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格雷伯

我們很難設想還會有另外一個這樣的時代，在知識分子和行動者之間，在革命理論家和革命實踐之間存在著這樣一個巨大的鴻溝。多年以來，學院派已經習慣了發表一些聽起來煞有介事、立場鮮明的文章，而那些文章所針對的偉大的社會運動實際上純屬子虛烏有。如今，他們如墜云霧，東西莫辨，甚至情況更糟，低三下四，遭人鄙夷，因為真正的社會運動正如風起云涌，席卷全球。在這個一直被稱為“反全球化”運動——這個名字來得蹊蹺——的事態中，這尤其是一件丑聞，這項反全球化運動千方百計，想要在僅僅兩三年內徹底改變寰宇之內幾百萬年以來的各種歷史可能性的意義。在美國，要想找到一個專業的學院派學者，他的學識超人一籌，毋庸拾諸如《紐約時報》之類的公開叫囂一種敵對態度者的大本營的牙慧，這不啻難于上青天；其次，其中絕大部分著述——甚至包括現在還在坊間書肆的那些——沒有擊中要害——或者至少可以說，最重要的是，沒有弄清楚運動參與者到底在想什么。

作為一個人類學家兼這項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尤其是，這項運動中最后一次比較激進的直接行動的參與者——我至少可以澄清某些屢見不鮮而又至關重要的誤解，盡管我忍不住要懷疑這些信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歡迎。我懷疑，這種猶疑不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學院派的利益——盡管這樣做我老大不愿意——長期以來，學院派幻想自己既是某種激進主義者，其實又是關懷擴大個人自由和追求社會公正的自由主義者，只不過他們不釆取對居于統治地位的制度——譬如資本和國家——形成嚴重挑戰的方式。事實上，即使他們當中很多人愿意看到革命性的變革，但是一想到必須接受激進政治的創造性能量絕大部分來自無政府主義這個事實——對于這個傳統，他們一直把它當作愚蠢的笑料置之不理——以及一想到認真考慮這項運動必然也意味著認真和滿懷崇敬地投身于其中這個事實，他們并不完全是歡欣鼓舞的。

寫作本文時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這就意味著，接下來許多事情有被簡化的嫌疑：譬如，我不想進入到激進的直接行動小組和更具改良主義色彩（并且依照等級嚴密組織起來）的非政府組織（NGOs）之間的復雜的配合之中，盡管這是過去很多運動取得勝利的法寶。直接行動這種觀念——它拒斥抵抗的政治（這種政治會訴諸掌權者調整他們自己的行為），而鐘情于竭力從肉體上對抗權力，這種方式自身為它自己的存在預見了一種替代的選擇——直接來源于自由主義的傳統。在某種意義上，計算有多少參與到這種或者那種運動中的人心甘情愿地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以及他們是在何種意義上、在什么語境當中這樣自稱，似乎有些偏離了主題【1】。無政府主義是這次運動的心臟，是它的靈魂；與它有關的那些新穎的東西和充滿希望的東西大部分都是從這里脫穎而出的。

那么，接下來我們要談到的主要是那些專業知識分子，他們確確實實感覺到了存在著這樣一些信賴的東西和充滿希望的東西。開門見山，我要想方設法澄清我認為與這場運動有關的三個最為常見的誤解——我們假定它是和某種可以名之為“全球化”的事物相對立的事物，我們假定它是“暴力”，我們假定它缺乏一以貫之的意識形態——是什么，然后，建議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借助于所有這些東西，思考并重新想像我們自己的思想實踐。

我們不是一種反全球化運動

“反全球化”運動這個詞是美國媒體生造的，從事具體事務的人對此頗不以為然。但是，在美國，語言一直是一個問題。如果說這場運動還在反對什么，那么它所反對的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可以定義為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它主張人類歷史發展只有一種可能的方向，而這個方向的秘密把持在經濟學家和大公司廣告代理人這些精英階層手中，現在他們一定——通過一些并不通過選舉而產生的條約性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分割了一度為制度所獨占的那些權力，這些制度負有條塊分割了的民主責任感。在阿根廷、愛沙尼亞等地，簡簡單單地說上一句“我們發起一場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這樣的話是很可能的。但是在美國，法人媒體也許是這個星球上政治上最為鐵板一塊的；在這里，新自由主義被公認為是現實的根本基礎。結果，這個詞本身反而沒有用武之地了。這些問題只能借助諸如“自由貿易”或者“自由市場”這樣的詞來討論。所以，美國的行動主義者發現他們自己左右為難：如果有人在某個小冊子或者宣傳單上提議使用“n”這個字母，警鐘立刻就敲響了；如果有人只對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產生影響，那么他就是排他主義的。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規范替代性用語的企圖——我們掀起“全球性的正義運動”，我們的運動“反對大公司的全球化”。沒有一個能讓人聽起來四體通泰，沒有一個聽起來怡人心神，結果，我們在會議上聽見發言者頻頻交替使用諸如“全球化運動”和“反全球化運動”這樣的表述也就不以為怪了。

