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彩無限的金斯伯格大法官

2020年9月18日，廣受愛戴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享年87歲，白宮下半旗志哀。金斯伯格是聯邦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法官、第一位猶太裔女性法官，哥倫比亞法學院歷史上第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就在去世前幾日，金斯伯格曾對孫女Clara Spera表示，她最熱切的愿望是“自己不會在新總統上任前被取代”。目前美國最高法院由5名保守派大法官和四名自由派大法官組成，特朗普很可能會指派一名保守派法官取代自由派大法官之一的金斯伯格的空缺，美國最高法院的平衡將進一步被打破，這將對未來美國政治產生深遠影響。

近年來，金斯伯格大法官儼然成為了代表女權主義的流行偶像，2015年出版的傳記《異見時刻 : “聲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Notorious RBG：The Life and Times of Ruth Bader Ginsburg）大受歡迎便是明證之一。隨著#MeToo等反性騷擾運動的開展，金斯伯格的人氣和影響力與日俱增。2018年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提名的紀錄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RBG》和講述其人生經歷的傳記電影《性別為本》（On the Basis of Sex）更是讓她變得家喻戶曉。

《異見時刻》一書的作者之一依林·卡蒙（Irin Carmon）于9月18日在《紐約雜志》（New York Magazine）發表了“光彩無限的金斯伯格大法官”（The Glorious RBG）一文，對金斯伯格的生平和法律遺產進行了深情追憶。

卡蒙直截了當地說，只有像金斯伯格一樣固執專注、熱愛工作的人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作為一名女性，她在歧視和失去面前幸存了下來；作為一個律師，她迫使憲法承認女人也是人；作為一位法官，她鼓舞了數百萬異見者。然而，這些成就了她的品質同樣造成了今日悲劇性的諷刺：一位有著根本的樂觀想象、相信人（尤其是男人）可以變好的女權主義者可能很快會被一個最討人厭的厭女者取代；一名長期以來將機構的利益和合法性至于自己的迫切愿望之上、宣揚緩慢的變革可以避免反彈的律師和法官，活得足夠久以至于見到特朗普和聯邦主義者協會（Federalist Society）將虛飾于法院之上的一薄層合法性撕掉。在2013年關于選舉法案的那份為她贏來“臭名昭著的RBG”的昵稱的不同意見書中，金斯伯格為馬丁·路德·金的名言歷史的弧線終將彎向爭議加上了一個附加條件：“如果以堅定的獻身精神保證這項任務的完成”。她曾經獻身于此，但現在她的工作不僅沒有完成，還面臨被毀掉的危險。

魯斯于1933年出生在布魯克林，她恬淡寡欲的性情是童年時期在一所帶著“死亡的氣味”的房子里鑄成的。在她兩歲時，唯一的妹妹死于腦膜炎。母親西利婭·貝德（Celia Bader）在她高中畢業的前一天死于宮頸癌。酷愛讀書卻把自己在血汗工廠里賺來的錢用在了兄弟的教育上的母親偷偷給金斯伯格留下了大學學費和完成她被剝奪的人生的遺愿。

在康奈爾大學，魯斯看到她認識的人，其中很多和她一樣是猶太人，因為麥卡錫主義而失去了一切，而出于一個家境貧寒的女孩實際的考慮，她注意到律師既有信念，又有一份職業。她后來經常回憶，當她和她的同學、后來成為她的丈夫的馬蒂·金斯伯格初遇時，他是唯一一個喜歡她的聰明頭腦的男孩。卡蒙認為這是謙虛的自夸，因為魯斯美極了。

