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論壇自2011年在香港由嶺南大學和全球大學主辦，已經逐漸成為全球南方思想家和行動者關于“可持續實踐”的重要集會。南南論壇的先聲是2001年開始主辦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劍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反體系運動的主要戰場。按照世界社會論壇主創者之一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說法，2000-2010年是全球左翼進步運動的上升期，但是隨著世界格局變化，全球的反體系運動從進取改為防守（見“紀念沃勒斯坦｜劉健芝：作為反體系運動倡導者的沃勒斯坦”）。那自疫情以來迅速催化、生發的國際運動局面似乎提供了攻守易勢的契機，第一次轉為線上的南南論壇正是這一轉變之勢的重要見證。本次南南論壇的主題是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全球危機與社區再生（Sustainability, Climate Change, Global Crisis and Community Regeneration）。北京時間7月13日晚，本次論壇的一場主旨對話圍繞著面對全球危機另辟生態社會主義路徑（Eco-Socialist Alternatives to the Global Crisis）的主題開展。主持人劉健芝開宗明義，在對話開始時提到如今是否可見傳染病大流行，經濟下行與氣候變化的耦合？對此，有效的共產主義理論和策略又是什么？兩位有著不同學術政治背景的對話者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頗為不同。

約翰·福斯特：災難資本主義下的環境無產階級和團結抗爭

對話的一方約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老牌左翼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主編，是俄勒岡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學術上主攻馬克思主義生態學。近年來出版有《自然的劫掠》（The Robbery of Nature: Capi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Rift） （與Brett Clark合著） 和《自然的回歸》（The Return of Nature: Socialism and Ecology）。

福斯特認為在討論共產主義之前要先診斷當今世界的物質條件（Material condition）。他首先承認了星球尺度上的生態危機，并直指大型農產品企業，物種和居住地的破壞為這一生態危機的原因，而新冠肺炎則是其后果。連鎖發生的還有美國霸權走衰及其象征的帝國主義危機。福斯特強調這種種衰像結合的物質條件前所未有，并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catastrophe capitalism）。

自疫情爆發以來，《每月評論》雜志集中組織了對災難資本主義的跨學科討論。今年3月，思想市場曾對流行病學家Rob Wallace等學者在《每月評論》上所刊論文《新冠肺炎與資本流動》（COVID-19 and Circuits of Capital）進行編譯。該文“提醒人們認識到許多類似COVID-19的病原體來源于資本生產的前沿，要反思病原體溢出、傳播和全球資本流通的關系，并采取一種新的關系地理學的視角?！?/p>

而怎樣的共產主義能指引我們由此向前進？福斯特提醒我們警惕此前的共產主義兩階段論。馬克思主義兩階段論有諸多版本，福斯特這里所指認的，是列寧區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論述，認為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通向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過渡階段。他認為當今社會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已放棄共產主義理想，如按能按需分配的公平、理性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國家的消亡等。這種理想已被社會主義者烏托邦化，而不再認為是可以實現的目標。

但當今的災難資本主義形式使得這種烏托邦化的等待策略不再可取。福斯特認為當今形式可以類比于馬克思評述愛爾蘭問題時給出的判斷：毀滅或革命（ruin or revolution）。唯有重塑社會主義理想才能應對這一生態危機，即平等社群的基本意識，也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到的共產主義意識（communist consciousness）。

環境危機也帶來變革的可能。福斯特強調，年復一年的災難疊加和環境惡化使得環境問題和經濟問題的內在關聯愈來愈明顯。在經典的馬克思理論和動員中，經濟條件往往是運動的唯一目標，但這一目標在當下變得越來越抽象而缺乏動員力?？v觀當下的全球運動，福斯特認為已經出現了所謂的環境無產階級（environmental proletariat），個中原因在于，惡化的環境已經取代工作條件（working condition），成為人們抗爭的主要訴求，如水、食物、等等，遍布生活和工作的各個環節。對環境無產階級而言，經濟條件和生態條件密不可分。福斯特認為經濟條件和生態條件的連接不僅是全球南方的晚近現象，在包括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已有革命史上都可以找到線索。

