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正的創新型國家的全面形成，擁有幾所世界一流大學固然重要，但根本上還在于企業界的眼界、實力和科技創新活力。”

10月2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計算機學會名譽理事長李國杰在2020中國計算機大會CTO高峰論壇上帶來在線演講。李國杰以“擔起振興‘產業技術’的重任”為題，詳細闡述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歸屬、產業技術與實驗室技術的區別、做科研的最終目標以及中國產業技術的真實水平。

“去年剛成立的山東產業技術研究院，他們的口號是商業成功是檢驗技術創新的唯一標準。我個人很同意這個看法。”

他表示，絕大多數科技人員的工作只有最終體現為市場上的產品和服務，才有真正的意義。因此，一定要形成以產業技術為目標導向的科技文化?！爱a業技術并不是人們常說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成果轉化后的應用開發，而是引導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原始動力?！?/p>

“申請到多大的科研項目，掌握多少科研經費，不是目標，而是一種承諾與責任。發表了多少文章，獲得多少獎勵，戴什么人才帽子都是中間結果，最終要看對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有沒有實實在在的貢獻和影響。”

李國杰在演講中指出，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科學技術發展中最薄弱的環節是產業技術。他呼吁IT企業的CTO們要擔起振興“產業技術”的重任，集體發出國家要高度重視“產業技術”的呼吁，推動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李國杰是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兼任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科技智庫特聘研究員。他于1943年5月29日生于湖南省邵陽縣，196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1985年獲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學位。

他主要從事計算機體系結構、并行算法、人工智能、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發展戰略等方面的研究，主持研制成功曙光一號并行計算機、曙光1000大規模并行機和曙光2000/3000超級服務器，為發展中國高性能計算機產業做出貢獻。

以下為李國杰在2020中國計算機大會CTO高峰論壇上的演講內容：

國家強盛的基礎是企業

國家強盛的基礎是企業,民富國強的基礎是有強大的企業。軍事力量的強大也要靠先進的企業。美國國防部發現國防部門自己做的器件設備比國際上先進企業落后兩代，所以今年他們決定采用“零容忍”策略，采購全球最先進的器件和設備。 

經濟學家統計過，從17世紀到20世紀70年代，改變了人類生活160種主要創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70%的專利和2/3的研究開發經費都出自企業。

近代以來，任何忽視市場力量，不能發揮公司組織優勢的國家都逐漸凋落，只有由公司推動市場經濟的生產力，國家才能走上世界舞臺的中心。

一個真正的創新型國家的全面形成，擁有幾所世界一流大學固然重要，但根本上還在于企業界的眼界、實力和科技創新活力。

科學技術發展的歸屬 

早期的科學研究只是有錢閑人的消遣娛樂，經過幾百年的發展，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已經是數以千萬計的白領人的職業，究竟研究和開發的目的是什么?

我歸納起來，研究開發無非是三種目的：

1、探索未知世界的奧秘，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往公共的知識海洋中灌水。

2、以實驗室的形式做工程任務，滿足國防等部門的需要，像我國的國防科研。

3、通過企業的形式將知識變成產品和服務，提高人類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

那么，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是研究開發的主要歸屬。說白了，除了少數人做第一和第二類工作外，絕大多數科技人員的工作只有最終體現為市場上的產品和服務，才有真正的意義。因此，一定要形成以產業技術為目標導向的科技文化。

為什么要強烈呼吁重視產業技術 

研究與開發不是從所謂的上游流到下流的線性關系。產業技術的研究開發反過來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有很強拉動力。

企業與大學及科研機構之間有多個層次的互動。企業和大學之間、和科研機構之間不是一錘子買賣、一次性的交易，而是個多層次的互動。

本質上講，基礎研究是不管有什么用的。所謂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到底研究什么，主要不是看基礎研究有什么新成果，而是看產業技術研究有什么需求。產業技術并不是人們常說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成果轉化后的應用開發，而是引導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原始動力。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國有企業大部分沒有研究機構，就是一個“生產車間”。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科學技術發展中最薄弱的環節是產業技術。IT企業的CTO們要擔起振興“產業技術”的重任，集體發出國家要高度重視“產業技術”的呼吁，推動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產業技術與實驗室技術的區別 

我們需要了解產業技術與實驗室技術到底有什么區別。一般而言，實驗室技術是突破單項技術，我們講“一俊遮百丑”。但是產業技術不能有明顯的短板。實驗室技術也許能解決90%的要求，但剩下的10%可能要在花10倍的精力，甚至推倒重來。機群文件系統在中科院計算所經過三代博士生的努力仍不能商品化，開發人員進入公司后按產業技術的要求又攻關了幾年，才形成今天曙光公司的拳頭產品Parastor。

