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密爾頓傳》，[美] 羅恩·徹諾著，張向玲、高翔、何皓瑜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黨爭是美國政壇最為顯著的表現，風平浪靜之時也會爭執不休，每逢重大事務或是關鍵時刻，兩黨之間更是相互攻訐、勢如水火，大有你死我活之勢。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初美國的建國者們對于政黨大都沒有好感，華盛頓在1796年發表的《告別演說》中警告美國人當心黨派的危險。“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中明確表示，“我們遭受的痛苦……主要是黨爭精神用來敗壞我們公共管理的那種不穩定和不公正的影響”。麥迪遜不僅看到了黨爭的危害，還對其實質洞若觀火，并且給出了一個非常經典的定義。有意思的是，幾年之后麥迪遜自己也加入了杰斐遜陣營，與時任華盛頓內閣財政部長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展開了唇槍舌劍的大辯論。為了占得先機，杰斐遜甚至不惜動用公帑扶植黨羽，成立報社作為輿論陣地，不斷攻擊對方。而漢密爾頓也非善類，他也成立一家報社，并且頻頻撰文反擊杰斐遜一方。一時之間，美國政壇硝煙彌漫，各為其主，黨同伐異的形勢愈演愈烈，令華盛頓在位時期確立的和諧局面毀于一旦。孰是孰非，未有定論，但是如果對這次大辯論進行考察，的確能發現其背后體現的黨派因素，從而對美國黨爭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美國史學界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汗牛充棟，不乏真知灼見。例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修正共和派史學家伯納德·貝林和戈登·伍德相繼出版著作，對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來源提出質疑，認為杰斐遜等革命領袖更多是接受了英國反對派鄉村輝格黨的觀點，而漢密爾頓則繼承了英國“宮廷黨”的衣缽，因此聯邦黨與民主共和黨之爭就是英國宮廷黨與鄉村派輝格黨斗爭的延續。這是從外部影響的角度分析雙方辯論的實質，其邏輯嚴密，結論令人信服。但這種宏觀的分析與總結多少顯得過于理性，缺乏對人物的感知。要知道杰斐遜、麥迪遜和漢密爾頓之間的糾葛由來已久，彼此之間也是時敵時友，其中的跌宕起伏和戲劇性完全可以作為文學創作的素材。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美國史學界包括傳記作家等，明顯加大了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杰斐遜和麥迪遜先后擔任美國總統，屬于政壇主流，關于兩人的著作向來不少。而漢密爾頓由于特立獨行的性格和前衛激進的舉措，時人對他多有詬病，一直都被史學界忽視。不過2004年，企鵝出版社推出羅恩·徹諾所著的《漢密爾頓傳》，改變了這一局面。該書被稱為漢密爾頓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書中特別關注了漢密爾頓在當時被主流政治忽視甚至攻擊，而在后世卻逐漸顯現出其高瞻遠矚性的主張，如對強大中央政權的強調，以及矢志發展工業的決心，并對這些主張進行了當代意義上的重估。以此為契機，美國史學界出版了許多關于這三位國父的著作，其中就有《初心：漢密爾頓、杰斐遜、麥迪遜和美國的締造》。本書通過詳實的史料，如彼此的信件往來、報刊文章等，從他們之間的關系入手，結合具體的時代背景，展現了從1780年到1793年總共十幾年的一段歷史。作者安德魯·尚克曼在寫作過程中并沒有采取立場，避免褒貶揚抑，正如他在書中所言，“在書中沒有任何蓋棺定論的言辭（也沒有人會這樣做），但是我通過設身處地地分析漢密爾頓、杰斐遜和麥迪遜所在的處境，來構造我的故事，表達我的看法”。

這十幾年不僅見證了三人由合作逐漸走向交惡，同時也是美國歷史上的關鍵時期，即美國從邦聯走向聯邦，并且制定出憲法，頒布了包括《關于公共信用的報告》《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在內的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方面的文件。在這一大背景之下，杰斐遜、麥迪遜與漢密爾頓之間的關系在這十三年中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780年代中期、晚期和1790年代。