回到當下，面對遠不止于病床上的新冠肺炎，什么是能夠勾連社會-生態-種族等問題的具體診療方案？

福斯特認為當務之急在于重塑人與自然之間的社會新陳代謝（social metabolism）：擯棄對自然的所有權，而代之以對自然的社會使用；強調一種有未來導向的社群需求觀，考慮到子孫后代；構建一種基于社群的社會構成，以取代資本主義社會下人與人之間狗咬狗的原子化競爭關系。最后一環是福斯特認為的共產主義理想。福斯特指出，這種共產主義理想在查韋斯最后一次選舉前構思的“新國際”中已初現端倪。

實現這一理想的社會動力在哪？面對危機的急迫，突然而大膽的抗爭是否可能？在發言的結尾，福斯特提到George Floyd事件所引發的社會抗爭。這一遍布全美的抗爭規模前所未有。這一抗爭直指種族資本主義。但這一抗爭的主體卻不僅是黑人社群，大量白人民眾的加入使這一抗爭足以被稱為團結抗爭。福斯特認為其中的要害在于美國的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抗種族資本主義。

汪暉：薄弱環節的列寧式診斷與“人民戰爭”療法

如果說福斯特的發言強調當下災難危急，斗爭形勢前所未有，而舊的理論（如兩階段論）需要新的框架，汪暉則希望我們仍能從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遺產中覓得有用之物。汪暉承認福斯特描述的災難資本主義是環境、經濟、社會不平等諸面向危機的耦合點，可以作為思考社會變革的新起點。在這一點之上，汪暉認為還需要參照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遺產進行突圍，尤其是列寧的“薄弱環節”理論。

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遺產，尤其是列寧一脈的思路與策略是否還有借鑒意義？在此，汪暉的主要對話者是阿蘭·巴丟。巴丟曾診斷，隨著共產主義第二階段（列寧-毛階段）的結束，列寧式先鋒黨實踐已經不再適用于當下的運動局面。但在汪暉看來，當下的運動雖然此起彼伏，但工人主體極易走向民粹一端，陷入種族主義、仇外和身份政治。這個環節上，汪暉認為，列寧的診斷術依然有效，尤其是關于“薄弱環節”的理論。

再往回看來，當下的運動脈絡雖多，但沒有任何一個真正抓住歷史的脈動。他舉列寧于1915年1月，在《打著別人的旗幟》一文中提出的時代把脈法：

“每個時代都有而且總會有個別的、局部的、有時前進、有時后退的運動，都有而且總會有各種偏離運動的一般型式和—般速度的情形。我們無法知道，一個時代的各個歷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

在今年4月份為列寧誕辰150周年所寫的文章《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中，汪暉已經運用過這種以主要矛盾替代當下運動雜多性的方法。在該文中，汪暉把迷局中把握時代主要矛盾的能動性寄希望于“革命者人格”：“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獨特力量，在社會條件、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的狀況下，能夠以巨大的能量推動革命的進程”。列寧即其代表。薄弱環節診斷法也因此并非簡單談及揚棄的理論，因其與革命能動性綁定，注定是時代所不斷需要的革命語法。

講座中汪暉并未重提革命者人格，而是運用這套革命語法追問21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何在。世界格局有看起來鐵板一塊的面向，尤其是注意到發達國家全方面的壟斷，按薩米爾·阿明的說法，這些壟斷包括：技術、自然資源、金融、全球媒體和大規模殺傷性手段。其中是否有松動的錨點？汪暉舉例，華為被圍剿這一看似體現發達國家壟斷的事件事實上證明發達國家技術壟斷正在被打破。但要將這些松動的錨點催化為薄弱環節，必不可少的還是具有能動性的革命策略。

