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時期，我們一家子都支持“ 共產黨”，共產黨構成了我們唯一的政治視野，以及我們的組織原 則。既然如此，投票給極右黨派或者右派的情況為什么會在我的家庭里變得可能，甚至有時是非常自然的呢?

讓·瑪麗·勒龐，法國極右黨派“國民陣線”領導人。

工人階級中有許多人，他們本能地對自己認定的階級敵人有著發自內心的反感，他們還會樂于隔著電視機屏幕痛罵那些人（這種反抗方式有些奇怪，但作為擁有這樣身份以及這樣想法的他們來說，這已經是很有效的對抗方式了），但這樣一群人，后來是如何開始給“國民陣線”投票的呢？我的父親就是他們之中的一員，我確定。為什么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人在第二輪投票時將選票轉投給那些傳統右派候選人（過去他們總是被鄙視的對象）了呢（在最后一輪投票，他們還是最終選擇 了他們在第一輪投票中就選擇的，具有漫畫般形象的商業資產階級代表，這一代表也依靠這些選票最終當選了法國總統）? 在這過程中，左派官方承擔了什么重擔呢？他們先是因為青年集體騷亂而獲得了政府部門的重要官職，而后就擱置了自己在60年代和70年代做出的承諾，并盡力通過抹除左派的職責（左派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擁有的主要職責之一，甚至是左派最基本的特點之一，也就是對于壓迫及社會沖突的關注，或者說僅僅是希望給予被壓迫者一些政治空間）來傳達右派思想，他們承擔了何種責任呢？不僅是“ 工人運動”以及它的傳統、它的斗爭，還有工人階級本身、他們的文化、他們的生活水平、他們的渴望......在政治領域、知識領域、公共空間中消失了。

上中學時，我是左派（托洛茨基主義），那時父親經常怒斥那些“想告訴我們應該怎么做”和“十年后想領導我們”的“大學生們”。他那毫不妥協和出于本能的反應在我看來與“歷史上工人階級的主張”相反，這種反應之所以產生，是因為領導工人階級的是一個仍然受到斯大林主義影響的老派共產黨，這一黨派首先想要做的就是阻礙那不可避免的革命發生。 當我們看到那些曾經鼓吹內戰、將無產階級起義看作神圣事件的那群人后來變成了什么模樣，我如何還能認為我父親是錯誤的呢?他們總是非常自信，充滿激情，只有少數例外，也就是當他們現在想要抹殺平民階級最微小的反抗欲望時。他們的變化是社會所容許的，他們變成了他們應該成為的樣子，他們過去聲稱是那些人的先鋒隊，現在成了那些人的敵人，他們變成了自己過去批評為過分保守和過分“資產階級化”的人。據說68年五月風暴時，馬塞爾·菇昂多看到路上的學生游行隊伍， 向他們喊道:“回家吧！20 年后你們都會成為公證員的。”這或多或少就是我父親的所想所感，雖然他們是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他說出了實情。他們可能沒變成公證員，而是變成了重要人物，在政治、學術、個人生活方面取得了成功，他們的人生軌跡讓人驚訝，他們在現行社會秩序下如魚得水，他們維護著世界現有的模樣，非常適應自己的新身份。

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終于給左派帶來了勝利的希望，他成功獲得了四分之一共產黨選民的支持，共產黨候選人在首輪投票只獲得了15%的選票，而即使在1977年的立法投票中共產黨還曾獲得20%或21%的選票。這一在未來徹底崩塌之前的風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釋為“工人階級政黨”沒有能力切斷與蘇維埃政權的聯系并進行自身發展（政黨的確受到了蘇聯政權很大的資助）。還因為它無力將沿著1968年五月風暴發展出來的新運動納入自己的考量范圍內。我們至少可以說，它幾乎不符合標志著60年代和70年代，在某種程度上消失于 1981年的社會變革及政治革新的愿望。但左派取得勝利，也就是左派組建政府（共產黨參與其中）之后，這種勝利轉而使平民階級的幻想徹底破滅，平民階級之前因為信任將選票投給那些政客，但如今他們卻對這些政客徹底失望，他們感到被忽視和背叛了。我經常聽到這句話（每次母親有機會就會對我說）:“ 左派，右派，沒有區別，他們都是一樣的，都是同一群人在出錢。”

