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品敦南店不久前閉店了，消息來得遙遠而突然。按說我攏共只有兩次臺島行，但誠品及相關的人事卻給了我難以磨滅的記憶，而港臺新儒家最重要的學者李明輝教授乃是其中最有意味的一頁。

二〇〇七年三月，時任佛光學務長的張培倫兄專程從宜蘭驅車載我逛臺北，印象中他帶我去了三個地方：一是鄧麗君早年常在那里開演唱會的國父紀念館，二是臺大校園內的傅鐘，三就是誠品書店。那次臺島行之前我從未離過陸境，自然也就沒見過那么多新鮮活生生的洋書，可想而知給我的沖擊了。不過，我這人行事一向“沉穩”，第一次也就買了一本書，Rainer Forst的博士論文The Context of Justice。

此后，我也算成了誠品的“常客”，至少是每去臺北必到的。除了后來自己去過的若干次，還有一次是李明輝教授帶我去的。記得他給我寫信，說是即將赴武夷山朱子會議，并開啟大陸行，希望在此前能見一面。

我們在臺大門口見面，他帶我去了誠品，在西洋哲學特別是康德哲學的書架前駐留。明輝教授顯然經常來店，從他對Guyer、Wood、Hill等書的評點看，他對書架上的風吹草動洞若觀火明察秋毫。明輝教授在書架前的神態真是非常生動，是入神和精明的一種極妙的組合。有一本書，他拿起來掂量了一番，顯然是此前曾數次掂量過的，但這次拿起來后也還是又放下了。

從書店出來，明輝教授又帶我去一家口碑不錯的德啤，他還約了自己的同事林維杰，還有時在東吳的彭國翔君。我必須說，那個德啤是真心不錯，我也真心沒有喝夠，但我也真心不好意思再要了。前年明輝教授來閔荒短課，一起在大荒德啤聚會時，我講了這個笑話，明輝教授豪爽地故作驚訝狀。但有了他的肯定，下次帶人去大荒土德時就有了底氣：這可是八十年代留德博士鑒定過的土德啊！

從酒館出來，一干人去了明輝教授府上。明輝教授藏書甚富，記得他書桌右前方一個書架上還有冊英文書A Third Concept of Liberty，讓我甚為驚訝。讓我更為驚訝的是，明輝教授甚為關注大陸同行的工作，包括我自己一些微末的編譯工作。有一年他在臺灣大學開一門自由理論的研討課，就把劉訓練君和我編譯的《第三種自由》作為主要讀物，更讓人稱奇的，有一堂的閱讀材料就是我斗膽附在那部書后面的拙文《論第三種自由概念》，而與拙文“并列”的是以賽亞?伯林和昆廷?斯金納等國際“大牛”！

當晚明輝教授留我住在他的書庫，是書房的里半間，其實是四分之一間，外面是分門別類極為精細的各類資料，很多是關于政治哲學中的自由主義社群主義之爭的，是那年他在UCB訪問時搜集到的。客房里還有一排書架，上面擺放的是牟宗三先生全集，不過我并未感到如何驚悚，還自我調侃和寬慰：此行沒有見到牟先生，卻有緣和牟先生全集共度一晚。

第二天一早明輝教授陪我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早市早餐，正當我們在臺北的清晨用著美味的臺式早點時，一位老者從明輝教授身旁過去，還和他寒暄了一兩句，待老者走遠，明輝教授問我：你認識這位先生嗎？我答，怎么瞅著面熟？明輝教授答：是陳鼓應啊！聞聽此話，望著以記錄整理殷海光先生病榻上最后的話語《春蠶吐絲》而真正讓我記住的鼓應先生的背影，我想起當年在大學圖書館多次借閱《莊子今注今譯》而未得的一幕幕，不禁要感嘆在臺北早市巧遇這位當代最重要的道家學者乃是此行最意外的“驚喜”了。

