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考古學科由考古學家徐中舒、馮漢驥于1960年創建，至今已有60年。在長期的考古教學、科研與實踐過程中，為中國尤其是西南地區的考古文博事業培養了大量中堅力量，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風格與學術特色，在中國西南考古（包括西藏考古）、歷史時期考古（尤其是宗教考古、美術考古和歷史時期考古方法論）等領域具有深厚的傳統和強勁的實力，近年來也致力發展科技考古、實驗室考古等新興領域。傳統的形成與優秀的學者密不可分，“川大考古60年”專題，一方面回憶和紀念幾位為川大考古文博學科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先生，一方面也回顧川大考古的傳統以及一些特別的精神。

成恩元（1917年-1989年），山西文水人。四歲喪父，家境貧苦，由母親撫養成人。幼以孝悌、聰慧異聞。獲親友資助，老師維持，得以讀完小學、中學，以成績常名列第一馳名。1934年畢業于文水縣中學，同年考入山西太谷“銘賢中學”，1937年畢業。

1938年，成恩元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師從洪業、齊思和、鄧之誠等先生治學。裴文中先生于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發現中國猿人第一頭蓋骨，后留學深造，1937年獲巴黎大學史前考古學博士學位。1940年裴文中先生為燕京大學開出“史前考古學”專業課，這是在中國高校第一次開出這一課程，成恩元成為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學生，師從裴先生專攻考古學，“特別是史前考古學”。后跟隨裴先生創建了燕京大學史前陳列館，任秘書兼管理員，“這給了我很多很好的機會學習那些由裴博士從周口店，從法國、西班牙和世界其他地方收集來的著名的史前史的材料”。

成恩元與裴文中先生合影（攝于裴宅前，1979年12月）

成恩元清貧無助，在校期間靠自助工作和燕京大學濟助金及齊思和、裴文中等老師的扶持，得以維持生活，完成學業。他勤奮力學，成績優秀，忠厚誠懇，熱心服務。1940年曾以《我對于燕京大學獎學金制度之批評及建議》—文榮獲全校征文第一名，由校長頒發獲獎證書與獎金。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占領燕京大學，封閉學校，成恩元只身南下求學，途中，曾對山西隰縣、吉縣、鄉寧縣和陜西耀縣等古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采集石器陶器標本。1942年10月燕京大學在成都復校，成恩元回校復讀，并以“品學兼優熱心服務”榮獲成都市“金鑰匙獎”。

1943年，成恩元提交畢業論文《山西隰、吉、鄉寧，陜西耀縣采集之石陶器報告》通過，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隨即考取燕京大學研究院考古部鄭德坤先生的考古研究生，他又一次成為燕京大學考古部第一位，也是唯一的研究生。鄭德坤先生于1941年獲哈佛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博士學位，時任華西協合大學教授、博物館館長，兼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代理主任。成恩元隨導師鄭先生攻讀考古學，并參與博物館業務及考古發掘工作。考古學——“這是我一生精力所向的專業”。在大學和研究院就讀期間，成恩元全面地學習了歷史必修課程和考古專業課程，并充分借助抗戰時期成都華西壩“五大學”聯合辦學的優越條件，跨校選修了涉及考古學邊緣的、技術性的課程。他先后學習了考古學、史前考古學、地質學、人類學、比較解剖學、人體骨骼學、語言學、法語、德語、西方藝術史、繪圖學、攝影等，“在考古學方面受過最嚴格最完備的訓練”，他是中國大學培養的第一位考古專業畢業生和研究生。

成恩元（就讀燕京大學研究院時期）

1944年秋，成恩元在得悉生活在山西淪陷區的母、兄相繼在八天內病餓而死的消息后，懷著強烈的家仇國恨，毅然放棄研究生學業，投筆從戎，參軍抗日。

1947年，鄭德坤館長受聘于英國劍橋大學，決定將博物館的考古工作交給成恩元接任，調成恩元回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并得到葛維漢館長的支持。葛維漢館長向方叔軒校長和林則副校務長致信推薦成恩元，“他的學識對他在博物館工作有非常大的價值”，“我們應該盡一切力量把這人留住”。成恩元到博物館后，迅速開展了邛崍唐龍興寺遺址、邛窯遺址以及校內外墓葬、漢井等多項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成績卓越，并積極參與博物館的管理和展藏工作，成為博物館的業務骨干。

