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惠特曼的《草葉集》早已是經典，著名翻譯家趙蘿蕤在晚年花費12年時間，譯成了第一個中文全本，然而這個全譯本絕版多年。近日，趙蘿蕤的全譯本《草葉集》再版，澎湃新聞經授權摘錄趙蘿蕤所寫譯本序的部分內容。

沃爾特·惠特曼

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于1819年5月31日出生于長島亨廷頓附近的西山村。他年幼時只在布魯克林上過五年學，十一歲就當了律師事務所的勤雜工，后來又在幾家排字車間學排字。在1836年夏至1841年春之間的至少三年里，他在長島各地當鄉村教師，更換過將近十二所學校。不久他開始發表一些感傷主義的“墓園式”的短篇小說和少量詩歌，并于1836年辦了一個周刊《長島人》。此后他短期編輯過紐約的《曙光》和布魯克林的《黃昏閑話》，直至二十七歲當上布魯克林《每日之鷹》的編輯。估計于1842至1848年間，他至少曾為十一家紐約和布魯克林的報刊投稿或工作。1840年他參加了支持范布倫競選總統的活動，并且獲得了勝利。馬丁·范布倫是激進的民主派，杰克遜的繼承人。之后惠特曼仍熱衷于政治，曾不止一次因和報刊老板意見不合而辭職。他的政治觀點在當時是激進的，他信仰“自由土地”，反對蓄奴制。所謂“自由土地”是指允許老百姓去西部開荒而不允許新開辟的土地淪為蓄奴州。他同樣主張“自由貿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支持任何摧垮民族與民族之間壁壘的措施：我要求各國都大開門戶。”（1888年5月）[1]又說：“為什么主張自由貿易……是為了團結：自由貿易促進團結。”（1888 年12月）這個立場和杰斐遜與杰克遜的民主主義沒有兩樣，只是在惠特曼身上多一點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味道（關于國際主義，作者在詩作和評論中還提出過許多激進的觀點）。他為什么強烈要求民主？可以用他自己的兩句話來概括，他說：“美國的光榮是由于她有四千萬高明的普通人，他們是一些前所未有的最聰明、最伶俐、最健康、最有道德的人。”（1889年12月）參照他別的言論來說明，就是他認為這個時代這個國家的一個正在上升的階層，就是廣大的普通人，或稱平常人（average persons），包括機械工、馬車夫、船夫、漁民、海員、男女工人等等。他又說：“我要求人民……即那些成群的群眾，人民的全體——男人、女人、小孩——我要求他們占有屬于他們的一切——不只是一部分，大部分，而是全部——我支持一切能夠使人民獲得適當機會的任何措施——讓他們過更加充實的生活……我要求人民享受應得的權利。”（1889年1月）這是他晚年說的話，足以說明詩人的這種熱情與信念始終不渝，老而彌堅。

1848年是惠特曼一生中關鍵的一年。他受聘去南方名城新奧爾良當報刊《新月》的編輯。

他帶著他的十四歲的弟弟杰夫經中部往南，但沒有住上三四個月便辭職回到了紐約。這一旅行在惠特曼一生中是少有的，他很少長途旅行。但更加重要的是1845至1848年之間，尤其是1848年，惠特曼已在盤算是否認真當一個作家。他已發表過許多短篇小說和少量詩歌（多用傳統格律）。小說中包括勸人戒酒的《富蘭克林·埃文斯》（1842），據說曾暢銷兩萬冊。讀書是他職業的需要：他在當《每日之鷹》編輯的時候曾寫過四百二十五篇書評，其中關于小說的一百篇，歷史的二十二篇，傳記的十四篇，宗教的四十五篇，詩歌的二十二篇，等等。然而上述這些作品和1855年出版的《草葉集》相比，幾乎沒有什么共同點。據西方學者考證，1845年至1848年間他已在筆記中記下了一些將成為《草葉集》內容的材料，但他還沒有完全放棄編輯工作。1851年他還曾經營過一家小小的印刷店，并且兼營興建房屋的生意。但是他已減少了政治活動，更多地轉向了音樂、文學、繪畫、雕塑等。十五年來（從19世紀30年代中開始），他欣賞了所有著名意大利歌劇演員——包括男高音貝蒂尼和偉大的女低音瑪麗埃塔·阿爾波尼——在紐約的演出。惠特曼晚年曾說“沒有意大利歌劇就沒有《草葉集》”，可見影響之深。然而在文學藝術領域，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他還只是個學徒。在此前所寫的東西只是一個新聞記者和報刊編輯的分內工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學。什么是文學？應致力于哪些內容，采取什么形式？這應該是他開始認真考慮的問題了。

