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敘利亞克人

在七世紀伊斯蘭教興起之前，中東地區的通用語是敘利亞克語（Syriac）。這一語言雖然曾經被廣泛使用，覆蓋了從兩河流域、黎凡特一直到埃及的廣闊地帶，并留下了大量的宗教和世俗文獻，但它今天已經式微。能夠說當代敘利亞克語的人越來越少，能夠閱讀古典敘利亞克語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這個語言小眾到什么程度呢？中文里甚至沒有一個獨立的詞來指代它。我們過去通常稱這一語言為“敘利亞語”，稱呼傳統上使用這一語言的人為“敘利亞語人”，然而這樣很容易和現代的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混淆。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的主體民族是阿拉伯人，其主流宗教是伊斯蘭教。但這些傳統上說“敘利亞語”的人卻不認為自己是阿拉伯人，而且他們的主流宗教是基督教。不僅如此，隨著使用這一語言的人數不斷減少，在認同為“敘利亞語人”的群體中，很多人都不會聽說讀寫“敘利亞語”了，仍然將其稱為“敘利亞語人”有失準確。如果認為可以將歷史上使用“敘利亞語”的人都稱為“敘利亞語人”，這仍然會造成指代不清。因為很多被阿拉伯化、自我認同為阿拉伯人的中東基督徒，歷史上都是使用“敘利亞語”的。而且中東地區歷史上和現在也有一些其他族裔的人能夠使用“敘利亞語”。這會帶來“敘利亞語人”身份擴大化的問題。

中文之外的很多語言對這一族群有獨立的稱呼，這樣就不會造成混淆。比如，英語的Syriac，法語的Syriaque，德語和瑞典語的Syrianer，阿拉伯語的suryānī，土耳其語的süryani。這一族群傳統上則用敘利亞克語稱自己為suryāyā。如果按照名從主人的原則，中文就應當譯為發音近似的“蘇利亞人”（東部方言）或“蘇利尤人”（西部方言）。但為了不割裂他們與歷史上的大敘利亞的關系，本文暫且參照大家所熟知的英語發音，將這一族群稱為“敘利亞克人”，將他們的語言稱為“敘利亞克語”,簡稱敘語。

縱觀歷史，很少有哪個族群像敘利亞克基督徒群體一樣，雖然人數不多，卻散居在多個國家，分屬多個不同教會，而且在民族歸屬上都無法統一意見。他們的主要居住地有中東的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伊朗、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他們還大量流散到了歐洲的德國、英國、瑞典、荷蘭，美國的伊利諾伊、新澤西、加州等地。在他們之中，有敘利亞克正教教會、敘利亞克天主教會、敘利亞克新教、亞述東方教會、古老東方教會、迦勒底天主教會、馬龍派天主教會、麥爾基特東正教會、麥爾基特天主教會等不同宗派。而在民族身份上，竟有敘利亞克、亞述、亞蘭、迦勒底、腓尼基五種之多。這種民族認同不統一的獨特現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十九世紀以來的民族身份建構。這種身份建構和教會歸屬分不開，甚至現在還在進行之中。

現任敘利亞克正教教會牧首依納爵·以法蓮二世（Ignatius Aphrem II）

現任亞述東方教會牧首和吉三世（Gewargis III）

現任迦勒底天主教會牧首路易·拉斐爾一世·薩科（Louis Rapha?l I Sako）

自稱“亞蘭”和他稱“敘利亞克”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一族群在歷史上如何稱呼自己。敘利亞克語屬于東支亞蘭語，而亞蘭人是古代近東的一個重要族群，對他們的最早明確記載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十一世紀的亞述銘文。在公元前十至九世紀的時候，亞蘭人在黎凡特建立了若干城邦，此外兩河地區還有一些散居的亞蘭部族。按照《希伯來圣經》的記載，亞蘭王與以色列王時有交戰，甚至一度占領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拿弗他利的全境。公元前732年，不斷擴張的亞述帝國征服了亞蘭-大馬士革王國，但便于書寫的亞蘭文字很快取代了之前的楔形文字，亞述帝國境內也廣泛使用亞蘭語，阿卡德語和亞蘭語的雙語現象非常普遍。隨后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也以亞蘭語作為官方語言，稱為“帝國亞蘭語”。雖然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和隨后的希臘化導致亞蘭語傳承出現一定程度的斷裂和分支，但亞蘭語仍然在古代近東地區通用。