在第一個階段，三人之間有諸多共識，當時他們都經歷了殘酷的獨立戰爭，尤其是漢密爾頓還親自走上戰場。作為華盛頓的軍需副官，漢密爾頓親眼目睹了軍隊的困境。1780年代初，由于缺乏征稅權的支持，邦聯議會發行的紙幣已經一文不值。士兵與軍官的薪餉經常被拖欠，有時他們得到的只是以債券形式發放的一紙空文。然而即便如此，在沒有征稅權的前提下，邦聯議會連債券都無法兌付。孱弱的邦聯政府處處受制，各州政府則各自為政，在重大問題上拖沓延宕，虛與委蛇，從而導致經濟凋敝，機構一盤散沙。麥迪遜也同意漢密爾頓的觀點，即軍隊所受遭受困境的根源在于州政府獨享大權。他在給杰斐遜的信中多次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后者在邦聯議會任職，同樣深感召開議會進行議事的難度，當時經常出現各州代表數目不夠而導致會議取消的窘境。因此，三人達成一致，即中央政府必須有征稅、管理貿易，制定各州都必須遵守的法律等權力。漢密爾頓對當時的形勢還有一個看法，也就是除了州政府的掣肘之外，缺乏理智的民眾也乘混亂之機非法占有他人財產，而少數官員出于謀取選票的目的對此也推波助瀾。例如，以紐約州州長喬治·克林頓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毫無原則地迎合民眾的無理要求?？肆诸D最初擔任州長時，正值英軍將戰火燒到紐約，其行政管理部門被摧殘得所剩無幾。于是，一些普通民眾便乘機填補空白，在戰爭造成的混亂當中，克林頓迎合了大多數普通紐約民眾的意愿，因而大受歡迎。在紐約的東北部地區，克林頓允許小農場主繼續擁有從富人那里奪來的土地，并且準許他們從紐約州獨立出去，建立新州佛蒙特。克林頓也向民眾承諾，只要他們重建并尊重州政府，那么戰爭結束后，他們的利益也將得到保證，許多革命戰爭之前的佃戶都能夠繼續擁有他們在戰爭中搶來的土地。克林頓任職期間，紐約州還發行了大量的紙幣，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這無疑有利于欠債者，因為他們可以以遠低于最初借債的代價來償還借債。于是，富人的財富因貶值而縮水，貧窮的借貸方成了受益者，克林頓也因此穩坐州長的寶座直至1790年代。漢密爾頓將民眾的行為稱為“肆意妄為”，認為他們會濫用自由，侵害少數富人的權利。鑒于對1780年代中期美國政治形勢的分析，漢密爾頓、杰斐遜和麥迪遜都認為國家有陷入無政府主義的深淵之虞。

不過，盡管漢密爾頓、杰斐遜和麥迪遜三人之間在1780年代中期有諸多共識，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他們在一些問題上的看法時，就會發現漢密爾頓和杰斐遜之間有極為明顯的分歧。例如，在1780年代早期，漢密爾頓就開始構想其財政體系的總體框架，為發展工業的遠景打下了基礎。與此同時，杰斐遜和麥迪遜則堅持認為美國應該以農業立國，并且以農業為基礎來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為西部擴張、農產品的自由貿易與全球市場提供保障。與杰斐遜的方式相比，漢密爾頓的財經規劃顯然復雜無比，簡而言之有三點：第一，建立一個享有征稅權和借貸權的政府。第二，成立一個國家銀行，將其作為強大的中央政府與共和國中富人們之間聯系的紐帶。第三，給予國家一種“受眾廣泛的價值媒介”，這一點的實現是以前兩點的完成為前提的。所謂“價值媒介”實際上指的就是聯邦政府發行的貨幣、債券等。于是，雙方的不同開始顯現，雖然當時三人的私交不錯，但是在具體問題的解決方式上他們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一切的根源還在于三人不同的出身背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來自西印度群島，出身貧寒，甚至連生父都不知是誰。由于年少時才華橫溢，鄉里鄉親不愿意看到他明珠暗投，埋沒于甕牖繩樞之所，于是便湊錢將他送到紐約國王學院（也就是后來的哥倫比亞大學）就讀。從情感上講，他對北美大陸的任何一個州都缺乏依戀或歸屬感，他更愿意把美國看作是一個超越任何州的利益的聯合體。杰斐遜與麥迪遜都出身于南方種植園主家庭，弗吉尼亞獨有的鄉紳文化氛圍使得兩人在舉手投足、為人處世方面帶有高貴自信的氣質。值得指出的是，杰斐遜并沒有頤指氣使的做派，也并未視民眾為草芥，而是將財富與責任感等同起來，正如史學家劉祚昌所言，“弗吉尼亞的這些紳士都有一種強烈的公共責任感，感到參加管理殖民地是責無旁貸、自己份內的事”。于是，弗吉尼亞的鄉紳階層與普通農民之間互相依賴、互相信任，構成了一種動態的平衡，形成了北美殖民地一幅獨特的景象。這是杰斐遜推崇的農業理想國的模式，與漢密爾頓的構想相去甚遠。