1949年，成恩元參加了由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會（U.B.C.C.C.）舉辦的全國十三所教會大學赴美留學生考試，以及中英文化協會赴英留學生考試，獲得兩個留學名額及獎學金，但均未能成行。

成恩元時任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兼任哲史系講師，1948年為華西協合大學開設了“中國通史”課中的“原始社會”課，次年又開設了“史前史”課。1952年院系調整，成恩元隨華西大學博物館調往四川大學，兼任歷史系講師。1953年，他為四川大學歷史系第一次開出了“考古學通論”專業課，連續授課三年。“它不是簡單地開設一門新課，而是吹響了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創立的序曲”。其次，有鑒于他在1940年跟隨裴文中先生創建燕京大學史前陳列館，1943年及1947年以來從鄭德坤先生在華西大學博物館的長期學習與工作實踐和自己對博物館的認識與思考，在他為四川大學歷史系1954年“史二班”、1955年“史三班”開授的“考古學通論”課教學大綱中，特別加入了一個專章即第六章“考古學與博物館”，為學生講授，闡述兩者的發展與關系，在科學研究中的關聯性和重要性。他第一次在大學的考古教學中明確地把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結合起來。1954年任四川大學歷史博物館代理館長。但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由于歷史的原因，他逐漸失去了考古課的講壇，也遠離了考古工作。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得以平反，回到博物館工作，并任歷史系副教授、教授，重新執教，再開“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中國古代書畫概論及鑒定”等專業課程。1986年任四川省錢幣學會副會長。

成恩元在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前（1948年）

成恩元曾組織和參加過多次重要的考古發掘和調查活動。1944年，他從四川大學校內一座唐墓中親手發掘出內裝唐代《成都縣龍池坊陀羅尼咒本》印本的臂釧，此印本為國內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在中國雕版印刷史上有至高至尊的地位。1947年至1948年間，他五赴邛睞縣，發掘和采集到250余件重要的唐代佛教石刻文物，發現并考證了龍興寺這一唐代大型寺廟的名稱、規模、與密宗的關系、毀滅的要因等，取得了重要成就，撰成《邛崍唐龍興寺石刻發掘初步報告》，這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我國考古工作者開展的唐代佛教遺址考古工作水平的一項代表。1951年6月，成恩元兩次赴新都縣發掘并收集到明代干尸，他在《華西大學博物館新都縣明代干尸發掘簡報》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對“中國木乃伊——干尸”進行保存、研究以及建立研究學科的觀點，并在華西大學博物館設立專室，陳列明代干尸，力圖建立“中國木乃伊——干尸研究中心”。他的這些創舉，在中國考古史上均屬第一。1951年12月，他與聞在宥先生組建了華西大學博物館“樂山漢代崖基考古調查隊”，“此項考察以樂山附近肖壩、柿子灣、麻灝（浩）等地漢代崖墓為主”，“時近一月”，“完成了樂山柿子灣全部地區一百多處崖洞的初步調查和大部分主要崖洞的測量繪圖工作，這是一項前人沒有從事過的有意義的工作”。這實為新中國成立后，在四川地區由文博專業機構組織的第一次以樂山漢代崖墓為對象的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955年1月，組建四川大學歷史博物館考古調查隊，對四川彭山、新津等地的崖墓進行了專業考古調查發掘及測繪等工作，成績斐然。這也是繼前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建的“川康古跡考察團”于1941年6月對彭山江口漢代崖墓調查發掘之后所進行的第二次專業考古調查，是新中國建立后對彭山江口崖墓進行的首次考古調查活動。同年7月，成恩元再次到彭山江口，帶領四川大學歷史系學生進行“考古學通論”課的田野實習課，對彭山崖墓進行了為期兩周的更大規模的考古調查。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成恩元參加過巫山縣大溪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廣漢“三星堆”遺址考古調查工作。“文革”以后，至80年代，他先后進行了邛崍史前洞穴、邛崍“十方堂”古窯址等考古調查，參加過成都“青羊窯”、“琉璃廠”等古窯址，攀枝花市舊石器遺址等多處的考古調查工作。