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在亞蘭故地生活、說亞蘭語的這一族群，其自我認同一直是“亞蘭人”。那么，“敘利亞克人”這個名稱又從何而來呢？敘語中的suryāyā一詞，來自說希臘語的人對古代近東黎凡特地區的稱呼“敘利亞”（希臘文syria）。在這個地區生活、講亞蘭語的人，希臘人稱之為“敘利亞人”（希臘文syros）。在歷史上，“敘利亞”的面積要遠遠大于現代的敘利亞拉伯共和國，我們現在通常也稱之為“大敘利亞”“沙姆地區”。它覆蓋了地中海以東、兩河以西，甚至有時還會包括安納托利亞和阿拉伯的部分領土。羅馬帝國的敘利亞行省和現代的敘利亞國家均得名于此。敘語在這個希臘語單詞syria的詞尾加上表示“人”的yā后綴，就有了suryāyā的稱呼。可見，雖然“敘利亞克”已經成為了這一群體通用的自稱，它在起源上卻是希臘語中的他稱。

我們繼續往前追溯，從詞源學來看，希臘語的“敘利亞”一詞實際上來自于“亞述”，因為“亞述”的首字母脫落就成了“敘利亞”。在公元前七世紀亞述帝國的亞蘭語官方文書中，亞述主神a??ūr的名號有時就被簡寫為sūr。而正是在這一時期，希臘人開始稱安納多利亞中東部和東南部（Cappadocia和Cilicia，和合本譯為“加帕多家”和“基利家”）的居民為“亞述人/敘利亞人”。公元前五世紀，希羅多德所著的《歷史》也為我們提供了例證：“蠻族稱之為亞述人的，希臘稱之為敘利亞人。”他多次用“敘利亞”一詞指代安納托利亞中南部和黎凡特地區，即亞蘭故地。“亞述”和“敘利亞”詞源一致的這種說法，今天在學術界已經被廣泛接受。

所以，“敘利亞人”這個名字，是四處征伐、疆域遼闊的亞述帝國給亞蘭人留下的遺產。雖然居住在黎凡特、兩河地區說亞蘭語的人并不認為自己是亞述的繼承者，但對于說希臘語的人而言，亞蘭就是敘利亞，亞蘭人就是敘利亞人，而“敘利亞人”這個名字一用就是兩千多年。在公元前三世紀的希臘文圣經“七十子譯本”中，希伯來原文的“亞蘭人”都被譯成了“敘利亞人”，全然不顧經文中講的是公元前九世紀，那時亞蘭-大馬士革王國尚未被亞述征服，“敘利亞”之名尚不存在。公元前二世紀，有一位出生于大敘利亞的希臘裔博物學家波希多尼烏斯（Posidonius）也如此提到了自己的亞蘭同鄉：“我們稱他們為敘利亞人，而他們稱自己為亞蘭人。”這一說法也被公元前一世紀的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和公元一世紀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斯（Josephus）所引用和證實。

征服了亞蘭-大馬士革王國的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像，現藏大英博物館

基督教文獻中的“亞蘭”“敘利亞克”和“亞述”

及至公元二世紀，基督教在近東廣泛傳播開來，圣經被譯為了敘語，即簡行本（Peshitta）。這一譯本幾經修訂，直到今天還是各敘語教會的通用圣經。簡行本譯文的不嚴謹，也讓我們得以窺見當年的敘語譯者對自己亞蘭民族身份的看重，以及出于身份政治的一些歷史編纂學。