如果說她對于程序和秩序有所執迷，這是由戰后自由主義的一種普遍信念所塑造的，即運轉良好的機構可以提供中立的壁壘，從而避免過去的暴行重演。她從一開始就討厭不公和歧視，但在早期生活中，她的回應通常是沉默的忍耐。當馬蒂入伍時，她在俄克拉馬州社會保障辦公室辛苦工作，卻因懷孕而被降職（他們稱之為產假，但是不帶薪的強制性的）的時候，她沒說什么。在哈佛法學院，當院長無恥地問班上的9位女同學憑什么占據男性的位置時，她謊稱自己想要做一個更好的妻子。在法學院的第三年，馬蒂被診斷出睪丸癌，她咬緊牙關一天只睡兩小時地照顧他并幫他做功課保證他能按時畢業。等馬蒂痊愈全家搬到紐約，她無視了那些緊閉的門、得不到回復的工作申請和三重劣勢身份：“女性、母親、猶太人。”轉機來自于一份沒有男性愿意做的工作，寫一本關于瑞典民事訴訟的書。在瑞典，她第一次獨立生活，并在一次公開辯論中吸納了如果男性不改變，女性的解放便無意義這一觀點。回到美國后，她拿著低薪在羅格斯大學教法律（院長告訴她馬蒂的薪水很高），并穿寬松的衣服隱藏第二次懷孕直到拿到續約。

紀錄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RBG》劇照。

在卡蒙看來，金斯伯格之所以不愿意（在奧巴馬總統的任期內）提前退休，可能是因為和很多與她同時代的女性一樣，她太晚才得到機會成為自己本應成為的那個人。金斯伯格直到37歲才開始成為后來那個“燃燒的女權律師”。1970年，在一群反叛的女學生的敦促下，她上了第一堂女性與法律的課程，并開始接美國民權聯盟（ACLU）堆積如山的婦女案件。她用一個月時間讀完了圖書館里所有關于女性和法律的內容，發現一個世紀以來法律通過把歧視當作偏袒而將其奉若神明，和她一直以來被告知的一樣。接下來的十年里，她和同事共同成立了ACLU的婦女權利項目，并著手制定依稀那個大膽的法律戰略：改變憲法對性別的理解。

長期以來，左翼女權主義者多蘿西·凱尼恩（Dorothy Kenyon）和酷兒黑人理論家保利·穆雷（Pauli Murray）一直主張性別歧視違反了《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護條款，此前該條款只適用于種族。最高法院從未同意，它和一個世紀前禁止女性當律師的時候沒什么差別，一位法學家說：“女性的至高命運和使命是履行作為妻子和母親的高尚而溫和的職責。這是造物主的律法。”在她呈給最高法院的第二份案情提要中——1973年的弗朗蒂羅訴理查德森案（Frontiero v. Richardson）——金斯伯格冷靜地評論道：“造物主和法學家之間的溝通方式從未被公開。”而在兩年前里德訴里德案（Reed v. Reed）的第一份案情摘要中,金斯伯格不僅引用了凱尼恩和穆雷，而是把她們列為了共同作者。當她在ACLU的同事伯特·諾伊伯恩（Burt Neuborne）表示反對時，金斯伯格表示她不在乎。她后來解釋說，“前代的女性說了和我這代人一樣的話，但她們是在沒有人或者只有極少數人愿意聽的情況下說的。”盡管總是被視作異類，金斯伯格總是說自己是幸運的。她告訴卡蒙：“生在女權主義運動在美國復興的時代并擁有律師的技能，這是我生之大幸。”

幾年后，金斯伯格告訴《與RBG談話》（Conversations With RBG）一書的作者杰弗里·羅森（Jeffrey Rosen）：“那種認為男人的世界中的一小部分是屬于女人的、把她們貶謫到一個狹窄角落的世界觀是有問題的。”金斯伯格接著說道：“我們認為，不要因為某人是男性或女性而刻板地對待Ta。”在成為法官前，她曾在一次晚餐上糾正一名說她為女性解放而工作的客人，她說那是為了女性和男性的解放。這樣的整體框架是樂觀而大膽的，而在整個70年代，她的確既代表被禁止參與公共經濟生活的女性也代表想要照顧孩子卻不被認可的男性提起訴訟。而在自己的家中，她已經實現了這個目標，她的女兒簡曾經說，爸爸負責做飯，媽媽負責思考。

