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仍是中國2.9億多農民工最殷切的歸途。

9月18日，江蘇昆山舉辦的首屆新市民生態建設公益論壇上，眾多學者重新定義了農民工群體，稱之為流動的“新市民”、“城鄉兩棲者”。

《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20》指出，2025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65.5%。即便如此，依然有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鄉愁”在城鎮化進程中“久久不退”。

事實上，這一概念轉換的背后，承載著諸多人口和社會問題，包含人口流動、生產生活、身份認同和人口流動導致的留守兒童、婚戀問題等。

可以說，新市民的生態建設才剛剛開始。論壇的舉辦地昆山，正是一個外來人口眾多，面臨新市民生態建設重任的地區。

究竟，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畫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如何才能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新市民”？這些都值得探究。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畫像：“和以前不一樣”

“201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9億人，人數目前還在增長，但新生代的農民工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敝袊鐣茖W院社會學研究所王俊秀博士稱，新生代農民工發生著新的流動和更迭，“90后”、“Z世代”的農民工已經成為主流。

會上，王俊秀還代表課題組正式發布了《流動的“新市民”：新生代農民工生活與心態調查報告》（后簡稱《報告》）?！秷蟾妗窂纳鐣丝趯W特征、家庭、工作、生活、經濟、社會心態及未來規劃等七方面真實呈現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生存狀況。

王俊秀表示，此份報告和以往不同，以制造行業的藍領工人為主要樣本，立足全國農民工的整體現狀。

基于問卷調查結果，他發現，從基本特征來看，農民工中“00后”的比重也在上升，學歷為大專和本科的比例增加，整體文化水平有所提升。此外，調查對象中超過17%的人屬于城市戶口，真正生活在農村的人口其實不到六成。這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并非全都與城市毫無關聯。

然而，農民工與城市之間的鴻溝，在生產生活、身份認同和人口流動所帶來的留守兒童、婚戀問題等方面依然突出。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從報告獲悉，絕大多數調查對象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在10~12小時之間，每周工作時間在6天左右。從經濟狀況來看，近八成調查對象表示經濟基本獨立，但抵御風險能力較弱，“期待找到更高工資的工作”正是其頻繁更換工作的原因。在生活上，他們對當下的城市生活滿意度也處于中等偏下水平。

城市歸屬感較低，正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從社會心態上與城市的“隔離”。從調查結果來看，近七成的調查對象認為自己是農民工或工人，而非“新市民”或“市民”。

與此同時，澎湃新聞注意到，調查對象中父親或母親曾外出打工的人數高達八成。從留守經歷來看，近四成調查對象有過留守兒童經歷，且在有子女的調查對象中，子女是“留守兒童”的比重最大，占比同樣近四成。

由此可見，農民工人口流動所帶來的留守兒童“代際傳遞”問題，非常明顯。

成為“新市民”的關鍵：更多選擇權和認同感

總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幸福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春光看來，農村流動人口向城市流入易、融入難，從農村離開易、回歸難，關鍵是要彌補城鄉的差距，打通雙向自由流動的通道，讓這一群體可以成為“城鄉兩棲者”。

“其實還是選擇權的問題，當地要保障（農民工）基本權利，比如子女教育問題，這樣他們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王春光說。

人口流動在提升社會活力的同時，農民工群體的需求層次也有了明確的變化。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處副處長唐有財稱，必須要認識到權利主體的變化，“這關乎獲得感的問題，出現困難的時候，他們會找誰來幫助，或者哪個主體幫助更大一點？”基于相關模型分析，唐有財認為，若政府提供了比較好的幫助，那么農民工的獲得感會增加，對政府、對城市的信任度也會提升。

同樣，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新市民產業與創新研究院院長褚榮偉提出，農民工群體融入城市、加強身份認同是一個內升互動發展的過程，必須挖掘他們怎么互動，以及如何和周圍的人和環境互動，還包括和未來的自己如何互動。

“市場化的確可以帶來資源和要素有效配置，但是并沒有去真正幫助我們完成身份信息轉化，寬容的政策和包容性的發展是更重要的?！痹谑袌龌健⒐べY收入等對鄉城移民身份認同的影響方面，褚榮偉為新市民生態建設提供了一個嶄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