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口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在最新公布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中，也明確提出，“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p>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是社會各界的共識，但是如何應對卻頗多分歧。有鑒于人口問題的復雜性，社會各界的觀點各有不同，甚至于完全針鋒相對。

在現實中，人們往往會呈現出兩種相反的觀點。

觀點的一方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已經出現短缺和斷代現象，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逼迫我們盡快調整人口政策，放開生育限制，從而為未來的經濟增長提供充足動力。

觀點的另一方則認為，作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中國在有限的資源空間下承載了過多的人口，對于人口生育的限制在當前依然是有必要的。

從歷史經驗來看，人口周期和經濟周期高度重疊，人口增長的曲線往往也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曲線。今天，我們之所以在人口問題上有如此巨大的爭議，是因為對于人口推動經濟發展的適用前提存在巨大分歧。

簡單來看，人口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可以分為“財富創造效應”W和“財富消耗效應”N，W/N就是人均財富。一部分人認為人口是財富，“人多力量大”，所以倡導多生育，主要是看到了分子上的財富創造效應W部分。另一部分人認為人口是負擔，所以倡導管制生育，主要是看到了分母上的財富消耗效應N的部分，這種思想可以追溯到馬爾薩斯，很多人口學者、計劃生育主管部門就是基于這種思維。

主張放寬生育限制的經濟學家們，主要是從“時間序列”的角度看問題，重點考慮的是通過人口在時間序列上的連續性來保障經濟的穩定平滑增長。這是因為，給定中國已經存在著巨大的人口規模和老齡化社會到來的前提，如果我們繼續嚴格管控生育，必然引起人口的“斷檔”，從而帶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因而，通過人口生育的釋放，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創造“財富”的隊伍中來，可以保證經濟增長。

而主張繼續嚴格管制生育的一些經濟學家則主要是在“橫截面”的角度看問題，如果從橫向對比來看的話，我國的人口的確是多的，人均資源遠遠落后于其他國家，在短期內又存在一些就業壓力等一系列問題。如果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放開生育，則很可能使得人均資源進一步下降，構成經濟社會發展的“負擔”，因而需要繼續管控。

如果單純從各自立論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觀點，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換個角度看，又似乎都有一些問題。這其中產生分歧的關鍵是，我們將“人口”理解為“財富”還是理解為“負擔”，并不取決于人口本身，而是取決于我們所選擇的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

如果我們選擇的發展戰略和制度能夠使得W比N增長的快，那么，自然而然人均財富就多，經濟發展就快，人口就是財富；但如果我們選擇的發展戰略和制度使得我們的財富創造W比人口的增長還慢，那么，人口自然就被理解為了負擔。

現實中，之所以大家有這么大的分歧，是因為所討論的前提不一樣。在前述的決定人口是否能夠創造財富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能否實現“就業”，從而從“財富消耗者”變成“財富創造者”。如果財富創造效應大于財富消耗效應，那么人口自然就是財富；如果反過來，那么人口自然就被理解為負擔。而什么又決定了我們的人口能否就業呢？這就取決于經濟發展戰略和制度模式選擇了。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經濟發展戰略和制度模式，直接決定了其經濟績效和就業狀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重工業本身是資本密集型的，無法有效解決就業，也就使得大量的人口無法參與到創造財富的過程中來。所以，龐大的人口被認為是“負擔”，對于新增人口，我們不得不采取了“計劃生育”政策。即使是已經出生的人口，也不得不通過“知青下鄉”“土地細碎化”等的方式來消解這種生存壓力，或者即使就業，也是“隱蔽失業”的低水平財富創造狀態。

而改革開放后，我們之所以慢慢轉變了觀念，將人口理解為財富，是因為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放棄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轉而采用了市場經濟下內生選擇的勞動密集型發展戰略，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民營經濟興起和就業解決，不僅使得原來的隱蔽就業現象逐漸被消除，而且也使得數億人口順利地實現了城市化，推動了我們過去四十年的快速發展。大量的人口參與到財富創造的過程中來，帶來了飛速的發展，甚至部分地區在近年來出現了勞動力的短缺狀態，因而，也就自然衍生出了放松人口管制的訴求。

人口管制政策之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引起太多爭論，是因為我們的“人口存量”實在太大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大量的勞動力無法有效就業，缺乏改變既有政策的動力。然而，毫無疑問，在經過四十年的人口轉移后，原來的計劃生育體制越來越不適應于市場經濟的需要，這尤其體現在由計劃生育體制改革遲滯所造成的“人口結構失衡”方面。

一方面，勞動力越來越稀缺，老齡化逐漸逼近，未來經濟增長的支持力不足；另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依然維持，而房價高企、社保、教育等領域改革遲滯進一步壓抑了生育意愿，直接使得生育出現斷層，造成了巨大的人口結構失衡，給下一步發展帶來了障礙。所以，從未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角度看，如果繼續嚴格管制生育，必然導致這種失衡不斷擴大，帶來了一系列經濟社會難題。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理解兩個事情：

第一，從“規范”的角度看，生育權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是否生育是個人選擇的一種獨立的不應被干涉的權利，這種個體權利不應該被“人口是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所左右，不管新出生的人口能不能創造價值，都沒有理由阻礙人們實現基本的生育權利。

第二，從“實證”的角度看，國家應該在允許人們自由選擇生育權的基礎上，選擇更好的制度體系和發展戰略，通過一系列改革來促使人口結構趨于合理平滑，并充分發揮人口的財富創造效應，從而解決人口結構失衡所帶來的種種經濟困境。

而且，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的是，就當前情形而言，簡單地放開生育達不到預想的效果，因為人們的生育意愿被“既不平衡又不充分”的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嚴重抑制”了。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孩子的養育成本直線上升，在我國目前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改革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家庭撫養孩子的成本居高不下，生育率也相應地大幅下降。

“二胎政策”放開后生育率的走勢其實主要是由這個邏輯決定的。一部分大齡人士已經錯過了生育的生理期限，進入了“想生而不能生”的階段；而更大量的適齡生育人群卻陷入到了“想生而不敢生”的尷尬境地。所以，即使是全面放開生育了，我們的生育率的增長趨勢也難以樂觀。

因而，我們在倡導全面放開生育的同時，還需要在上述這些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做出切實的改革，否則，即使全面放開生育，也不可能達到預期效果。

我們必須強調的是，這樣的改革所起到的效果是“一石多鳥”的，這些領域本身就構成了當前經濟發展的“卡脖子領域”，對于這些領域的改革可以直接創造巨大的增長效應和就業效應，如果再配合上全面放開生育的政策，人口、就業、財富創造就自動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在這樣一種制度和發展模式下，我們又何愁高質量發展無法實現呢？

所以，人口政策的關鍵，不在人口政策本身，而是取決于我們的發展戰略和制度選擇。發展戰略對了，制度選擇對了，人口就是財富；發展戰略錯了，制度選擇錯了，人口就是負擔。因此，比人口政策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戰略和制度。

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和新中國成立后七十多年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不斷邁向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標準的現代化市場經濟體系，是保障人民福祉的不二之選。

（作者劉瑞明為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