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探索模式，而我們這個獎項也不是一個終身成就獎，其目的是獎勵原創性的工作，這項工作真正地改變了我們的知識結構，或者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這個世界。”

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專訪時，“RNA表觀遺傳學”發起人、芝加哥大學講席教授何川談及國內首個民間科學獎項——“未來科學大獎”時，就像在討論自己的一項仍處于進展中的科學試驗，憧憬但又不乏客觀。何川是未來科學大獎科學委員會2020輪值主席。

未來科學大獎科學委員會2020輪值主席、芝加哥大學講席教授何川。

巧合的是，采訪之前的數小時，國際上的另一科學“巨獎”科學突破獎（Breakthrough Prize）揭曉，“NIPT（無創產前基因檢測）之父”、香港中文大學盧煜明教授獲得2021年突破獎的生命科學獎。何川笑言，“盧煜明教授是我們給的第一屆的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的得主，今天他拿到了科學突破獎，就是說我們的鑒賞力也是很好的，因為我們畢竟提前了4年。”

何川出生在中國西部的貴州，1989年從凱里第一中學進入中科大應用化學系學習。其于2000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師從美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的無機化學家Stephen J. Lippard教授。在2年的博士后工作后，何川即受聘任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并開展獨立研究。2008年，何川任副教授，2年時間后升為正教授，并于2014年成為講席教授。

48歲的何川在化學、生物多個不同的子領域間游刃有余，近年來的重心集中于表觀遺傳學研究，是“RNA表觀遺傳學”這個全新領域的發起人之一。所謂的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其研究范疇為生物體從基因型到表型之間存在著的復雜解讀機制，最終目標在于揭開DNA序列解釋不了的生命奧秘。

為什么要研究表觀遺傳學？何川說，“道理很簡單，我們的基因組里面只有大約1.5%是編碼蛋白的，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的不同蛋白數量比以前想的少， 而人體每個細胞每個組織的多樣和復雜性是由基因表達調控來實現的，基因調控至關重要。”

而就非常復雜的基因調控機制來說，何川認為，“相對來講，最復雜的就是表觀遺傳學，它是基因調控一個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情況下它可以遺傳，且受環境影響。”

何川在科學的前沿深耕多年了，他并不吝嗇給予年輕科學家們一些建議。“我現在很愿意跟國內年輕的科研工作者們交談，因為每個人都有沖勁有闖勁，我覺得有時候缺乏一點，就是有一些資深的PI能夠稍微地幫他們調一下方向，提供一些建議，開拓一些新的思路。”

“激勵獲獎人去做更好的工作，得到更好的國際認可”

未來科學大獎誕生于5年之前，是由科學家、企業家群體共同發起的民間科學獎項。由世界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振寧教授作為代表宣布正式成立。

未來科學大獎關注原創性的基礎科學研究，獎勵在大中華區做出杰出科技成果的科學家（不限國籍）。獎項以定向邀約方式提名，并由優秀科學家組成科學委員會專業評審，秉持公正、公平、公信的原則，保持評獎的獨立性。

這項被譽為“中國版諾貝爾獎”的百萬美元級別獎項在華人學者的心中意義非凡。兩年前，全職回到母校任教的北京大學李兆基講席教授謝曉亮這樣評價：“未來科學大獎是來自民間，是國家、政府獎勵科學研究、科技創新的有力補充，民間資本的介入，能使中國對科研工作者的獎勵更加多元化。”

著名化學家、美國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余金權教授則更為激動地表示，“任何一個獎，它的靈魂就是評審，不光是公正，關鍵還有它的準確性還有科學性。”

何川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中國大陸一般都是國家獎項比較多，其實世界上在科學界通行的獎項都是相對獨立于政府的獎項，包括諾貝爾獎，我覺得未來科學大獎作為一個私人捐贈的獎項就有這方面的探索。”

獎項設立至今已經產生了20名獲獎人，獲獎人中包括薛其坤、盧煜明、潘建偉、施一公等知名學者。“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探索模式，它可能最大限度地體現客觀公正，而評獎的科學委員會的委員們都是真正活躍于前沿的一線科研工作者，他們的參與也基本上代表了科學最高層次的一種認可。”

何川同時談到，“這個獎項不是一個終身成就獎，其目的是獎勵原創性的工作，這項工作真正地改變了我們的知識結構，或者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這個世界。我們以前得獎的這些工作，有的是創造了一個新的方法，有的是發展了一個藥物，或者是提供了一個新的科研方向。”

當然，走過5年之際，未來科學大獎依然是“年輕”的。“你說我們這是不是一個國際性的獎項？我覺的還不能說是，還有一段路要走，要比較客觀地看到這個問題。”

不過，這并不代表未來科學大獎在國際上依然籍籍無名。何川感受最明顯的是海外參與這項大獎提名的科學家越來越多了。“我們出去找候選人的評估信，得到的都是非常正面的回應，基本上一次都能拿到十幾封信，我記得開始的時候其實不是這回事兒，所以我覺得大家對這個大獎越來越認可。”

