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考古學科由考古學家徐中舒、馮漢驥于1960年創建，至今已有60年。在長期的考古教學、科研與實踐過程中，為中國尤其是西南地區的考古文博事業培養了大量中堅力量，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風格與學術特色，在中國西南考古（包括西藏考古）、歷史時期考古（尤其是宗教考古、美術考古和歷史時期考古方法論）等領域具有深厚的傳統和強勁的實力，近年來也致力發展科技考古、實驗室考古等新興領域。傳統的形成與優秀的學者密不可分，“川大考古60年”專題，一方面回憶和紀念幾位為川大考古文博學科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先生，一方面也回顧川大考古的傳統以及一些特別的精神。

馮漢驥先生，字伯良，湖北省宜昌縣小溪塔馮家灣人。生于1899年。父馮藝林，是一個中學教員。先生幼時，對祖母印象很深，一生均遵守祖母“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訓示。他曾經回憶道：“我祖母雖為一農村女子，但見識明敏，意志堅強，對我們家庭影響是很大的。”

先生五歲時在家鄉私塾中發蒙。十歲入宜昌美華書院學習，這是一所美國辦的教會學校。1914年，因美籍校長柯柏侮辱一位中國教師，先生激于義憤，鼓動同學反抗，結果被罰停學半年，故延至1916年冬畢業。1917年春，入安慶圣保羅高等中學，1919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由于先生學習優異，按規定免費進入教會辦的武昌文華大學，但入學以后，教會要求先生信教、讀神學，遭到先生拒絕。于是教會取消先生享受免費的權利，要先生償還全部學費。先生在畢業以后，省吃儉用，在兩年內歸還了學校八百余元。

先生在大學時攻讀文科，兼修圖書館科。1923年畢業后，被老師介紹到廈門大學任圖書館襄理，1924年升任主任。

青年時代的馮漢驥先生（馮漢驥先生家人提供）

先生在廈大時，適逢魯迅先生亦在廈大任教，兩人過從甚密。先生在圖書館為魯迅先生安置了一間寢室，魯迅先生遂在此考訂中國典籍，引起先生對文物考古之興趣。先生暇時又常協助生物學教授秉志采集標本，協助研究，以后先生之學習人類學，即發端于此。

1931年夏，先生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一面讀書，一面在漢和圖書館作零工以維持生活。在教師中，受狄克遜(R.B.Dixon)的影響較大，以后先生研究人類學時所采用的文化進化論觀點，即受于狄氏。1933年，先生轉入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系，從哈羅威爾(Hallowell)教授學習，亦受了哈氏宣傳的文化心理學的熏陶。與此同時，又向布朗(N.Brown)及斯派塞爾(Speiser)兩教授學習亞洲考古的知識。1936年夏，得人類學哲學博士學位。

馮漢驥先生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后留影（1935年，馮漢驥先生家人提供）

在此期間，先生的著述，主要都集中在民族學和社會學方面，尤其是將這兩種科學的內容和方法，運用于中國古代典籍的研究，解釋某些民族學和民俗學的現象，立論新穎，推理精確，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注意。其中用英文發表的著作有《中國親屬制》、《作為中國親屬制構成部分的從子女稱》、《玉皇的起源》、《倮倮之歷史起源》、《以蠱著稱之中國巫術》等。尤其是《中國親屬制》一文，利用當代人類學中“敘述式親屬制與“類分式親屬制”之原理，探索《春秋·公羊傳》、《左傳》、《爾雅》、《儀禮》、《白虎通》、《通典》等書所載中國古代親屬制名稱之由來，旁及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繼婚三種婚姻制度在歷史上之反映，使若干千古集訟的問題得到科學而合理的解釋，在當時學術界有較大的影響。

馮漢驥夫婦與友人合影（1933年攝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馮漢驥先生家人提供）

1937年春，先生應當時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李濟的邀請，經由歐洲返國，準備參加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但適逢“八一三事變”發生，上海戰事正激，于是被迫在香港上岸，經廣州去武漢。時中央博物院忙于內遷，已無法作新的人事安排，先生遂接受了四川大學的聘請，于同年11月到達成都，任四川大學史學系教授，在此結識了徐中舒先生，兩人遂成摯友。先生以后自敘道：“我認為他古道直腸，在舊社會中是難得的，所以以后過從甚密。”從此時開始，兩位史學家相處四十年，患難與共，風雨同舟，其深情厚誼常為人稱道。

1938年暑假，先生獲四川大學西南社會科學研究所的資助，只身往松、理、茂汶等岷江上游地區考察羌族現狀，歷時三月，風餐雨宿，披荊斬棘，備歷艱辛。此行除在民族學上獲大量資料外，又在汶川縣雁門鄉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其后發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學地報道了此類墓葬，開創了川西高原考古發掘研究之先聲。1939年，當時教育部組織川康科學考察團，先生任社會組組長，對于西藏地區民族的調査和分類，建樹甚多，積累之資料，厚幾盈尺。惜此項工作未及完成，僅撰《西康之古代民族》一文，摘要介紹了若干觀點。