不同于實驗室技術，產業技術必須考慮推出時間、成本、魯棒性、兼容性等約束，在限制條件下創新有時比“原始創新”還困難。產業技術開發的失敗往往是忽略了約束條件，所以我們培養工程創新人才要從重視約束條件做起。

產業技術必須采用標準化模塊和規模化生產工藝。不能做不下蛋的“公雞”。產業技術不但要說得清，而且要做得到。產業技術人才不能只做“治學之材”，應當是“治事之材”必須以做成一件難事為目的。

以發展產業技術為歸屬目標，不要追求論文等統計指標 

做科研要關注最終目標，具體一點是“為國分憂，與民造福”，更長遠、宏觀的目標是“對人類文明做貢獻”。申請到多大的科研項目，掌握多少科研經費，不是目標，而是一種承諾與責任。發表了多少文章，獲得多少獎勵，戴什么人才帽子都是中間結果，最終要看對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有沒有實實在在的貢獻和影響。

去年剛成立的山東產業技術研究院，他們的口號是商業成功是檢驗技術創新的唯一標準。我個人很同意這個看法。

有人采訪，圖靈獎得主Jom Hopcro教授，他很長時間在中國活動，問他你對中國的科研有什么建議？

他回答：我的建議就是遠離指標，中國的研究人員非常感興趣于發表的論文數量和得到的研究資金數量。應遠離這些指標，關注其它的一些更有價值的層面。

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研究開發不一定要做出可商品化的產品，但研究什么問題應該考慮產業界的需求，很多研究基于不合理的假設，做出來的論文將被歷史淘汰。

我們經常講“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我的理解，它的意思就是指以發展產業技術為主要目標。  

美國為發展產業技術樹立了榜樣 

在產業界做的比較好的就是美國。美國在20世紀初就開始建立了工業實驗室，1900年通用電氣建立了中心實驗室，1904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創建了貝爾實驗室。貝爾實驗室有11名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獎，它曾擁有14位美國科學院院士，29位美國工程院院士。

大家知道，晶體管帶動的半導體產業，創造了數萬億美元的產值，現在已經是現代工業的核心，而這一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科技成就是由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研發部門貝爾實驗室發明的。

產業技術的主要體現是專利。美國知識產權擁有者協會2017年統計：當年授予的近32萬項專利中，數量排名前120者僅兩所大學，IBM居首，近9000項；大學中獲得專利最多的是加州大學，只有524項，排在第77位。  

中國的產業技術究竟處于什么水平? 

那么中國的產業技術水平到底怎么樣？網上既有自吹自擂的“好的很”派，也有妄自菲薄的“糟的很”派。很多意見以偏概全，對我國的科技真實水平缺乏理性的判斷。

實際上我們國家的高鐵、無線通信、電商服務等方面確實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在基礎材料、元器件、精密儀器設備、基礎軟件等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較大差距。

如果現在要建一條非美國化技術的IC生產線，可能要退到55納米工藝。

當前美國科技類上市公司總市值約為7.72萬億美元，而中國僅為2.08萬億美元，兩者相差近4倍。美國科技類上市公司總市值占GDP比重將近40%，而中國該比例為16.42%。美國科技股GDP占比是中國的2.43倍。

所謂卡脖子技術對基礎研究影響并不是很大，但對產業技術是必須越過去的坎，應對技術脫鉤的重任壓在企業的肩上?，F在忍辱負重、臥薪嘗膽、發憤圖強的企業是振興中華的希望所在。  

發展產業技術需要健康的生態環境 

最后我講發展產業技術的生態環境。發展產業技術一定要有一個健康的產業生態環境。多年以來中國的企業只講你死我活的競爭，不講互贏共生的“企業命運共同體”。信息領域更是盛行“狼文化”和“贏家通吃”，幾乎沒有同行企業的“競爭前的合作”。

像國外也有競爭，但是他們必要的時候還能合作。日本人當時發展芯片的時候，幾個大企業都聯合起來，先做共性的技術，做完以后再做事情。

從關注自我的輸贏升華到關注整個產業生態的發展，理念上要做重大調整。三年前，華為就認識到“管理你情我愿的合作比對付你輸我贏的競爭要難得多”，提出要培育“哥斯達黎加式”生態系統，強調競爭優勢主要來源于管理好自己不擁有的資源。但是知易行難，將這一認識真正落實到行動還要付出艱苦的努力。

我希望在CCF（中國計算機學會）的倡導下，計算機界的企業一起來構建企業命運共同體。希望計算機界的CTO大咖們高瞻遠矚，為中國的IT產業沖出重圍做出歷史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