社會黨左派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這種轉變逐年加深，它還懷著一種可疑的熱情將自己置于新保守派知識分子（他們披著革新左派思想的外衣，實則試圖抹除那些讓左派成為左派的東西）的影響之下。事實上，知識分子中的風氣和思想根基已經發生了深入而廣泛的變化。人們不再談論探索與抗爭，而是談論“必要的現代化”和“社會重建”;“共同生存”的話題取代了階級關系的話題;“個體責任”的話題取代了社會對于個人命運影響的話題。壓迫的概念，以及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在結構上的兩極分化的主題在左派政黨的官方政治圖景中消失了，興起的是“社會契約”“社會共識”這樣中性的概念，在這些概念搭建的框架中，每個個體擁有的權利是平等的（“平等”？多么可恥的笑話！），人們應該忘掉他們“個人的利益”（也就是說人們得在這件事上保持緘默，并任由統治者做他們想做的一切）。整個媒體、政界、思想界都趨之若鶩的，并同時受到左派和右派青睞的（宣揚這一理論的人們通過強調左派和右派在這一問題上的共同看法而竭力抹除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界限，將左派變成了右派）這一“ 政治哲學”想要達到怎樣的意識形態上的效果呢？其中的利害關系幾乎非常明顯：一方面鼓吹“自由個體”的概念，一方面試圖用歷史和社會決定論的想法來消解“自由個體”的理念，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已有的關于社會團體的（也就是“ 階級”）意識，并以工作權利、教育系統、分配體系中必須實行個人化（或者去集體化、 去社會化）來解釋福利國家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消解。過去右派不斷提及的這種老舊的說辭和規劃，如今也構成左派主張的一大部分。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總結如今的形勢：左派政黨及其知識分子（黨派內部的和屬于國家政府的）開始用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的語言來思考和說話，他們替統治者（或者與統治者一同）發言而不再為被統治者（或與被統治者一同）發言， 于是他們采用統治者視角來看待世界，并輕蔑地（被統治者可 以感覺到左派通過暴力的語言表達著他們的輕蔑）排斥被統治者視角。他們所做的至多是在那些充滿基督教意味和非功利意味的新保守主義論調中將過去的被領導者和被壓迫者（和他們進行的戰斗）這樣的表達置換為今天的“邊緣人群”（和他們似乎本來就有的消極、被動)，并在演講中表現出對他們的關心，他們提出一系列致力于幫助“窮人”以及“不安定因素”和“公司解雇”的受害者的治國措施，將他們視為這些措施潛在而沉默的施用對象。而這一切只是一個聰明、偽善、奸詐的策略，它消除了一切人們對壓迫與抵抗、社會制度的再生產與其變革、階級對立的慣性及其產生的動力這些概念進行研究的途徑。

這一政治話語的變化改變了人們對于社會的認識，同時也就改變了社會本身，因為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思想的范疇所建構的，這思想便是人們對于社會的看待方式。但是僅僅讓“階級”和階級關系這樣的表達方式在政治話語中消失，或者在理論范疇和認知范疇中將它們抹去，并不能阻止那些活在“下層階級”所指的那種客觀環境中的人們感覺到他們的群體被整個地拋棄了，那些拋棄他們的人便是向他們兜售“社會團結”和經濟自由化的好處，并讓他們相信福利國家必然敗落的人。于是所有非特權階層的人轉向了那個唯一看起來仍然關注他們， 并試圖在演說中賦予他們（非特權階級）的歷史經驗以新意義的政黨。雖然這一政黨的領導層中并沒有工人階級出身的人（遠遠不是工人階級），不像共產黨總是特意將工人中的積極分子選入黨派，為了使他們的選民能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與她過去聲稱的相反，母親終于承認她曾經給“國民陣線”投票（她特意說明:“ 只有一次。”但我不知道應不應該相信她。 為了承認得不那么尷尬，她解釋:“ 只是為了給他們個教訓， 因為他們做得不好。”奇怪的是，對于自己在第一輪投票時投給勒龐[Marine Le Pen，瑪麗娜·勒龐，曾任國民陣線主席]的行為，她說:“ 給她投票的人不是真的想讓她當選。第二輪 投票時我們才正常投票。”)。

