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去年舉辦的“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中有兩件罕見、織造工藝極高的大幅聯珠紋團窠對鹿紋掛錦，這兩件掛錦主要為裝飾吐蕃贊普以及吐蕃貴族的行帳所用。筆者認為，兩件聯珠紋團窠對鹿紋掛錦產地在中亞，而非敦煌等地，并推測其產地極有可能就是中亞粟特布哈拉(安國)附近的贊丹尼村落。

吐蕃時期青藏高原的許多文物，既有中原漢文化影響的痕跡，又有來自于中亞、西亞的文化遺痕，這都充分展示出吐蕃時期絲綢之路多元文化的互動與交融頻繁這一時代特征。

2019年7月3日至10月22日，一場名為“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在敦煌莫高窟舉辦。美國芝加哥普利茲克收藏的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出土的佛像、王冠、銀幣、生活器物等文物，以及國內21家考古文博機構的館藏文物精品、國之瑰寶，還有美、日、俄等國藝術館奉獻共計120余件精美文物集體亮相。如此大規模、高級別展出吐蕃時期的文化遺存，這在國內是首次，引起了各界關注。其中展有兩件罕見、織造工藝極高的大幅聯珠團窠對鹿紋掛錦。這兩件掛錦主要為裝飾吐蕃贊普以及吐蕃貴族的行帳所用。本文擬通過對該掛錦的探究以還原吐蕃時期絲綢之路多元文化的交融與互鑒。

兩件聯珠團窠對鹿紋掛錦

第一件為美國芝加哥普利茲克收藏的聯珠紋團窠對鹿紋掛錦。掛錦長192厘米，寬160厘米。其超大的團窠由里外兩部分組成，外環由八對瑞獸和寶相花構成，里環又分為五層，三層聯珠紋中間夾著兩層由朵花組成的團窠。團窠中央圖案是站立的兩只大角鹿，雙鹿以生命樹為軸，面面相對。雙鹿頸部飄逸的綬帶和聯珠紋項圈，與向背施展而恰似兩道平行線的枝形角，以及生命樹頂端綻放的枝蔓和花朵，如同五層宮殿錯落有致，使得掛錦中心布局顯得大氣大度。

聯珠紋團窠對鹿紋掛錦 美國芝加哥普利茲克藏

雙鹿身上布滿點紋與朵花，每只單鹿足下卷草紋飾中寶相花和團花各開一朵。組成外環團窠的八對瑞獸均由半圓聯珠紋裝飾，雙鹿足下三對瑞獸向背依次奔騰狀，而雙鹿全身以上五對瑞獸又是相向相對奔騰，形態栩栩如生。掛錦四角由卷草紋裝飾，而掛錦底部為流蘇點綴。這是需要橫跨織機方能織成的圖案，足見當時織造技藝之精湛。筆者發現這件掛錦團窠外環圖案式樣與林梅村先生專著《西域藝術與考古》中所采樣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紡織品研究中心所藏的紅地大窠對立獅紋錦十分相似。

第二件聯珠紋團窠對鹿紋掛錦為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紡織品研究中心所藏。掛錦長201厘米，寬173厘米。展覽方對其描述是：“作品采用了雙鹿面向生命樹的主題。畫面中，雙鹿均以后腿支撐身體，正在吃樹枝；其鏟形角表明它們是波斯特有的黃占鹿(即扁角鹿)。”就其掛錦紡織技術，藏品所有者研究認為，雙鹿是由將緯線用染料浸透然后起畫與經線交織，是一種非常高超的織造技法。在雙鹿的外圍，是由聯珠紋組成數十個的圓環，圓環中的動物包括大象、鴨子等。主辦方在說明中給出了團窠內瑞獸的種類，對此筆者有不同認識，在后文中再做解釋。