但是，“全球化運動”這個詞實在是順理成章，恰到好處。如果我們用全球化來指稱邊界的抹殺以及人民、財產和觀念的自由流動，那么，極為明顯的是，不僅運動本身是全球化的產物，而且與之相關的大部分團體——尤其是其中最為激進的那些團體【2】——實際上總的說來要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世界貿易組織的支持者更是全球化的支持者。

運動的真正起源在于一個叫做“人民全球行動”（PGA）的國際網絡當中。這樣一個“洲際抵制網絡”的觀點首次披露于世，是在1996年在恰巴斯（Chiapas）召開的首屆薩帕塔代表會議上【3】；次年，在西班牙創造出了一個正式的結構。從一開始起，PGA就不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西班牙、大不列顛和德意志的激進工會組織，還包括印度甘地主義的一個社會主義農民聯盟、印度尼西亞和斯里蘭卡的釣魚者協會、阿根廷的教師協會，還有新西蘭毛利人和厄瓜多爾的Kuna等土著團體，巴西“無地的農民運動”（MST），一個由南美和中美洲的逃亡奴隸建立起來的社區形成的網絡，以及其他一些成員。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北美是為數極少的存在廣泛代表的地方（除了加拿大的郵政工人工會，它充當了PGA的主要交流樞紐，現在它的職能部分地為因特網所取代，還有一個叫做CLAC、以蒙特利爾為基地的無政府主義團體）。正是PGA首次提出諸如1月18日和11月30日這樣的全球行動日——正是在11月30日，首次呼吁直接反對1999年在西雅圖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巴西“無地的農民運動”（MST）

同樣，國際主義也反映在運動的各項要求中。舉一個特別有戲劇性的例子。這里我們只需來看看意大利的團體“夠了！”（Ya Basta！）【4】施政綱領的三條原則：一個有著普遍的保障的“基本收入”，一項使得全球公民穿越國界自由流動得到保障的原則，以及自由使用新技術的原則——在實踐當中，這一條款意味著對于專利權的極端限制（這些限制自身是保護主義的一種陰險的形式）。行動主義者又越來越想方設法把注意力轉移到這個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觀點非常狹隘地限制在商品的自由流動范圍之內，而實際上，它只是增加了對人民、信息和觀念流動的阻礙。例如，美國邊界警衛隊的規模自從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來已經幾乎增加到3倍，可是這一點也不讓人奇怪：如果有可能把世界上的大多數人有效地管制起來，把他們圈禁在貧瘠的飛地上，那里任何現存的社會保障都可以一點一滴地去掉，那么，刺激Nike和Gap遷移到那里進行生產的動力就蕩然無存了。假設人民可以自由遷移，那么整個新自由主義的方案就得破產。在人們談論當代世界“主權”在衰落時，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應當牢記在心。上個世紀前后國家形式的最大功績是，獲得了建立一個嚴密警察化了而又遍布世界的形式劃一的網狀結構，阻止和控制人民的自由運動；最近發生的情況，甚至像索馬里和阿富汗這樣的實體的突然解體，也沒有改變這一切，因為國家體系的終極意義不在于由任何一個人控制領土（依照定義，這永遠不可能是絕對的），而在于它們之間的關系。我們要以真正全球化的名義竭力反抗的，正是這樣的國際控制體系。

