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六四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該專業創辦于一九五九年，學制五年，是專門為培養關于古籍整理的編輯、教學、研究方面人員而設置的。因為是第一屆，也許比較吃香吧，當年一起分配到中華書局有十一人。我在大學高年級時，癡迷上了古代戲曲，畢業論文是與有同樣愛好的三個同學合作《浣紗記校注》，古典文獻教研室特聘中華書局程毅中先生指導，并于一九九四年二月，由中華書局出版。《浣紗記》是明代戲曲家梁辰魚為昆曲創作的劇本。由此讀了一些雜劇和傳奇，我認為中國古代戲曲有兩大缺點：一、題材上，精華糟粕混雜，必須大加改造，才能推陳出新。二、結構上，支蔓太甚，過于冗長，動輒四五十出，根本不適合今日舞臺演出。戲曲家孟超把明人周朝俊《紅梅記》改編為《李慧娘》，昆曲演出，大獲成功。那時我沒有見過他，也不知他在何處工作，只知道他是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太陽社的成員。我認為他改造古代戲曲趟出了一條道路，很是崇拜。但是，那個年代階級斗爭是“主課”，個人的一些愛好和想法，只能埋藏在心里，書局讓我們先到山西昔陽縣、河南林縣（今林州市）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搞就是二年。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遇上“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九年九月赴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圍湖造田，開荒種地。階級斗爭的暴風驟雨，把我的戲曲夢早已雨打風吹去。今后干什么，十分迷茫。人生何處不相逢，這時我卻見到了孟超，原來他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該社在干校是十四連，中華書局是十六連，比鄰而居。孟超在“文革”中受到嚴重沖擊，那時尚未“解放”，無人理睬，我經常見他獨自徘徊在干校東邊的一條大路上，嘴里常含一粒水果糖，走近他時，會飄來一股淡淡的水果香味，這大概是這位文藝老人唯一的自我慰藉吧。

一九七二年一月底調回北京，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分配我擔任《晉書》的責任編輯。《晉書》原是吳則虞先生點校的，由楊伯峻先生重新改寫校勘記，后來為了加快進度，載記三十卷由唐長孺先生為之。我業務荒廢了八年，才正式做編輯工作，很有壓力，而看到老編輯楊伯峻、趙守儼等輕松應付，游刃有余，令人欽慕。我急切想充實自己，盡快勝任責任編輯。《晉書》是二十四史中前人校勘成果最為豐富者之一，有周家祿《晉書校勘記》、張熷《讀史舉正》、丁國鈞《晉書校文》、李慈銘《晉書札記》、吳士鑒《晉書斠注》等等。為了熟悉業務，我把這些書借來，一本本地閱讀，看看前人是怎樣發現史書中的問題，又是怎樣解決的。同時又認真閱讀楊、唐兩位先生撰寫的校勘記，先講什么，后講什么，若要改字，如何掌握尺度；校記在文字上如何做到精練、言簡意賅、擊中要害等等，都是我要學習和摹仿的。昔日在大學有目錄版本學、校勘學、古籍整理概論等課程，對古籍整理仍是一知半解。“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要學會古籍整理，只有在實踐中學習。校勘記看多了，有樣學樣，后來我亦會寫了。這一點我是幸運的，遇上整理二十四史，能與一批著名學者和一流編輯朝夕相處，在他們的言傳身教下，初步掌握了古籍整理。

同學吳樹平、魏連科比我早回北京半年，工作已經上手，我便向他們討教。他們非常用功，利用業余時間在編撰《史記》、《漢書》的人名索引，認為每個歷史朝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等，都離不開人的活動，以人為中心的索引極為重要。為了編好索引，他們查閱了不少同類索引，制訂出適合二十四史的凡例，以點校本卷頁為單位，不管人物有多少異稱別名，用參見的辦法，均可查索。他們堅信，編好各部史書的人名索引，將會對研究和利用二十四史提供極大的方便，這是已往學者從來沒有人做過的工作，是很有價值的，慫恿我先把《晉書》人名索引搞起來。后來吳樹平見我對索引有些興趣，便把二十四史人名索引的組稿任務交給了我，由我物色編撰人員，再向他們“傳經布道”，以使這套人名索引體例一致。我由此學會了編撰索引，而且掌握了利用索引來發現問題和做學問、寫文章的訣竅。我后來寫的一些文章，不少是索引派生演繹出來的。例如：編撰《全唐詩作者索引》，撰寫了《全唐詩無世次作者事跡考索》；編撰《唐兩京城坊考》地名索引，撰寫了《唐兩京坊宅補遺》；編撰《登科記考》索引，撰寫了《徐松登科記考續補》、《唐代登科人名錄拾遺》等等。

