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年抗日戰爭期間，日本新聞機構派出記者隨軍報道侵華戰爭可以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和次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第一次上海事變），如朝日新聞社發行的《滿洲事變寫真畫報》、《上海事變寫真畫報》（共兩輯）和大阪每日新聞社發行的畫報《上海事件》。封面上都特別標明了“特派寫真班攝影”或“特派員攝影”。

正如朝日新聞社的主編緒方竹虎在淞滬會戰爆發后所言：“隨軍照片報道是滿洲事變（九·一八）以來的產物，（盧溝橋和上海）事變一爆發，朝日新聞社就派遣了數十名攝影人員和百余名隨軍記者一起奔赴支那南北戰場。那些照片全部聚在一起恐怕倉庫都放不下，隨軍記者的活躍和勞苦，與日清日俄戰役當時相比，會有完全恍若隔世之感，雖然不需要報社的自夸，但就照片報道而言，日清日俄戰爭之時自不必說，即使在歐洲戰爭當時，也是絕無僅有、非常罕見的，攝影者列在軍伍之間，身披槍林彈雨，應能拍到戰場最真實的一面，暴露在前，絲毫看不出攝影者與士兵有哪里不同。實際上我報社已經失去了兩名在前線最勇敢的同事。”

相比于文字類隨軍記者，“寫真班”或“映畫班”的“特派員”更容易在陣前被流彈擊中。從《讀賣新聞社》發行的兩種單行本畫冊之一的封面上可以看到“特派員決死攝影”的副標題，該寫真帖的前言里寫道：“盡忠的皇軍推崇‘一死報國’，我記者崇尚‘一死報道’。”

1937年10月下旬發行的《日支事變畫報 上海戰線》封底（見下圖），圖中戴白帽者即為《讀賣新聞社》攝影部部長真柄，除用照相機拍照外，他曾使用攝影機在淞滬戰場的最前沿陣地近距離拍攝激烈的戰況。

事實上，當全面侵華戰爭一開始，日本的多家主流媒體迅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華北和上海的戰場前線進行隨軍報道，并不是自發的“報國”行為。輿論動員作為日本的總體戰戰略的重要一環，在淞滬會戰爆發后不久又有了進一步升級。1937年8月24日，近衛第一次內閣通過了《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實施綱要》，推行“舉國一致，盡忠報國的精神”，繼而“實行徹底的國民實踐”，國家對新聞輿論的引導和管控成為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助推器和對內騙取國民理解與支持的穩定器。同年9月，陸軍省頒布了《報紙登載事項許可與否的判定要領》，其中規定凡是對日軍不利的報道和照片均不得刊載。

充當“新聞報國”急先鋒的紙媒恐怕非東京和大阪的朝日新聞社莫屬，東京日日和大阪每日新聞社也不遑多讓，而東京國際情報社則擔負了兼向西方國家進行宣傳的任務。接下來，筆者就先以這幾家媒體對淞滬會戰的報道為例，對他們發行的期刊分別做簡要的梳理。

《朝日畫報》之“戰線寫真特輯”

發行所：東京、大阪朝日新聞社。周刊，每冊34頁，定價25錢。

由東京朝日新聞社和大阪朝日新聞社聯合發行。每周一期，用主要篇幅報道侵華戰爭，剩余部分報道日本國內新聞和國際新聞。八·一三上海戰事一開，1937年9月1日發行的《朝日畫報》封面標題“北支戰線寫真”在倉促之間來不及改動，于是該期畫報（特輯第六報）就先把首頁頂端的標題改為“日支戰線寫真”，也首次將華北戰場與上海戰場的報道順序做了前后對調。這些戰線寫真以戰場照片為主，配以少量的新聞專稿，如第六報中的《海軍空襲部隊的猛斗》和第七報中的《戰線特別通信——戰火中的上海戰線》。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戰爭宣傳的效果最大化，朝日新聞社鼓勵讀者把《朝日畫報》之戰線寫真特輯用作“皇軍慰問品”，寄送給“陸軍恤兵部”或“海軍恤兵部”，用《朝日畫報》充當紐帶，把日本國內的讀者與前方士兵及其家屬聯系起來，這一做法首見于報道侵華戰爭的日刊。

