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陶寺遺址與陜西石峁遺址，是4000多年前分處南流黃河南北兩端的臨汾盆地和河套地區的兩大遺址。隨著石峁與陶寺考古新發現的不斷披露，對二者的對比研究以及關于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多元性的再反思等相關學術問題也在不斷推進。“黃河文明的標識——陶寺和石峁的考古揭示特展”正在山西博物院展出。展覽何以就石峁和陶寺兩處遺址進行對比展？石峁是否為黃帝居所？陶寺是否就是堯都？

山西博物院策展團隊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6773257.com)采訪時表示，“石峁與黃帝或舜有關這一說法在考古界并不是主流觀點，而陶寺遺址與史籍所載的‘堯都’十分契合。希望通過陶寺、石峁這兩個近幾年在國際考古領域具有很高知名度的考古遺址，揭示黃河文明在中國早期文明形成過程當中的重要地位。”

 雙面人面石柱 石峁遺址出土

從距今4300年前開始，黃河中游晉陜大峽谷兩岸，河汾之東，陶寺人夯土建都。而在陜北高原，石峁人砌石筑城。

“這兩座城既有關聯，也有區別。”山西博物院副院長張慧國此前表示，陶寺遺址為夯土城，而石峁遺址是石頭城，筑城風格亦不同。在禮樂制度方面，其共通之處是都通過陶器和玉器之間組合的方式呈現，從中能看到中國早期城市的雛形，而國家就是從城市逐漸擴展出來的。他介紹說，選擇“黃河文明標識”這一展覽主題，是希望通過陶寺、石峁這兩個近幾年在國際考古領域具有很高知名度的考古遺址，揭示黃河文明在中國早期文明形成過程當中的重要地位。

1984年陶寺遺址發掘現場 

石峁遺址皇城臺發掘現場 

對于陶寺遺址，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的蘇秉琦曾說，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歷程中，作為帝堯陶唐氏文化遺存的陶寺文化，構成一個偉大的歷史豐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偉則認為，石峁遺址石破驚天的發現， 確定了石峁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在中國北方地區的核心引領作用。山西陶寺遺址與陜西石峁遺址，雙城并峙數百年，土城恢宏，石城巍峨，人口密集，規劃井然，社會分工明確，初現王權和禮制，以及中國早期國家基本面貌。陶寺與石峁，隔河遙望，南北呼應，在交流與碰撞中，共同推進了中華文明一體化格局的形成，成為黃河文明的顯著標識。

據山西博物院公布的資料，此次展覽在時間框架上確定為龍山時代，空間范圍上鎖定為黃河中游。根據展覽內容和展廳形制，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帝堯之都”主要展示陶寺遺址出土文物，并以文化相近的臨汾下靳墓地和芮城清涼寺墓地文物輔陳；第二部分“王者圣城”主要展示石峁古城文物，并以天峰坪東遺址和碧村遺址文物作為石峁古城文化的重要補充，以蘆山峁遺址文物作為連接陶寺和石峁的重要節點。據悉，此次展覽是石峁遺址正式發掘以來首次大規模的展出。

明代刻本中的帝堯像
 

對話山西博物院策展團隊

澎湃新聞：對石峁遺址的認識，有的學者認為可能與黃帝或舜有關，陶寺遺址則被認為與堯有關，作為策展團體怎么看？在展覽中有沒有呈現這樣的一種觀點？

山西博物院策展團隊：在策展過程中，策展團隊也注意到了石峁與黃帝或舜有關這一說法，但是在考古學界，這一提法還不是主流觀點，僅僅處于猜測階段，所以我們用了“王者圣城”的提法。

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 

在陶寺部分，策展團隊直接使用了“帝堯之都”提法。這樣的提法，是有較為明確的證據的。陶寺遺址的歷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內涵、規模等級、文明程度等，與史籍所載的“堯都”十分契合，學界普遍認為陶寺就是堯都。而陶寺出土文物朱書扁壺上的文字，對佐證陶寺是堯都也有重要作用。展覽中，在觀象臺復原場景的圖版上，也直接點出可能與帝堯“敬授人時”有關。

澎湃新聞：中國早期文明考古的對比展比較少見，這次展覽的緣起是什么？為什么選擇石峁和陶寺進行對比？

山西博物院策展團隊：這次展覽的緣起，是積極響應中央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講話精神，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河汾哺育的晉南地區和大河流經的陜北高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深入挖掘黃河文化，打造精品展覽，對于構建黃河流域的文化標識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山西省黃河、長城、太行三大板塊旅游發展總體規劃》和《游山西 讀歷史》文化強省戰略，山西博物院試圖通過展覽對黃河文化進行研究，對黃河文化文物進行梳理，策劃一系列有關黃河文化的展覽。

彩繪陶壺 新石器時代 高24厘米，腹徑13厘米 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在具體的展覽主題選取上，策展團隊根據山西歷史時期的幾個亮點，調查了山西博物院現有館藏，并結合當下的學術熱點和最新的考古發掘成果，最終確定了圍繞陶寺和石峁這個切入點。

