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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特宣誓就任美國大法官,即將參與搖擺州郵寄選票糾紛裁決
美國當地時間26日晚,參議院投票確認了由總統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填補上個月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席位。
最終的投票結果是52票(支持)對48票(反對),除了緬因州的共和黨參議員蘇珊 · 柯林斯(Susan Collins)以外,所有共和黨參議員都投票支持,同時所有民主黨參議員都投票反對。這是美國150年來首次沒有少數黨投票贊成而通過的大法官任命。
參議院投票通過巴雷特任命
共和黨打破兩黨共識
投票結果意味著現年48歲的巴雷特將成為美國最高法院第115位大法官,也是有史以來第五位女法官,同時還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大法官。巴雷特的當選也意味著最高法院內的保守派大法官將對自由派大法官持有6:3的絕對優勢,這可能會改變未來一系列對美國社會有著重大和深遠影響的案件的裁決,其中包括奧巴馬醫保法案以及任何與2020年大選有關的潛在爭議。
在當晚投票前,共和黨領袖、參議員米奇 · 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說:“本屆政府和本屆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所做的,是以完全符合參議院規則和美國憲法的方式,行使美國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力。”
而憤怒的民主黨領袖、參議員查克 · 舒默(Chuck Schumer)回擊稱:“你可能會贏得這次投票,巴雷特可能會成為下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但她將永遠、永遠不會恢復她的信譽。下一次美國人民在國會給予民主黨多數席位的時候,她將喪失告訴我們如何管理這個多數席位的權利。”
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之所以引發如此大的關注和爭議,是因為幾十年來國會兩黨曾形成共識:在舉行大選前,總統不應向最高法院提出新的任命,而是應等待選民決定選出下一任總統后,再由總統任命。在奧巴馬總統任期的最后一年(選舉年),奧巴馬曾試圖任命一位空缺的大法官席位,但當時的參議院和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對此表示了阻攔。 而在今年總統大選前兩個月,麥康奈爾卻堅定支持總統特朗普的大法官任命。
美國保守派智庫公共司法中心(Center for Public Justice)創始人詹姆士·斯基蘭(James W. Skillen)在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采訪時表示,大多數選民,包括許多共和黨人,都認為舊的模式是最好的,新的任命不應該在距離大選前如此短的時間內倉促決定。然而,參議院共和黨人擔心特朗普會輸掉選舉,同時共和黨也可能會輸掉參議院的多數席位,將控制權拱手讓給民主黨,因而才會如此急迫地推動大法官任命。
巴雷特在白宮宣誓就職儀式
誓言裁決不受政治影響
當晚的投票通過后不久,白宮為巴雷特舉行了宣誓就職典禮。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稱,根據白宮高級官員的說法,巴雷特將有兩次宣誓,第一次關于一項憲法性的宣誓將于當晚在白宮舉行。27日(周二)上午她還將參加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主持的司法宣誓。
巴雷特在宣誓就職儀式結束后發表講話,表示她將在最高法院的工作中“獨立”于政治分歧以及她自己的立場偏好。
“我的美國同胞們——盡管作為法官不會面臨選舉,但我們仍然為你工作。正是你們的憲法確立了法治和司法獨立,這對憲法至關重要。我今晚莊嚴宣誓,其核心意思是,我將毫不畏懼、毫不偏袒地履行我的職責,不受政治派別和我個人偏好的左右。”巴雷特說道。
當晚在戶外舉行的就職典禮有將近200人參加,白宮方面稱采取了社交隔離措施,座位之間留有空間,并且每個人都需要佩戴口罩。一個月前,在白宮舉行的特朗普提名巴雷特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活動后,有至少10名與會者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特朗普本人此后也確診。
在宣誓之后,巴雷特將可以立即參與最高法院的工作。她的影響力也將馬上顯現。當下最受關注的議題莫過于美國大選,大選關鍵搖擺州北卡羅來納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此前關于郵寄和缺席選票有效日期的糾紛正有待最高法院的裁決。此前,最高法院的8位大法官以4:4的票數暫時否決了共和黨向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提出的該州郵寄選票統計過程不應該受疫情影響而作出相應的延后調整的要求。
一人恐難以帶來即刻改變
巴雷特上任后的最高法院將如何應對未來大選中可能出現的諸多爭議話題,將是全社會的關注焦點。同時,未來美國最高法院將面臨的重大案件還涉及平價醫療法案、特朗普政府簽署的移民計劃、LGBTQ群體的權利以及人口普查等重大議題。
“直到大約30年至40年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都很少引起轟動,因為參議院所要做的主要是評估候選人是否稱職,并是否有足夠的經驗在法庭上任職。但是在過去的三四年里,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意味著總統提出的大法官候選人經常受到與總統所屬不同的政黨的挑戰。而人們的擔憂主要在于,美國的司法是否會朝著參議院多數派政黨所持立場的方向發展。” 斯基蘭說。
斯基蘭強調,當最高法院裁定某些重大議題時,他們所能做的首先是審查在歷史上已經判決的相類似的案件。很多時候,謹慎的法官不希望以超出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對案件作出裁決。例如,即使是持反墮胎立場的法官,可能的做法也只是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他們面前案件的某些合憲性,而不是試圖推翻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 美國最高法院1973年對墮胎權的里程碑案件)。同時,假使法院的裁決后果意味著推翻大量既定的社會模式和體制,通常情況下最高法院將在下級法院的裁決中尋找“某種補救辦法”,給予社會充分的時間進行調整和改革,而不會帶來立即的改變。
這也是民主黨人非常關心的問題,就在大選結束一周后,最高法院已計劃就白宮做出的推翻奧巴馬醫改法案的決定迅速做出裁決。目前這一上訴已經被下級上訴法院駁回,白宮正在向最高法院提出最終上訴。
“我所了解到的大多數法律界人士都認為,即使巴雷特已經就任大法官,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法官也會拒絕白宮的提案,因為該法案論據太弱,而且沒有‘補救辦法’。換句話說,總統和國會沒有替代性的醫療保健計劃可以填補撤銷奧巴馬醫改造成的數百萬人的空缺。”斯基蘭告訴澎湃新聞。
巴雷特法官是特朗普總統提名的第三位最高法院法官,在過去四年,特朗普已經提名通過了162名新地區法院法官和53名上訴法院法官,大約占整個聯邦上訴法院的三分之一。即使此次大選特朗普失敗,在他離任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們仍可以對美國的法律和政策擁有廣泛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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