1941年，四川省博物館開始籌備，先生眾望所歸，被推薦為籌備主任。從1943年開始，先生又應邀在原華西大學社會學系兼課，1944年代理該系系主任。

此時期之考古工作，以1942-1943年發掘之前蜀王建墓最為有名，像這種規模較大的地下墓室的發掘，不但在西南是首次，就是全國范圍以內，也是沒有先例的。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艱苦復雜的條件下主持其事，籌謀策劃，顯示了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高超的科學發掘技術。當墓室開啟以后，外界謠傳其中有大量金銀財寶，引起袍哥土匪的覬覦，竟至武裝搶劫，將先生捆綁拷打半天之久。雖歷如此艱險，但先生保護文物之決心，并不動搖，發掘工作未受影響。其后先生即圍繞對此墓的研究，發表了《王建陵墓的發現與發掘》、《相如琴臺與王建永陵》、《架頭考》、《前蜀王建墓內石刻伎樂考》等一組文章。除此之外,先生還在成都平原進行過一些考古調査，撰《成都平原的大石遺跡》一文，介紹了這種現在絕大部份已經消失的古跡。在人類學方面，重要的著作有《由中國親屬名詞上所見之中國古代婚姻制》等。當然，先生在未學習馬克思主義以前，他的某些研究，不免帶有唯心主義的色彩。這是可以理解的。

發掘王建墓期間馮漢驥先生與學界友人在四川博物館合影（1942年攝于四川郫縣犀浦，左起：吳金鼎、王介忱、高去尋、馮漢驥、曾昭燏、李濟、夏鼐、王明達）

先生在舊社會，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黑暗極端不滿，故潔身自好，不入反動黨團，不與政界中人來往，“雖有相熟之人，當其一入政界，就等于斷絕來往了”。先生自教會學校畢業，但對教會反感甚深，從未信教。對于某些外國人打著學術的幌子在我國邊疆活動，亦存戒心；當有人約他參加當時為外國人主持而成員又較復雜的某邊疆學會時，先生“以為中國邊疆不應外人研究”，拒不加入。解放前夕，又拒絕了國外友人約其去美國工作的建議，將重建中國的希望寄托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上。凡此種種，都顯示了一個正直的學者的品格。

解放以后，先生衷心擁護黨的領導，積極將自己的學識貢獻給新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1950年，人民政府剛剛建立，事理紛繁，百廢待舉，困難很多，但為了保護歷史文物，仍決定立即在重慶成立西南博物院，以徐中舒先生任院長，先生任副院長。消息傳來，先生十分振奮，將家屬留在成都，只身就任。在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之下，兩位老友通力合作，配合當時大規模開展的基本建設，數年之間，使四川考古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其最著者，如在成渝鐵路修建期間發現的“資陽人”頭骨化石,是當時長江流域第一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遺跡，意義十分重大。在寶成鐵路修建過程中在昭化寶輪院和巴縣冬筍壩發現的船棺葬，為研究古代巴蜀的歷史，提供了新的依據。配合成都市政建設在羊子山發掘的土臺遺址和大量墓葬，其時代從春秋延續到明清，等于是翻開了一部四川墓葬編年史，科學價值很高。在這些工作中，先生均櫛風沐雨，親臨現場，不辭勞苦，給田野工作者以具體的幫助和指導。以后發表的《四川古代的船棺葬》，即為當時成果之一。

1955年，西南博物院撤消，先生又回到成都，任四川省博物館館長，兼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這個時期，先生除關心這兩個單位的人材培養外，主要從事研究四川考古并整理解放以前即著手撰寫的王建墓發掘報告。此時發表的論文有《關于“楚公（上爫下家）”戈的真偽并略論四川“巴蜀”時期的兵器》、《四川的畫象磚墓與畫象磚》、《王建墓內出土“大帶”考》、《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脫漆器及銀鉛胎漆器》等，對于巴蜀兵器的分類斷代、四川漢墓的特點和分期、唐至五代典章制度的考證，都提出了很有參考價值的意見。

從1954年開始，云南省博物館對晉寧石寨山滇王族的墓葬進行發掘，遺物眾多，內容豐富，為建國以來考古學上重大成就之一。1959年，先生應云南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所及云南省博物館之約，去云南對這批文物進行研究。所寫的《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試探》、《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鋼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動圖象試釋》、《云南晉寧出土銅鼓研究》等文，綜合考古材料與民族學材料，對古代滇族的歷史、族屬、風俗等進行了全面分析，不僅學術價值很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有新的突破。