1972年，金斯伯格代表懷孕的空軍護士蘇珊·斯特魯克（Susan Struck）上訴，斯特魯克被迫在人工流產和丟掉工作中做出選擇。金斯伯格向法院寫道：“個人的潛能和平等的機會不受到法律認可的偏見的限制。”也就是說，法律不應該告訴斯特魯克如何做一個女人，也不能告訴她如何感受和應對懷孕。軍方最終改變了政策，案件被駁回，這成為了金斯伯格永遠的遺憾，她本希望通過這個案件確立基于憲法的墮胎權，而不是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那樣基于隱私權，她后來一直批評羅訴韋德案的論據不充分且太過籠統。

女性是理性的、同樣有缺陷的人是金斯伯格版本的女權主義的核心。她最厭惡的是家長主義。1980年，她被吉米·卡特任命為華盛頓特區巡回法庭法官，但10年的建制生活和里根革命也沒有使她變得含糊，1993年的最高法院提名聽證會上當被問其墮胎權時，她即席回答道：“這對女性的生活和尊嚴至關重要，這是必須由她自己做出的決定。當政府為她做決定時，她就沒有被視作一個能夠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成人。”提名她的總統比爾·克林頓曾宣稱，“金斯伯格不能被稱作是自由派或者保守派，她已經證明了她太過周密以至于不能被這樣的標簽所概括”。

剛開始，作為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確實是審慎而深思熟慮的。她最珍視的多數意見來自任職初期，即1996年的美國訴弗吉尼亞案（U.S. v. Virginia）中法庭以7-1的裁決迫使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接收女性學生。她之所以為之欣喜是因為她可以引用自己的案件并在使法院放棄對女性的歧視方面幾乎完成了她70年代時的目標，甚至連她的過去的對手，例如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也站在了她這一邊。然而多數的勝利轉瞬即逝，在十年之內，隨著奧康納大法官退休，在接下來的三年里她成為了唯一的女性法官，她開始在如今的羅伯茨法庭發表尖銳的異見。史蒂文斯大法官在2010年退休后，金斯伯格成為了少數派中最資深的大法官，當羅伯茨法庭開始藐視先例時，她利用這一地位負責撰寫了一些意義最為重大的不同意見書。

標志性的異議假領來自2012年Glamour雜志的年度女性禮包。她打破了在法庭上宣讀異議的記錄，這種迫使所有人聆聽抗議的做法曾經是很少見的，成千上萬的網絡迷因由此誕生。這時候，金斯伯格80歲，她坦然接受了這種關注，但她不止一次告訴卡蒙，她認為無數以她的臉為圖案的紋身太過火了：“為什么要在身上弄一些無法去除的東西？”畢竟，在所有其他身份之外，她還是一位猶太祖母。

美國的“創造難民”

近日，華盛頓美國大學人類學教授大衛·維恩（David Vine）在《衛報》介紹了《創造難民：美國9/11后戰爭造成的流離失所》報告，這是他與美國大學和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項目”團隊一起編寫的一份新報告。根據報告，自從喬治·布什在9/11襲擊后宣布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以來，美軍發動和參與的戰爭估計使3700萬人流離失所，美國應當對此承擔責任。

3700萬流離失所者包括800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以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巴基斯坦、菲律賓、索馬里、敘利亞和也門境內的2900萬流離失所者。流離失所的3700萬人相當于把得克薩斯州和弗吉尼亞州的所有居民加在一起或幾乎整個加拿大的居民趕走。

考慮到即使是最佳統計數字也存在問題，“戰爭成本項目”團隊對3700萬流離失所者的估計是保守的。美國9/11后戰爭造成的真正流離失所的總人數可能接近4800-5900萬——比整個英國的人口還要多。

要說明的是，美國政府并不是造成3700萬人流離失所的唯一原因。英國政府和其他美國盟友也有責任，塔利班、伊拉克遜尼派和什葉派民兵、敘利亞獨裁者巴沙爾·阿薩德、ISIS、 “基地”組織以及其他戰斗人員、政府和行動者也有責任。