聯珠紋團窠對鹿紋掛錦 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紡織品研究中心藏

就其風格特征，小聯珠紋團窠內的九對瑞獸與一組寶相花，構成了整個掛錦雙鹿主題紋飾的外環團窠，兩圈小聯珠紋夾著朵花形成了團窠的內環。雙鹿后蹄直立，前蹄搭在生命樹上，口含寶花，身上以圓點、聯珠紋飾為主，三角紋飾相對顯眼。外環團窠聯珠紋紋飾內的瑞獸個別不太容易辨認。掛錦瑞獸中頗具代表性的是外環聯珠紋含綬鳥紋飾。團窠山羊紋飾兩兩左右向背居于四角，掛錦底部是流蘇。

敦煌文書中對此類織錦的記載

在這兩件掛錦展覽介紹中，其文物信息標記均有“中亞”字樣，筆者理解為這是其產地的標注。那么，兩件掛錦當屬中亞系統織錦。從中亞織錦的基本技術特點入手，趙豐等在敦煌藏經洞中找到大概有9種屬于中亞系統的織錦，其中5件亦為對獸對鳥紋錦。有著“中亞”標簽的掛錦在敦煌文書記載中該是何種身份呢?我們先來看敦煌文書的有關記載。

關于敦煌文書中有關織錦資料能見“胡錦”和“番錦”的記載，經姜伯勤先生、趙豐先生先后統計，敦煌文書中共有關于6處“胡錦”“番錦”的記載。其中P.4975V《辛未年(971年?)三月八日沈家納贈歷》：“主人碧絹一匹，綠絹一匹，車影錦一匹，胡錦一匹，非(緋)綾一匹，甲頡(纈)一段，黃畫被子兩條”；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點檢歷》：“番錦腰雜漢錦夾纈者舌。大紅番錦傘壹，新，長丈五尺，闊一丈，心內花兩窠。又，壹張內每窠各師子貳，四緣紅番錦，五色鳥玖拾陸。”P.3432《龍興寺卿趙石老腳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養具并經目錄等數點檢歷》：“阿難裙，雜錦繡并雜絹補方，并貼金花莊嚴，番錦緣，及錦絹瀝水，闊兩箭，貳。”從以上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敦煌文書中對絹、錦、綾等織物的規格記載為匹、段、條、張等，對其尺寸記載有丈、尺、箭等，可見敦煌唐人對織物的規格和尺寸有很明確的用法。所以，胡錦與番錦的類別可以依據織物的規格做出判斷。

敦煌文書中對胡錦明確用匹作規格單位，P.4975V載“胡錦一匹”，又《宋會要輯稿·蕃夷》載：“李煜遣其臣客省使謝賜生辰國信，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胡錦綺羅綾計一萬疋。”可見唐宋時期胡錦是用匹作規格單位的。除匹以外，段也是胡錦的規格單位。《宋史·外國傳》載：“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為柙；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番錦則是用“張”作規格單位，P.2613載“壹張內每窠各師子貳”，而且在西域或中亞系統的番錦中，其規格單位同樣是“張”。吐魯番哈喇和88號墓中所出土文獻里記為丘慈中錦一張；另一件出自哈喇和卓99號墓的文書所提及的西向白地錦半張，計算下來長240厘米，寬約120厘米。總結起來看，這種以“張”為單位的織錦幅寬在100厘米以上，長則為200厘米以上。

上文提及的兩件掛錦中，普利茲克藝術合作基金會所藏長192厘米，寬160厘米；瑞士阿貝格基金會所藏長201厘米，寬173厘米。依據以上對織錦規格的分析，這兩件掛錦規格是

“張”，應屬于敦煌文書中的“番錦”范疇。番錦用途何在，敦煌文書中有明確記載，用來制作傘蓋。當然，番錦的用途肯定不只這一處，有待以后進一步考證。

趙豐團隊通過對大量團窠內對獅紋的織錦實例分析研究，并經過復原推測，認為阿貝格基金會收藏的瓣窠對獅紋錦Nr.4864與敦煌文書所載為極為相似的織物。林梅村先生也認為，敦煌文書P.2631中所謂“每窠各師(獅)子貳”錦，當指瑞士阿貝格基金會收藏的“團窠對獅紋錦”。既然阿貝格所收藏的瓣窠對獅紋錦Nr.4864實物與文獻高度吻合，那么與其團窠圖案等風格一致的普利茲克藏對鹿紋錦，也可更進一步證明其中亞系統的“番錦”屬性。實際上，阿貝格藏對鹿紋錦上也有對獅紋錦上的“伍色鳥”，也就是主辦方所介紹的掛錦團窠中的“鴨子”。