在我們面臨的政府壓迫逐步升級之時，這些關系——和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政府高壓政治的機制之間存在的國界聯系——在我們的分析中占有越來越突出的地位。在布拉格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上和后來的尼斯歐盟會議上，邊界成了歐洲的主要問題；在北美，在魁北克市舉辦的FATT峰會上，以前被認為是根本不存在的（至少在白人看來如此）一些不可見的界限，一夜之間轉變成了堅實的堡壘，它們反對自許的全球公民要求獲得他們自己制度規則的權利。長達3公里的“墻”在魁北克市中心建立起來，保護政府首腦酣然宴飲，免受外面大眾集會的影響。從人道的觀點看，這墻成了新自由主義真正意味的最好寫照；“黑團”組織的觀眾，拿著鋼絲鉗和鉤子，加入其中的有鋼鐵廠的工人和莫霍克族（Mohawk）【5】的戰士，他們合力把墻推倒，于是，他們——正是因為這個理由——變成了運動史上獨一無二的最強有力的運動【6】。

但是，這里有一個陷阱：這次運動之所以聲勢浩大，是因為加拿大的市民獲悉了這件事情。在美國，沒有什么人知道發生了什么。法人媒體對于信息和觀念的封鎖和把持依舊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的最大障礙。明顯的解決方式就是，創造我們自己的媒體，而且要以無與倫比的速度；在去年前后，獨立的媒體中心建立起了世界范圍的網絡，它們遵照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在世界范圍內至少40個國家運轉，由因特網來連接。雖然它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日內瓦，IMC的主頁http://www.indymedia.org比CNN的主頁有更多的點擊率），但是，對于那些控制著電視節目的人來說，這個挑戰仍舊軟弱無力。例如，在熱那亞行動的那些日子，有5萬多人游行呼吁要求解除進出歐洲的障礙——這件事國際媒體完全沒有任何報道，這些媒體卻在第二天以大幅標題報道喬治·布什和托尼·布萊爾的講話，他們譴責要求建立“歐洲堡壘”的“抗議者”。

無論如何，這一事件和以前的國際主義之間的對照實在十分強烈。以前通常是把西方的組織模式輸出到世界其他各地；而在這件事上，流動的方向恰好相反。許多——也許是絕大多數——的運動簽名技巧（達到一致的過程、記者招待會、因此而產生的大規模市民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卻首先在全球的南部發達興旺起來的。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極好地證明了這是件最為激進的事情。

“暴力的抗議者”與世界和平

在法人媒體中，“暴力”這個詞被援引作一種咒語——這種做法固定不變，屢見不鮮，幾成公式——無論發生了什么大的運動：“暴力抗議者"、“暴力抗議"、“暴力沖突"、“警察襲擊暴力抗議者的總部”。對于發生的運動（行為主義者握緊拳頭擠在角落里，一些人扔油漆，有人砸窗戶，警察拿起棍棒抽打他們，把他們的頭摁住猛烈地往墻上撞擊）所作的這個簡單而平白的英語描述，也許表達的意思是，唯一真正使用暴力的一方是警察，在這個意義上，援引這些表述才具有典型意義。其次，美國媒體堅持不懈地援引這個詞——盡管事實上，在直接的軍事行動日漸頻繁的兩年之后，要找出一個跟任何人相關的簡單的例子，說美國的行為主義者曾經對他造成過肉體的傷害，這仍然是不可能的。我要說的是，真正干擾權力的東西也許不是什么運動中的暴力，而是運動相對說來缺乏暴力；政府只不過不知道怎樣對付一場公開的革命運動，革命運動拒絕淪落為那種司空見慣的全副武裝的抵制的類型。

破壞現存范式的努力通常都是自覺的。一旦看起來唯一可以替代悲嘆無為的要么是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要么是直接的起義，那么，像直接行動網絡（Direct Action Network）、“收復街道”組織（Reclaim the Streets）、“黑團”組織（Black Blocs）和“白罩衫”組織（Tutti Bianci）這樣的團體都各自以它們百己的方式，設法在上述兩者選擇之間規劃一個全新的領域。它們試圖通過把可以稱之為“街頭戲劇”、“節日”和只能被稱作“非暴力福利”的東西（就是說，是在“黑團”使用的意義上的非暴力，因為它已經戒絕了任何對于人類身體的直接傷害）組合在一起，由此發明了許多人所說的一種公民不服從的“新語言”。例如，“夠了”組織之所以聞名遐邇，就是因為它的“白罩衫”組織或者白色工裝褲的策略，男男女女都穿著精心制作的，從泡沫盔甲到車輪內胎，到鴨子形狀的橡皮漂浮器、頭盔和防化學品的白跳傘服。這些奇形怪狀的假軍人勇往直前，越過警察的障礙物，但是他們相互之間保護嚴密，以免受到傷害或遭到逮捕，那些滑稽的齒輪仿佛把人還原為了卡通人物——丑陋不堪，粗俗，愚蠢，牢不可破（當化妝的人群用氣球和水槍攻擊警察，或者像“粉紅色集團”那樣穿著恰似仙女，用羽毛撣子向警察挑釁時，只會增強這種影響）。