2020年2月14日，巴基斯坦北部哈扎娜村難民營的孩子們。

然而，“戰爭成本項目”團隊研究中的八場戰爭都是美國政府負有重大責任的戰爭，他們發起了戰爭（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作為主要戰斗人員使戰爭升級（利比亞和敘利亞），或者通過無人機襲擊、戰場咨詢、后勤支持和其他軍事援助助長了戰爭（也門、索馬里和菲律賓）。在這些戰爭中，流離失所者的總人數是：

530萬阿富汗人，

920萬伊拉克人。

370萬巴基斯坦人。

170萬菲律賓人；

420萬索馬里人；

440萬也門人；

120萬利比亞人；

710萬敘利亞人。

維恩寫道，有些人可能會批評他們的計算中包括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外的國家。有些人可能會批評將敘利亞包括在內（盡管他們的保守方法僅納入敘利亞內戰開始以來累計流離失所者的一半以下）。他們注意到，即使只關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1450萬流離失所者，這一總數也會超過1900年以來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外的任何一場戰爭中的流離失所者。

那些被迫逃離家園的人所遭受的損失是慘重的，流離失所使人們在經濟、心理、社會和情感上陷入貧困。大規模流離失所傷害了收容社區和國家，后者面臨著收容流離失所者的負擔。向歐洲的大規模移民助長了全世界極右運動和種族主義及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這些運動在德國和法國等地策劃了針對難民的攻擊；自2016年以來，歐洲大部分地區阻止難民入境，將人們困在希臘萊斯博斯島等地惡劣的條件中。

美國政府對絕大多數流離失所者置之不理。自2001年以來，美國政府僅接納了來自整個中東的不到34.8萬名難民。相比之下，土耳其目前接納了390萬難民和其他流離失所者。在黎巴嫩和約旦，分別有七分之一和十五分之一的人是難民。近年來，加拿大人均安置的難民數量是美國的10倍以上。在特朗普政府的領導下，在禁止接納來自幾個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的難民和其他移民的情況下，美國的難民接納量已降至接近零。

美國領導人本可以支持更多數量的流離失所者。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以前也曾這樣做。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的戰爭之后，美國政府接納了80多萬東南亞難民。

很多人以為難民是收容國的經濟累贅，但德國領導人在2015年接收了近90萬難民的庇護申請，這不僅是出于與納粹大屠戮有關的歷史義務感，還因為他們明白，在德國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難民是重要的新勞動力。

維恩認為，美國公民有義務修復9/11后戰爭造成的損失，在未來十年內每年至少支持25萬名難民，必須在難民抵達美國后大幅增加對他們的支持。雖然美國是聯合國難民機構——聯合國難民署的最大捐助國，但美國應該將其捐款增加一倍以上，至少達到50億美元（還是個小數目）。英國和其他曾與美軍一起發動戰爭的國家也應該在修復方面做出類似的努力。

那些擔心這種努力的成本的人應該看看美國每年740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它超過了美國排名之后的10個國家的總和。維恩呼吁通過負責任地結束近20年的戰爭和已經成為永久戰爭籌資機器的東西，釋放出更多的納稅人資金。如果美國不考慮其戰爭的災難性影響，如果不從根本上質疑戰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那么無休止的戰爭將不會結束，還會帶來無數的流離失所者。

科技巨頭無法拯救新聞業

近日，Paris Marx在《雅各賓》雜志探討受傷的全球新聞業。

多年來，新聞業的廣告收入一直在下降，新聞工作崗位也隨之減少。而當前的全球流行病更成為一種生存威脅。在大西洋兩岸，媒體公司一直在裁員，英國有超過2000個媒體工作崗位被裁，美國有數萬個被裁。

對于關注媒體行業的人來說，這其中的原因不會讓人感到意外：很多過去給報紙的廣告費都轉移到了數字廣告平臺上，尤其是那些由谷歌和臉書控制的廣告平臺。這一雙頭壟斷控制了美國70%的廣告市場，在英國則控制了超過65%的市場。