在簡行本新約的《羅馬書》《加拉太書》等書卷中，希臘文原文的“希臘人”經常被替換為“亞蘭人”。使徒保羅的書信是用希臘文寫就的，其受眾本是說希臘語的人，但簡行本的翻譯策略使這些書信的受眾儼然成了亞蘭人自己，表明亞蘭人在教會史中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比如，《羅馬書》1:16成了：“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后是亞蘭人。”而《加拉太書》3:28成了：“并不分猶太人、亞蘭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仿佛保羅在直接對亞蘭人傳福音，他們成為了最早歸信基督的群體。不僅如此，簡行本舊約的譯者似乎覺得提及當年亞蘭與以色列敵對的歷史比較尷尬，于是將《列王紀下》第五至八章等處的“亞蘭”全部替換為“以東”，反正敘語的字母r和d很相似，也許讀者不仔細看就糊弄過去了。這種修改令人莞爾，因為亞蘭位于以色列北邊，以東位于以色列南邊，譯者似乎有意選了一個字型相近的詞，但地理位置卻是在相反的方向。而且，譯者想來也不敢對神圣文本大刀闊斧地胡亂增刪，所以這種修改痕跡并沒有進一步加以掩蓋。在簡行本的舊約經文中，乃縵仍然滿懷自豪地提到故鄉大馬士革（《列王紀下》5:12），而在新約經文中，他又變回了“亞蘭人乃縵”（《路加福音》4:27）。

公元五世紀簡行本抄本，現藏大英圖書館

敘利亞克基督教思想家對“亞蘭人”的認同很明顯。但他們也采用了“敘利亞克人”作為自稱，視二者為同義詞。比如，最著名的四世紀教父敘利亞的以法蓮（Ephrem the Syrian）便稱同族的巴戴山（Bardaisan）為“亞蘭哲學家”。五至六世紀的詩人、神學家斯魯格的雅各（Jacob of Serug）則稱以法蓮為“亞蘭人的冠冕、敘利亞克人的雄辯者”。七世紀，西敘神學家艾德薩的雅各（Jacob of Edessa）在其講章中解釋說，亞蘭人和敘利亞克人是一回事。十三世紀，生于西亞美尼亞（今土耳其東部）的東方教會巴士拉都主教阿克拉特的所羅門（Solomon of Akhlat）在《蜜蜂之書》（Book of the Bee）中也有同樣的說法。

敘利亞的以法蓮圣像畫

現在，很多敘利亞克人認同“亞述人”身份，但在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紀，極少有敘利亞克人在民族意義上認為自己是“亞述人”。對于他們而言，除了古代亞述之外，“亞述人”一般有三種含義：一、住在亞述帝國故地的居民；二、異教征服者；三、圣徒殉道傳說中的歷史人物。但后兩種含義也與地理位置相關。

公元二世紀的教父塔提安（Tatian）就屬于第一種情況。在《寄語希臘人》（Address to the Greeks）中，他說自己“出生于亞述人之地”，可能指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哈德亞布（Adiabene）一帶。雖然他沒有說自己是“亞述人”，但傳統上經常稱他為“亞述人塔提安”。與他同時代的諷刺作家琉善（Lucian of Samosata）則直接稱自己為“亞述人”。他的故鄉薩摩薩塔（今土耳其Samsat）雖然不是兩河地區的亞述核心地帶，但公元前八世紀初就被納入了亞述帝國版圖。