1950年代初的馮漢驥先生（馮漢驥先生家人提供）

1962年，先生完成了《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的編寫，該書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可視為先生二十年辛勤勞動之總結。報告除了對墓室結構、雕刻和出土遺物等作了詳細的敘述，還科學地復原了墓室的某些細部結構，同時又結合古代文獻，對主要的雕刻和遺物作了考證和研究。所以此書的出版，不但是考古學上的重要成績，也是對我國工藝美術史、建筑史和音樂史作出的貢獻。與此同時，先生還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重譯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該書有很多由摩爾根所獨創的民族學和社會學方面的名詞術語，內容亦較艱深，先生的譯文準確、流暢，顯示了在民族學方面的深湛修養。

從六十年代開始，先生基于對歷史記載和地下發掘資料的綜合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種看法，即我國早期新石器的文化可能要到長江流域去尋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黃河流域。為此先生進行了一定的準備工作，希望以此作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項主要的科研項目，但自1964年以后，由于政治運動的不斷開展，先生的工作即受到很大的影響。1973年，浙江省余姚縣河姆渡終于發現了一種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原始文化，證明了先生預見的科學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先生雖然受到了沖擊，但不論在何種艱危的情況下，均以氣節自勵，不作脫離實際的檢討，不寫虛假誤人的材料。對于個人的得失，先生可以不計，但對于林彪、“四人幫”一伙禍國殃民、毀滅文化的罪行，則深惡痛絕，堅信黨中央正確的領導必將恢復，“四人幫”一伙絕無好下場。在十年動蕩之中，先生的研究全部停頓，眼見一支辛苦建立的文物考古專業隊伍慘遭摧殘，某些珍貴文物受到損失，心情十分痛苦，終于抑郁成疾。1975年11月，先生身體已很衰弱，但仍為從湖南、貴州等地來四川參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作了有關夜郎研究的學術報告，會后即感不支，進入醫院。以后時病時起。1976年10月，先生在病床上聽到黨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消息，萬分興奮，希望自己能早日恢復健康，再作幾年學術工作，終以年高體弱，醫治無效，延至1977年3月7日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馮漢驥先生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現場（1963年攝于四川廣漢三星堆月亮灣）

總結先生一生治學之經驗，其特點有三。一為態度謹嚴，重視實踐，即使在解放前極端艱苦的情況下，仍然多次參加民族調査和考古發掘，并諄諄教導后學，“不要做沙發椅上的考古學家”。對于實際資料之應用，先生主張先從類型學的分析著手，再進而探討其社會意義。觀察務求細致，思考力致周詳。“應使器物爛熟于胸，然后下筆。”1959年在云南研究晉寧石寨山文化時，經常對一件青銅器觀察達數小時之久，至今云南省博物館的老同志猶能憶之。二為博覽群書，不拘一格。先生從事研究工作時，除了先秦典籍，正史叢書以外，旁及稗官野史，筆記小說，凡能為我所用者，均信手拈來，自成旁證。如在《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研究》一文中引宋釋文瑩《湘山野錄》中李退夫撒園荽軼事以證古代農業中“孕育”儀式之流行；在《略論番薯和玉蜀黍的來源》（手稿）中引小說《金瓶梅》（31回、35回、74回）之資料以證玉蜀黍流行于北方之時代等，均為其例。三為重視相鄰學科之綜合利用。先生之重點雖在考古學，但對體質人類學、地質學、生物學、民族學、民俗學、地理學等均極重視，旁征博引，萬流歸壑，為我所用。如在研究晉寧石寨山文物時大量使用民族學對比資料，而解釋中國古代親屬制時則利用了人類學的成果，都是有獨到之處的。正是由于先生在治學方法上能采各家之長，故在研究成果中亦能突破前人窠臼，取得新的進展。在這些方面，至今仍然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先生主持四川省博物館工作三十余年，該館之有今日規模，先生篳路藍縷，功不可滅。與此同時，先生又在四川大學、華西大學執教近四十年，滿園桃李，遍植滇池蜀道間。今西南地區之民族、考古工作者，很多出自先生門下，流風余韻，綿綿不絕。先生有知，亦當自慰于九泉。

先生為人，豁達大度，待人寬而克己嚴。不在背后揭人之短，不在當面誇人之長。與之共事者，凡有一技之長，必盡量發揮其作用，不計毀譽，故深受同志及學生愛戴。一生除讀書外無他嗜好，對生人不善交際，言訥訥不能出口；但與朋友后學相處則推心置腹，肝膽照人。先生豪爽善飲，以1959年在北京曾與郭沫若先生縱情一醉而引為生平快事。生前除計劃探索長江流域遠古文化之源流外，還想編寫出羊子山發掘報告，并系統地研究西南民族歷史。惜壯志未酬，而哲人已逝。當今社會主義祖國萬象更新，全體人民為四化建設奮斗之際，念及先生一生芬績，吾儕后學，徒增喪失良師之痛，而感所負重擔之艱。適值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故書此短文，以表哀悼之忱。

1980年3月7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