礪石導言

薩繆爾森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當代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創立了新古典綜合學派，被稱為“最后一位經濟學通才”。薩繆爾森影響巨大，可以說，他代表了經濟學的一個時代。《薩繆爾森傳：現代經濟學奠基者的一生》記錄了薩繆爾森這位經濟學大師成長、其經典著作誕生的過程；記錄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經濟學發生劇烈轉變的歷史，是了解薩繆爾森和經濟學發展一個很不錯的參考。

《薩繆爾森傳》| 來源

最近2020諾貝爾經濟學獎壓軸公布了。據諾貝爾獎官方網站消息，諾貝爾經濟學獎于北京時間10月12日17時許正式揭曉，由兩位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Wilson獲得，獲獎理由為“對拍賣理論的改進和發明了新拍賣形式”。

迄今為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共有85位，美國人是絕對的大戶，加上今年兩位美國經濟學家，65%的獲獎者都是美國人。

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歸功于歷史上首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經濟學界的“神級人物”——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的巨大影響力。

其經典著作《經濟學》從1948年誕生到現在，出到了第19版，累計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光是英文版全球銷量超過400萬本，堪稱是30年內美國最暢銷的教科書。從這個角度講，所有經濟學人士都是薩繆爾森的學生。

薩繆爾森其實早在青年時期就與經濟學產生了不解之緣，他的一生可謂是與經濟學“相愛、相知、相守”的一生。曾經他這樣形容過自己與經濟學的“前世姻緣”：“如果說經濟學是為我而設的，也可以說我是為經濟學而出現的。”

薩繆爾森幾乎見證了經濟學理論在二十世紀的所有重要進展和爭議，并且在諸多重要的經濟領域中成為不可或缺的探索開拓者和積極參與者。在他去世的那年，人們為了緬懷這位偉大的經濟學家，稱他為“經濟學界的最后一個通才”。

但是，除了他出版的著作和他的聲望外，人們對他的人生故事所知甚少。

而就在本月，薩繆爾森的詳實類大部頭個人傳記《薩繆爾森（第一卷）》在國內首次公開發行，這是一本關于年輕人探尋自己道路的故事，一本關于經濟學領域一位標志性人物的故事，同時還是一部經濟學斷代史。

對很多經濟學愛好者而言，閱讀一本關于保羅·薩繆爾森的傳記，似乎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薩繆爾森曾經說自己“出生了三次”，而這本書的出現，完整復刻了他前半生的人生故事，仿佛讓這位偉大的現代經濟學奠基人——薩繆爾森再次重生，薩老和那段重要的歷史，將再次回到我們的視線和生活。

1

“出生了三次”的經濟學家

薩繆爾森是一對猶太夫婦的兒子，父母雙方的家庭均離開波蘭來到美國中西部，主要收入來自一家藥房和一家餐館的合伙事業，因此家庭背景并不能給予他支持。幸運的是，他的天賦得到了認可，機會的大門也不斷向他打開，先是讓他到了芝大，接著使他進入哈佛，之后他又加入了哈佛研究員學會。在這個過程中，他遇到了許多當時的主要經濟學家，吸收了一位又一位老師的思想。有時，一位老師的思想會取代另一位老師的思想，例如，他和漢森的關系就改變了他對經濟穩定的看法。有時，正如與哈伯勒和威爾遜的關系那樣，他能夠把從不同老師那里學到的東西融為一體，迸發出一些有別于任何一位老師教給他的東西。

通過他那個時代領先的兩個經濟學系，薩繆爾森從一個多少拜運氣垂青的門外漢，成長為經濟學領域舉足輕重的經濟學家。

薩繆爾森說，他自己實際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當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兩次都跟經濟學息息相關。

薩繆爾森曾甚至在演講中以第三人稱來描述經濟學與自己的關系：“經濟學這一行天造地設般地適合他，仿佛是歷代經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歸宿。”而他也不枉負“天造地設”這個詞，他對經濟學研究具有別人無法想象的熱忱，“說他做夢都在思考工作也不為過”。外人看來枯燥無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卻是另一番景象：“讓我干這么好玩的工作，還要付給我這么多錢，我真是撿了大便宜了！”