將異教征服者稱為“亞述人”則是敘利亞克作家常見的文學修辭。公元四世紀，波斯王沙普爾二世（Shapur II）多次攻擊拜占庭，最終占領重鎮尼西比。以法蓮在《尼西比之歌》（Carmina Nisibena）中滿懷憤怒地指責波斯為“骯臟的亞述，一切敗壞之母”。540年，波斯王庫思老一世（Khosrow I）打破“永久和平條約”，入侵當時屬于拜占庭帝國的敘利亞地區，劫掠了安提阿。波斯與拜占庭之間的戰爭直到628年庫思老二世遇刺才告終。在這一時期，六世紀中期的《艾德薩編年史》（Chronicle of Edessa）同樣將波斯稱為亞述，引用《以賽亞書》10:5“亞述是我怒氣的棍”來描述波斯。略晚一點的以弗所的約翰（John of Ephesus）所著的《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和七世紀的《托名柱上約書亞編年史》（Chronicle of Pseudo-Joshua the Stylite）也都稱波斯人為“亞述人”。及至八世紀中期，阿拔斯王朝取代了伍麥葉王朝，這一時期成書的《祖克寧編年史》（Chronicle of Zuqnin）則轉而稱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為“亞述人”，并認為簡行本《那鴻書》2:10提到的尼尼微容貌都如“窯匠一樣黑”（?u?ārād-qadārā，此處為簡行本異文，和合本作“臉都變色”）指的就是阿拔斯王朝，因為這些阿拉伯人膚色黑并且身著黑衣。直到十四世紀末，敘利亞克人都一直稱阿拔斯王朝為“亞述”。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薩珊波斯和阿拔斯帝國都繼承了兩河地區亞述故地，都和當年的亞述帝國一樣推崇武力征服，這也是敘利亞克作家稱它們為“亞述”的一個原因。

我們再來看第三種情況。在薩珊王朝末期的一部東方教會圣徒傳中，殉道者卡爾達格（Qardagh）被稱為“亞述王國后裔”，他的家鄉阿爾貝拉（Arbela，今日伊拉克Erbil）被稱為“亞述人之城”。他的父親出身顯赫的寧錄家族，他的母親出身同樣顯赫的西拿基立家族，都信仰祆教。卡爾達格歸信基督后，波斯王沙普爾二世下令處決他，于是卡爾達格的父親親自用石頭砸死了自己的兒子。與此相似，在另外一篇東方教會圣徒傳中，王子貝赫納姆（Behnam）和公主撒拉（Sarah）是波斯王沙普爾二世治下亞述王西拿基立的兒女。他們歸信基督后，亞述王大為惱怒，下令處決他們，二人遂殉道。但亞述王隨后深感痛悔，并建了一座修院來紀念他們。當然，這是較為常見的圣徒傳文體，不能完全視為歷史事實。波斯帝國時期確實有亞述斯坦行省，但并沒有一個名叫“西拿基立”的統治者及其兒女能夠對上故事里的人物。“貝赫納姆”在波斯語中意思是“高貴的”，而“撒拉”在波斯語、希伯來語中意思是“公主”，這兩個都是類型化的名字，體現了程式化的敘述，而不一定確有其人。這個文本成型可能要到十二世紀貝赫納姆和撒拉修道院在摩蘇爾地區實際建立的時候。2015年，這一修道院曾被“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嚴重損毀，但現在修復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卡爾達格、貝赫納姆與撒拉的這兩個殉道傳說都發生在亞述故地的核心地帶，今伊拉克北部。這影響了圣徒傳作者對其身份的建構，雖然這種建構很大程度上出自對歷史的想象。