綜上，兩件掛錦不管是從其規格大小“張”，還是聯珠紋團窠風格特征，以及“伍色鳥”圖案都與敦煌文書記載和實物所見無二，毋庸置疑當屬“番錦”之列。

關于“番錦”的不同認識

關于“番錦”，姜伯勤先生有俠義和廣義的兩種判斷，認為俠義的番錦可能指吐番錦。林海村認為，姜伯勤先生將史書和敦煌文書所謂“番錦”指為吐蕃絲綢的說法不完全正確。他認為，番錦之“番”或稱“西番”，僅指吐蕃統治下的河西至青海一帶，而非整個吐蕃地區。西番之名一直沿用到元代，大德年間刻本《圣朝混一方輿一統圖》就將河西至青海一帶稱作“西番”。20世紀80年代青海都蘭古墓發現了大批古代絲綢。林梅村先生認為，都蘭發現的所謂“粟特織錦”多為8—9世紀中亞的織錦，其真實產地實際上在吐蕃，這類織錦在史書和敦煌文書中稱作“番錦”。敦煌文書所謂的“四緣紅番錦伍色鳥”，則指都蘭吐蕃墓出土的一種聯珠對鳥紋五色錦。而對都蘭出土絲織物有深入研究的許新國先生將對紋獅錦之“伍色鳥”和掛錦之“鴨子”紋飾稱之為“含綬鳥錦”。他認為，都蘭所出花瓣團窠含綬鳥錦與其他地方出土相同紋飾的織錦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也具有自身特點。許新國總結“伍色鳥”亦即都蘭“含綬鳥”的特征表現在：單只鳥或對鳥構成主題花紋。在裝飾紋樣方面，都蘭錦團窠分圓形和橢圓形，均以花瓣構成團窠。含綬鳥均站姿，鳥足下均有平板裝飾連珠紋座。實物所見都蘭含綬鳥錦風格上，無論主題花紋的立鳥，還是組成團窠的華瓣與賓花，都刻意描繪細部，且色澤鮮麗不褪色。

我們通過分析可以發現，阿貝格基金會所藏掛錦之“鴨子”與都蘭“含綬鳥”體貌特征完全相同。許新國認為該含綬鳥錦是對波斯錦的繼承和發揚，通過研究將這類含綬鳥織錦可歸入波斯錦之列。他同時指出，該含綬鳥錦出現在波斯薩珊王朝覆滅之后，排除了該織錦產自波斯的可能，而可能產自中亞。

斯坦因在對其所掠敦煌藏經洞織物的研究中也談到，薩珊波斯風格織物中最受歡迎、最持久的圖案就是成對的獸或鳥(無論這些織物是產自波斯還是波斯以外地區)，并將對獸或對鳥置于圓形或橢圓形的團花中，系波斯紡織圖案最常見、最典型的特征。他說：“我們發現，千佛洞藏品中有一組花綢，一律重復著對鳥或對獸的圖案和更典型的團花布局，而且沒有任何中國風格和中國工藝的跡象，這使我無法不想到它們可能產自西亞。”

大英博物館藏聯珠對羊對鳥紋錦(MAS.862)，在聯珠團窠紋內站立一對相對而立的野山羊，賓花位置有一對鳥圖樣。同樣的圖案在伯希和收集品中也有一件(EO.1203/E)。筆者比對許多對獸織錦紋飾后認為，斯坦因和伯希和所掠目前被稱之為“紅地聯珠對羊對鳥紋錦(MAS.862，EO.1203/E)”的對羊實際為對鹿。這一點在斯坦因的《發現藏經洞》中得到了旁證。因而，可將此錦重新定名為“紅地聯珠對鹿對鳥紋錦(MAS.862，EO.1203/E)”為妥。作為圖案主題的對鹿紋樣造型與收藏于比利時輝伊(Huy)大教堂中帶有粟特文題記“贊丹尼奇”的織錦完全一致。