石峁遺址是21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考古新發現之一,引發了學術界關于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對于探索早期國家形成具有重要啟示意義。這次展覽也是石峁文物第一次大規模展出。陶寺遺址近年來對宮城的發掘，最新成果也層出不窮。兩個遺址所表現出來的文明高度，都已進入早期國家階段，處于廣域王權國家出現的前夜，是中華文明進程中的重要節點，一個是中原文化的代表，一個是北方文化的代表，通過一個展覽將兩者展現給公眾，可以體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特征。

澎湃新聞：既然定為比較研究展，那么這次展覽具體是從哪幾個方面進行比較，除了器物的比較，有沒有考古研究中揭示的風俗習慣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比較，比如早期的精神圖騰等。

山西博物院策展團隊：陶寺和石峁，是“古國時代”最亮的兩顆星。他們首先是不同的兩大集團的中心，從考古發現來看，其表現的文化面貌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展覽中從城址、玉器、銅器、禮樂器、陶器等等方面表現兩者之間的不同。

彩繪雙耳罐 陶寺遺址出土 

在精神的層面，陶寺社會“禮制初成”，更加重視禮制的建設。展覽中，策展人用禮樂器、玉器、彩繪陶器等器物強烈的表達這一觀點。石峁遺址出土中的陶鷹、藏玉于墻、殺戮奠基、卜骨的大量出現，表現的是石峁人對宗教的重視。兩者之間在文化內涵上有著很大的不同。

 彩繪龍盤 陶寺遺址

陶寺最主要的器物是龍盤，而石峁很重要的一件陶器是“陶鷹”。龍盤是王權的象征，陶鷹是神權的表現，這也是這兩個遺址精神文化的具體比較的地方。在玉器部分，陶寺玉器最重要的反映禮制文化，而石峁更重要的是反映“藏玉于墻”的行為。

 玉神面 新石器時代 長6.5厘米，寬3.3厘米 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澎湃新聞：石峁和陶寺兩種文明的交流和內在邏輯在考古中有沒有發現相關的證物，此次展覽有呈現出來嗎？

山西博物院策展團隊：這次展覽中，用了很多圖版表現兩者之間的聯系，比如石磬、土鼓、骨簧、石廚刀等等。

 蛇紋鬲 石峁遺址出土

在展品中，陶寺部分所展出的陶鬲，就是受石峁文化影響出現的。陶寺日用陶器在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都有變化。早期流行的炊器以釜灶為主，中期陶器中突然出現陶鬲，表明了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石峁文化對陶寺文化的強烈滲透。陶寺晚期的器物組合中，鬲的比例逐漸提高，顯然石峁文化的影響仍舊持續。陶寺、石峁兩大集團不斷的交流與借鑒中，呈現出一體化趨勢，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展覽現場復原的觀象臺場景 

澎湃新聞：這次展覽的展陳方式有什么特點，重點展品又有哪些，能否具體介紹一下？

山西博物院策展團隊：這個展覽，圍繞著兩座中心城址展開，表現陶寺和石峁兩個集團之間的碰撞與融合。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展覽將兩者的聯系多體現在內容的編排上，區別多安排在形式的表達上。放棄以前單純的器物對比，運用更加宏大的敘事與對比模式，形成以點帶面、個性與共性并重的展陳思路，從而達到透物見人、以物論史，講好一個故事的目的。

銅蛙 陶寺遺址出土 

銅刀 新石器時代 長8厘米 陜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石峁遺址出土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陶寺部分的重點展品主要有龍盤、朱書扁壺文字、玉神面、玉琮、銅蛙、圭尺，彩繪陶器等等。石峁部分的重點展品主要有石峁人像、壁畫、骨簧、石范、銅刀、骨針等等。

綠松石腕飾 下靳墓地出土 

澎湃新聞：這樣的展覽對梳理黃河文明有很大的意義，結合這次展覽，策展團隊還做了哪些工作，讓公眾更好的理解黃河文明的起源？

山西博物院策展團隊：在展覽宣傳上，圍繞展覽主題，在宣傳上從講座、沙龍、研討會、研學、文創開發等多渠道出發，面向各類觀眾群體，覆蓋整個展期，線上線下配合傳播，以求發揮展覽的最大效應。邀請學界專家，就文明起源、早期國家等課題舉辦多場科普講座、沙龍；利用節假日，開展面向青少年群體的動手體驗、研學游活動；10月中旬，將在山西博物院舉辦以“黃河文明的標識體系”為主題的研討會，召集國內外專家學者深入探討中華文明起源內涵，加強學術成果轉化，推動文化遺產傳承利用；研發推出飾品、家居生活、文具、紀念章等4大類文創產品近20款，讓黃河文化走進千家萬戶。

釜灶 陶寺遺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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