被“伊斯蘭國”炸毀之前的貝赫納姆和撒拉修道院，它原屬東方教會，后屬敘利亞克正教教會，今屬敘利亞克天主教會

“迦勒底”和“亞述”民族身份出現

傳統上，敘利亞克人因為神學立場不一致而分為三個宗派。接受公元451年卡爾西頓公會議的，被稱為麥爾基特東正教，后來有一支成為馬龍派天主教。而不接受卡爾西頓公會議的有兩個宗派，一個是一性論派，屬于東方正教陣營，今天我們稱之為“敘利亞克正教教會”。另外一個則是東方教會，即中文文獻所稱“景教”。近代以來，敘利亞克人與西歐的交往逐漸頻繁，受其影響，有些教區改宗到了天主教。在今日天主教的六個東方禮教會中，四個教會都有敘利亞克淵源。其中東方教會的一支在改宗天主教之后，羅馬教宗于1830年封其牧首為“迦勒底人的巴比倫教會牧首”（Patriarch of Babylon of the Chaldeans，天主教對這一東儀教派的官方中文稱呼是“巴比倫加色丁禮教會”），他們從此自稱“迦勒底人”。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教廷認為這一教派是古代迦勒底人的后裔。天主教文獻中經常稱亞蘭語/敘利亞克語為迦勒底語，“迦勒底”的名號應該是從此而來。

從古代晚期一直到近代，“敘利亞克人”一直是這些中東地區說敘語的群體的共同身份，無論他們屬于哪個基督教宗派。十一至十三世紀期間，還出現了敘利亞克人跨宗派對話和合作的“敘利亞克文藝復興”，一直到蒙古征服的年代。但是，隨著近代西方對中東的政治和文化滲透，情況很快起了變化。從十九世紀開始，西方人在中東進行了大規模考古和宣教，而這些活動直接導致了“亞述人”身份的形成。

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一位名叫索斯蓋特（Horatio Southgate）的美國圣公會宣教士在中東考察，發現亞美尼亞人稱東敘人為“Assouri”，很像英文中“亞述人”的發音。索斯蓋特的結論是：東敘人是亞述人的后裔，西敘人是亞蘭人的后裔。當然，這屬于民間詞源學，因為亞美尼亞語實際上稱敘利亞克人為Asori，稱亞述人為Asorestans'i，這二者是有區別的。而且亞美尼亞有視敘利亞克人為古代亞蘭人后裔的傳統，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所著《世界史》（Chronicon）的亞美尼亞文譯本可以為證。索斯蓋特的作品是將敘利亞克人等同于亞述后裔的最早西方記載，在那個時代，迦勒底天主教的信眾已經被稱為“迦勒底人”。東方教會的信眾則要么被稱為“聶斯托利派”，要么被一并稱為“迦勒底人”。

將“敘利亞克人是亞述后裔”這一說法推廣的，則是著名的考古學家雷亞德（A. H. Layard）。他在伊拉克北部挖掘出了很多珍貴的亞述帝國文物，一時間也激起了英國人作為時下最大帝國的各種自信與反思的心潮。1849年，雷亞德基于在摩蘇爾地區的考古發現，出版了兩卷本《尼尼微及其遺跡》（Nineveh and Its Remains），大受讀者歡迎。在這套書中，他聲稱，幾個世紀前，當地的東方教會基督徒因為躲避蒙古征服者帖木兒的屠殺，才遷居到庫爾德山區；繼續追溯的話，他們乃是古代亞述人的后代，今日之壯觀遺跡就是當年他們的祖先親手所建。這套暢銷書深深地影響了西方讀者對東方教會的歷史和民族歸屬的理解。