這與斯坦因的推論相同：“千佛洞中這幾件西亞織物并非來自波斯本土或再往西的近東地區，而是產自從法哈那到奧克蘇斯河之間的廣大粟特地區，古代工藝美術中心撒馬爾罕和布哈拉就位于這一地區。中國開始向外出口絲綢后，這些城市肯定成了絲綢貿易的中心，所以也有可能較早地發展起自己的絲綢制造業。”對斯坦因的這一觀點，林梅村有不同看法。他指出都蘭吐蕃番錦的出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說明斯坦因發現了粟特織錦和粟特風格的吐蕃番錦。因此他認為，在敦煌吐蕃建立絲綢生產基地，其生產的織錦稱為“番錦”。

對于林梅村先生將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生產的織錦則被稱為“番錦”的結論，筆者有不同的認識。吐蕃統治敦煌乃至西域時期的所有文獻中除了有絲綿部落的記載，以及文書中有“番錦”記載外，再無扎實可信的文獻與文物能互證敦煌是“番錦”的產地。而粟特文題記“贊丹尼奇”(Zandaniji)的織錦能證明藏經洞所出“紅地聯珠對鹿對鳥紋錦(MAS.862，EO.1203/E)”的出生地———中亞，因為此錦與有題記的“贊丹尼奇”特征完全一致。伊朗學者亨寧等在比利時輝伊圣母大教堂收藏的一塊織錦背面發現了一行7世紀粟特文題記，釋讀為：“長六十一拃，Zandaniji”。姜伯勤先生最早把“Zandaniji”譯成“贊丹尼奇”，尚剛先生考證《元史·百官志》后稱作此錦為“撒答剌欺”。但許多學者還是習慣用“贊丹尼奇”。“贊丹尼奇”作為中亞織錦，本為安國“贊丹尼”村所織錦，因質量好而成為“贊丹尼奇”。因此番錦產自中亞更符合歷史實際。

對于“贊丹尼奇”的基本技術特點，趙豐分析研究發現，它們一是采用三枚斜紋緯重組織，屬于標準的唐式緯錦之類；二是其經線總是加有強烈的Z捻，通常由2-3根并列而成，緯線非常平直；三是其圖案只有緯向循環而無經向循環，而且圖案的勾邊通常以二緯二經為單位。

康馬泰認為，這些贊丹尼奇的最重要圖像特征是，首先有面面相對的動物、在生命樹中軸兩邊，站在形如薩珊王朝翅膀的寶座上。動物不是活脫脫可以叫喚的牛羊，而是僵硬、程式化的。在動物身上出現幾何紋，腳踝上出現小聯珠圈，康馬泰指出，這明顯是從薩珊藝術中借來的元素，也是為了迎合拜占庭人們的口味。他說，當時受粟特文化滲透的拜占庭織工，在贊丹尼錦創作中添加了拜占庭元素。

對海外藏兩件掛錦的幾點認識

一、該兩件聯珠團窠對鹿紋掛錦彌補了敦煌文獻的欠缺。敦煌文書中記載“番錦”的最大用途是做成傘蓋，實物證明以“張”為規格單位的“番錦”還有裝飾點綴、美化生活環境做掛錦之用，以及其他用途，當然肯定是主要用于大件制作。

美國芝加哥普利茲克收藏的聯珠紋團窠對鹿紋掛錦線描圖，楊旦春繪

二、林梅村先生認為的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生產的織錦稱為“番錦”的觀點值得商榷。根據《舊唐書》所記載，盡管松贊干布時期吐蕃有從唐朝求得蠶種，但是吐蕃自己是否養蠶織絲史料不詳，敦煌“絲綿部落”何以見得從事織錦行業，文物與文獻皆缺互證。三、可進一步說明具有薩珊波斯風格的聯珠團窠對鹿紋掛錦與其他“番錦”一樣產地在中亞，而非敦煌等地。