其實那次臺島行，我和明輝教授還有一次擦肩而過和一次偶然邂逅。那年四月中的一天，我在臺灣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演講，當我表示自己此前從未到過北京的清華時，主持講座的張旺山教授嚴肅地“打斷”我：你來了新竹的清華就用不著去北京的清華了，因為我們比他們“老”！他還告訴我，石元康和李明輝兩位先生前兩天在那里對他們做學科評估，待我后來到嘉義，時任中正文學院長的石元康教授向我證實了這個消息。記得那次石先生還在評點了臺島女性主義哲學和哲學家的現狀后有感而發：一種高度對抗性的做哲學的方式不會是一種好的方式！

五月上旬，我在政治大學演講結束后，詹康教授陪我去中餐，路上又遇到了剛上完課的明輝教授，巧合的是，我們還在餐館碰見了時在政大客座的王中江教授。明輝教授委實很豪氣，似乎那天中餐又是他搶做的東——當然，明輝教授的“豪氣”主要是表現在送書上，他出了新譯會送給我，舊著重版了也會送我一冊；我在中研院人社中心演講那次，順便去文哲所他的研究室，他送了我一堆他自己編的和與他人合編的各種論集，所以那次我到南港是滿載而歸的。

在南港中研院收到這些贈書，又讓我想起了與明輝教授的初見——那是二〇〇六年歲末在廣州中山大學校園，因為此前從會議論文集上看到明輝教授討論臺島英年早逝的哲學家蔣年豐關于海洋儒學和法政主體的哲學構想，我于是給明輝教授寫信，想要趁便了解原作者的論著，當然我也提到自己曾聽過羅義俊先生的《心體與性體》導讀課。記得當明輝教授到達時，我正在和一群倪（梁康）門弟子“嘻嘻哈哈”，明輝教授從一眾人群中找到我，并當場從行李箱中取出他為我影印的蔣年豐遺文集，讓人好生感動——用臺語來說，就是好感動、好感動哦。

其實在那次的臺灣訪書行中，我也特別留意了蔣年豐教授去世后同道和朋友為他編的幾種文集。這位會讓人想起同樣早逝的Joseph R. Levenson和Gareth Evans的臺島哲學家畢業于普渡大學，以才氣縱橫思想敏銳著稱。他在新儒學和所謂后新儒學的理智場域中的一個獨具只眼的貢獻就在于一方面推進牟宗三與海德格爾的“對勘”，另一方面又用羅爾斯來“補正”牟宗三。如果說前一方面的趨向其要旨在于把牟宗三重新導入與西方哲學傳統的持續對話而避免抽象的高蹈揚厲，那么后一方面的工作其意義則在于進一步具體地落實新儒家的“開出論”而接上地氣。一言以敝之，儒學和新儒學的前途正在于在哲學上同時對歐陸傳統和英美傳統保持開放性。

這無疑是極有意義的洞見。時至今日，如果說大陸學界在前一方面可謂念茲在茲，甚至赫然有所成，那么在后一方面則仍然可謂漫不經心，甚或悄然有所失。我也嘗想，明輝教授之所以多年以后重提亡友的海洋儒學和法政主體論，其寄寓蓋正在此也乎？！

似乎冥冥之意，那次臺北行的最后一夜我也是在誠品敦南店度過的，在訪書記里我不太能確定是敦南店還是信義店，但相關的情節卻是逼真無肖，無一絲杜撰的。只有一點“補充”：如果我那天清晨離開敦南店時想起的是蔡琴的《最后一夜》，那么當我離開臺島，或如今再來回瞻那次臺島之行時，我想起的卻是那首又名《純情青春夢》的《查某人的夢》，的確，也只有這最切合我一人從礁溪坐自強號沿東北海岸到臺北逛誠品的心境了吧。

很多年前，曾聽聞有人轉述倪梁康教授對臺灣的印象，說是其地多日據時代印痕，所以并非典型的中國。我聞聽當場脫口而出：難道不是應該反過來說，唯其如此，它才是“典型的中國”嗎？——謂予不信，請重溫故蔣年豐教授關于海洋儒學和法政主體的論述，請重聽“查某人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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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