人們給共產黨投票時，總是確信自己的選擇，并樂于公開自己的選擇，但投票給極右政黨總是一個遮遮掩掩的過程，人 們甚至會在面對“ 外界”（我在家人眼中就是“ 外界”的一員）的指責時否認自己的選擇......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經過充分考慮的、確定的選擇。在第一種情況中，人們通過給“工人的政黨”以政治上的支持來建構自己的階級身份，并為此身份感到驕傲；在第二種情況中，人們默默守護著這一身份中僅存的那些東西，它們不是被忽略，就是被進入政壇的左派官僚所貶低，這些左派官僚都畢業于國立行政學院（ENA）或者是其他專家治國派（technocratique）控制下的資產階級學校，這些學校生產并教授“統治者意識形態”，而這一意識形態的影響已經超出政治范疇（“現代”——經常是基督教的——左派 分子們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這一右派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人們如何強調這一點都不為過。所以當人們看到以下情形時并不應該驚訝：一位社會黨前任領導人——當然，他在法國北部任職，所以它具有另外一種社會出身和政治文化背景——在2002 年總統大選時急著提醒自己的朋友，“勞動者”并不是一個侮辱性詞匯）。我確定對“國民陣線”的投票應該被解釋為， 至少部分解釋為平民階級為了維護他們共同的身份，或者說至少是一種尊嚴而做出的舉動，因為過去曾替他們代表和維護這種尊嚴的那群人，后來開始踐踏它了。尊嚴是一種脆弱的、不自信的情緒：它需要一些現實的證明和保證。作為產生尊嚴的條件，首先，人們不能感覺自己屬于被忽視的一個群體或者只是一些干巴巴的統計數據和文件，也就是政治決定中存在的一些無聲客體。于是，如果他們過去非常信任的人讓他們失望了， 他們就將自己的信任放置在另一些人身上。于是他們轉向了其他代表，雖然這種支持也是臨時的。

那么，他們的求助以這樣的面貌出現，應該歸咎于誰呢? 以這樣的方式維持和建構的“我們”的定義是否已經將“法國人”對“外國人”的對抗置于“工人”對“資產階級”的對抗之上了呢？或者更準確地說，以“下等人”和“上等人”這樣的形式來延續的“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但這兩者并不等同，它們帶來的政治結果也不相同）是否又將納入一個新的維度：國家和種族的維度，“上等人”被解釋為鼓勵移民的人，“下等人”被解釋為在日常生活中為此受苦的人，移民被看作他們所有痛苦的來源？

于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對共產黨的投票是一種積極的自我肯定，對“國民陣線”的投票則是一種消極的自我肯定。（在第一種情況中，他們與政黨的整個支持者隊伍、領導人、政治話語的關系，以及階級身份的契合度都是非常深入而確定的; 在第二種情況中，這些關系便幾乎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但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選舉結果都表現為，或者說在實際上變成一個公共群體的宣示，這一群體正是通過個人投票，但同時也是集體投票的方式，讓社會聽到他們的聲音，并通過這種方式讓自身成為一個公共群體的一員。給共產黨投票的人形成了這樣一個集體，他們可以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群體的存在，這一群體在必須面對自身客觀的生存狀況的同時也與這一政治傳統連接在了一起。同時，還有其他階層的、與“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主體來發聲）有著共同世界觀和訴求的人們加入這一團體。人們相信，將社會階級對立的相關理念從左派的政治 話語中抹除（甚至將其中的關于社會對抗性的基本肯定——原本應該支持對抗中的工人群體一方的訴求——置換為了對于社會運動的控訴，人們將社會運動看作歷史遺留物，批判它以及支持它的人太過陳舊，或是將社會運動看作割斷社會連接的、 政府應該加以制裁的行為)，就可以成功剝奪共產黨原有選民 群體將其自身看作一個有著共同利益和訴求的牢固團體的可能 性;人們將個人主義帶回他們的觀點，并消解他們原有理念所 擁有的力量感，將其與無能連接在了一起。但這種無能變成了 憤怒。這樣的結果無可避免：這一團體的構成發生了改變，被左派新保守主義話語所摧毀的社會階級找到了新的自我組織和表達觀點的方式。

