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村里的村支書，背負著無法卸任的“秘密”

2020-10-28 19:3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十月，主題為“生·活”的第四屆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在杭州西湖畔的中國美術學院落幕。

本屆大會的主競賽單元“D20提名”中涵蓋了9部紀錄長片，澎湃新聞·湃客聯合凹凸鏡DOC，挑選了其中三部以中國故事作為主體的紀錄長片，聊聊西湖邊的在地故事，以及記錄之外的主創經歷。第一期，讓我們走進紀錄片《潘家灣》。

編者按：《潘家灣》首映的當天正好是第七個國家扶貧日。熒幕里的村書記潘道升是湖北省黃岡市潘家灣扶貧計劃里的調停者，他努力迂回在上級政府、民辦企業和村民之間，成為精準扶貧下各種困境的縮影。導演張秘密抓住了這個縮影，在潘家灣待滿一整個春夏秋冬，試圖拼湊出相對真實的鄉村扶貧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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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道升剛剛寫完一份申請書，他滿意地看著它。這封申請書是寫給兩委換屆指導組的，內容是請求退出換屆選舉。潘道升是現任潘家灣村黨組織部書記兼村主任，已經干了30多年村兩委。不想再參選的原因是自己的“文化素質和知識理念與發展建設中的潘家灣工作不相適應”。在鏡頭前念完申請書，桌上的陰影移動了一小塊地方。潘道升笑了，“太陽出來了”。但愁云并沒有從潘道升心里離開。

紀錄片《潘家灣》海報

潘道升也是紀錄片《潘家灣》中的主人公。高保真的攝像頭跟著潘道升的工作推進四處奔走，通過個人困境的展現完成對整個村子扶貧工作的審視和記錄。潘家灣坐落在湖北省黃岡市，針對村子的扶貧項目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市委扶貧工作隊的指導安排，一部分是縣政府拉來的一念谷公司在當地進行旅游開發與產業扶貧。為了落實扶貧，潘道升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在村民、市委扶貧工作隊、上級政府、旅游公司、觀光游客之間協調與周旋。

鏡頭面前的潘道升沒法做到百分之百自然，他的困境在片中展露無疑。“干群關系不如從前了，現在村民們都對我有意見”，潘道升向鎮駐村干部反映。扶貧工作需要不斷地做思想工作，比如為了發展合村并居需要拆遷，比如為了發展旅游需要修路填魚塘。但落實到每一個個體村民那邊，大多數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并無意配合。村民們無地可耕，便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工作。但村民個人能力高低參差，程序也比較繁瑣，工作并不能很快落實。

《潘家灣》影片截圖

潘道升覺得扶貧工作開展之前村民和他的關系“還好些”，但精準扶貧一開展，反對的聲音漸漸多了。有人說要把村干部換光，有人對著鏡頭抱怨利益受損，甚至有人揚言要剁潘道升的頭，他心里愈發緊張起來。

潘道升沒有做錯什么，起碼在片中他的確是在為村民解決各種問題。縣委干部認為是村民要求得太多，“一斗米是恩，一升米是仇”。這其中有一個更隱秘的難題，干群之間的溝通成本過高。一般來說，語言系統反映出人們對社會的理解。片中有數次的開會、宣誓、發言，潘道升和他人大多數時候都在使用一種官方語言，“謀發展”、“奮力拼搏”、“犧牲一切”等等，這是我們非常熟知的一種話語體系，書面且空洞。而他們所要接觸的村民，語言特征卻非常日常和接地氣，比如“我面朝黃土地背朝天”，“你們搞工作，搞哪場合了（搞了些什么）”，“光欺負幾個老實人”。官員與百姓，并非共用一套話語體系，仿佛有一道不可見又不可逾越的障礙，當然不方便解決實際問題。

家中有患病妻子，想被評為貧困戶的中年男子；等待拆遷賠償的養豬戶；因為發展旅游產業，家里魚塘面臨被填的養殖戶等等，這些面對鏡頭時而抱怨，時而沉默的村民有一種動人的力量。在以往的紀錄片中，導演往往傾向于記錄那些有“戲”的底層人。比如《算命》里的厲百程、《煤市街》中的張金利、《龍哥》里的龍哥。他們是那種在最嚴酷的環境里，依然具有最旺盛的生命力的一類人，他們竭力與命運做著斗爭，仿佛是精神性的存在。但《潘家灣》的村民更像是《秉愛》里張秉愛。雖然會抱怨會爭執，但是依然屬于默默消化苦難的底層人，他們非常平凡。純粹因為個人利益被損害，而不再相信的那些冠冕堂皇的官話，但是他們沒法回避自己的社會屬性。到最后他們還是會屈從于命運，聽從安排。

《潘家灣》影片截圖

除了語言體系產生的溝通鴻溝之外，潘道升與旅游公司一念谷之間也存在罅隙。一念谷是鎮政府拉來的企業，目的是以產業和生態扶貧的方式解決潘家灣的經濟和就業問題。2017年與潘家灣村委簽訂了土地流轉合同，承包了潘家灣145畝梯田。但是旅游發展的計劃卻遲遲無法推進。一念谷想以“古村落”為亮點發展旅游，以復古風格改造民居，但村民們認為沒有必要；他們想要把路修得好一點，修路工程沒有照顧到的村民認為公司貪污了國家給的資金，揚言要封路，不讓施工隊從他家門口經過……讓一念谷的負責人更生氣的是，坊間傳言一念谷是“皮包公司”，村民誤以為房屋外墻的裝修是政府所為，而非公司自己出錢投資。面對無法推進的工作，村民們的誤會和猜忌，以及遲遲收不回成本的投資，負責人認為這是村干部沒有做好溝通，不配合產業扶貧的原因。她給潘道升撂下狠話：“如果再不協調，我永世不來潘家灣”。

潘道升并非“不配合”那么簡單。一念谷并不知道潘道升的難處。這位干部從始至終都是一個人在行動，基層渙散，后繼無人。潘家灣黨員的平均年齡為50多歲，作為村干部的潘道升連個年輕得力的助手也沒有。隨著矛盾日漸激化，潘道升漸漸沒有了耐心，回到家里他對著老父親沉默地坐著。

《潘家灣》影片截圖

片中最私人也最觸動的一段場景是潘道升在產生不參加換屆的想法后，向組織說明，只換來一句“寧缺毋濫”。而后他獨自走在一段上坡的土路上，畫外音是某個領導對他說的話“沒有培養后繼人，是你三十多年工作中最大的失誤。”

這種不得已的狹窄處境，一方面是潘道升的無助和被動，我們需要體諒和尊重，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我們是否能找到更便捷的解決途徑，更順暢的溝通方式，構建新型的干群關系。潘道升在遇到困難時總提及鎮黨委書記周書記，比如換屆時，比如有人揚言要剁他的頭時，比如一念谷向他反映村民的不滿時，他都說要給周書記匯報。但在片中，周書記并沒有出現，他并不在場，只是作為符號存在于某個看不見的角落。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決定著很多基層干部的工作，這個不可見的力量并不能幫助解決潘道升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