關于具體的革命策略，汪暉首先舉例中國共產黨“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話語下的抗疫。認為中國抗疫體現了調動基層能動性、人民政治主體性、人命高于經濟等特性。疫情的緊急狀態激發了“人民戰爭”作為新斗爭主體的形成過程，那對后疫情階段的展望，汪暉提出了五點社會平等作為中國共產黨新斗爭主體和革命策略的目標：機會平等、再分配平等、非物化平等、齊物平等、國際面向的平等。

五大平等并非全新的概念，汪暉已在2001年5月30日于北京師范大學的演講中提出（講座大義可見觀察者網的整理；其中對應于“再分配平等”的論點為“結果平等”）。結果平等是社會主義通過公有制對機會平等條件下再造剝削關系的校正。非物化平等即確保基礎能力的平等，如脫貧，教育普及等。齊物平等以差異為前提，要求以主體能動性的平等來對待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文化和文化的關系。國際面向的平等則重視社會主義的超國家面向，意識到民族國家內平等實踐和國與國不平等關系的張力。

張力與互補

雖然會議上另有數位講者（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的Boaventura De Sousa，古巴哈瓦那大學的Isabel Monal，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的 Issa Shivji，印度尼赫魯大學的Praveen Jha，及未參會但提交了論文的阿蘭·巴丟），但最主要的張力和對話還是來自兩位主對話者。兩位講者在最后的回應環節試圖產生對話，本文重點總結其中的張力與互補。

針對汪暉基于對當下斗爭列寧式的診療，福斯特對美國的運動形式做出了進一步的分析。從Floyd事件后美國的黑命攸關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出發，福斯特指出黑命攸關之所以能夠從特朗普的種族主義基本盤中聯結諸多白人勞工階級，是因為白人勞工意識到了金融資本壟斷下，因為全球化導致的產業轉移，曾經通過工會保障收入和權益勞工貴族（labor aristocracy）逐漸消亡。勞工貴族這一概念最早由考茨基提出，經列寧發揚光大，用以形容發達國家的工人因為受益于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在物質層面脫離了無產階級。這可以說是福斯特基于美國政治做出的列寧式診療。癥結最終歸于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即帝國主義。而種族問題打從黑奴販賣就是帝國主義帶來的沉疴。種族之間的沖突也是族群之間不平等政治經濟關系的必然結果。

福斯特沒有回應的是汪暉提出療法：“人民戰爭”與“五大平等”，原因固然是因為線上會議無法達到徹底的交流。值得思考的是，對他而言，這兩點是否構成對帝國主義秩序的沖擊？還是只是他眼中的“兩階段論”老路的重演：即先在一國內達成階段性目標，再伺機在國際局面上進入完成的共產主義。

汪暉也未回應福斯特對“共產主義兩階段論”的批評，而是順著福斯特的思路，演繹了災難資本主義下的危機顯現。他舉例，疫情下中國民眾還是會選擇去公立醫院而非私人診所，這似乎說明雖然市場化邏輯在侵蝕公共衛生，但面對大規模疫情，人們還是更相信公立醫院為代表的公共健康體系。

更具張力，但也更明顯呈現互補的是兩人對薄弱環節的診斷。依照列寧的經典思路，福斯特認為帝國主義世界格局中的薄弱環節容易出現在矛盾更激化、抗爭也更猛烈的全球南方，汪暉則認為疫情沖擊下，發達國家也容易出現社會不滿，比如疫情仍舊持續蔓延的美國。

比起建立在不平等與壟斷上的帝國主義，新冠疫情“人人平等”且“人人有份”。薄弱環節似乎無處不在，難以斷定在列寧誕生150周年之際，下一個列寧會誕生在哪，兩位講者迥異的思路也是這一復雜形勢的癥狀。但團結點和突破口也將隨著全球公衛資源的分配、疫苗競賽、經濟、生態與政治層面的次生災害逐漸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