2

二次重生：與經濟學的“一見鐘情”

1932年1月2日，16歲的薩繆爾森在芝加哥大學上了第一堂課，這堂課對他來說非常重要，以至他多次將其形容為一次“新生”，因為是這次課讓他得到了第二次生命——一位經濟學天才少年重生了。

這一天正是芝加哥大學開學，早晨8點，當薩繆爾森第一次走進芝加哥大學講堂之時，講座主題剛好是馬爾薩斯膾炙人口的人口理論：直到密集程度超過了每英畝土地所能夠維持的人口生活水平達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將像兔子一樣的繁殖，之后不斷增長的死亡率則與出生率達到了平衡。

這一切迅速占據了這個天才少年的心：“它們是如此簡單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懷疑自己是不是遺漏了什么神秘的復雜性。”

那一刻，經濟學選擇了他，他也選擇了經濟學。

《薩繆爾森傳》中記載了薩繆爾森在當時的真實心情寫照：“在寒冷的1932年1月2日早晨8點，我就像進入了天堂，一個屬于我的天堂。我邁進芝加哥大學的一間教室，從此迎來了另一種人生。”

然后薩繆爾森居然直接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為了1932年1月2日，地點就是芝加哥大學。

許多在大蕭條時期進入經濟學領域的人（例如詹姆斯·托賓），都是出于想為失業問題做些什么的愿望。然而，盡管薩繆爾森在大蕭條最嚴重時期進入芝大，他也確實在某個時候提到過這個原因，但他通常給出的是一個更加以自我為中心的動機——他非常適合經濟學。

他聲稱自己天生就是一個經濟學家。

這種態度和他沉迷于奈特（曾經的懷疑論者和反傳統主義者），以及稱自己吸收了許多老師倡導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完全一致。

但是，在芝大的最后兩年里，他開始認識到數學對經濟理論至關重要，這意味著他對奈特所持立場的重大背離。他選修了重要的研究生理論課程，但不是由奈特教授的，而是由雅各布·瓦伊納教授的。他在課上發現并糾正了瓦伊納的錯誤，這使他在一大批研究生中脫穎而出，而這些研究生中的許多人在20世紀40年代也都成了美國經濟學領域的重要人物。

3

三次重生：天賦的解放

1940年，25歲的薩繆爾森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并用他的經濟學天才思維開創了該校經濟系的新氣象。在他的帶領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系從1940年時一個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學型小系，成為當今經濟學界頂禮膜拜的圣地，學生包括克萊因、默頓、阿克洛夫、恩格爾、斯蒂格里茨、克魯格曼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以及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羅默。

與離開芝大的決定不同，1940年10月離開哈佛前往麻省理工學院的決定并非薩繆爾森的被迫選擇。他在哈佛接受了一個講師職位，并確信這個職位可能會被續聘，但麻省理工學院給他提供了一個級別更高、薪水和條件也更好的職位。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系致力于為科學家和工程師提供服務性教學，實力上顯然比不上哈佛大學經濟學系，但從地理位置看它距離哈佛只有兩英里遠，薩繆爾森可以與他的朋友和前同事們保持聯系。他繼續生活在離哈佛校園一步之遙的地方。還有一個問題是，他的猶太血統很可能會成為哈佛甚囂塵上的反猶太環境的一個障礙。由于熊彼特給了他強有力的支持，加上許多其他教員對他的尊敬，薩繆爾森對此視而不見。他已經被接納為研究員學會的一員，盡管一些人，比如系主任哈羅德·赫欽斯·伯班克，可能不太待見他，但薩繆爾森可以將他們明顯的反感歸因于政治分歧，或者是對比他們聰明的人的質疑，而不是反猶太主義。另一方面，瑪麗昂比薩繆爾森更清楚地看到，哈佛的反猶太主義終將成為一個問題，搬到麻省理工學院則會把他從中解放出來。她說服他接受了麻省理工學院的職位，加入哈佛教員隊伍不到一個月，他就離開哈佛來到麻省理工學院。