1982年，成恩元先生在邛崍寺考察史前遺（左一為成恩元先生）

成恩元1947年調入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即今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十多年來，為博物館的建設、展覽和宣傳以及藏品的搜集、鑒定、研究等工作盡心竭力，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參與和主持搜集、選購、鑒定了上萬件字畫、拓片、陶瓷、銅器、石刻、錢幣、印章、挑花刺繡品、工藝品和民族文物等藏品的工作。他在邛崍為博物館發掘、搜集到二百余件珍罕的唐代佛教石刻，其中一尊高2米余的唐菩薩雕像精美絕倫，光燦奪目，郭沫若先生贊譽為“中國的維納斯”，現為博物館最重要的展品。他以邛崍唐代佛教石刻為主體，為博物館專門開辟了石刻陳列室。他親手設計和布置了四川大學歷史博物館的通史、石刻、書畫、民族文物和革命文物等五大展廳，成功地展示了博物館豐富、精美的藏品及其特色，使用期長達35年。1952年前后，他發掘、搜集到明清干尸六具，展存于博物館，并欲建立“中國木乃伊研究中心”，首開國內古代干尸研究之先，但后來這些干尸均毀于“運動”中。數十年中，成恩元在博物館接待了大量的中外來賓、學者和政要人物，包括郭沫若、李政道等。他以廣博的學識，深刻的見解和嫻熟的中、英文解說、答疑，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他設立的博物館來賓簽名留言制度，也為博物館保存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應特別提到的是：1953年11月，在四川大學博物館即將被撤銷，由五家博物院、館分解，運走藏品之際，成恩元幾次在會議上據理力爭，他甚至給毛主席寫信，請求保全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終于完整保全下來。今天，四川大學博物館雄據于全國各大學博物館之首，名震海內外，成恩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成恩元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打下了扎實的專業和外語基礎，他一生都在不懈地學習、充實、鉆研，即使在政治運動中也未放棄。他通曉英、法、日、德、俄、世界語等多種外語。他學識淵博，研究范圍廣，長于考證，治學謹嚴，學術成果顯著。高中時期，他在老師的指導下撰寫了《清代康、雍、乾三朝文字獄考》一文，刊載于《銘賢學報》。大學期間，他參加了哈佛燕京學社多種《引得》的編寫和齊思和教授主編的《中國古代人名大辭典》的編纂工作，個人完成有《中國古史雜志論文通檢》。他撰寫和翻譯的論著，在考古方面有《山西隰、吉、鄉寧，陜西耀縣采掘之石器陶器報告》（大學畢業論文）、《中國考古學》（未刊稿）、《漢代溝槽柱研究》（未刊稿）、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T'ang Dynasty Sculptures Discovered from Lung-hsing Ssu 龍興寺, a Monastery at Ch'iung lai 邛崍（《邛崍唐龍興寺石刻發掘初步報告》）、《邛崍大佛院為唐龍興寺考》、《邛崍唐龍興寺遺物的發現和研究》、《邛窯遺址五十年》、《邛崍陶器》（英譯漢）、《邛崍、琉璃廠窯遺址》（英譯漢）等。在歷史與博物館及文物研究等方面有《法顯西游記》（未刊稿）、《鄭所南先生年譜》（未刊稿）、《徵心行路難殘卷考》（日譯漢）、《川苗刺繡圖案與銅鼓》、《讀<東南亞洲銅鼓>考》（英譯漢）、《一幅構圖奇特的山水畫——戴本孝<仿董北苑山水圖>軸》、《清代的補服·序》、The Religion of the Yi Nationality（英文，《彝族的宗教》，合作）、《記燕京大學史前陳列館——兼憶裴文中先生》、《郭（沫若）老參觀四川大學歷史博物館記》等。在中國貨幣史方面有《中國銀幣圖鑒》（書稿，未刊）、《西藏銀幣圖鑒》（書稿，未刊），出版有《川陜省蘇維埃時期的銀幣》一書；論文有《四川光緒宣統銀元類型考》、《罕見的四川“當三十”銅幣》、《四川錢幣的特點和今后研究工作展望》、《錢幣學文獻（中國部分）篇目選錄》（譯文，合作）等。在中國圍棋史、中國象棋史研究方面有《敦煌寫本<碁經>初探——圍棋經典著作的新發現》、《敦煌寫本<碁經·部褒篇>篇名辨誤》、《敦煌<碁經>與宋張擬<棋經>的比較研究》、《我國現存最古象棋譜考——<事林象譜>的新發現》、《宋、元、明象棋古譜源流考》、《范西屏<桃花泉弈譜>研究》等；專著有《敦煌寫本<碁經>箋證》、《中國圍棋》（合作）、譯著《<玄覽><珍現>及其他》（日譯漢）等，他為中國圍棋史、中國象棋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其成果已收入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圍棋詞典》、《中國象棋詞典》等書中。