1999年“黑團”組織（Black Blocs）在街頭反WTO抗議

在美國政黨集會上，支持布什（或者戈爾）的億萬富翁穿著帽沿翹得老高的晚禮服和晚會服裝，試圖把一大摞假錢塞進便衣警察的口袋，感謝他們壓制了不同意見。沒有任何人會受到哪怕一丁點兒傷害，但是，這使很多人懷疑他們給警察作了反感療法，讓他們用腳踢每一個穿三節衣服的人，更不必說穿晚禮服的了。對于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小丑集團來說，這也是不真實的。他們騎著高大的自行車，拖著彩虹一樣的辮子，拿著發出刺耳聲音的球棍，彼此互相攻擊（或者那些億萬富翁），弄得便衣警察莫名其妙。他們唱著最美麗的歌謠：“民主？哈哈哈！”“團結的比薩永遠也不可能被擊敗！”“嗨喲嗨喲——哈哈嘿嘿！”還有這樣的歌聲：“呼吁！ 反應！呼吁！反應！”以及——這是所有人都最喜歡的——“三個世界大合唱！三個世界大合唱！”

在魁北克市召開FTAA會議時，一個巨大的中世紀的石弩把一個柔軟的玩具和五彩碎紙吊起來。人們研究古老的戰爭技術，把它用于非暴力但接近軍事形式的對峙中；在魁北克市有很多手持輕盾武裝的士兵和裝甲兵，有人研究羅馬風格的防御城墻“海龜”以及相類似的編隊。阻斷交通成了一種藝術形式：如果你在十字路口用五彩斑斕的紗線建造巨大的線網，想要跨越過去簡直不大可能；騎著摩托的警察就像蒼蠅一樣陷入其中。還有“解放木偶”（Liberation Puppets），它們的手臂完全自由展開的時候，能夠堵塞四車道的高速公路；蛇舞和自行車胡亂堆積也是交通阻塞的一種形式。去年五一節倫敦的反叛者計劃獨裁木牌行動——在五一節為無家可歸者建立房屋，在Guerrilla Gardening牛津街上舉行世紀大甩賣——盡管有警察的強烈干預和滂沱大雨，也只是部分被中斷。但是一切軍事行動中最有軍事意味的——像地球解放前線這樣的生態破壞者——也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對人（同樣的理由，對動物）有損害的事情。正是這種傳統范疇的胡亂拼湊驅動了秩序的力量，使得它們急于把事件拉回熟悉的管制區域（純粹暴力），甚至到了這樣的地步，就如在日內瓦那樣，鼓勵法西斯流氓發起騷亂，以此作為使用駭人聽聞的力量反對其他任何人的借口。

我們可以把這些形式的起源追溯到不同的方向上。我們可以從20世紀60年代嬉皮士的特技表演和流動劇團或意大利的“大都市的印第安人”開始?；蛘?，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德國或者意大利的蹬水戰爭，甚至70年代和80年代農民抵制東京機場擴建。后者也許標志著這一時期的重要關頭，在此，某些工業化大國（有趣的是，所有這些政府都是以前的軸心國）已經變得完全非軍事化了，那些手無寸鐵的反叛者有可能不僅能奪取或者防衛與他們對抗的地區，而且有可能加入到他們在其中就可以贏得勝利的壕塹戰中——出于偶然的原因，這些東西在美國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在美國，公民是準許攜帶槍支的。但是在我看來，和在薩帕塔以及其他運動中一樣，真正的關節點在全球南方。薩帕塔國民解放軍（EZLN）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人民的一種努力（人民總是被剝奪了通過非暴力不服從來奪取它的權力）——實質上，揭露新自由主義的外強中干以及它的假民主，向“市民社會”讓渡權利。正如它的司令官所云，軍隊渴望再也沒有軍隊了。它也和我們能夠想像的暴力最小的“軍隊”有關（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至少在過去的5年中，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打過槍）。EZLN就是這樣的軍隊，它組織“入侵”墨西哥的軍事基地，在那里，成百上千的反叛者毫無裝備地蜂擁而入，大聲嚎叫，并試圖羞辱當地駐軍。同樣，在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發起的大規模行動獲得了巨大的道德權威，他們沒有使用暴力就重新占領了沒有使用過的土地。在另一種情況下，顯而易見的是，如果同樣的人群在20年后嘗試同樣的事情，他們肯定會飲彈而死。