至于如何評判這個獎給得越來越好，何川認為，“我覺得是給得比較公正，真正地激勵獲獎人去做更好的工作，得到更廣泛的國際認可。我想盧煜明教授拿到最新的突破獎，主要是因為他的工作，但是我想我們這個獎可能也有一點點的促進作用。”

“年輕人應該積極做轉化，但為什么是你？”

2020未來科學大獎將三項大獎之一的“生命科學獎”頒給了88歲的張亭棟和96歲的王振義，表彰他們發現三氧化二砷（ATO，俗稱砒霜）和全反式維甲酸（ATRA）對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的治療作用。

談及這項獲獎成果，何川表示，“ 這兩位老先生做的工作是捅破了窗戶紙，因為他們兩位的獨立工作，或者由他們帶領的團隊完成的工作，真正地發現了ATO和ATRA能夠非常高效地治愈APL。”

何川說，在張亭棟、王振義以及后面無數人的工作之前，APL是死亡率相當高的一類白血病，而現在能達到90%的治愈率，“我認為這是改變了世界的工作，尤其對于患者來講，這是生和死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講它的意義是重大的。”

而如果將眼光從APL本身轉向更廣的范疇里，我們會發現這項工作還有著更深遠的意義。“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其實在醫藥上對世界的貢獻是不匹配的。我們知道有屠呦呦先生的青蒿素，ATO和ATRA其實也是另外一個，就是說真正從大中華地區做出來的，對全世界都有很大貢獻的一類非常有效的藥物。我覺得從這一點來講，這兩位老先生的工作在世界范圍內影響巨大。”

96歲的王振義在得知自己獲獎的那一刻表示自己的心情“非常高興”但又“非常憂愁”，其憂愁的一部分源于“年輕人跟上來的不夠”。

和王振義相比，何川要樂觀許多，“國內現在科學的臺階、起點要高太多了，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年輕科研工作者有更多的機會做出這樣的貢獻，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但是我個人非常有信心，如果我們開放的體制不變，積極地融入到世界的科研工作里去，我個人覺得20-30年內，我們會有很多這樣的工作。”

而正如王振義擔憂的一部分，年輕科研工作者的追求應該是什么？在高級雜志期刊上發表論文是不是意味著成功？何川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提及了科學界流傳甚廣的“上書架、上貨架”。“我是在15年前聽中科院吳奇院士最先提的這個說法，當時特別贊同，就是你做的東西能不能上書架、能不能上貨架？上書架就是說你改變了我們的知識結構，你推動人類知識結構的豐富和進步，上貨架就是說你做的東西我們能不能用上，我想這兩點可能是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追求。”

何川同時談到，在“書架”和“貨架”之間實際上并不存在絕對鴻溝，“我覺得在很多層面上，包括政府層面上，甚至在學校層面上，很多管理者覺得做基礎和做轉化是完全不一樣的，其實絕大多數真正轉化的、改變了經濟結構的東西，都是基礎科研突破帶來的。”

他強調，“真正在基礎科研上做的好、做的扎實、做的持久，你才能真正地產生導致整個經濟結構的這種改變，而如果你不在基礎科研上投入大的話，你的所謂轉化的改變往往是很有限的。”

何川對年輕人的建議是非常開放的，“我鼓勵年輕人積極地做轉化工作，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如果沒有自己的絕活、沒有自己的基礎科研的話，為什么是你轉化而不是別人轉化？”

他反復提問，“我覺得你如果有機會應該去嘗試做轉化去改變世界，但是你一定要意識到你能給這個世界帶來什么東西？為什么是你不是別人？絕大部分情況下是因為你的基礎科研做的跟別人不一樣，你的基礎科研做得很扎實，然后你的轉化就順理成章了，相對就容易很多。”

 “科學界一定不能閉門造車”

在何川眼中，中國近幾十年來在科學科研方面的進步巨大，而這種進步將依靠不斷的積累繼續下去。“科研本身是一個積累的過程，要不停的幾十年的跟大家進行交流，要永遠保持這種開放的態度，這樣的話路才能走得遠。”

他也非常遺憾地提及，目前在計算機等領域或許存在著國際壁壘，但是在生命科學上，至少在基礎科研上，他認為還沒有太多的壁壘。“我個人認為大家還是應該堅持，大家還能夠自由交流，我想張亭棟、王振義老師發展的ATO和ATRA療法不但治了中國的小孩，它也治了其他國家的小孩，而國際上這么多的大藥廠的療法也是沒有國界的。”

何川表示，尤其在病毒和細菌感染、癌癥、神經退行性疾病、生態和農業等國際性課題上，“這些都是世界性的問題，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過去的2-3年里有一個現象令何川很欣慰：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愿意將自己的成果在預印本等平臺第一時間公布。“這在過去兩年成了一個主流，如果你去送審，再等發出來就過了一年了，但是你讓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和藥廠的人提前看到，是不是一年內可以多救一些病人的生命？”

在此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除了不同國家之間科學家、藥廠之間的協作，何川同樣提到學術界類似的一點，“大家可能完全忽視了的就是國際化，這么多的文章這么快在網上發出來，任何一個細節，比如這個病人對某個東西可能有問題，文章馬上就出來了，實際上這潛移默化對整個的新冠研究和治療方案的完善都有巨大的意義，大家可能完全忽視了它的意義。”