考慮的結果是具有偉大劃時代意義的1855年版的《草葉集》，其中包括一篇綜述了作者嶄新的文藝觀點的長序和十二篇在美國文學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偉大詩篇。這兩項成就說明作家的創作思想已經發生了質的飛躍。以序文為例，有些觀點作家可能早就有了，不過在這里說得有聲有色。幾乎所有的觀點都是離經叛道，聞所未聞的。例如，在19世紀中葉，絕大多數美國人和幾乎所有的外國人都認為美國是毫無文化可言的，美國生活庸俗不堪，需要虔誠地向歐洲學習。但是作者卻開宗明義地說：“在世界上無論什么時候，美國人的詩歌意識可能是最飽滿的，合眾國本身，基本就是一首最偉大的詩。”又說：“合眾國的天才的最佳表達者是普通人……總統向他們脫帽而不是他們向他——這些就是不押韻的詩。”“一個詩人必須和一個民族相稱……他的精神應和他國家的精神相呼應……他是她地理、生態、江河與湖泊的化身。”“國家的仲裁將不是她的總統而是她的詩人。”“他是先知先覺者……他有個性……他本人就是完整的……別人也和他一樣完善，只是他能看見而他們卻不能。”“人們希望他指出現實和他們靈魂之間的道路。”詩人也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他認為一個偉大的詩人所應有的態度是“鼓舞奴隸，恫嚇暴君”；他的最大考驗是“當前”，并從此而引申到漫長的未來。關于詩的格律，他說：“完美的詩歌形式應容許韻律自由成長，應準確而舒松地結出像叢叢丁香或玫瑰那樣的花蕾，形狀像板栗、柑橘、瓜果和生梨一樣緊湊，散發著形式的難以捉摸的芳香。”這篇洋洋灑灑的八頁長序（按照初版的對開本，雙欄編排）約一萬字，充滿了激情，充滿了新思想和強大生命力，揭開了新時代詩歌藝術，特別是美國詩歌的嶄新一章。

……

初版的《草葉集》

初版的《草葉集》于1855年7月上旬出現于書肆。詩人送了一些給當時美國文壇的名流。7月21日愛默生給作者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致敬信：“這是美國至今所能提供的一部結合了才識與智慧的極不尋常的作品……我因它而感到十分歡欣鼓舞……我從中找到了無與倫比的內容用無與倫比的語言表達了出來……我向你偉大事業的開端致敬……”新英格蘭著名的文人梭羅和艾爾柯特訪問了這位初展才華的詩人。不過普遍而主要的反應是冷淡。謾罵式的評論如紐約的《準則》上的文章認為詩集的特點是“骯臟”“淫猥”。倫敦的《評論家》上的文章認為：“沃爾特·惠特曼和藝術無緣，正像蠢豬和數學無緣一樣……他應該受執法者的皮鞭。”波士頓的《通信員》上攻擊它“狂妄、自大、庸俗、廢話”。波士頓《郵報》上說它沉溺于繁殖之神的厚顏無恥——崇拜“猥褻”等等。同年惠特曼自己也匿名寫了三篇自評文章，用坦率而通俗的文字闡述了一些他最關心的論點。這并不奇怪：初版的內容和形式，對保守的文人和一般讀者來說是十分陌生的；形式是奇特的，思想更加大膽。在清教主義仍占主導地位的當時，歌頌肉體，露骨地描寫性行為，是不會得到人們的寬恕的。