“五月風暴”中的示威人群。

薩特聰明地將投票和選期比作個體化的過程，也就是觀點的非政治化過程，它形成的結果是一個“隊列（se?rialite?）”， 相反的情況是，人們在運動或者動員中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化的思想，它形成的結果是一個“團體（group）”。他的比喻并不能完整地解釋客觀現實。無疑，他舉出的例子是震動人心的：參加過 1968年五月大罷工運動的工人們在一個月之后通過選舉的方式拯救了戴高樂派的政治體制。但這也不應該讓我們忘記：選舉行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個人行為，但實際上也可以作為集體動員的方式來存在，它是一次我們與他人采取相同動作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它甚至符合“普遍選舉”的 原則，也就是說被聚合起來的諸多個體意志最后被看作、表達為“集體意志”，而這一“集體意志”應該處于比個人意志更高的位置。在我之前描述的狀況中（給共產黨投票或者給國民陣線投票），情況是相反的：這是一場通過書寫選票進行的階級戰爭，這是通過一場場的選舉進行的對抗，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階級（至少是這個階級的一部分）努力證明自己像其他階級一樣存在，努力將其力量組織起來。梅洛·龐蒂承認“投票反映的是休息中的、工作之外的、生活之外的人的意見”， 也就是遵循抽象的、 個人化的邏輯的， 但他同時強調“我們的投票充斥著暴力”：“每個人都拒絕接受他人的投票。”工人階級遠遠沒有去追求人民的“共同意志”所可能描述的任何意義，他們遠遠沒有去試圖促成共同意見的達成，或者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機制實現一個結果，相反地，工人階級，或者部分工人階級（就像所有其他階級：每次左派政黨當權，我們可以在資產階級的反應中看到相同的現象），他們指責選票結果可以反映“共同”意見這樣一種自負的邏輯，他們將“大多數”的意見視為那些與工人階級有著相反利益訴求的敵方陣營的意見。當人們將選票投給國民陣線時，這一建構政治主體身份的過程就是通過與那些過去被他們看作“敵人”的階級拉幫結派來實現的（至少在選舉期間如此）。“工人階級”和工人（更廣泛地說是平民階級）在政治話語中的消失造成的主要結果， 是在左派思想的感召下，工人世界過去所擁有的與另外一些社會階層（公共部門職員、教師等）的聯系斷裂了，從而導致了 新的“歷史集團”（葛蘭西提出的概念）的形成。“歷史集團”集聚了大群大群的、散落的、脆弱不安的平民階級，以及商人群體或法國南部生活優渥的退休人群，甚至還有法西斯主義的軍人群體和舊式傳統天主教家庭，于是這一“歷史集團”便在很大程度上與右派甚至極右勢力結合了。或許在特定的時間內，這是一種對當權左派，或更準確地說，是對由左派代表的那一政權的指控（因為是左派，所以上述邏輯更加成立）。是的，這一行為被看作唯一的選擇。但顯然，這一群體（指的是過去積極投票給共產黨的那一團體的一部分）在進入新的聯盟、新的政治環境時，自身也變得與過去不同了。這一團體中的成員現在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自身，思考自己的利益訴求，以及他們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關系。

《回歸故里》，[法] 迪迪埃·埃里蓬 著，王獻 譯，后浪丨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