七十年代末，我擔任了王仲犖先生《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的責任編輯。王先生在書局點校二十四史多年，早夕相見，敘談請益，親如家人。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這兩本著作亦是太炎先生出的題目，我編輯加工分外精心，還為《北周地理志》編制了地名索引。我感受到太炎先生真不愧為國學大師，題目出得真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那時王先生尚是一介青年書生，學問也未成熟，太炎先生出一兩個題目，讓王先生圍繞這個目標讀書、收集史料，不斷補充，數易其稿，直至完善，數十年后，書寫成了，王先生也成為有名的魏晉南北朝史專家。

這時我似乎不大滿足于古籍整理和編撰索引，我想多學習些本事，像王先生那樣，圍繞一兩個專題來做學問。結合自身的狀況，選擇題目小些，但又要有價值的題目。有了題目，猶如有了方向。但是做什么題目呢？我思考著，尋找著。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傅璇琮邀請許逸民和我編撰《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在接觸眾多的有關唐人的史籍中，其中三個人的三部書，留下很深的印象。它們是清人勞格、趙鉞《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和徐松《登科記考》。《登科記考》實際是一部唐人登科記，自宋之后，多家唐人《登科記》著作均已亡佚，徐松為之補作，其有意不署“唐”字，是為區別吧。但是，正因刪去“唐”字，再加又是刊入叢書，流傳不廣，以致不大為人知曉，甚至有的研究唐代文史的學者亦有不知利用《登科記考》的。自從一九八四年中華書局出版了趙守儼點校本，漸為人知，北京大學中文系孟二冬教授匯集諸家之說及自身的研究，撰成《登科記考補正》，于二○○三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近年廣西一個大學出版社又出版《再補正》本，這是山東姓王的編著，東施效顰，不少史料是偷巧取用他人成果、缺乏學術道德、胡亂拼湊的一本小書。不管怎樣，現在徐松的這本書已廣為人知了。當年我在編制《綜合索引》時，突發遐想，既然徐松在清代距唐已有千年，尚可運用唐代史料，編成了《登科記考》；今人王仲犖先生有感《周書》缺志，補撰《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只有左司郎官，右司石柱大約在元代佚失而闕如，那我何不編撰《唐尚書省右司郎官考》，來彌補這方面的遺缺呢！我個人認為這是乾嘉學派留給后人的項目，是有價值的，但真要做的話，是要花費不少時日，而我的工作性質，又很難全力以赴，我遲疑了，為保險起見，首先請教書局研治唐代文史的專家趙守儼、傅璇琮兩位先生，他們都認為這是很好的項目，因為要讀的書比較多，花費的時間與精力肯定不少，要有思想準備。之后又向武漢大學唐長孺先生請教。他在書局點校二十四史多年，與我稔熟，其時被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邀請去整理吐魯番文書，就在文物局辦公。那時文物局在沙灘紅樓，離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中華書局，可謂近在咫尺，唐先生時來敘舊聊天。我向他提出編撰《右司郎官考》的設想和價值時，唐先生思索了一會，他說：“當然有價值，不過你得有思想準備，你這書寫成了，恐怕主要是供人家用來查閱，不會有人從頭讀到底的。”我聽了唐先生的話，并沒有氣餒，反而很高興，一部書常有人查，就說明了這書的生命力。大而言之，《辭源》、《辭海》不是用來查的嗎？很少聽說有誰讀到底的。小而言之，《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不就是供人查的嗎？后來我又請教了另一位博學的唐代文史學者周紹良先生。我剛把話說完，周先生：“啊呀！這個項目我年輕時就想做，后來忙敦煌變文和唐代墓志，顧不上，你快干吧，有價值啊！”周先生的《唐代墓志匯編和續集》出版后，他親自送到我辦公室，贈我參考采用，至今思之，仍然銘感不已。