成恩元一生熱愛考古與博物館工作，在燕京大學讀書時期，追隨裴文中先生學習，兼職于燕京大學史前陳列館并住在館內；就讀成都燕京大學研究院鄭德坤先生的研究生時期，也住入華西大學博物館內，同時實習于博物館。他熟悉與親近博物館，視博物館為“家”，愛護備至，與博物館結下終生之緣。他多次向華西大學博物館捐贈的文物。在1947年重回博物館時，他從瀘縣背回自己采集的漢畫像磚二塊和唐代佛頭像石雕一件捐贈給博物館。此后他還捐贈有：他采集于山西吉縣等地的石斧和陶器標本一批，法國舊石器時代的精美石器多件，唐代佛教經幢及拓片，1950年川西軍區布告，川漢鐵路文獻等等。

在“四清”和“文革”運動中，成恩元被打入另冊，“牛棚”勞作經年，但他只要看到文物或古墓遭受損害，必秉筆上報，哪怕身陷圖也不顧。1969年，全校“文革”運動正轟轟烈烈，成恩元身為“牛鬼蛇神”，大小激烈批斗不斷，被集中監督勞動，當他在挑糞時發現了拋棄在教學樓外的校博物館藏品漢畫像磚后，立即將其移放樹下，隨即報告并將漢畫像磚送交“監改組”，請求“交給博物館，以免散失，給國家文物帶來損失”。成恩元多次不顧自己的“身份”、處境以及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嚴重后果，向上級呈報保護、搶救文物或古墓的報告或信，為引起重視，他甚至在信末自己的署名之前加上“文物愛好者”身份的詞語。從1965年11月至1979年，有記錄的這種報告達五次之多。作為一位考古學者，成恩元對考古與博物館文物工作的摯愛之深，責任感之強烈，雖身陷“牛鬼”而不顧一切地保護文物的精神和勇氣，嘆時人難以企及。

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成恩元重返工作崗位，他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投身教學、博物館工作和專業研究，“現在不得不以加倍的奮斗來彌補”，“為了奪回已失去的寶貴時光，奮筆趕寫，不敢稍懈，熬夜舊習，有增無已”。成恩元將自己積幾十年的知識、發現和創見，運用在教學和工作中，并陸續列出浩大的科研規劃和寫作計劃，他在考古、歷史、文博、崖墓、陶瓷、敦煌、書畫、甲骨文和金文、金石印鑒及古文字、銅鼓、錢幣、棋史、集郵等領域，都有豐富的積累和獨到的見解。從1979年到1989年的這10年間，成恩元為四川大學開授了“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等兩門專業課，承擔了博物館的重要研究、接待等工作，以及參加了考古調查、學術會議等大量的活動；同時，撰、譯了三十多篇學術論文及譯文，出版了《敦煌<碁經>箋證》學術專著等。無疑，這是他奉獻的高峰，“我想是會給國家作出貢獻的！”

1982年，四川大學考古學專業78級畢業生與教師合影（第一排右起依次為宋治民先生、王子崗先生、童恩正先生、林向先生、張勛燎先生、成恩元先生、馬繼賢先生、李克林先生）

1989年11月，成恩元因突發腦溢血去世，四川大學為他舉行了追悼會，作出評價：“在1964年‘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成恩元在政治上受到沖擊，中斷了正常的教學、科研工作，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在成恩元身上得到落實，他再次回到了教學、科研第一線”，“成恩元先生的一生，為國家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學術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我們留下了眾多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時《四川大學》報對他的去逝予以報道和評價：“……他忠誠人民教育事業，在學術上孜孜不倦，卓有建樹。”“治學范圍廣，知識淵博，功底深厚。他在考古學、古人類學、敦煌學、文博學、金文及圍棋[史]研究、集郵、收藏等諸多領域，有不少創見和研究成果，為學界稱道。”

由于成恩元在多方面的成就與貢獻，他被列為“四川省地方志資料叢書”《四川近現代人名錄》和《成都大詞典》人物條目，《成都晚報》有他的專文報導，《燕京大學人物志》收錄有他的簡傳。

（現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