第二個階段恰好與美國憲法的制定時期重合，其特點是漢密爾頓與麥迪遜在表面上達成了一致，杰斐遜則與他們稍有不同。事情的起因是來自于1786年爆發的“謝司起義”，該起義的原因在于對英戰爭后農產品價格的下降，導致農民收入銳減，從而無力償還債務，深陷破產的邊緣。于是，一些退伍軍人在丹尼爾·謝司的領導下發動叛亂，試圖解決農民的困境。杰斐遜對起義大加贊賞，當時他作為使節出使歐洲，他聽說了事件之后，對起義者帶有法國大革命的斗志高度肯定，為此還發表了“自由之樹必須時時用愛國者和暴君的血來澆灌，使之鮮綠常青”的著名論點。但是漢密爾頓對起義沒有任何好感，因為它表明，如果不在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進行各州事務的管理，民眾對某一事件的不滿情緒勢必會擴大和蔓延，繼而引發嚴重的后果。起義的原因表面看來是農民不滿州政府對他們利益的漠視，強行征收選舉人頭稅，但從深層次而言，這是民眾對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認識而造成的。謝司具有極強的煽動能力，短時間內聚集了一大批獨立戰爭時期的老兵，漢密爾頓擔心像謝司這一類的人通過正當程序進入州政府或是立法機關，從而對美國的秩序構成巨大的威脅。謝司起義也對麥迪遜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觀點與漢密爾頓類似。他認為，僅僅通過加強中央政府管理各州之間事務的權力對于改變現狀是不夠的，中央政府應當“凌駕于州立法機關之上”。而不是僅僅得到征稅權和管理貿易等新的權力。一直以來，麥迪遜都擔心大多數人會濫用自由，侵害少數人的權利。謝司起義發生之后，麥迪遜更加相信，在共和制度下，多數對自由的危害要遠大于少數。為了宣傳并說服民眾，麥迪遜在1787至1788年間年與漢密爾頓以及另一位政治家約翰·杰伊共同撰寫了《聯邦黨人文集》，為制定新憲法營造輿論氛圍。正是在這部文獻中，麥迪遜談到了黨派，他認為黨派無論大小都極其危險，但是我們無法消除黨派，只有與之共存，禁止黨派存在是不現實的。一個公平合理的政府應該在保持由多數選舉產生的同時，能夠防止多數人的胡作非為。既然無法消除黨派，麥迪遜的解決之道是控制其影響，方法之一就是擴大國土面積，也就是向西部擴張。麥迪遜和杰斐遜都認為，土地是保證永久自由的先決條件。而漢密爾頓對此卻不以為然，憲法制定之后，他就開始著手打造醞釀已久的金融帝國。

在第三個階段，漢密爾頓與杰斐遜和麥迪遜之間的關系由公開爭論走向徹底決裂。1789年，喬治·華盛頓被一致推舉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他隨后任命漢密爾頓為財政部長，杰斐遜為國務卿。雖然都在華盛頓內閣任職，但他們之間的分歧很快顯現。漢密爾頓一直在不遺余力地推行其金融計劃，該體系必須極大依賴于增加新政府的財政收入，而杰斐遜和麥迪遜則希望建立新的全球貿易體系，讓農民能夠自由地出售農產品。在當時，為了遏制新興美國的發展，英國嚴格限制美國商船進入西印度群島，同時英國船只也壟斷了美國出口商品的運輸。不僅如此，英國還不斷壓低美國生產的船只價格，讓生產商不敢投資于船只建造，害怕美國制造的船只無法同英國制造的船只競爭。麥迪遜認為英國是妨礙公平競爭的罪魁禍首，其推行的政策完全偏袒己方，試圖牢牢控制美國的經濟。當1789年7月法國民眾攻陷巴士底獄，繼而掀起追求自由的大革命浪潮之時，麥迪遜對此深感鼓舞，他認為革命的法國才是美國依靠的對象。但是漢密爾頓對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混亂感到害怕，這讓他聯想到喬治·克林頓治下的紐約州，民眾的肆意妄為如果失去控制，美國又會陷入無政府主義的狀態。為此，他將注意力放到了英國，誠然英國在當時并不受美國人的歡迎，但是畢竟兩國同根同源，語言、風俗、民情大致相同，經濟的互補性也很明顯。因此，從長遠來看，英國應該是最安全的伙伴。此時，漢密爾頓實際上已經知曉麥迪遜的親法反英態度，他在給英軍少校兼加拿大總督的副官喬治·貝克威思的信中表示，“他（麥迪遜）和我在最終目標上有相同的看法……但是實現目標的方式有巨大差別”。雖然漢密爾頓一語中的，但是他無法解決這一根植于出身背景所產生的差異，決裂只是時間問題了。

