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循環戰略的時代背景

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首次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兩會期間，中央領導再次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戰略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和思路的重大轉變。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價值鏈一直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推動下全球價值鏈貿易快速發展。經過4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已經發展為連接上游發達經濟體和下游資源供給國之間的全球價值鏈樞紐。2019年我國GDP達到14.4萬億美元，占美國的67.0%和全球GDP的16.4%；制造業占全球的比重達到28.3%，涵蓋全部聯合國制造品分類。在參與全球分工和價值鏈的同時，中國國內所形成的龐大供應鏈網絡，實現了生產的彈性和生產效率的統一。

二、對外經濟發展思路調整的迫切性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全球原有的發展模式存在較大的弊端，具有不可持續性，亟待轉型。今年新冠疫情后，全球價值鏈面臨的重整，更是加劇了我國經濟發展思路調整的緊迫性。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的核心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由于片面強調效率原則，自發的價值鏈分工存在嚴重缺陷，包括忽略產業鏈的利潤分配，忽略產業鏈的安全性問題等等。這些都嚴重影響到產業鏈分工的可持續性。

第一，上游國家利用壟斷地位侵占下游國家利益。掌握核心技術的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發揮主導作用，壟斷高附加值環節。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則選擇嵌入已有的價值鏈，憑借低要素成本或者自然資源稟賦參與國際分工網絡。在發達國家主導的價值鏈中，發展中國家企業長期被“俘獲”在低附加值環節，缺少價值鏈控制力和分工主動權。

第二，除了技術差距本身造成的利潤分配不均之外，近年來發達國家還利用政府的力量，幫助其企業獲得和鞏固市場壟斷地位，限制和打壓發展中國家企業向價值鏈上中高端攀升的努力。一些國家甚至扮演壟斷企業掠奪產業鏈紅利的幫兇，以國家安全為由，通過發動制裁的方式破壞正常的商業競爭。

第三，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產業鏈面臨“重整”的風險。2020年疫情沖擊使得全球價值鏈遭遇嚴重沖擊，面臨破碎化的風險。疫情暴露了過去單純追求經濟效率而忽視安全性的片面全球化的局限性和脆弱性。疫情結束之后，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的全球制造業分工體系不可避免地將進行調整。

三、高水平外循環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

與過去單純擴大開放不同，“雙循環”戰略思想代表著更高質量的發展模式的探索。雙循環不等于人為壓縮國外循環，也不等于人為割裂國內循環和國外循環的聯系。在舊的增長模式下，我們強調內需市場和外需市場相互補充，“東方不亮西方亮”；強調融入現有的國際市場，在現有國際分工格局下謀得生存和發展。在“雙循環”的新模式下，不以單純擴大總需求作為唯一目標，國內循環和國外循環相互促進，協同發展。高水平外循環可以在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方面發揮積極的重要作用。

在實體經濟方面，隨著全球經濟進入長期停滯狀態，經濟發展面臨持續的增長壓力。人口增速放緩和老齡化加劇使得傳統經濟全球化模式遭遇極限約束，宏觀政策和國際協調的有效性下降。通過“一帶一路”帶動“全球化”深化，可以為外循環和重整產業鏈擴展市場空間。一方面，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巨大，能夠有效擴大全球總需求。另一方面，沿線國家，特別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對外交通網絡建設可以有效地擴大全球市場規模，提升經濟全球化深度。通過建立雙邊或者多邊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機制，為共同為各國企業搭建合作平臺、提供公共服務，實現全球經濟共同復蘇。

在金融開放方面，應該積極利用我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獨特地位，鞏固和強化我國在全球金融市場和支付體系中的地位。由于我國是世界上主要的初級產品進口國，可以利用在該市場的獨特地位與初級產品出口國之間建立廣泛的人民幣結算體系。截止到2020年初我國已經實現了石油、鐵礦石、天然橡膠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幣結算，并且與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30多個國家簽署了雙邊的人民幣結算協議。

更重要的是，人民幣支付體系可以為雙循環創造良好的基礎。從經濟效率角度看，單一跨境支付體系和單一國際貨幣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是這一結論僅僅適用于無摩擦的理想世界。當SWIFT越來越頻繁的成為美國制裁別國的工具，建立新的跨境支付體系就具有了潛在現實的意義。人民幣支付體系（包括獨立的跨境支付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是我國實現經濟安全性的重要前提。

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以及中國金融市場的不斷開放，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不斷增強。特別是允許人民幣石油期貨交易資金可用于購買黃金以及取消合格境外投資者投資境內人民幣資產金額限制等改革，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吸引力將進一步擴大。這些都將有利于在長期內提升我國和全球經濟抗擊外生沖擊的能力，為更好地實現雙循環創造外部條件。

（作者范志勇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