《朝日畫報臨時增刊》

發行所：東京、大阪朝日新聞社。半月刊，每冊34頁，定價25錢。

東京和大阪的朝日新聞社為了更系統、全面、深入地跟蹤報道上海和華北的戰事，在《朝日畫報》周刊之外，還同步出版了《朝日畫報臨時增刊》的半月刊，通篇報道中日戰事，不兼顧日本國內新聞和國際新聞。這樣，朝日新聞社就可以同時通過兩份期刊對侵華戰爭做滾動宣傳。

作為增刊，為避免與正刊重名，把“戰線寫真”換成了“事變畫報”，期號從第幾報改為第幾輯。其中，第一、二輯名為“北支事變畫報”，編輯第三輯時因上海開戰遂更名為“日支事變畫報”，從第四輯起定名為“支那事變畫報”。

相較其他的日本報社，朝日新聞社派出了更多的文字記者，所以報道更有深度，不全憑戰場圖片抓眼球，每期都有固定欄目：“支那事變日志”，細化到近兩周內的每日戰況，內容最多時占用了接近兩頁的整版。

同時也有深度報道重要戰斗的新聞專稿，例如：

《彈丸雨下，地雷爆發，決死白襷隊一馬當先——敵前上陸先發隊參加》——8月23日發稿

《凄愴！羅店鎮攻略 八日間唯有死斗——永津部隊長的手記》——9月2日發稿

《寶山城攻略的血戰 四勇士決死的城壁爆破》——9月6日發稿

《率先攻占復旦大學——殊勛的谷川部隊》——10月24日發稿

《四行倉庫——八百之敵如囊中之鼠（甕中之鱉）》——10月30日發稿

《蘇州河畔（奏響）的凱歌–煙幕下敵前渡河成功》——10月31日發稿

《杭州灣敵前上陸的壯舉》——11月17日發稿

此外，本刊圖文結合緊密，每篇專稿均伴有多幅戰場圖片，每張圖片旁都給出了拍攝日期和詳細的信息，從第七輯起更加注了“特派員”即拍攝者的名字，這是其他畫刊所未見的。其中，有極少量的圖片標有某某“特派員的決死攝影”（見下圖），應該是在前沿陣地近距離拍攝的激戰場面。

除了上述的《朝日畫報》及其臨時增刊，朝日新聞社在戰時還發行了其他一些非期刊類的衍生品，比如系列專輯：《支那事變寫真全輯》共六冊，于1938年3月發行。“上海戰線”為其中的第二冊。如朝日新聞社的主編所說：“將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照片按戰役進行分類、編輯，讓讀者感到戰線宛如即在眼前的同時，身臨其境地體驗江南的戰塵。”專輯刊物《上海北支戰線美談》第一輯、第二輯，內容有所謂“戰線的勇士座談會”和“上海的敵前上陸座談會”。

《支那事變畫報》

發行所：大阪每日新聞社和東京日日新聞社。旬刊，每冊31頁，定價20錢。

作為日本的全國性紙媒，大阪每日新聞社和東京日日新聞社聯合發行了《支那事變畫報》，其發刊密度僅次于東京、大阪朝日新聞社的《朝日畫報特輯—支那戰線寫真》和《朝日畫報》的臨時增刊《支那事變畫報》。

該刊以圖片和戰局介紹為主，深度報道的新聞專稿較少且篇幅較短。每期的封二都無一例外地刊登上海和華北的戰局形勢圖或戰局介紹。圍繞重要的戰役節點，提供從不同視角拍攝的戰場照片，最典型的例子莫如“白壁之家”攻防戰，畫報用連續18張圖片配以文字對激戰過程進行了拆解。另外，也有不少戰場照片是事后擺拍的，比如“寶山城總攻擊”的爬梯登城照片。再者，該刊還多次展現戰場上的非戰斗畫面，比如日軍士兵在戰斗間隙的休整狀態，野戰醫院的醫護人員，中國軍隊的陣地工事和包括坦克在內的各種落入敵手的武器。為了給侵略軍戴上仁義之師的假面，日本軍人裝模作樣地在鏡頭前“善待”俘虜與村民。