1790年1月9日，漢密爾頓向國會發表《關于公共信用的報告》，他對該報告寄予厚望，因為可以借此實現三個目標中的兩個——公共信用和流通媒介，并且為第三個目標——建立國家銀行做好準備。但是，漢密爾頓的如意算盤落空了。一個月之后麥迪遜首先發難，他以雙方在債券兌付問題上的分歧為切入點，堅決反對漢密爾頓建立公共信用的方法。為了安撫來自南方的麥迪遜及其支持者，漢密爾頓以遷都作為交易，將首都搬遷至弗吉尼亞州波托馬克河畔的偏僻地區。這一方案換取了麥迪遜在國會投票過程中的默許態度，最終報告得以通過。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了，麥迪遜希望將新首都設在偏遠地區，能夠遏制經濟的無序發展，讓投機者無處可去，紐約、費城等大都市正是被這些投機者弄得烏煙瘴氣。麥迪遜的擔憂不無道理，1790年12月13日，漢密爾頓向國會遞交了《關于美國銀行的報告》，將國家銀行的設立與國家的金融、稅收和借貸能力結合起來，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他的具體計劃是，銀行以公司股票的形式分兩萬五千份發行總額為一千萬美元的股票，每份價值四百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當時整個美國都只有五家特許銀行，其總資金加起來不過三百萬美元。這一大膽的計劃受到了麥迪遜的強烈反對，他反駁了漢密爾頓援引的促進全民福祉的憲法條例，并得到了杰斐遜的贊同。但是漢密爾頓的報告最終在議會通過，華盛頓簽字生效。

為了方便籌集資金，漢密爾頓將八百萬美元的銀行股票用于私人資本購買，并且允許用公債購買銀行股票。于是一些精明的投機者看到了機會，他們利用獲取到的內幕消息，去往全國各地低價收購政府在革命時期發行的公債，以此作為購買股票的資金。1791年7月4 日，國家銀行的股票相繼在費城、紐約、波士頓、巴爾的摩和查爾斯頓的股票市場開始發行。受到利益的驅使，人們狂熱地購買銀行發行的股權票據，在7月4號發行當天價值二十五美元的票據，到了8月10號就漲到了三百二十五美元。在這場全民投機的行動中，有一位頗為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漢密爾頓好友，并且曾擔任助理財政部長的紐約富商威廉·杜爾。杜爾利用獲取消息的便利，大量買入銀行股票，并高價賣出，甚至不惜向高利貸借債來購買股票，行為十分惡劣。1792年1月到4月，狂熱的股市開始下跌，泡沫終于破裂，杜爾也因負債累累而鋃鐺入獄。漢密爾頓動用了政府的償債基金，才勉強使得股市不至于崩潰，可是美國的經濟也因此大傷元氣。

杰斐遜和麥迪遜一開始就強烈反對漢密爾頓的計劃，認為他不計后果地追逐金融利益無異于舍本逐末。為了全面展開與漢密爾頓的對決，1792年7月兩人出版了名為《關于使政府違背真實原則的記錄》的備忘錄，其中都是對漢密爾頓的批評和譴責。也許認為僅僅出版文章還不夠，兩人準備開立一家報社，來發起民眾抵制腐敗的金融計劃。為此，麥迪遜請來了大學同學菲利普·弗雷諾，杰斐遜委任他擔任美國國務卿辦公室的兼職翻譯，薪水由政府負擔。不過弗雷諾的主要任務是開辦《國民公報》，與親漢密爾頓的《合眾國公報》分庭抗議。雙方以報紙為陣地你來我往，猛烈攻擊對方的政見。雖然對戰激烈，語氣充滿火藥味，但是就觀點而言都沒有什么新的內容?？偟膩碚f，杰斐遜和麥迪遜認為漢密爾頓是一個君主主義者，妄圖在美國恢復君主制氛圍；漢密爾頓則指責杰斐遜和麥迪遜煽動民眾，會使美國陷入無政府主義的境地。

自此以后，美國政壇開始出現涇渭分明的兩派，盡管時代不同，主張各異，但是雙方在圍繞關鍵問題的爭論方面都是劍拔弩張，甚至惡語相向，可以說這一切與三人確立的先例不無關系。

延伸閱讀：

Andrew Shankman, Original Intents: Hamilton, Jefferson, Madison,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Gordon S. Wood, Empire of Liberty: A History of the Early Republic, 1789–18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羅恩·徹諾著，《漢密爾頓傳》，張向玲、高翔、何皓瑜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