但由于Wi-Fi信號不佳，我們目前無法關注辯論。請告知我們進展情況! #debates2020。”幾分鐘后，這個賬號又發(fā)推文：“好消息！我們正在使用鄰國混蛋烏茲別克斯坦的Wi-Fi! 又在看辯論了！”

雖然哈薩克總理的新聞辦公室覺得有義務否認是這個賬號的作者，但這次當局克制了對電影的官方評論。2006年上映的第一部《波拉特》電影名為《波拉特：為了建設偉大的祖國哈薩克斯坦而學習美國文化》，最初引起了政府官員的批評。但在2012年，外交部長Yerzhan Kazykhanov表示，他“感謝《波拉特》幫助哈薩克斯坦吸引游客”。他還表示，電影上映后，發(fā)放的簽證數量增長了10倍。

不過，哈薩克斯坦社會仍然存在分歧。《波拉特》再次讓哈薩克斯坦人分成了兩個陣營。有些人深感憤怒，說這部電影是騙人的，因為它是在羅馬尼亞而不是哈薩克斯坦拍攝的。一個哈薩克斯坦營銷專家Tatiana Fominova告訴半島電視臺：“我們的國家只有30年的歷史，國家象征仍然是被神圣化的。另一半人明白，這部電影主要是關于美國的，薩沙·拜倫·科恩幾乎是隨機選擇了哈薩克斯坦。”

Fominova說，因為《波拉特》，外國人經常嘲笑哈薩克斯坦，因為他們認為電影反映了現實。她說，自己在美國旅行時也遇到過這種反應，她說這很不愉快，但她補充說，她不會對電影制作者持反對意見。“我們國家的荒誕和腐敗程度非常高，《波拉特》是最不需要擔心的。哈薩克斯坦抓住世界媒體的注意力，只與連續(xù)的政治和社會丑聞有關。波拉特已不能再破壞這一形象更多了。”

在目前宗教問題非常敏感的法國，《波拉特2》海報引發(fā)了法國穆斯林的憤慨，他們要求將這些圖像從巴黎公交車的側面移除。在海報上，赤裸的科恩生殖器上戴著一只醫(yī)用口罩，戒指上則用阿拉伯語寫著“安拉”。巴黎主要的公交網絡RATP拒絕移除海報，然而據報道，電影廣告已經從TICE網絡（覆蓋了擁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南部郊區(qū)）的公交車上移除。RATP仍然否認是出于穆斯林社群的關注而移除了海報，做出這一決定是因為“其另類幽默被TICE管理層認為是不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