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張澤紅

快速城市化的東南亞也在快速數字化。

2018年，東盟十國中，26個城市加入了“東盟智慧城市網絡”，而在此之前，新加坡提出了“智慧國家2025計劃”，印尼也宣布了“100個智慧城市”運動。

最初，東南亞數字化的最大推手是各國政府，但疫情后，東盟的智慧城市發展有了新的轉向。世界銀行高級城市規劃顧問法比安·克拉維耶（Fabien Clavier）接受了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專訪，他認為，越來越多數字應用關注更微觀的人，關注人的需求和東南亞特有的都市問題。而在政府之外，許多科技資本正成為新玩家。

克拉維耶正在參與世行的一項研究課題，東盟城市的數字基建與新冠應對，他們將于今年年底發布研究報告。

本文為全球城市對話東南亞觀察系列的第三篇。

澎湃新聞：新冠疫情前，東盟各國已經在推動智慧城市發展，此前的發展重點是什么？

法比安·克拉維耶：疫情前，東盟的許多智慧城市項目都很“大”，試圖改善城市系統管理。比如智慧交通，東南亞是近年來世界范圍內城市化最快的區域，擁堵是許多城市的通病。此外還有電子政務。

疫情期間，我們觀察到了一些變化。此前這些大項目的推手都是政府，出于城市管理的目的，最近幾個月，數字技術更關注人的需求。

誰更急需藥品、通訊、食物，或其他公共服務？很多人暫時失去了生計，疫情后如何恢復？公共衛生危機帶來了次生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越來越多智慧城市解決策略開始以人為出發點。

澎湃新聞：相較于以往“自上而下”的智慧城市項目，疫情期間，東盟的數字技術主要應用在哪些方面？新加坡推出的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之外，還有哪些？

法比安·克拉維耶：這也是我們正在研究的一個課題，東盟城市的數字基建與新冠應對。

據我們觀察主要應用在三個方面，一是接觸者追蹤，二是識別城市中有病毒暴發可能的高風險地區，三是針對疫情后的經濟恢復。

當然，政府仍是最有力的推手，很多項目仍是“自上而下”的，新加坡的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TraceTogether也是由政府力推，并沒有突然轉變成“自下而上”。我想強調的是，人的需求得到了更多重視，政府也需要一些技術支持，更好地分配應急補給和經濟援助，提高效率。

新加坡政府于3月推出了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TraceTogether，6月又推出了一款內置藍牙的微型設備，首批發放對象為65歲以上老年人。圖片來源 TraceTogether官網

澎湃新聞：TraceTogether推出后并未強制安裝，目前下載安裝的用戶數約為240萬，不足新加坡總人口的一半。它有效嗎？

法比安·克拉維耶：TraceTogether并未強制所有國民下載安裝，有媒體分析了安裝率不足的原因，數據與隱私安全并不是人們最大的顧慮，這款應用程序并不會記錄人的GPS位置數據。但它的設計存在缺陷，比如需要保持開啟狀態，耗費手機電量。

此外，它存在一定的強制性，所有住在外籍勞工宿舍的外籍勞工都必須安裝。這非常重要，外籍勞工宿舍一度成為新加坡疫情的暴發地。新加坡在初期忽略了這個盲區，但迅速控制住，避免引發更大范圍的社區傳播。（編者注：新加坡人力部于6月表示，6月19日前，外籍勞工的雇主必須確保所有的外籍雇員下載并安裝TraceTogether，這將與外籍勞工的簽證掛鉤。 ）

澎湃新聞：一些弱勢群體并沒有智能手機，比如老年人，數字鴻溝是否也是安裝率不足的原因之一？6月，新加坡也推出了面向老年人的接觸者追蹤設備TraceTogether Token。

法比安·克拉維耶：數字鴻溝也是智慧城市面對的常見問題之一。

TraceTogether Token就是應對數字鴻溝提出的一種解決方案。Token是一個微型設備，外觀看起來很像蘋果無線耳機盒，人們可以放在口袋里、包內，或掛在身上。電池電量可以維持幾個月。

這個硬件內也安裝了藍牙，近距離接觸時，它會與裝有TraceTogether的手機用戶或另一個Token持有者交換數據。首批Token發放給了數千名老年人，下一階段可能會開放給更多人群。

但有一點和應用程序不同，如果一個Token用戶確診新冠，他/她需要將Token上交，確診的數據并不會直接通過Token上傳。

澎湃新聞：但并非每個國家或城市都有足夠的財力和資源開發接觸者追蹤程序，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仍在通過傳統的、低技的方式進行接觸者追蹤，也很有效。

法比安·克拉維耶：確實如此。很多國家仍通過人工的方式追蹤確診者的行動軌跡和接觸史，即便是新加坡，人工的方式也并未被完全取代。

但技術還是會提供一些便利。比如世界衛生組織WHO推出了一個名為Go.Data的工具，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可以用于數據收集、追蹤、傳播鏈可視化等功能，進一步觀察病毒集中暴發的熱點地區，并能確保數據傳輸的安全性，這樣的工具也會幫助政府應對突發狀況。這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很有效，柬埔寨就在使用Go.Data。

