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人類以及經濟全球化倒流逆風等不確定性因素，我國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進而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高質量發展新階段，需要充分發揮我國具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強大的生產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促進國內市場需求持續升級、供給能力不斷提升，推動供需在更高層次、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均衡。

在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進程中，江蘇近期提出“做深做實蘇錫常、寧鎮揚一體化發展和錫常泰、蘇通跨江融合，加快推進省內全域一體化，全方位融入長三角一體化和國內大循環”。大力推進跨江融合發展與全域一體化發展，率先取得區域一體化發展實質性進展，進一步做優做深做實做強省內“微循環”，這是江蘇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進一步落地落實的具體舉措，也是對全國區域高質量發展的一種有益探索與實踐貢獻。

江蘇跨江融合發展與省內全域一體化

當今世界有公認的五大城市群，即美國東北部大西洋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歐洲西北部大都市圈、英國中南部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被認為是我國最有希望與可能向世界級城市群發展的區域城市集群之一，可將這一城市群與世界級城市群作比較，在勞動生產率、人均GDP產出包括土地資源、資本投入等各種要素的綜合產出效益方面，卻不及世界五大城市群的一半。事實說明，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區域雖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發展成就，但與世界先進水平還存在明顯差距，區域城市群發展能級與綜合競爭力還有很大的拓展潛力空間，這應該是將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頂層設計層面的題中應有之義。

面對當今世界錯綜復雜不確定性因素增強的局面，黨中央提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國內大循環不是把門關起來，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不會因為暫時的疊加復雜因素而停滯不前，未來世界應當是多元主導的世界，是經濟貿易規則日益融通完善的世界，是各國人民利益共建共贏共享的世界。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格局中，我們必須要打造能參與國際競爭的“硬核”區域，長三角區域責無旁貸。從認知層面應當清晰明確意識到，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作為國家戰略，并不是要把這片區域進一步發展起來跟中西部、大東北“搶飯吃”，而是要承擔起重大的國家使命責任擔當，使這片區域能起示范帶動作用，以此帶動長江經濟帶和華東地區發展，形成參與國際大循環沖鋒陷陣的高質量發展區域集群。

江蘇省在長三角版圖中占據著“C”位中的“C”位，承東接西、呼應南北，人口占了長三角區域三分之一，GDP占比達42%。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經濟實力以及人文優勢，長三角國家戰略更多的責任使命擔當落在江蘇。隨著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深度推進，以上海為原點對內輻射，將會打造出新的增長級乃至于改變整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地圖，江蘇未來無疑會成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戰略性“硬核”區域。

現在，長三角從上海這一核心城市出發有兩條發展軸：一條是滬-杭-甬發展軸，一條是滬-寧-合發展軸，這兩條發展軸已相對成熟發達。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落地實施中，將會有兩條新的發展軸被打造出來：一條是滬-蘇-湖-合發展軸，即南太湖發展軸，因為湖州市認為太湖流域北強南弱，南太湖至少應該有一座像無錫這種能量級的城市，湖州可以承擔承載；另一條是滬-蘇-通-鹽發展軸，促進蘇南、蘇中與蘇北協同平衡發展，江蘇跨江融合發展與實現省內全域一體化是必然趨勢。這兩條發展軸在三五年內會基本被打造出來，進而改寫長三角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地圖。

綜觀世界城市集群發展圖譜，像倫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納河、德國的萊茵河、韓國首爾的漢江、上海的黃浦江……大江大河入海口孕育多姿多彩的城市文明。國內外諸多沿河沿江城市的發展經驗表明，構筑江南江北一體，實現跨江融合發展，有助于城市群集約化轉型。由歷史觀照現實，蘇-錫-常-通四地一衣帶水，同處于長三角核心區，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祥地，也是目前國內制造業明星城市集群鏈。有鑒于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為四地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推動蘇錫常通共同打造環滬樞紐集群”。

“蘇南模式”：成功邏輯與發展制衡

“蘇南模式”由費孝通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初實地考察率先提出，是學術界對蘇-錫-常-通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概括和總結，其實質是這片地區在接受上海的輻射和帶動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小城鎮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得以實現，農村經濟和國民經濟總量大幅度增長，其示范效應曾惠及全國農村經濟制度變革和經濟結構轉變?！疤K南模式”是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建設的最初實踐范式。

改革開放40年來，用“神速”兩個字形容中國城市化進度絕不為過，可以劃為三個階段來觀察認知。第一階段是單個城市內生性發展階段。每一個城市自我快速發展，包括像上海這樣的城市都自我成長，體量基本都比30多年前要擴大了三倍五倍甚至于十倍。第二階段是高速公路都市圈時代。當時所謂一小時通勤圈是100公里至150公里，上海前些年提出“1+6”都市圈，即跟周邊城市進行合作融通協同發展。第三階段是現在正在進入的高鐵和互聯網時代城市發展新時期，城市和城市之間空間距離已經不是制約發展的瓶頸難題，高鐵時代一小時通勤圈是300公里到350公里，所以湖州積極接軌上海，提出“1+7”上海都市圈，因為進入高鐵時代，湖州到上海只要53分鐘。因此，長三角城市群新發展時期，城市之間、區域之間功能互補實現一體化發展成為可能，站在螺旋形上升的更新起點更高層次上推進城市一體化同城化融合發展，成為當務之急。