《國際寫真情報 The International Graphic》之“日支大事變畫報”

發行所：位于東京的國際情報社。月刊，每月一號發行。每冊約60頁，定價1元20分。

該刊早在1927年就按照美國法律在加州洛杉磯的郵局注冊為二類郵件，它所針對的受眾應包括英語國家的讀者和日僑。

多數圖片的說明是日、英雙語，凡是橫排的日文，《國際寫真情報》都按照從左向右的閱讀順序排版，與其他日刊相反。封面均為大幅彩色圖片，內頁也多彩色圖片，尤其是慣用對開的兩整頁刊登大幅圖片，視覺沖擊力更強。與其他侵華戰爭主題的日刊相比，《國際寫真情報》的開本尺寸最大，紙張質地更好，售價也最高。兼有少量的關于日本本土和歐洲（德、意）的時事，比如“國民精神總動員大會”，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會面等等。

 《世界畫報》之“日支大事變號”

被國際情報社稱為《國際寫真情報》雜志的“姊妹志”和“普及版”。月刊，每月一號發行。每冊約70頁，定價60分。

該刊部分圖片與《國際寫真情報》共用，比如1937年12月1日發行的第四輯的封面和封底圖片就取自同日發行的《國際寫真情報》的內頁圖片，其中，日軍佩戴防毒面具的圖片說明中誣稱中國軍隊施放毒氣。封面和封底均為大幅彩色圖片，而其他類似期刊（包括《國際寫真情報》）的封底通常為廣告。內容文字全部是日文，沒有英文；因為是普及版，幅面尺寸比《國際寫真情報》小三分之一，價格減半，在日本的受眾更廣。由于這些戰時期刊具有一定的實時性，為防止泄露軍事機密，當刊登的戰場照片涉及地名、部隊名、軍艦名時，一律隱去并用“00”替代。

除了日本各大報社出版的寫真類期刊和單行本以外，日本軍方也有不少自己編印的寫真帖，但基本都是非賣品，其中能看到一些在公開發行的出版物上見不到的戰場照片。例如：

海軍省的《支那事變紀念寫真帖》中有不少航拍照片，鳥瞰“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本部”、中國船舶“黃浦江閉塞”、金山衛登陸、中國軍隊的陣地—黃浦江岸邊陣地、白茆口附近的陣地。

伊東部隊的《支那事變紀念寫真帖》有大量有關淞滬會戰的內容，分門別類地展現了戰役的各個側面，包括攻擊與占領、中國軍隊的各種類型的防御陣地、戰場地圖和全景照片、陣地上的有線電話布置和無線電通訊、野戰倉庫、傷員救治等等。以蕰藻浜戰斗為例，寫真帖不僅給出了從空中拍攝的戰場全景照，還附有蕰藻浜附近（南至大場鎮，北到楊行鎮）的詳細地圖（1：15000）。在戰地攝影中既能看到河岸邊中國軍隊設置的“鐵條網”等障礙物，也有日軍工兵隊的架橋作業。根據書中的分階段作戰進程表可以把握蕰藻浜戰斗的時間節點：

1937年9月25日-10月4日，左岸地區作戰；

10月5日-10月11日，蕰藻浜渡河戰；

10月12日-10月27日，右岸地區作戰并向蘇州河方向“追擊”。

綜上所述，從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出版的寫真類刊物中可直觀地了解到淞滬會戰的方方面面：