將亞述身份進一步“標準化”的則是英國的宣教事工。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英國圣公會的巴杰（G. P. Badger）等宣教士就不斷呼吁以“迦勒底”“亞述”來稱呼東方教會信眾，取代有異端污點的名稱“聶斯托利派”。東方教會與英國圣公會聯系十分密切，東方教會牧首西門十七世·亞伯拉罕（Mar Shim’un XVII Abraham）曾經寫信給坎特伯雷大主教泰特（A. C. Tait），請求派遣宣教士到他這里來，而泰特隨后便啟動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對亞述基督徒宣教事工”。這一項目的總負責人維格蘭姆（W. A. Wigram）出版了《亞述教會史簡介》（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我們最小的盟友：簡述大戰中的亞述民族》（Our Smallest Ally: A Brief Account of the Assyrian Nation in the Great War）《亞述人及其鄰居》（The Assyrians and Their Neighbors）等著作，使“亞述人”在英語世界成為廣泛使用的名稱，以此指代東方教會的信眾。其中第一本書出版于1910年，這時維格蘭姆對亞述民族傳承的歷史真實性還有所保留，認為并沒有證據表明現在的東方教會和古代的亞述帝國有直接關系，選擇“亞述”一詞是便宜之舉，因為其他的選項“東方”“波斯”“敘利亞”“迦勒底”“聶斯托利派”都容易造成誤解。但在1929年出版的第三本書中，他卻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非常確定地宣稱：東方教會信眾和相鄰的阿拉伯人、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雅茲迪人（Yazidi）、示巴人（Sabaean）等不屬于同一民族，從歷史、語言、文化上來看，東方教會乃是亞述后裔。

維格蘭姆為什么做出如此大的轉變？我們只能猜測，既然在學術考據上得不到支持，那么最大的動機應當是政治考量。西方政治家要在伊斯蘭教、阿拉伯人為主的中東地區，命名并扶植起一個基督教亞述民族來。而敘利亞克人對這一民族身份也是欣然接受。尼尼微平原的遺跡、曾經輝煌的帝國歷史，對敘利亞克人而言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證明了他們并非阿拉伯人，而是更古老、更優秀的亞述人。在民族國家逐漸形成的年代，他們要團結起來，反抗土耳其人、庫爾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壓制，作為統一民族爭取合法權利，甚至提出獨立建國的訴求。

英國考古學家雷亞德

“坎特伯雷大主教對亞述基督徒宣教事工”的總負責人維格蘭姆

二十至二十一世紀的“亞述”“亞蘭”“迦勒底”民族身份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有“教族”（millet）建制這一傳統。基于宗教和語言不同，有些族群可以根據自己的教法和民族習慣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隨著十九世紀后期亞述民族主義興起，1882年，敘利亞克正教教會正式獲得獨立教族身份，不再分屬于亞美尼亞正教教會的教族。但好景不長，1915年開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各基督教民族遭遇了種族清洗。在敘利亞克人中，敘利亞克正教教會損失極為慘重，半數以上的人口被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屠殺。在戰后的巴黎和會上，敘利亞克正教的巴蘇姆（Severius Aphrem Barsoum）主教代表“亞述民族”爭取獨立，但列強此時忙于瓜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領土，并無興趣幫助他們，認為這個弱小民族的權利是可以被忽略不計的。于是，雖然1923年《洛桑和約》（Treaty of Lausanne）規定土耳其境內非穆斯林的權利應受到保障，但1932年土耳其卻自行增加了一個條款，說非穆斯林只限于亞美尼亞人、希臘人、猶太人。換言之，敘利亞克人的民族身份不被承認，他們連奧斯曼土耳其時代“教族自治”的待遇都失去了。這一情況持續至今，敘利亞克人仍然沒有開設敘語學校、開辦敘語期刊等權利。

一戰之后，英國、法國等在中東地區劃分了敘利亞、伊拉克等國的國界，開始進行托管。在伊拉克，英國人重用敘利亞克人，設立的軍事武裝“伊拉克軍團”到后來甚至只招募敘利亞克人，稱為“亞述軍團”（Assyrian Levies）。亞述軍團忠于英國托管當局，并鎮壓了二十年代的阿拉伯起義。但這無疑會使作為少數族裔的敘利亞克人和當地的主體民族阿拉伯人之間產生猜忌和仇恨。1932年，英國托管結束，撤走了人員和武裝。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立即反攻這些曾經投靠英國人的敘利亞克人，在尼尼微平原，六十多個敘利亞克村莊遭到屠殺。于是，伊拉克的東方教會信眾大量逃亡到敘利亞的霍姆斯、大馬士革等地。