以這樣的視角觀察，原有的“蘇南模式”應當進行突破。因為原有的“蘇南模式”是一城一地的發展模式，產業以中低端制造為主，且同質化現象嚴重，產業集群化能力偏弱，資本、科技、人才、創新等各種生產生活資源要素的流動性、融合性、協同性差，這些因素使“蘇南模式”的發展遭到制約，亟待突破慣性發展格局與思維定勢。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中，江蘇是“C”位中的“C”位，是“硬核”區域，全省要一體化，要實現跨江融合，應當在蘇錫常通、寧鎮揚同城化中探索新的路徑、新的方向、新的觀念，對長三角區域乃至于全國做出示范效應。

當前，我國一些區域城市化水平近乎飽和，雖有“大國大城”說法，城市化過程中如何突破行政區劃制約推動城市群一體化發展，如何按照市場配置資源規律提升各類要素集約化利用效率，如何實現全國范圍內發達地區和次發達地區的綜合協調平衡，依然有許多值得重點探索研究的課題。高速增長時代的發展模式，現在已經不適應新階段發展的新趨勢，在未來不可能獲得豐厚的紅利，比如說資源套利性、人口紅利性、債務資本型等，一定要走創新驅動引領的新發展道路。

在新起點上更高水平再出發，破解“小富即安”精神狀態，瞄準世界一流水平上臺階，打造“新蘇南模式”是應有選項。“新蘇南模式”的基礎前提是：城市化程度較高，產業發展規模較大，各類生產要素成本偏高，創新驅動轉型升級、提質增效內在需求與動力較強等，這就迫切需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進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原有發展路徑的經驗主義依賴，謀求并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新發展。

立足“三個更高” 做好“新蘇南模式”高質量發展文章

按照區域城市概念，“蘇南模式”板塊是主要指蘇-錫-常-通，這是江蘇與長三角的核心城市區域，也是具有全國明星效應的實體經濟制造業城市集群。蘇-錫-常-通四個城市經濟總量占江蘇全省近50%，不僅是江蘇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區域之一，也是江蘇對接上海承接特大核心城市資源外溢的“前客廳”。如果將這一長三角“C”位中的“C”位板塊，打造成新時代新發展新格局中的“新蘇南模式”，無疑對江蘇、對長三角乃至于對全國發展具有先行示范引領作用。

具體而言，需要立足三個“更高”，即更高起點謀劃、更高層次推進和更高質量追求。更高起點謀劃，關鍵是突出問題導向，善于發現、研究、解決問題，在保市場主體、釋放消費潛力、擴大有效投資、穩定外貿外資基本盤、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競爭力等方面持續發力；更高層次推進，關鍵是突出目標導向，要拿出一些實招硬招，堅決守住“保”的底線，不斷夯實“穩”的基礎，奮力拓展“進”的態勢；更高質量追求，關鍵突出結果導向，圍繞“強富美高”新蘇南建設目標愿景，以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真正實現愿望、過程、結果的有機統一。

立足“三個更高”，使“新蘇南模式”成為江蘇跨江融合和省內一體化的“硬核”區域，成為長三角一體化、長江經濟帶和華東地區乃至于全國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引領樣本，當下應當重點做好以下文章——

一是“通”，即大力推動基礎設施一體化，構建高效便捷的互聯互通交通體系，尤其是南通應加快推進通州灣新出海口、南通新機場、“八龍過江”通道建設，實現各類要素自由流動。

二是“聯”，即城市之間實現跨江聯通、聯手、聯合，在“聯”的過程中實現資源共享，促進實體經濟、城市功能、民生福祉的轉型升級與合作共贏。

三是“融”，即在一城、一地體制機制上尋求突破，在園區發展、產業培育、營商環境、公共服務等方面深度融合，實現同城化發展。

四是“創”，即緊緊扭住創新這個牛鼻子，強化創新體系和創新能力建設，推動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更加重視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融合，促進制造業不斷躍上新臺階，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力。

五是“峰”，即針對江蘇實體經濟大而不強、有高原缺高峰的現狀，應當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上聚焦發力，著力建設自主可控的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產業結構加快邁向中高端，追求并實現高原之上再攀高峰，成為能夠代表和引領長三角的現代產業制造高地。

六是“魂”，即繼續保持旺盛的精氣神，像當年培育“三大法寶”那樣，即“團結拼搏、負重前進、自加壓力、敢于爭先”的張家港精神，“敢想、敢當、敢為，不等、不靠、不要，唯實、揚長、奮斗”的昆山之路，“借鑒、創新、圓融、共贏”的園區經驗，在打造“新蘇南模式”中走出新路子，集聚新力量，創造新經驗。

【何建華，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副院長，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此文系10月23日在由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南通大學主辦，以“江蘇跨江融合發展與省內全域一體化”為主題的2020年江蘇青年智庫學者沙龍上的演講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