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其實已經到了百億（元）科學裝置的時代。上海的硬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項目預算就是百億。”

10月30日，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頂尖科學家論壇上步入采訪間，他長期呼吁的爭議性“超級對撞機”項目再次成為關注焦點。

有趣的是，他提到的兩種大科學裝置——對撞機和光源，存在緊密的關聯。

根據《CEPC加速器概念設計報告》，“超級對撞機”的第一階段大型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即CEPC）預估耗資300多億元，是一個周長100多公里的“圈”。

“在過去幾十年，高能物理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技術奠定了同步輻射裝置的基礎。”他說道。

這種光源在國內的代表性設施就是“上海光源”，已經廣泛應用于生物醫藥、新材料等研究領域，在疫情期間曾“照亮”新冠病毒的關鍵蛋白結構。

王貽芳認為：“沒有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搞了30年，不可能有上海光源，也不可能有北京的高能同步輻射光源。”

而自由電子激光裝置的核心技術也“來源于高能物理，尤其是國際直線對撞機的發展”。

上海硬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裝置總投資約100億人民幣，是中國迄今為止投資最大的科技基礎設施項目。該裝置建成后，預期將為物理、化學、生命科學、材料科學、能源科學等多學科提供前所未有的高分辨成像、先進結構解析、超快過程探索等尖端研究手段。

“可以想象，如果讓別人去建對撞機，我們自己只建光源，那么這些拓展人類對自然認知范圍的技術就要永遠采用別人的技術，自然就會落后。不只是落后三年、五年，而是三十年也不能世界領先。”王貽芳強調。“我們是愿意領先，還是愿意落后，還是愿意無所作為，我想這個答案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反對會拖延，但不會阻擋“

爭鳴是學術圈的常態，而楊振寧公開反對的聲音，讓圍繞CEPC的分歧更顯矚目。

這位國際物理學界元老級人物的主要擔憂，一是對撞機造價高昂，二是高能物理“盛宴已過”。

王貽芳介紹道，到目前為止，高能所已經把CEPC的核心關鍵技術都走了一遍，摸了底。“應該說在技術上沒有根本障礙。”他希望再花三、四年的時間對經費、指標、難易程度進行更為平衡的優化設計，為建設做好準備。

他認為，歐美在大約十年以前，投入的基礎科學大型裝置的項目規模都是在百億量級，而中國現有的大約在十億量級。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成為一個在基礎科學、在技術上有所引領的國家，一個量級的提升是必經之路。”王貽芳說道。他相信，若干百億量級的大型科技項目在國內必然會出現，一些反對的人會拖延升級的進程，但不可能阻止升級的發生。“早晚要有的事情。”

“對未來的發展，我們永遠有一些人持保守態度，有一些人持激進的態度。在歷史上有無窮多的人自作聰明地預言，歷史就到此為止，我們不會再發展。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一類的預言從來沒有成功過。科學是一定會發展，它一定是會以任何人不能想象地方式在發展。”他說道。

日本與歐洲的動向

自楊振寧在2016年“一石驚起千層浪”后，大型對撞機建設的國際背景又有了一些新變化。

王貽芳介紹道，從去年開始，在日本長期懸而未決的國際直線對撞機項目進展開始加速，終于進入了比較具體的階段。現在的計劃是在四年之內成立國際實驗室開始建設。王貽芳判斷，國際直線對撞機十年之內在日本開建是大概率事件。

“日本現在的經濟規模只有中國的一半，愿意花50億美元來建設這樣一個對撞機，基本上就是我們環形對撞機的價錢。這對中國會有一定的啟示，大家自己可以去想。”王貽芳說道。

而目前的世界高能物理圣地——歐洲核子中心（CERN）全票通過了《歐洲粒子物理2020戰略》，提出基于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希格斯工廠”是“優先級最高的未來對撞機項目”，并期望建設能量盡可能高的質子對撞機。

王貽芳承認，經過8年討論，歐洲核子中心定下來的環形對撞機方案和CEPC完全一樣，自然形成了直接的競爭。

“國際上高能物理學界的共同認識是，如果日本先建直線對撞機，它和環形對撞機沒有直接沖突，再建一個環形的是可以的。我們和歐洲不能建兩個一樣的機器，也就是任何一方先建的話，另外一方肯定不能再建了，只能去參加對方的。”他說道。“這就看愿不愿在這樣的情況下做一個勇敢的決定。”

積累20年后再看諾獎

除了資金與技術，人才也是圍繞CEPC的重要話題。

與王貽芳成功策劃大亞灣中微子實驗項目，并與之共獲2016年基礎物理學突破獎的美國華裔粒子物理學家陸錦標曾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當年放棄超級超導對撞機是美國高能物理走了下坡路的一個轉折點，造成了大量人才流失。那么，CEPC能否帶來國際高能物理人才的流入？

“我們希望的國際經費貢獻是30%左右，那么國際人員的參與度估計會超過50%。整個項目規模所需的人力大約是幾千人，包括學生、教授、工程師等等。”王貽芳也預計，如果吸引這些人在國內長期工作，將會對中國整個的科研生態、教育環境產生正面影響。

現場問題也有記者問及中國本土出產的自然科學諾獎極少這個現象。王貽芳看待這個問題的邏輯和看待科學裝置的問題相通。“中國基礎科學的經費支持在過去20年里漲了10倍，使得我們現在人均支持的規模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換句話說，20年前我們的支持水平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那想要得到和人家一樣的成果是不可能的。”

他相信，在現有支持規模下連續二、三十年地積累，形成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到時候從中出現諾獎是大概率事件。“我們今天沒有很多（諾獎）是極其正常的，要是有的話反而相對比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