這時，新的矛盾接踵而來。敘利亞克正教牧首依納爵·以利亞三世（Ignatius Elias III）雖然多次表示愿意留在土耳其，與穆斯林鄰居和平相處，但土耳其共和國國父凱末爾的態度很強硬：敘利亞克正教牧首必須離境前往敘利亞。1933年，巴蘇姆主教當選為第一百二十任牧首，駐錫敘利亞的霍姆斯，而敘利亞克正教信眾也大批離開土耳其，穿越國境來到敘利亞的卡米什利、霍姆斯、大馬士革。這時，牧首的根基尚不穩固，發生在伊拉克的屠殺和東方教會信眾涌入敘利亞使他非常憂慮，擔心正教教會像東方教會一樣，被阿拉伯人當成異己分子來鏟除。這些憂慮和對英國人的失望加深了原有的宗派隔閡。在這一情況下，當年曾經代表亞述民族出席巴黎和會的巴蘇姆牧首做出了非同尋常的決定：拋棄“亞述”身份。1952年，巴蘇姆牧首出版了《敘利亞安提阿教會：名稱和歷史》（The Syrian Church of Antioch: Its Name and History）一書，列舉了很多西敘、東敘作家和東方學學者的說法，證明敘利亞克人源出亞蘭而非亞述。在他看來，“亞述人”是英國新教宣教士出于政治目的而創造的新名詞，為的是讓東方教會的年輕人為英國的利益白白當炮灰，現在正教教會要為自己正名，和東方教會劃清界限，也不再使用“亞述”這個虛假的名稱。隨后，正教出版物中的“亞述”字樣被全部刪除，教會機構的“亞述”名稱也被全部更換。

敘利亞克正教牧首對“亞述人”身份的拒斥，導致了敘利亞克人群體的嚴重分裂。東方教會的反應非常激烈，認為正教牧首帶頭叛變。1976年，東方教會甚至將自己的正式名稱改為“亞述東方教會”，表明亞述身份對于他們而言不可或缺。但這不免使人感到遺憾，因為歷史上的東方教會原本是世界性宗教，沿著絲綢之路，遍布從西亞到中國的廣袤疆土，現在卻為了民族性而使大公性大打折扣。與此相比，第一百二十二任敘利亞克正教牧首伊瓦斯（Ignatius Zakka I Iwas）則相對中立。他在1981年發布通諭：本教會的敘語名稱為敘利亞克（suryāyā），不使用亞述或亞蘭。但他秉持“敘利亞克人即亞蘭人”的傳統立場，1983年在其所著《敘利亞安提阿正教教會一覽》（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of Antioch at a Glance）中強調二者是同義詞。2000年，正教總會通過決議：教會的英語名稱從“敘利亞正教教會”（Syrian Orthodox Church）改為“敘利亞克正教教會”（Syriac Orthodox Church），進一步明確了敘利亞克身份，也避免和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混淆。2001年，伊瓦斯牧首主持出版了三卷本《隱秘的珍珠：敘利亞克正教教會及其亞蘭語傳承》（The Hidden Pearl: The Syriac Orthodox Church and Its Aramaic Heritage）及配套視頻，開篇便點明亞蘭人今日仍在，敘利亞克正教教會保存了其語言和文化。這一項目的學術顧問中有牛津大學敘利亞克學巨擘布洛克（Sebastian P. Brock）和泰勒（David G. K. Taylor）師徒二人。他們也否認亞述身份延續性，支持敘利亞克/亞蘭身份。現任敘正教牧首依納爵·以法蓮二世（Ignatius Aphrem II）繼承了伊瓦斯的立場，在官方場合只使用“敘利亞克”名稱，不使用亞述或亞蘭。