澎湃新聞：新加坡在推動TraceTogether的過程中，數據與隱私安全并未引發過多爭議，東盟其他國家如何？

法比安·克拉維耶：新加坡有《個人數據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PDPA），近些年也一直在完善數據安全的框架，這是智慧城市的基礎之一。

TraceTogether在推出時，數據使用說明很透明，比如強調不會使用手機用戶的GPS位置數據，收集到的接觸者追蹤數據只會存儲14天，過期清空。

但最近，泰國的掃碼登記程序Mor Chana就引發了爭議。程序的數據使用說明寫得很模糊，而泰國政府在6月時承認，數據不僅被共享給了公共衛生部門，泰國國防部等其他部門也有使用權限。

（編者注：6月，數據安全公司Straits Interactive公布了一份報告，比較了東盟范圍內，各個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的安全性，其中泰國的Mor Chana要求用戶提供更多權限，其中包括9個“危險”權限，包括對攝像頭、GPS位置以及設備和應用程序歷史記錄的訪問權。）

數據安全公司Straits Interactive比較了東盟范圍內，各國推出的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表中列出各個程序要求用戶開放的“高風險”權限。圖片來源 Straits Interactive報告

澎湃新聞：智慧城市技術如何應用于識別城市中的高風險地區？

法比安·克拉維耶：未來城市實驗室（Future Cities Laboratories，隸屬于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與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合作成立的新加坡-ETH中心）在印尼城市孟加錫（Makassar）有一個長期項目。疫情前他們就在研究孟加錫的居住形態和公眾健康狀況，還在試點一些線上醫療項目。

新冠疫情期間，他們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IS）分析孟加錫的城市空間，找出新冠疫情的熱點區域，并試圖弄清疫情與城市密度、非正規居住或其他因素是否存在因果關聯。

孟加錫有很多非正規居住區，比如貧民窟，得益于這項調查，孟加錫政府更有針對性地進行防疫，比如增加清潔消毒設備，增派人員等等。

他們的研究也表明，高密度本身并不是問題，“過度擁擠”（overcrowding）才是。比如新加坡是一個高密度的城市，但社區防疫措施得當，并沒有過高風險，但過度擁擠且缺乏清潔設備的外籍勞工宿舍就成了病毒暴發點。

未來城市實驗室的研究還在進行中。更重要的是在“解封”后，經濟恢復中如何保證安全性，如何應對新的常態——這是所有人都關心的話題。

孟加錫，一位防疫人員正在為居民區消毒。圖片來源 未來城市實驗室視頻截圖

未來城市實驗室的數據顯示，在貧民窟和缺少清潔水源的區域，病毒擴散迅速。圖片來源 未來城市實驗室視頻截圖

澎湃新聞：目前，東盟國家正在利用數字技術恢復經濟，政府之外，科技資本似乎正成為一股新的推動力量。如何看待他們的角色？

法比安·克拉維耶：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點，東盟地區存在了大量非正規經濟。

7月，在世界銀行組織的一場線上討論會上，我分享了一個泰國曼谷的案例，一家名為5Lab的本地IT公司開發了一個交互地圖Covid Tracker（新冠追蹤者）。最初這個網站被用來澄清疫情期間的各種謠言，地圖上可以標記某個位置上的確診者人數，并列出可以確保可信度的鏈接，同時列出了各種虛假新聞和謠言。

等到疫情后期，這個網站又有了新功能。那些已經恢復營業的餐廳和商鋪可以標記出自己的位置和營業時間，失業者也可以免費發布自己的手工藝品，或列出自己可以提供的服務，找渠道打零工。這鼓勵了某個區域內的經濟和交換，特別是非正規經濟的活力。

而一些科技企業走得更遠，比如印尼的獨角獸企業GoJek，疫情之后，他們試圖讓更多小型“夫妻店”上線。新冠疫情正在加速東盟地區中小企業的數字化。（編者注：Warung是印尼語中的夫妻店，這些小型攤販是人們購買食物和日用商品的地方。據《雅加達郵報》，小型企業占印尼經濟總量的60%以上，疫情中，科技大公司們正在角力，讓夫妻店數字化。）

澎湃新聞：未來，東盟地區的智慧城市建設還有哪些值得關注？

法比安·克拉維耶：一是我們前面談到的數字鴻溝，東盟范圍內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差異很大，很多地區尚未被網絡覆蓋，這需要基建的投入。

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仍是基礎性的問題，需要有框架來約束技術的應用。

我認為，疫情后智慧城市已經找到了新的面向，它可以被用來識別城市的不平等。新冠并未就此結束，貧民窟、非正規居住空間、外籍勞工宿舍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病毒暴發點，長久來看，我們需要更具包容性的設計和政策。

當然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東南亞還面臨氣候危機，疫情和經濟之外，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這些仍是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