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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于985大學，是我最失敗的一件事”
原創 小新同學 有間大學
“如果你在貼吧傾訴這些經歷，人們不會為你的遭遇提建議，反而會表現出幸災樂禍或調侃的態度。其他人很難共情，無法理解，他們會覺得985畢業生就應該混得很好。”
今年夏天，李濛無意間在豆瓣網發現了“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
該組有近11萬成員，他們都畢業于985高校，但自嘲為“廢物”。他們在小組內分享職場上的挫折、找工作屢遭碰壁等不如意之事。
“小鎮做題家”這個流行詞，就出自這里，形容一群只會應付考試、出身背景一般又能力平平的人。
有人認為，小組更像是一種互助會，眼下雖然遇到了一些挫折，但還是想努力去過得更好。
“從985高校畢業，不可能每個人都事業成功。很多人自認失敗，只是社會的輿論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混得不太好，和學歷不太匹配。實際上并不是這樣。”李濛說道。
她認為社會觀念應該有所改變，學歷不再是評價能力的唯一標準，也不該成為高校畢業生的一道枷鎖。畢竟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人生。
李濛出生在江蘇省小城，父母都是公務員。小時候，她一直是標準的好學生，高考后念了一所省內985高校，報取了核相關專業。“當時家人覺得專業很熱門，根據分數做出了最佳選擇，并沒考慮今后的就業。”
在父母心目中，公務員是最好的工作。從大四開始，李濛就參加過國考、省考、地方級考試，但始終沒有通過。
最終，她通過北方某省一個縣城的人才引進計劃，找到了現在的工作。工作的內容和過去的專業完全沒有關系。
學了四年核專業的李濛，成了一個文員，為城管局、衛生局、園林局寫各種材料。
一年多過去，李濛仍不適應當地的生活，休息日就在出租房度過。“這里以吃面食為主，飲食不習慣。用開水壺燒熱水，不到一個月就有水垢了，環境也不習慣。”
在辦公室里，無形化成了兩個圈子，本地人，一個是招來的20多名大學生、研究生。李濛稱，本科生要求是211、985高校畢業生。“好幾個是浙大、復旦畢業的。本地人的年齡有些大，學歷普遍偏低，很多是高中文憑。”
實際上，李濛有更好的選擇。她的大部分同學都去了一家規模世界500強的醫療公司，工作地點在南京。每月帶補貼有1萬元收入，年終獎在20萬左右。
而她現在的工作，每個月只有5000多元，不過父母看重了事業單位編制。
在辦公室里，李濛發現這些通過人才引進過的同事們，和小組成員的經歷有很多類似性。
我有個同事，他很聰明，會多門外語，但不太會和人打交道，社會化程度比較低。這樣的人很多，不過只能扎堆在那個小組里，在網上抱團取暖。”
李濛并不甘心這樣的生活，工作之余，她開始準備考研，目標是北京大學的古典文學專業。她稱，過去選擇的專業上都出于實用性，這一次更想聽從興趣。
這個決定，同樣考慮到了父母，想要達到一種平衡。
她說：“如果考上，我未來就能去大學教書，或者去研究所工作。對父母來說，這也是穩定的工作，同樣也是我感興趣的。”
平日里，李濛喜歡玩游戲，連QQ頭像用的也是二次元。她有并不被父母、老師知道的一面，比如游戲里，她沒有生活中那么乖，而是一個厲害的玩家。
在復習考研之余，她有時會用手機玩游戲，放松一下，很多朋友也是在打游戲時認識的。
在網絡簽名上，李濛用了自己喜歡的日本詩人松尾芭蕉的一句俳句：“水鳥嘴，沾有梅瓣白。”
眼下，她期待能早日去讀中文，重新進入校園。那時，人生就能開啟新的一章，過上自己很喜歡的生活了。
盡管過去了7年多，但陳麗還記得這句話：“你不像復旦大學的學生。”
這句話讓她覺得羞愧，還好自己已經走出來了。那是大二暑假，她參加一家雜志社的實習生面試，但被拒絕了，而其他同學卻非常順利地去了大公司實習。
對此，陳麗常把自己的弱點，歸因于成長經歷。
陳麗是上海人。在上初中前，她都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棟占地40多平方米的自建房里。
談到這些，她有些不好意思：“一樓是爺爺和奶奶開的煙雜店，里面隔出了個小房間，我們一家三口就住在里面，上廁所需要用痰盂”。
陳麗談到了自己的父親，一輩子都在做財務，經歷過好幾次企業倒閉，因此家里的經濟狀況很緊張。父母都不擅長與人打交道，從不在外面吃飯，也從不邀請朋友來家里。
“爸爸很不會適應單位的環境，別人講的話，他都聽不懂，人際關系處理得很差。在家里，他還總是貶低我。”陳麗說。
從一所普通小學畢業后，陳麗考進了上海的一所名牌中學。環境的突然變化，讓陳麗很難適應，敏感地察覺到了人群的差異。
陳麗說：“同學們的家境都很好，能明顯感覺到別人都比你活躍，聲音比你響亮，表達也更清晰、流暢。我那時連老師上課的節奏都很難跟上。我在班級也被冷暴力了，這件事讓我之后的生活幾乎癱瘓了。”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了大學。在復旦大學，陳麗選了一門小語種專業，她覺得新的語言會幫助自己打破局限性。