第一百二十任敘利亞克正教牧首巴蘇姆

第一百二十二任敘利亞克正教牧首伊瓦斯

敘利亞克正教教會已經不再支持亞蘭民族運動，二十一世紀在以色列卻出現了馬龍派天主教會、麥爾凱特東正教會的部分成員登記為“亞蘭民族”的情況。這是一個非常特殊而耐人尋味的事件。馬龍派天主教會，尤其是居住在黎巴嫩的教會主體，一般出于黎巴嫩地區古代歷史的原因而認同腓尼基民族，而麥爾凱特東正教會歷史上常被其他“非卡爾西頓”敘利亞克宗派視為和希臘人一黨，非我族類。這兩個教會的信眾在巴以地區長期居住，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阿拉伯化了，此前一直被以色列登記為“阿拉伯人”。但是，他們現在卻轉而追溯自己的亞蘭根源，也與西敘的世俗亞蘭主義民族運動聯合起來。這些“亞蘭領袖”號召信眾拋棄阿拉伯身份，轉而采取親以立場，加入以色列國防軍。2014年，在利庫德集團的推動下，以色列正式承認亞蘭民族。2017年，以色列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為尋求登記為亞蘭民族的人提供法律援助，旨在加速一些以色列基督徒將自己的民族從阿拉伯更改為亞蘭，達到分化阿拉伯陣營的目的。這些以色列基督徒“更改民族認同”的背后有美國“菲羅斯項目”（Philos Project）的支持，旨在增加基督教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這一運動剛剛起步，是否能夠在以色列造成大規模影響，甚至推進至巴勒斯坦地區，還有待我們進一步觀察。

馬龍派天主教的沙迪·哈魯爾（Shadi Khalloul），以色列亞蘭民族運動發起者之一

至于迦勒底天主教會，“迦勒底”的身份漸漸深入人心。實際上，正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迦勒底天主教會是從東方教會分裂出去的一支，“迦勒底”這個名稱本應指宗派歸屬而不是民族歸屬。在巴黎和會上，迦勒底天主教會和敘利亞克正教教會、東方教會站在一起爭取“亞述”民族權益。在1974年，時任迦勒底牧首的畢大衛（Raphael I Bidawid）還自豪地宣稱：“我今天、明天，直到永遠，都是亞述人。”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情況就發生了很大變化。宗派隔閡和敘利亞克大流散帶來的身份危機感促使了迦勒底民族認同的形成，迦勒底天主教的信眾開始在民族意義上稱自己為“迦勒底人”而不是“亞述人”。從2000年開始，面向敘利亞克大流散的群體，美國人口普查開始有了亞述/迦勒底/敘利亞克的民族細分，這引起了美國“亞述人”的強烈不滿，卻獲得了“迦勒底人”的支持。對此，2006年，迦勒底牧首德利（Emmanuel III Delly）公開表明了教會的新立場：“若有迦勒底人說自己是亞述人，他就是叛徒；若有亞述人說自己是迦勒底人，他也是叛徒。”這兩個宗派在民族身份上的分歧，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得越來越明顯。就這樣，這個古老族群的一支建構起了新的身份，而這種“民族發生學”就發生在我們眼前。

迦勒底牧首德利

結語

敘利亞克族群歷史悠久，有令人矚目的文化傳統，現在卻分散在若干個國家，分屬眾多不同的宗派。十九世紀以來，在政治、文化、宗教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各個宗派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隨即出現了亞蘭、亞述、迦勒底等不同民族身份。無論當初的這些選擇是否有歷史依據，造成的后果已經無法改變了。我們只能通過歷史文獻記載和觀察現代民族意識的興起，了解敘利亞克族群的民族身份從何而來，并且希望他們能夠超越門戶之見，脫離政治之爭，敉平裂痕。“凡一國自相分爭，就成為荒場。一城一家自相分爭，必站立不住。”敘利亞克族群曾經生活在遼闊的疆域上，從拜占庭的安提阿、波斯的泰西封到唐朝的長安都有他們的身影。現在他們不復當日輝煌，甚至連民族身份也未能達成一致，不免令人感到深深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