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經歷著大規模的人口流動。1982年，流動人口總量僅為660萬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流動人口大幅增加，2014年達到2.53億人，隨后連續下降三年，開始進入調整期。

流動人口為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重要支持，但是在生育率走低，老齡化、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城鄉社會保障體系仍然存在較大差距的大背景下，年邁的父母往往需要子女的支持。那么，低生育率是否會制約個體的社會流動？一個人所擁有的兄弟姐妹數量與其遷移決定是否存在關聯？

在《遷移決定中的人口因素：兄弟姐妹數量對遷移決定有何種影響？》(A Demographic Factor as a Determinant of Migration: What Is the Effect of Sibship Size on Migration Decision?)一文中，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教授趙建梅、鐘海就此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

研究使用了2013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中14048名成年子女樣本，并根據德國科隆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主席Thomas Scharping在其著作中梳理的1979至2000年間中國省級層面對超額生育家庭的罰款情況，用工具變量法對研究結果作了穩健性檢查。

研究發現，個體擁有的兄弟姐妹數量對其遷移決定有正面影響，兄弟姐妹越多的人越可能作出遷移的選擇，但這種影響并非呈線性而是邊際性增長。具體來說，獨生子女顯著缺乏遷出其所在城市和省份的意愿，而與這一群體相比，有一個兄弟姐妹的人從戶籍居住地遷出的概率增加了大約15%；如果兄弟姐妹數量再增加一位，遷出概率將上升3.6%至18.6%；多于兩個兄弟姐妹之后的邊際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同時，擁有兄弟的人比擁有姐妹的人更可能作出遷移的決定，這與重男輕女的社會傳統相一致。有趣的是，相較于獨生子，獨生女更少作出遷移決定，但如果女性有兄弟姐妹，其跨城市和跨省遷移的可能性就會顯著上升。對于有城市戶口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子女，兄弟姐妹數量對其移民決定的影響則稍強。雖然程度不同，兄弟姐妹數量對個人遷移決定的正面影響在不同性別、城鄉身份和受教育程度下都持續存在。

上述研究結果刊發于《人口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Demographic Economics)2019年第4期。近日，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采訪了論文的第二作者鐘海，對社會流動中的人口學因素作進一步探討。

澎湃新聞：您為什么會選擇研究兄弟姐妹數量與個體遷移決定之間的關系？

鐘海：產生興趣的主要原因是個人的經歷和對周圍人群的觀察，以及中國人口結構的演變趨勢。在我個人國內、國外讀書以及求職的節點上，作地理位置選擇的時候，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就是父母怎么辦。特別是父母越來越年長以后。和周圍同學、同事交流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同時數據顯示，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后，少子化已經成為主流現象，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趨勢是大城市化，勞動力的流動是必然的。所以我們就想通過數據來看看兄弟姐妹數量對個體遷移決定的影響是不是普遍現象，這種影響有多深，以及具體是怎樣一種影響方式。

澎湃新聞：論文提到，2017年發表的一項墨西哥的研究并未發現高生育率與遷移決定之間的關系，這似乎與當前研究的結果存在差異，我們如何理解這樣的差異？

鐘海：墨西哥的那項研究主要發現高生育率并不鼓勵遷移，而我們的側重點是低生育率制約遷移。社會科學研究和自然科學研究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就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很弱，研究的外部環境很難復制，也幾乎不可能量化到研究中。比如，研究的背景中，中國和墨西哥的社會和文化可能有很大區別，對家庭的概念，父母子女之間義務、責任、感情方面的認知有很大差距。又比如，中國和墨西哥的社會經濟結構有巨大差異，經濟地理布局有很大差異，等等。所以在社會科學中，這種研究結果的差異性是很正常的現象。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中提到了兄弟姐妹數作為變量具有“內生性”，具體指的是什么？

鐘海：本項研究中的因變量是子女遷移的決定，而能解釋子女遷移決定的自變量除了我們關注的兄弟姐妹數量之外還有很多。比如有一些無法量化的因素無法加入回歸模型，這些被回歸遺漏的變量既影響兄弟姐妹數，也影響遷移決定。例如父母的能力素質觀念等等。這些因素既決定了被調查人的兄弟姐妹數量，又有可能通過能力遺傳或觀念傳承等等影響個人的遷移。

普通OLS回歸的結果顯示的是這些因素和兄弟姐妹數對個人遷移決定的混合影響。通過計量經濟學技術方法解決這樣的內生問題后，結果顯示的是兄弟姐妹數對個人遷移決定的因果影響，去除了其它不可測量因素的干擾。根據研究結果，在控制兄弟姐妹數量的內生性后，測算出的變量的影響大于其在回歸分析模型中的影響。

澎湃新聞：研究發現，兄弟姐妹數量對個體遷移決定的影響并非呈線性而是邊際性增長。您如何理解這個結果的現實意義？

鐘海：這個結論可以理解為兄弟姐妹的數量越少，每增加一個兄弟姐妹對個體遷移決定的影響越大——家里從四個兄弟姐妹增加到五個，與從獨生子女變為有一個兄弟姐妹，這其中增量產生的效果可能非常不一樣。這也符合常識，因為如果你離開老家，家里還有兄弟姐妹，那父母的養老對你來說也許僅僅是一個經濟支持的問題，你對其它方面的顧慮較少。而顯然，獨生子女所要考慮的就不只是對父母經濟支持的問題。

因此，我們需要意識到，低生育率對遷移的制約，對于70后與對于90后、00后來說意義并不一樣，因為大多數70后，不論出生于城市或農村，都有兄弟姐妹。在少子化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下，低生育率對獨生子女的遷移的制約更大，這一點需要得到重視。

澎湃新聞：從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看，本項研究的結論可以帶來哪些啟示？

鐘海：我們的研究揭示的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過程對個人生活的一種影響，一種困境。希望讀者和社會政策制定者反思城鎮化模式的多角度影響。大都市化的城鎮化還是小城市化的城鎮化，哪種模式更適合中國社會？未來的人口結構變化會不會制約大城市化？人口流出城市應該做出怎么樣的社會政策安排和財政安排？我們的研究顯示二胎化未來會對此情況有緩解作用。

澎湃新聞：對于人口因素與個人遷移決定之間的關聯，您是否有下一步的研究計劃？

鐘海：父母養老和自己工作地點決定的關系是多維度的，當前研究只討論了遷移決定。很多其它方面值得研究，比如子女離家工作對留在家鄉的父母的身心健康的影響，對自己身心健康的影響，等等。

針對子女遷出對留守老人身心健康的影響，我們已經完成了另一項實證研究，發現從平均效果來看，子女遷出對老人身體健康有正向影響。主要原因是子女離開后經濟上有很大改善，除了補貼家鄉的父母之外，也會傳播一些更現代的醫療衛生知識。同時，子女遷出會對老人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整體而言，這兩種影響都會隨著父母年齡的改變而改變。比如，子女在父母五六十歲時遷出，對父母的身體健康有正面影響，但隨著父母年齡加大，生理上的正面影響越來越弱，而心理上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強。

這種回歸結果比較符合常識，分城鄉的結果也顯示，這些效果在農村比在城市更重一些，因為城市里普遍有更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因此，如何不斷完善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依然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關注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