1857至1859年之間，惠特曼時常光顧紐約的一家叫作“普發福”（Pfaff）的地下室飯館。那里聚集了一群波希米亞式的文人與藝術家。惠特曼在那里和新成立的《星期六周報》（1858）主編亨利·克拉普交好。后者新從巴黎回國，蔑視清教主義，常常故意做出使那些彬彬君子不寒而栗的舉動。惠特曼的名篇《來自不停擺動著的搖籃那里》就是在1859年12月27日《星期六周報》的圣誕專號上作為第一篇發表的。普發福飯館以它的名酒著稱，但是在這些不拘小節的作家、評論家、詩人、演員之中，惠特曼是比較沉默而拘束的一個，從來沒有喝醉過。惠特曼的藝術家生活也到此為止。作為一個靠自學取得各種知識的作家，他熟讀《圣經》以及荷馬、莎士比亞、司各特、彭斯、喬治·桑和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但是他散漫的生活方式和強烈的自我意識遠遠超過任何師承關系。他接觸過許多著名文人哲士的作品，包括愛默生、卡萊爾，甚至黑格爾，但是他的思想意識和藝術方法始終強烈地保持著他個人的獨特風格。

為了介紹詩人此后的創作成就，必須把《草葉集》的各個主要版本和它們的編排作一些說明。一般學者習慣于認為《草葉集》有九個版本。極為重要的是初版，已如上述。1856年的第二版增加了二十首新詩（包括名篇《一路擺過布魯克林渡口》《闊斧歌》和《大路歌》），并且把愛默生那封著名的來信連同自己的回信（并未寄出）作為附錄與“代序”。引起愛默生十分不安的是惠特曼利用他的名聲吹噓自己，竟在書脊燙金印上了愛默生信中最關鍵的一句話：“我向你偉大事業的開端致敬。”第三版（1860）十分重要，因為它包括了《亞當的子孫》和《蘆笛》兩組詩和《來自不停擺動著的搖籃那里》。這兩組詩中的大部分屬于作家的最佳作。這一版的第一首詩后來被題名為《從鮑瑪諾克開始》，帶有自傳色彩。第三版之所以重要也因為作者在這里開始對全集的編排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漸漸放棄了按照寫作日期的先后編排，而是按照詩的主題和內容編排；而且隨著年事日增，這些詩歌漸漸發展為作者個人的傳記，即他一生的經歷與感受。早在第三版的《再見吧》一詩中作者已經說：“這不是書，誰接觸它就是接觸一個人。”1867年第四版收入了《鼓聲噠噠》和《紀念林肯總統》（內戰前后的生活經歷）兩個詩組。自此以后的兩版增添了組詩《銘文》（闡明《草葉集》全集的主題思想），直至定稿版[2]（第七版，1881-1882）。在第七版中作者作了內容和文字的最后修訂，作品的題目固定了下來，每一首詩編排在什么位置也定了局。此后寫的詩則作為補編一、二收在全集的后面，未及在生前發表的詩則成為補編三。這一最后編排完成了詩人成長的全過程。全集開始是組詩《銘文》，點出了全集提綱挈領的主要內容；《從鮑瑪諾克開始》則是自傳體的開始，接著是有極大代表性的個性的史詩《我自己的歌》。《亞當的子孫》和《蘆笛》描寫了詩人一直關心的人際關系：男女之間的情愛，男性之間的友情，特別是后者，即詩人終生歌頌的，也是被視為民主制度基石的伙伴情誼。十多首“歌”使“自我”轉向世界，并形象地描寫了作者一些至感興趣的題材，反映了作者典型的價值觀。“候鳥”“海流”“路邊”又泛泛地以候鳥的形象和海與大路等地點命名，寫詩人的各種深刻感受。《鼓聲噠噠》和《紀念林肯總統》則是他的生活經歷和個人感觸；《秋天的溪流》寫戰后復原時的生活場景；然后從生命到死亡過渡，包括組詩《神圣的死亡的低語》《從正午到星光燦爛的夜晚》和《離別之歌》。這樣的編排只勾勒了一個詩人生平的輪廓，并不是每一組詩都有嚴格的連貫性。每一首詩的寫作年代更不在作者考慮之中。詩人自己說得好：“最好的自傳不是建造成功而是自然成長起來的。”他甚至認為全集后面的兩個補編[3]也應該是他那完整的一生的一部分，雖然它們的價值是無法和他的壯年之作比擬的。某些西方學者傾向于把一些結構松散的詩組說成高度有意識的安排，則顯得比較牽強。這個最后編排是經過了作者七個版本的調整后才決定的，不是作者有意識地按照生活經歷逐步寫成的。有的西方學者把《草葉集》全集當作一首偉大的史詩，卻有一定的道理。全集的這個“自我”要比《我自己的歌》中的“自我”更加宏偉，更加充實。詩人強調他的詩歌的個性力量，甚至說這不是一本詩而是一個人，這一點很重要。他說，“《草葉集》……自始至終是試圖把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美國19世紀后半葉的那個我自己），自由、飽滿、真實地記錄下來。在當今的文學中我還沒有發現任何一個使我滿意的類似的個人記載”。