戰役進程詳述和戰局形勢圖；

各階段的重要戰斗：諸如閘北巷戰、羅店“白壁之家”、蕰藻浜陣地戰，四行倉庫保衛戰等；

無處不在的戰場：巷戰的街壘工事，野外的戰壕，岸邊的炮臺碉堡等；

多兵種協同作戰：日本海軍（艦載機、陸戰隊和艦炮）和陸軍的協同，步兵和戰車、炮兵、工兵的協同等；

雙方的武器裝備：飛機、軍艦、坦克裝甲車，各種炮，輕重機槍，地雷等；

日本參戰的各軍兵種：海軍：陸戰隊，航空隊，第三艦隊；陸軍：步兵聯隊，工兵聯隊，野戰炮兵聯隊，戰車大隊，通訊隊等

日軍的后勤保障：工兵，彈藥和軍糧的運送，戰場通信，野戰醫院，野戰倉庫等；

日軍的偵察工具：野戰炮兵觀測臺，熱氣球，軍犬；

日軍的單兵裝備：步槍、軍服（海軍陸戰隊與陸軍差異顯著）、盒彈夾、鋼盔、防毒面具、水壺、飯盒、防蚊頭罩等；

遭戰爭損毀的建筑：市政府、大學校園、商務印書館等；

戰時租界內的情況：如銀行、公司在臨街的門窗前堆起沙袋墻；

中國部隊的樣貌：摘引自戰時出版的中國畫刊；

掩飾戰爭罪行的“親善”舉動：日軍的音樂伍長給村民演奏鋼琴，裝模作樣地幫農民干農活、給村民分發食物，假意幫俘虜檢查身體等。

由于不同報社的隨軍記者被派駐到不同的部隊，所以各報社的期刊類畫報所刊載的圖文都各有側重，不會重樣。現在如果將不同報社在同一時段的畫報放在一起比對，很多場景可以相互補充，盡管其中的大部分圖片是根據戰時的宣傳目的而刻意挑選出來的，但多多少少還是能夠從日軍的視角還原出一些淞滬會戰的戰況，比如形式多樣的作戰種類：既有城鎮的巷戰，也有郊區的野戰，不僅有陸上進攻，更有海、空打擊，比華北作戰（北平、天津地區）更立體化和多樣化：除了在華北地區常見的“塹壕戰”和“攻擊戰”以外，還涉及到“市街戰”（如虹口、閘北），“渡河戰”（如走馬塘、蘇州河），“敵前上陸戰”（如吳淞口、虬江碼頭），“空中戰”（如8.14空戰）。淞滬戰場唯一缺少的恐怕就只有“山岳戰”了。――以上作戰種類引自當時讀賣新聞出版的寫真帖。除此之外，日軍還單方面實施了毒氣戰。

比起視覺沖擊力很強的戰場照片，報道中用詞的煽動力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凜然、豪膽、凄絕、悲壯、決死、壯烈、勇猛果敢、疾風迅雷”等等夸耀日軍的詞匯，在文中比比皆是。而對于中國軍隊，則常用“頑強”來形容。大阪每日和東京日日新聞社的《支那事變畫報》第9輯“上海大捷”中對照給出了雙方的陣亡人數：截至1937年10月23-24日，中國軍隊陣亡61700人，日軍陣亡5173人，雙方的陣亡人數比高達近12：1！另據松井石根日記，截至10月28日，上海派遣軍總戰死人數合計6528人（其中有將校295人）。盡管這些數字未必可信，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軍隊在付出了巨大犧牲的同時也重創了日軍。

以上討論的這些戰時刊物的主要受眾包括日本本土居民，在中國的日僑和作戰的軍人，還有美國等國家的海外人士。當年，在戰爭進行的同時，以如此眾多的寫真類刊物進行視覺的“飽和轟炸”并配以文字的極盡渲染，對受眾的情緒影響會產生疊加效應。除了能煽動日本國民的戰爭熱情，增強日本軍部的威勢，某種程度上也會使歐美列強望而生畏。連篇累牘的全方位報道凸顯了淞滬會戰的空前規模和慘烈程度。如果從中國人的視角出發，看到的首先是一座硝煙滾滾、滿目瘡痍的城市，在那些畫報中雖然見不到一個作戰中的中國士兵，但從巷戰的瓦礫堆和日軍“白襷決死隊”的照片中，可以想見中國軍隊曾進行過逐屋逐巷的殊死抵抗。從日本海軍艦炮炮擊陸上目標和日本軍機對地面目標進行狂轟濫炸等照片中，可以想象中國軍隊在沒有海空支援的情況下，是以多大的傷亡代價來頂住日軍連續三個月的進攻。當時的《朝日畫報》在廣告中聲稱那些戰爭畫報值得永遠留存，殊不知所有的暴行都由此留下了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