四、斯坦因和伯希和所掠目前被稱之為“紅地聯珠對羊對鳥紋錦(MAS.862，EO.1203/E)”，應該重新定名為“紅地聯珠對鹿對鳥紋錦(MAS.862，EO.1203/E)”。

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紡織品研究中心所藏聯珠紋團窠對鹿紋掛錦線描圖，楊旦春繪

五、兩件聯珠團窠對鹿紋掛錦既符合敦煌文書“番錦”的特點，又與“贊丹尼奇”的風格特征完全吻合，表明這兩件掛錦具有雙重身份。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敦煌文書中的“番錦”符合粟特“贊丹尼奇”錦所應具備的所有條件，據此敦煌文書中之“番錦”就是粟特之“贊丹尼奇”。

結語

通過研究我們不難發現，美國芝加哥普利茲克以及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紡織品研究中心所藏兩件聯珠紋團窠對鹿紋掛錦產地在中亞，而非敦煌等地，其產地極有可能就是中亞粟特布哈拉(安國)附近的贊丹尼村落。“贊丹尼奇”是從6世紀興起的，是粟特織造流派中最有代表性的藝術紋樣，直到薩曼王朝(819—1005)覆滅的11世紀初才漸漸消亡。這兩件掛錦不管是從其規格大小“張”，還是聯珠紋團窠風格特征，以及“伍色鳥”圖案都與敦煌文書記載和實物所見無二，毋庸置疑當屬“番錦”之列。筆者認為，這兩件掛錦既保持了聯珠紋團窠、對鹿頸項上有飄揚綬帶這一薩珊波斯風格，又吸納了多見于敦煌唐代壁畫中的卷草紋、寶相花等樣式，這說明當時絲綢之路經濟文化交流非常頻繁和密切，相互借鑒交融。

根敦群佩在《白史》中說，吐蕃與域外關系最密切的是波斯：“爾時波斯國中，非但盛行佛教，即博學大德，余國亦無能比，西藏之王臣，似波斯之風尚，傳說‘松贊王’以紅絹纏頭等，又披彩緞之斗篷，著鉤尖之革履，此等皆同波斯之風俗。”10丹珠昂奔先生研究認為，古波斯文化對藏族的影響大概在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時間大致在公元前五六世紀至前三四世紀。第二時期時間大約在公元7世紀至9世紀中葉。這一時期進入興盛階段的吐蕃王朝對外采取的是一條擴張主義的路線，向東取得吐谷渾諸地之后，又向西奪得安西四鎮，繼而將觸角伸向中亞、西亞諸國。也許第二時期正是吐蕃與中亞、唐朝等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文化不斷地碰撞、交流、融合的高峰期。

無獨有偶，在同一展覽中有一件非科學出土于青海都蘭的名稱為“瑪瑙十二曲杯”的一級文物，這件文物是2018年由青海都蘭警方追繳所獲。筆者認為這件文物亦來自中亞，這是信奉拜火教的粟特人祈雨時用以貢獻雨神的載體。從斯坦因在敦煌漢代烽燧所獲的5封粟特人古信札我們就可看到，早在4世紀初就有粟特商人活躍于洛陽、長安、涼州、蘭州。康馬泰認為，4-6世紀在絲綢之路上進行貿易的人主要就是粟特人，粟特人和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有很緊密的聯系；除了中國之外，他們與波斯人、印度人、突厥人都有很緊密的關系，學界認為這一時期絲路上的通用語言很可能就是粟特語。

絲綢之路的通暢，各種文明的交流，貿易往來的頻繁，使得文化因交流而顯得多元和燦爛。因此無論是海外藏吐蕃所用大幅對鹿紋掛錦，還是出土青海都蘭“瑪瑙十二曲杯”，以及出土于青藏高原的許多文物，既有中原漢文化影響的痕跡，又有來自于中亞、西亞的文化遺痕，這些都充分展示出吐蕃時期絲綢之路多元文化的互動與交融頻繁這一時代特征。

（本文作者系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本文原標題為《海外藏對鹿紋掛錦所見絲綢之路多元文化交融》，全文原刊載于《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5 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發時，注釋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