惠特曼的人生哲學中最強烈而且自始至終堅持不變的信念是美國式的民主主義。詩集名為“草葉”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詳見拙譯《我自己的歌》譯后記）。散見在他的談話錄[4]、書信、序文和評論文章中這種帶濃厚感情和強烈信仰的言論真是太多太多了。專論至少有三篇：《論民主》（1867）、《論個性神圣》（1868）、《民主前景》（1871）[5]。定稿版的《草葉集》第一首詩《我歌唱自己》（1867）寫于初版問世的十二年之后。自從詩人決心把詩集編排成自傳樣式以后，他就想把《銘文》這組詩放在卷首，闡明詩集的中心思想，而《我歌唱自己》是其中第一首。

我歌唱自己，一個單一的、脫離的人，

然而也說出民主這個詞，全體這個詞。

這是民主的兩個主要方面：一方面是獨立的個人或個性，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民主，即全體。個人和個性是獨立的，可以發展為完善或近乎完善；它導致多樣性，導致一個一個接近于完善而各有所長的國民。民主則是全體，即集體，它要求一致性，是個統一體，即惠特曼所說的男子之間的友情，黏著性，不是渙散的而是凝結的伙伴之間的關系（詩人自稱為“伙伴的詩人”）。惠特曼的民主思想不只停留在理論上。十多年的編輯生活使他熟悉了現實中的民主政體，他參加過許多政治活動，親自經歷過不少政治斗爭，撰寫過《第十八屆總統選舉》[6]，主張普通勞動者進入美國政治。在《民主前景》一文中他充分揭露了美國民主政治的陰暗面，但是他相信民主政治的遠景及其強大的生命力：這種信心從未動搖過。

我從頭到腳歌唱生理學，

值得獻給詩神的不只是相貌或頭腦，我是說整個結構的價值要大得多，

女性和男性我同樣歌唱。

這里詩人要求歌頌那完整的人，既有肉體，也有靈魂，整體比局部更有價值。

作者平等評價女性也是貫徹始終的。對于19世紀中葉的美國社會說來，這可能還是新鮮事物。

歌唱飽含熱情、脈搏和力量的廣闊生活，

心情愉快，支持那些神圣法則指導下形成的、最自由的行動，我歌唱現代人。

注釋

1.引語后附有年月的均摘自賀拉斯·屈勞伯爾編錄的《在坎姆登和沃爾特·惠特曼一起》（With Walt Whitman in Camden，by Horace Traubel）。已出六卷：1906，1908，1914，1959，1964，1982。

2.譯者杜撰了這個名稱是因為作者已于1881年把《草葉集》全集的主體定了稿，他雖諄諄囑咐要以“臨終版”（1892）作為今后的依據，但“臨終版”只比“定稿版”多了兩個補編，并未改動1881年版。

3.補編三是詩人去世后，屈勞伯爾補入的。

4.即前注《在坎姆登和沃爾特·惠特曼一起》六卷。

5.《民主前景》是前兩篇論文的重寫。

6.撰寫于1856年，作者生前未能發表，直到1956年才收入文集中出版。

《草葉集》（全2冊），【美】沃爾特·惠特曼/著 趙蘿蕤/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后浪，202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