薩繆爾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們對他表示熱烈歡迎，對他們來說，聘用他是一次巨大成功，盡管他可能只是一名助理教授，但他得到了強大的支持。開始他們可能是在從事服務性教學，但隨著戰爭的發展，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系成了一個因擁有共同目標而緊密聯結的系。薩繆爾森同拉爾夫·弗里曼和魯珀特·麥克勞林相處融洽，和哈羅德·弗里曼也很親近。在他加入后不久，麻省理工學院設立了一個經濟學博士項目，并在20世紀40年代進行了多項任命，聘請了許多哈佛不愿接受的猶太背景的學者，這使該系顯著壯大。他得到了迅速提拔，當有機會重返芝大時，麻省理工學院的吸引力已經因離威斯康星州和他自己的家更近而變得非常強大了。

正如他搬到麻省理工學院一樣，瑪麗昂最清楚地看到，留在他原來的地方（同他們日益壯大的家庭和郊區的一所房子一起）他會更快樂。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實力與芝大或哈佛相比可能仍然弱小，他們依舊是一所工程院校的經濟學家，但隨著戰爭時期大量研究實驗室的發展（輻射實驗室是其中之一），戰后麻省理工學院作為美國“大”科學研究中心的顯赫地位獲得了巨大聲望。其他大學的經濟學家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理解這一點——他不斷收到關于他是否對其他地方的某個職位感興趣的詢問，似乎清楚地反映了這一看法，即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定然希望在其他地方謀取職位。但是，對那些致力于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的人來說，麻省理工學院是一個自然的首選之地。

麻省理工學院靠近哈佛，這使其在課程設置和研究合作方面頗具優勢。但這也導致激烈的競爭，結果是，當麻省理工學院招到一個明顯優于他（這一時期的大多數學者都是男性）在哈佛的競爭者的學者，比如諾伯特·維納或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時，此人便會被譽為學術明星。

到1948年，在《經濟分析基礎》引發熱烈反響和《經濟學：入門分析》取得巨大成功后，薩繆爾森就處于這樣的地位。

康普頓的接班人、麻省理工學院院長詹姆斯·基利安認為，薩繆爾森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成功的關鍵原因——他就像是吸引其他優秀經濟學家加入麻省理工學院的磁石。這顯然是薩繆爾森當之無愧的角色。

薩繆爾森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時，年僅32歲。盡管他尚處于一個極其高產的學術生涯的早期階段，但這個獎項和他的兩本書的出版，以及他被評為麻省理工學院的正教授，標志著他的經濟學思想和他在經濟學界的地位得以確立。這一階段構成了《薩繆爾森傳》這本書的重要主題，即從1932年開始（當時他還是芝加哥大學的本科生，第一次接觸經濟學），至1948年結束，在這16年間，經濟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些變化中最著名的便是“凱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它涉及一種關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實施的、與國民核算中的一場革命密切相關的新的經濟思維方式。這一時期也見證了數理經濟學和使用形式化統計方法（計量經濟學）的經濟數據分析，由少數經濟學家關心轉變為在經濟學中居于穩固地位。美國經濟學也從一門缺乏占主導地位的理論框架，以及“制度主義者”（他們試圖把自己的思考建立在可靠的數據上）和“新古典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抽象數學理論的作用更大）之間存在分歧的多元化學科，轉變為一門“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占主導地位的學科。

在這些發展過程中，薩繆爾森起到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理解了他的學術發展脈絡，也就理解了這個劇烈變革時期一些最重要的發展脈絡。

因此，這是一個既和薩繆爾森有關，又是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經濟學轉變有關的精彩故事。

可能有人會好奇這本傳記的厚度，僅僅是前三十年的人生故事，居然厚如辭海？

但我想說，因為是薩繆爾森，所以他值得。

*本文整理自《薩繆爾森傳：現代經濟學奠基者的一生》，羅杰·巴克豪斯著，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版權歸作者及本書所有，轉載請務必注明作者及作品出處。圖片來源于網絡。

原標題：《薩繆爾森：所有經濟學人士都是他的學生》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