“大家不可想象的是每個國家都把自己知道的知識放到自己的醫院，不讓別人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何川表示。

中國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年輕科學家表現又是如何？何川說，“其實他們的沖力闖勁都非常大，我現在很愿意跟年輕的科研工作者們交談，因為每個人都有沖勁有闖勁，因為每個人都有沖勁有闖勁，我覺得有時候缺乏一點，就是有一些資深的PI能夠稍微地幫他們調一下方向，提供一些建議，開拓一些新的思路。”

在何川看來，這樣的交流會讓年輕的科學家們避免很多彎路。“我們畢竟干了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能走的彎路我們都走過了。”而實際上這種交流對國內的年輕一輩們難能可貴，“這一點在國內的話可能在一些大的科研院校里頭還好，別的地方稍微欠缺一點，這也可能是中國年輕的科研工作者跟美國年輕的科研工作者之之間的一個小的差距，因為美國的年輕科研工作者能夠近距離地和他資深的同事交流，能夠有更寬廣的視野。”

 “沒有表觀遺傳學，就不用談人的復雜性”

回到科研本身，何川團隊近10年來在表觀遺傳學領域成績斐然，他是RNA表觀遺傳學這個全新研究領域的發起人之一。

談到表觀遺傳學，必須提到該領域里程碑式的1996年。這一年，《自然》等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當年刊發了多項關于組蛋白乙酰化修飾的研究成果。其中，美國洛克菲勒大學分子生物學家C David Allis教授最先鑒定到單細胞真核生物四膜蟲中的組蛋白乙酰轉移酶，還確認了組蛋白乙酰化和基因轉錄激活的相關性。這一突破性發現首次證實細胞核核小體上的組蛋白不僅僅是用作染色質的骨架，組蛋白修飾還能夠調節基因活性，這一發現標志著表觀遺傳學的興起。

在1996年之前，科學界普遍認為遺傳密碼DNA決定生命體的一切。

何川的貢獻之一在于提出RNA修飾也是具有可逆性的，并發現了首個去除RNA上N6-腺苷甲基化修飾(m6A)的蛋白酶。2010年，何川應邀在《Nat. Chem. Bio.》雜志上首次提出了“RNA表觀遺遺傳學”這一新的概念。何川團隊還開發了DNA表觀遺傳學中DNA修飾堿基5-羥甲基胞嘧啶和5-醛基胞嘧啶等的檢測和測序方法。

深厚的化學背景讓何川在生物領域的化學修飾研究方面似乎有著天然優勢。而為什么要做表觀遺傳學？何川表示，“道理很簡單，我們的基因組里面只有大約1.5%是編碼蛋白的，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的不同蛋白數量比以前想的少， 而人體每個細胞每個組織的多樣和復雜性是由基因表達調控來實現的，基因調控至關重要。”想要揭開基因調控的神秘面紗，在何川看來，最復雜的就是表觀遺傳學，“它是基因調控一個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情況下它可以遺傳，而且受環境的影響。”何川將表觀遺傳學視作鮮活生命的“支柱”，“沒有表觀遺傳學，我們就不用談這個人的復雜性了。所以毫無疑問，它在基礎科學和疾病上面都非常重要。”

今年1月，何川及其合作團隊在頂級國際期刊《科學》（Science）上首次揭示了關于RNA的m6A甲基化修飾調控染色質狀態和轉錄活性的重要機制，這不僅刷新了我們對m6A功能的認識，也為研究m6A作用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與研究視角。

“在最近的一兩年里頭，我們發現其實 RNA修飾它最大的一個方向可能也是染色體調控，今年1月的時候發表了這項工作，我想接下來5-10年世界范圍會有大量的科研人員來做這方面的工作，就是說有一個基因被調控的話，你可以有一個表觀遺傳學的DNA修飾或者組蛋白修飾，我們現在發現它旁邊的RNA上面也有修飾可以調控、改變下游的基因表達。”何川總結道，這就意味著RNA的表觀遺傳學在染色體調控上又加了一層，“而目前來講，它的效應看上去跟以前大家知道的組蛋白或者DNA的修飾差不多，甚至還在某種情況下更顯著。”

就目前的研究進展來看，何川認為RNA表觀遺傳學作為一項基礎機制研究，比較成熟的是在干細胞分化領域，而在癌癥上做的人則更多一點。“在干細胞分化上，我個人覺得在接下來幾年有可能造血干細胞的體外擴增會成為一個臨床上的亮點。”

不過，表觀遺傳學想要在臨床上有所作為恐怕還需要更多的積累。“表觀遺傳其實在十幾年前的時候非常火，全世界每個大藥廠都有這個方向，人人都在做，但是后來制藥界的這個火就弱了甚至熄了，為什么？我覺得是因為基礎和臨床科研還沒有做到那一步。”他認為只有積累越多的基礎科研，對于基因調控有更深一層的了解，科學家們才能夠更精準地去看這件事兒。何川認為屬于表觀遺傳學的那把火現在又重新燃了起來，而這次會一直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