恰帕斯社區一名薩帕蒂斯塔男子在壁畫前

無論你如何選擇追溯它們的起源，這些新的策略和一般的無政府主義者渴望的運動完全相符，與其說它是攫奪政府權力，不如說是揭露規則的機制并且使它去合法化，去掉它的面具偽裝，同時又從它那里贏得更大的自治空間。但是，這樣重大的事情，只有在普遍和平的氣氛中，才是可能的。事實上，在我看來，這些是那時斗爭的最后賭注——那一時刻決定了21世紀總體的方向。

現在難得有人記得（如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提醒我們的那樣），在19世紀末期無政府主義曾經是革命左派的中心；在這個時間段里，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政黨很快墮落為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7】。這種狀況只有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當然還有俄國革命的來臨，才得到實際的改變。有人反反復復教導我們，正是俄國革命的成功才導致了無政府主義的衰落，而且一夜之間在世界各地把共產主義推到了歷史的前臺。但是在我看來，我們完全可以換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在19世紀末期，大多數人對于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之間的戰爭已經是過時的歷史這個論斷深信不疑；殖民活動持續不斷，但是，發生在英國或者法國本土的英法戰爭已經不可想像了，就像今天的狀況一樣。到1900年底為止，甚至使用護照這樣的東西也被當作是過時的野蠻人的作風。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20世紀（它開始于1914年而結束于1991年的某個時刻）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野蠻的世紀。這個世紀要么是戰爭頻仍，要么是積極備戰。于是毫不令人奇怪的是：衡量政治有效性的最終標準變成了發明和維持巨大的機械化的殺人機器的能力，而無政府主義很快變得不合時宜了。畢竟，依照定義，這是無政府主義從來都不擅長的一件事情。同樣不令人奇怪的是，相比較而言，馬克思主義政黨似乎特別實際和現實。冷戰結束和工業化國家之間的戰爭再一次成為不可思議之事，還有無政府主義重新回歸到19世紀末期它曾經大受擁護的地位，并以一種國際運動的形式成為革命左派的核心。這三者之間難道真的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事實如此，那么，當前西方“反恐怖主義”總動員的最終利害所在就一目了然了。從短期來看，事情看起來的確讓人觸目驚心。政府一度絕望而茫然地想方設法，力圖說服公眾相信甚至在“9·11”之前我們就是恐怖主義者，現在他們感覺到受到全權委任。毫無疑問，大多數人將遭到可怕的鎮壓。但是，從長期觀點來看，返回到20世紀的暴力水平是不可能的?！?·11”襲擊明顯是一件意外獲得成功的僥幸之事（在歷史上，瘋狂而又具有野心的恐怖主義計劃第一次真正發生作用）；核武器的擴散讓人們不再懷疑，出于實際的目的，全球越來越多的地區將會成為常規戰爭的禁區。

意識形態、共識和直接民主

我記不起來我在進步刊物上讀到過多少文章，宣稱全球化運動雖然在策略上不乏精彩閃光之處，但是缺乏中心的議題或者一以貫之的意識形態?？雌饋?，這些抱怨似乎和法人媒體中左派無休無止的主張如出一轍，這些主張認為，這場運動是由沉默的羔羊發動的，他們把一大摞互不相干的理由（解放Mumia、轉嫁債務、拯救原始森林）雜湊在一起。有的主張——在很多你也許認為淵博深邃的學院派社會理論家的著作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奇談怪論——指出，這場運動被反對所有形式的組織和機構的立場所困擾，而這種反對立場植根于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當中。在西雅圖會議兩年之后我不得不寫這篇文章，這真是一件讓人灰心喪氣的事情，但是顯然總該有人去做這件事的：尤其在北美，這是一場重新發明民主的運動。它并不反對組織，它將要創立新形式的組織。意識形態當中并不缺少這一點。這些新形式的組織就是它的意識形態。它創立和運作前所未見的網絡，而不是關注像政府、政黨和公司這樣等而下之的結構，這些網絡建立在非中心化的、非等級化的、達成共識的民主的原則基礎之上。最后，它還渴望進一步的超越，因為它渴望重新規劃所有的日常生活。但是，和許多其他形式的激進主義不同，它一開始就把自己置于政治領域——這主要是因為那是一個各種力量（它們把所有的猛烈炮火都放在了經濟領域）幾乎已經放棄了的領域。