但她卻發現，自己和同學們的差距很難彌合：“有個同學的意大利語很好，她沒有學過法語，但聽了音后就能拼寫出來。更重要的是，我也很晚才意識到，在大學的學習方式和中學不一樣，需要更主動地學習。”
陳麗稱，名校更像一個小型的名利場，聰敏的同齡人更擅長通過老師、社團來獲取資源，早早地為畢業后鋪好了路。
“我當時就感覺自己被一種東西罩住了，非常遲滯。情緒會改變你的語言、洞察力和學習方式。” 畢業后，陳麗選擇去國外讀研究生，她選擇的專業是比較文學。
最終，她還是如愿進了媒體，先在當地報社工作，后去了一家較有影響力的藝術、生活類雜志。她認為，這份工作帶給自己許多改變，學著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自己也變得更自信。
朋友們也看到了她的這種轉變，“他們說我好像長大了一樣，變成了大人”。
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對陳麗啟發很大，從中了解到了另一種生活體驗。書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如何才能讓學生獲得真實的力量？我始終認為，能不能正視自己的生活經驗，能不能直面自己，能不能和真實的生命體驗打通，是決定年輕人是否產生力量的關鍵。”
在復旦大學念書時，陳麗選修和旁聽了很多文史哲課程，當時她并不在意學分。這段經歷，陳麗覺得非常珍貴，盡管自己多少有些碰壁。
“在這所大學求學最大的福利就是，無論你追求成績、工作還是其他任何方面，你都可以自成一派。過了好幾年后，我才開始正視那段時間的力量。”
哲學家韓炳哲在著作《倦怠社會》中表示，他認為福柯提出的規訓社會已經遠去，當代正在變成績效主導、競爭性社會。在提倡高效生活的同時，人們容易習慣自我剝削，常陷入焦慮，也喪失了沉思能力。
陳飛辭掉了大專輔導員的工作。但在網上尋找高校工作時，他發現其對學歷的要求越來越高。
此前，陳飛在一個普通二本讀的社工專業，研究生考進了北京一所985高校，學了社會學。畢業后，他回到老家云南，在一所大專院校當輔導員。
“最近看招聘，發現職業學院、大專招的老師，要求博士生，碩士只能去當輔導員。云南師范大學招的行政院人，都是要求本碩雙一流優先。現在大城市的一些中學，流行招博士當老師，以前聞所未聞。”陳飛說。
2011年，陳飛剛念大學時，學校的老師大多是碩士學歷，唯一一個本科學歷的老師是一個優秀的北大畢業生。臨近畢業，學院里來了個博士當輔導員，老師的門檻變成了博士生。
在陳飛讀研究生時，發現普通本科高校已經傾向招博士后、海外留學博士來當老師，普通的博士生則沒機會去一流大學任職，等到自己碩士畢業，這個學歷只能去普通大學當輔導員，或者去大專院校當老師。
陳飛認為，這種競爭并沒有必要。“我給你舉個列子，比如高考。假設，清華、北大在一個地區招100個學生，那么想考上的人就要拼命學習。
假如大家一天都學習8個小時，但有一個人想學習12個小時。一般來說，學得更久就更有希望考上，所以更多人也開始學習12小時。
漸漸地，人們學習時間變得更長、更吃力。大家越來越辛苦，但名額還是那么多，這樣競爭對誰有好處呢？”
陳飛的學生，都是高考的失利者，大多來自云南的小城市、鄉鎮。
“他們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出門打工，也沒有接受過很好的教育，不知道怎么管教孩子。孩子們沒人管，中學的時候成績就很差，自然被老師邊緣化，成績受到影響。畢業后，他們在求職上的競爭力，不說遠低于大學生，也會比從小生活在城市的人要吃虧許多。”
實際上，畢業快兩年的陳飛也面臨同樣困境。很顯然，學歷在越來越成為必備品的同時，也在迅速貶值。
一個朋友向他抱怨過，大學念的是生物制藥專業，當時可以在藥廠找到研發工作。但畢業后，他發現只能從普通的基層工人做起，工作本身也對身體有些傷害。
現在，陳飛對這些想得更明白了。他認為“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的成員們，“沒有認清學歷和未來，兩個關聯度不再那么重要，有可能是在象牙塔里呆久了，該走出去了”。
“未來，還是要靠自己。”
陳飛打算在昆明找一個新媒體或策劃類工作，沒有工作的這幾個月，當是一次長假，“從頭開始學也沒有關系，以后的路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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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趙景宜
原標題：《“畢業于985大學，是我最失敗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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