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逐漸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國內勞動力市場受國際貿易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作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對外貿易在增加就業的過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貿易自由化和就業的關系也成為國際經濟學研究的焦點。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進入全新的貿易自由化階段，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對華實際有效關稅稅率均出現不同幅度的下降。與此同時，中國就業總數從1995年的6.8億人增長至2017年的7.8億人。

據此，貿易自由化會對中國國內就業產生怎樣的影響？中國長期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建設開放型經濟體制，貿易自由化過程中關稅下降對中國的國內就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抬頭的背景下，中國國內就業會受到怎樣的沖擊？

本研究通過構建一個包含中間品貿易、最終品貿易、行業異質性和投入產出關系的模型，最終量化了2000至2014年間中美兩國雙邊關稅的變化對中國國內就業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2000至2014 年間，中國制造業出口增長總共使得中國國內就業水平提高了約3.34%，其中對就業水平影響最大的前三個行業為計算機、電子和光學產品行業，紡織品、服裝和皮革制品行業，機械設備行業。這三個行業出口的增加分別使得中國國內就業水平提高了約0.82%、0.48%和0.38%。中國的出口增長有力推動了國內就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個有效的手段。

美國對華制造業關稅的下降總共使得中國國內就業水平上升了約0.005%。分析可知，美國對華制造業關稅的變化對中國國內就業水平的影響較小。

中國對美制造業關稅的下降總共使得國內就業水平上升了約2.7%。中國對美紡織品、服裝和皮革制品，計算機、電子和光學產品以及電氣設備等行業關稅的下降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相關行業內銷產生“擠出效應”，但由于中國存在大量的加工貿易，更多、更便宜的進口中間品可以有效促進國內就業。

其中，中國對美食品、飲料和煙草制品行業關稅的下降使得國內就業水平上升最多，約為1.83%。中國對美機械設備，化學、化工產品等行業關稅的下降對相應行業內銷的“擠出效應”較強，其中對美機械設備行業關稅的下降使得國內就業水平下降最多，約為0.13%。

中國對美制造業關稅的變化對中國國內就業水平的影響較大，且各行業敏感性指標呈現正負兩種狀態。中國可以對特定行業采取針對性的貿易政策，從而較為有效地應對美國保護主義和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暴發，提升國內就業水平。

[本文原題“貿易自由化與就業水平——基于結構模型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原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作者王孝松、張憶濛、田思遠。]

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環境規制與工業污染排放

隨著全球價值鏈的深化拓展，跨國生產網絡將商品生產地和消費地分離，由此產生的中間品貿易在全球范圍內快速增長，已經占據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二以上，與此同時，工業污染排放也隨之發生國際轉移。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憑借勞動力、土地、環境成本等優勢逐步嵌入全球價值鏈和生產網絡，以加工貿易方式為代表的中國中間品貿易發展至今，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方式，并占據了全球簡單價值鏈的核心地位。

但是由于資源稟賦和環境規制水平的差異，以經濟利益為優先、粗放式的中國中間品貿易發展伴隨著愈發嚴峻的工業污染排放問題。《中國制造2025》明確提出要從源頭根治工業污染，實現綠色制造、綠色發展。因此，如何實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高質量發展的同時降低工業污染排放水平，是當前亟需解決的重要現實問題。

那么，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發展對工業污染排放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嚴格的環境規制水平能否實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與工業減排的“雙贏”局面?

本研究基于2004至2014年間中國30個省份14大類制造業的地區-行業維度數據，考察了全球價值鏈分工下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環境規制對工業二氧化硫污染排放的影響效應。在總效應分析基礎上，還檢驗了地理區域和行業污染密集度差異對分析結果的異質性影響。   

本研究發現：（1）總體上來看，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和環境規制對工業污染排放有顯著的負向效應，即隨著環境規制水平的提高，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工業污染排放水平; （2）在環境規制條件約束下，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的污染排放效應在地理區域和行業污染密集度上呈現出顯著異質性。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東部地區和非污染密集型產業具有顯著的負向效應，但對中西部和污染密集型產業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效應。

（本文原題“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環境規制與工業污染排放”，原載《宏觀經濟研究》2020年第6期。作者黃娟。）

貿易自由化與制造業勞動力資源錯配

要素資源有效配置對于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會依據市場規律流向邊際產出價值更高的企業獲得更高的報酬，從而各生產部門的要素邊際產出價值相等，實現社會總產出和總福利最大化。

但由于中國整體改革的漸進模式，各地區的市場化不完全性使得生產要素在各部門之間的分配不能按照邊際產出價值相等的原則進行，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源的錯配。例如，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行為阻礙了資源再配置的完成，使得高效率企業在兼并或擠出低效率企業的過程中存在障礙。進而受保護的非效率企業集中了過多的資源，要素的邊際產出價值較低，而此時要素邊際產出價值較高的高效率企業的規模經濟受到抑制，勞動力沒有能夠按照市場規律實現跨部門流動，總產出存在效率損失。

已有研究表明，勞動力錯配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向效應最高可達18%。而如果中國整體的資源得到了有效配置，1998至2005 年間的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可提高86.6%至115% 。