《唐尚書省右司郎官考》

唐、周兩位前輩的支持和鼓勵，促使我全力投入有關史料的卡片抄錄工作，大約至九十年代中期文獻史料的收集已大體完成，正欲撰寫之時，因為唐人墓志而延緩下來。唐人墓志素來譽之為第三部唐書，是本書輯取史料之淵藪，對本書的編撰，具有特殊的意義。《全唐文》之后，清人的金石著作《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匋齋藏石記》等我用了。民國以來，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諸編亦用了。自八十年代以來，墓志的刊行，如雨后春筍，接踵而出。一九八四年一月文物出版社有《千唐志齋藏志》、一九八六年五月齊魯書社有《曲石精廬藏唐墓志》、一九九一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有《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隋唐五代墓志匯編》、一九九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二○○○年又出版《續集》、一九九四年以來三秦出版社陸續出版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一至九輯、二○○四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有楊作龍、趙水森主編《洛陽新出土墓志釋録》、中華書局出版趙君平編《邙洛碑志三百種》、二○○六年三秦出版社出版《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二○○七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有趙君平、趙文成編《河洛墓刻拾零》、二○一二年有《秦晉豫新出墓志搜佚》、二○一五年又出版《續編》，又《三編》亦已編就。關于唐代墓志的出土情況，我曾咨詢過洛陽的兩位碑志專家趙跟喜、趙君平。二○○○年十月，我曾應千唐志齋博物館館長趙跟喜之邀，到該館參觀，并在館中小住數日，見小院內放滿唐人墓志。趙館長向我介紹：這些墓志都是新近收集來的，正在傳拓，編撰成書，公之于世（這就是后來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南千唐志齋專輯》）。在洛陽又見到洛陽民族博物館研究員趙君平，他正在編撰《邙洛碑志三百種》，他告訴我：“洛陽出土的唐代墓志很多，已經陸續收集到一些，等到有一定規模后，編撰成書。”我想假如匆忙撰寫右司郎官考而不能見到這么許多唐人墓志的話，一定遺缺甚多，不妨等一等。這樣一等就是多年，大約二○一○年，趙君平告訴我，洛陽出土唐人墓志已經很少了，即使附近的孟津、偃師等地，亦僅是偶有發現。尋求和閱看唐人墓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有耐心等待。因此，本書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收集史料，至二○一三年開始撰寫，大約經歷了三十余年。

我的撰寫過程，簡單來說分為五步：一、分發卡片：將所有卡片按右司及兵刑工三部十三司分發，每司又將郎中、員外郎分開，并按四角號碼排列，這樣同一姓名、同一職官之卡片，便集中在一起。二、溫習史料：同一司、同一人的郎官史料卡片，大大小小，抄寫于不同年代，閱看史料，恍如隔世，必須重加溫習，熟悉史實。有的卡片如遇抄錄文字有不明之處，還要找出原書核對，凡有捍格抵牾，認真查考解決。三、甄別刪除：當初為了日后查檢方便，在史料收集上，著力較為廣泛，對于檢校郎官、贈官、偽官、隋末唐末年代不明之郎官，采取放寬標準，均予抄錄，本書撰寫時，按例言對以上這類史料甄別處理。四、補充史料：假若僅僅記載某人任某司郎官，既枯燥乏味，又無法得知其他信息，如字號、籍貫、世系、出身、仕履、遷轉年代、交游、才藝、著作等等，故筆者又據其他史籍予以補充之。五、每一位郎官，在史料排列上，先列正史，其后大體以史籍成書之時代為序，最后為碑志。國學大家王國維古史新證指出：“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兩者相結合，用“二重證據法”，使結論更為準確可靠。

由于年齡關系，我的電腦水平十分低下，尚停留在簡單的輸入和上網查索資料階段，根本無法作長篇繁體字寫作，所以唐尚書省右司郎官考的寫作還是“老人老辦法”，用卡片收集史料、用稿紙寫作。所用卡片和稿紙都是托人到印刷廠印制的，每個字都是一筆一畫寫出來的，用當下流行時髦語，本書是“原生態”產品。因為寫作過程年代太久，史料收集上有沒有遺漏、史料理解上有沒有差錯、一些意想不到的疏忽和差錯是否存在？我實在沒有把握。再則我退休近二十年，與學術界聯系甚少，友朋不多，消息閉塞。所以當本書即將呈現在諸位讀者面前時，我的心情既欣喜又惶恐，猶如唐代詩人朱慶余《近試上張籍水部》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諸位讀者、專家就是本書的舅姑、夫婿，不妨來個評頭論足，這本書“入時無”？我抱著誠摯的心情，亟盼得到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