對于相當一部分選民來說，投票給國民陣線可能與過去投票給共產黨是不相同的：這是一個相對臨時，且沒那么忠實的選擇，他們將自己交付給黨派發言人、將自己的話語權賦予黨派代表以便在政治舞臺上發聲的程度也沒有過去那么牢固和深入。通過投票給共產黨，他們改變了自己原有的散落狀態，共產黨既表達著他們，也塑造著他們，通過共產黨表達出來的集體觀點完全不反映選民們那些零散的、不一致的觀點；在投票給國民陣線的情況中，選民個體并沒有發生改變，通過政黨進行的集體發聲只是個體本能的偏見的集合，政黨只是將這些意見捕捉，而后將其納入相應的政治綱領之中。即便給它投票的選民并不完全贊同它的政治綱領，但獲得選票同時獲得力量的政黨已經有能力讓公眾相信它的選民完全支持它的主張。

我們可以傾向于將這一群體看作一個以非自然方式集合的團體——它建立在本能的沖動之上，選民擁有相同的意見，但這種意見是外界強加的，它不是建立在共同思考出的利益訴求或者在實踐指導下產生的意見之上的，它更多地涉及一種充滿敵意的世界觀（反對外國人）而不是一種政治理念（對抗統治階級）。但這一群體仍然通過共同投票給某一政黨的方式形成了一個團體，過程中，這一政黨利用了他們的投票（在選民的允許下），選民則利用他們選擇的表達方式來讓社會聽到他們的聲音。

無論怎樣，我們應該研究在何種情況下，選票只能更多地被解釋為（對于所有選民均適用）對于所選擇的政黨或候選人所提出的政治主張或計劃只有部分的，或間接的認同。當母親投票給勒龐時，我問她為什么要投票給一個反對墮胎權利的政黨，因為母親曾經墮過胎，母親對我說:“ 這兩件事沒有關系，我并不是因為這個才投票給她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如何選擇那些自己在意的因素并因此確定自己的選擇，而無視另外一些因素呢？也許最重要的是感到自己和這個群體被代表了，哪怕這種代表是不完整、不完美的，也就是說，他們通過支持一些人，從而感到自己也被支持了，他們通過投票，通過那一果斷的投票行為，感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存在并擁有一席之地。

這兩種對立的政治景象（投票給共產黨或是國民陣線）， 這兩種將自己建構為政治主體的方式，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解方式及社會的分裂之上的。（在不同的時間節點，這兩種方式可以同時存在于同一個體，但除了時間因素，當我們處于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日常生活結構中時，也會出現這種情況：當我們在工廠中感受到共同行動的力量，或是因為感受到他人的競爭而要保護自己的職位，或是當我們去學校接孩子時感受到自己處于一個非正式的家長關系群中，或是當我們因為社區發生的事情而被激怒......不同的情形會影響我們的判斷。）這是兩種相反，或者至少是相異的、使社會事實顯現以及影響統治者政策的方式，但兩者并不總是完全相互排斥。這就是為什么不管國民陣線的選民之間有著多么持久和讓人錯愕的聯盟關系，這些選民中的一部分（只有一部分）并不是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在或近或遠的將來支持極左政黨。這當然不意味著極左黨派會變得像極右黨派一樣，而一些想要維護自己對“合理的政治”解釋權的人卻將所有不符合他們定義的觀點和自我表達都指責為“民粹主義”，他們急迫地指控極左黨派會成為極右政黨， 但這一指責只能反映這一事實：當面對他們眼中的“人民的不理智行為”，也就是他們認為不符合自己的“ 理性”和“智慧” 的行為時，他們并不理解階級是什么。變化的不是黨派，而是選民群體（工人階級、平民階級），一旦大環境（國內環境、 國際環境）發生變化，他們可能會通過投票的方式徹底改變自己在政治這盤大棋中的位置，從而歸入另一“歷史集團”，與其他社會群體結合。但也許這種重新組合的發生會伴隨一些如罷工、社會運動等形式的重大事件：因為人們無法輕易解除一段他們在精神上依附已久的政治歸屬（無論這種歸屬是穩定還是不確定的），而且人們不能在一天之內便建立起另一種歸屬， 也就是另外一種與自己和他人的關系、另一種世界觀、另一種生活主張。

（本文選摘自《回歸故里》一書，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