因此，如何改善中國勞動力資源錯配成為了擺在我們面前的核心課題。已有大量文獻從中國生產要素改革方面進行研究，也有部分學者基于對外開放（要素資源跨國流動）的角度給出答案。而重點關注貿易開放影響制造業勞動力資源錯配的文獻卻不多見。事實上，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下，對外貿易體制與本國生產部門的市場競爭環境和資源配置狀況有著密切關聯，研究對外貿易體制是了解中國制造業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另一個理想窗口。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無疑是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里程碑式事件。本研究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個理想的“自然實驗”框架下，通過構造模型，重點探討貿易自由化對制造業勞動力資源錯配的改善作用。

本研究發現：（1）最終品與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均顯著降低了制造業行業勞動力資源錯配的程度，相比于最終品，中間品關稅削減帶來的影響更大；（2）最終品貿易自由化的促競爭效應和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的中間品進入效應，是通過促進市場份額在高效率與低效率企業之間的轉移、增強企業的優勝劣汰機制來實現對勞動力錯配的改善效果的；（3）地區的市場化進程能夠強化兩種貿易自由化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影響，即市場化程度越高，貿易自由化的勞動力資源錯配改善效應越大。

如上所述，本研究為當今特殊背景下理解“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開放”的深刻內涵提供了新的經驗證據，也蘊含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啟示，即：對外開放可以是國內市場化改革的有力補充。

（本文原題“貿易自由化是否改善了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力資源錯配”，原載《世界經濟研究》2020 年第9 期》。作者周申、海鵬、張龍。）

貿易自由化與個體幸福感

經濟學的本質在于面對稀缺資源時各類主體如何通過最優決策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對微觀個體而言，其選擇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增進幸福感。幸福感作為“隱藏的居民財富”正日益受到現代社會更多的關注。

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推動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措施， 積極落實降低關稅舉措，全面推進貿易自由化進程。2018年11月召開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也彰顯了我國進一步降低關稅、擴大進口規模的決心。通過逐步實施一系列降稅措施，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降至7.5％。貿易自由化的影響已滲透到包括生產和消費在內的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對生產者福利和消費者福利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在此背景下，十分有必要對貿易自由化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的影響關系進行探究。

現有關于幸福感的研究文獻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第一個層面是關于個體特征對幸福感的影響，包括性別、年齡、教育、婚姻、健康、收入水平、住房、子女性別等因素；第二個是考察社會及宏觀經濟特征對幸福感的影響，包括公共教育投入、互聯網使用、收入差距、機會不均、綠色發展、政府、外商直接投資、國有企業改革等因素。

圍繞貿易自由化的福利效應，國內外學者多是在異質企業和異質個體框架下進行研究。這些研究均未能揭示近年來以進口關稅水平下降為標志的貿易自由化對微觀個體幸福感的影響及作用機制。

本研究利用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CLDS），就地區貿易自由化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總體影響、不同區域、不同收入群體及城鄉間差異影響展開系統研究，深入分析其作用機制。

本研究發現：（1）整體而言，貿易自由化政策的實施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2）貿易自由化對東部地區、農村、中低收入人群幸福感提升作用效果微弱， 對中西部地區、城鎮、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提升效應明顯；（3）貿易自由化主要通過緩解城鄉收入差距、降低通貨膨脹水平等渠道，間接作用于居民幸福感。

（本文原題“貿易自由化會讓人感到更幸福嗎”，原載《現代經濟探討》2020年第5期。作者陳明。）

貿易自由化與個體創業

創業決定了經濟體中民營企業的數量和市場活力，創新創業的高質量發展有利于緩解社會就業壓力和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僅四十年時間，中國民營企業數量就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0萬戶增加至2017年的2726.3萬戶。2018年中國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達1.84萬戶，全年新登記企業數比上年增長10. 3%。而伴隨民營企業數量迅猛增長的是中國開放程度不斷加深，貿易壁壘不斷下降。中國進口產品的加權最惠國關稅從1992年的32. 17%下將至2017年的4.89%，降幅高達84.8%。

私營企業數量增長和貿易開放程度加深展現的同步性是否意味著兩者間存在必然的聯系呢? 基于亞當·斯密的經典結論推斷，貿易開放會使得市場規模擴大和社會分工深化，這顯然會給潛在創業者提供更多的創業機會。這一簡單分析似乎預示著貿易開放會促進創業。

部分學者分析了信貸約束、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性別等個體特征對創業的影響; 另一部分學者則分析了經濟自由度、社會性別比、行政管制、最低工資、高房價等國內宏觀環境因素對個體創業的影響。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國外的貿易沖擊勢必會改變國內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結構以及市場制度環境，從而影響到個體的行為決策。

本研究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利用2011 年、2013 年、2015 年三年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實證考察了貿易自由化對個人創業傾向的影響。研究發現，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個人的創業傾向，平均而言，樣本省份的貿易自由化程度每增加一單位，個人的創業概率將會增加0. 08個百分點。并且，貿易自由化對不同群體的創業概率存在異質性影響。總體來看，貿易自由化顯著促進了女性群體、低技能群體、16至29歲青年群體的創業傾向。此外，中國的創業主要集中在附加值較低的生活性服務業，如批發零售行業等，創業質量有待提高。

（本文原題“貿易自由化會促進個體創業嗎”，原載《財貿經濟》2020年第6期。作者孫楚仁、王松、江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