越來越多的人呼吁將其中一部分資金重新投入到新聞領域，而澳大利亞正在努力實現這一目標。7月31日，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公布了一份新的新聞出版商與科技巨頭之間討價還價的強制性守則草案，從谷歌和臉書開始。這并不令人意外，澳大利亞政府幾個月來一直在表明，這是政府的發展方向。

2019年，谷歌和臉書在澳大利亞拉來的廣告收入比國內五大媒體公司的總和還要多4億澳元。與此同時，這些科技公司因在澳大利亞繳納低稅率而臭名昭著，與世界上許多其他地區情況相同。

谷歌以公開信的形式回應該守則，聲稱如果該守則生效，其在澳大利亞的服務將“大打折扣”，并在谷歌和YouTube的主頁上打出橫幅，試圖嚇唬澳大利亞消費者。同時，臉書威脅要完全停止新聞內容在澳大利亞的分享，以避免向新聞發布商付費。谷歌此前在歐洲也采用了同樣的策略，在西班牙和法國撤下了谷歌新聞，并威脅要在整個歐盟范圍內撤下谷歌新聞，以應對類似的法律。4月，法國一家法院裁定，谷歌不能簡單地移除其新聞服務，它必須向新聞發布商支付費用。

在澳大利亞，局勢繼續升級，澳大利亞總理在9月7日表示，他的政府不會屈于來自平臺巨頭的“脅迫”。加拿大的遺產部長最近發表聲明支持澳大利亞人，因為希望推行類似的政策，而且可能會有更多的歐洲國家效仿法國。

很明顯，新聞業正在苦苦掙扎，科技公司繳納的稅款也不夠多，甚至美國正試圖擾亂國際社會為全球跨國公司制定新的稅收計劃的努力。但并不清楚，強迫科技公司向新聞出版商付款是不是正確的政策解決方案。

在Cory Doctorow的新書《如何摧毀監控資本主義》中，Doctorow認為我們面臨著一個選擇，如何解決科技巨頭的權力問題：是打破科技巨頭，剝奪他們的壟斷利潤；還是讓他們把壟斷利潤用于治理。不能兩全其美。

Doctorow的觀點是，如果采用第二種思路，或者采用媒體資助模式，就很難真正解決核心問題，即巨頭們從有效壟斷中獲得的權力。所以如果讓媒體的資金依賴于谷歌和臉書的成功，那就很難再拆解它們，取代它們，或者重新思考互聯網更廣泛的構成。這并不意味著媒體不需要支持，也不意味著應該簡單地尋求以某種方式重振廣告模式。盡管聲稱編輯獨立，但廣告商總是對發表的內容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就是為什么那么多報紙都有汽車和房地產版的原因。

目前席卷新聞業的訂閱模式也不是解決辦法。《Current Affrairs》雜志編輯Nathan J. Robinson認為，大多數知名新聞網站的付費墻正在將人們送到福克斯新聞、InfoWars（美國極右網站，充滿虛假新聞）或Guido Fawkes（英國右翼網站）那里，從而毒害公眾話語權。正如他所說，“真相是付費墻里的，但謊言是免費的”。而BBC也不一定能拯救人們，因為它對保守黨的默許度越來越高。

作者認為，相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公共資助媒體的計劃，旨在恢復做更深入的調查報道的能力，可以追究權力的責任，并優先考慮本地新聞業。

Mat Lawrence等人最近的一份關于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議，將頻譜拍賣的收益投入一個基金，以支持地方媒體和新聞業。《沒有新聞業的民主？》的作者Victor Pickard也同樣建議建立一個由一些新稅種資助的信托基金，以支持獨立的公共媒體。

新聞業的未來，尤其是那些不只是追逐點擊率和給出服務于利益的表面分析的新聞業，正處于危險之中。很明顯需要想出更好的方式來資助和組織新聞業，但應該警惕將新聞業的馬車搭在科技巨頭身上。

總而言之，應該對科技巨頭們征稅，打破他們的壟斷，收斂他們的權力，但不應該建立一個基礎設施，讓谷歌和臉書直接向新聞出版商付費。有更好的方式來組織媒體的替代資金模式，更好地服務于公共利益和記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