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北美的行動主義者已經把大量的創造性能量投入到重新發明它們團體自身的內部進程當中，以期創造出朝氣蓬勃的行使直接民主功能的模式——正如我提到過的，尤其是從西方傳統外部尋求典范，這些典范總是要依賴于某種尋求共識的過程，而不是依賴于多數人的投票。結果，組織的形式和工具的越來越豐富多彩——親和團體、記者招待會、簡易工具、強行越獄、玻璃魚缸、交通阻塞、激動的觀眾等等——所有這些都以創造各種民主過程為指歸，這個過程允許那些具有首倡精神的人從下層脫穎而出，獲得效果最大的團結而不會壓抑不同的聲音，創造領導的權威地位，也不會強迫任何人做他們作為自由人極力反對的事情。這的確是一件走向進步的事業，在那些對這樣的事情沒有什么經驗的人當中創造出一種民主文化，必然是一件艱辛坎坷、道路曲折的事情，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挫折和不幸的意外，但是——正如任何在大街上面對我們的警官可以證明的那樣——這種形式的直接民主的效率會令人咋舌。而且，我們很難發現有人在全身心地投入到這樣的行動當中時，他對于人的各種可能性的感覺最后不會發生深刻的轉變。僅僅說“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是一回事情，而體驗一個世界則是另外一回事情，無論這種體驗的時間多么短暫。

但是，在這里我主要想強調一下這種組織模式所必需的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聯系。也許，開始思考像直接行動組織（DAN，或者更為明確地說，同一個事物的無政府主義版本，譬如反資本主義集會、全球行動網絡、全球正義總動員，從芝加哥到菲律賓，這些組織都已經開始取得成果）這樣的團體的最好方式是，把它們當作和長期控制革命左派的團體直接對立的反對派【8】。這些派系的團體把它的重點放在建立一個完整而正確的理論分析上，要求意識形態的整齊劃一，在目前，傾向于把平均主義的未來和極端權威主義的組織形式相提并論；但是這些團體公開尋求多樣性。爭論總是集中在行動的特定過程上；沒有人甚至愿意徹底顛覆其他人的觀點，使其俯就他們自己的觀點，這一點被視為理所當然【9】。這些團體的宗旨也許可以這樣表達：“如果現在你愿意像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那樣行動，那么，你的長遠的觀點恰恰就是你自己的事業（似乎這只是可感覺的，因為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真正知道這些原則事實上能夠把我們帶到多遠，或者一個以它們為基礎的復雜的社會終結時到底像什么樣子）?！彼鼈兊囊庾R形態內在于作為它們的實踐基礎的反權威主義的原則，它們更為清晰的一個原則是，事情本該如此。

這就是共識起作用的方式?；镜挠^念不是投票，而是我們盡己所能提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觀點——或者，至少這些建議讓每個人覺得不特別反感。有許多不同種類的過程，有些會比另外一些更加正式，但是基本的類型是這樣的：某個人陳述一個建議，然后協調者（這個人使會議得以進行）開始要求澄清問題，是否誰有什么“關注的問題”。在這時，常常有人針對原來的建議提出一些“善意的補充”，或者改變它，保證關注的問題得到討論。如果受到廣泛質疑，則此建議也許可以制成表格或者和其他的建議混合起來——妥協和創造性的綜合無論怎么樣都得到鼓勵——直到我們最終達到要求共識的那一點。其時，協調者會詢問是否有人希望“靠邊站”或者“阻撓它”?！翱窟呎尽本偷扔谡f：“我自己不愿意參加這次行動，但是我不會阻撓任何別的人參加?！保切┮策@樣做的人有機會可以向團體解釋他們的結論）但是，“阻撓”它要嚴重得多。阻撓者事實上是在說：“我們覺得這個建議違反了團體的基本原則或者目標?！彼墓δ芫拖袷峭斗磳ζ?；任何一個人都能夠通過阻撓來扼殺一個建議——盡管大部分團體有辦法來質詢阻撓是否真正合乎原則。

顯然，達成共識的過程最好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運作，盡管有各種各樣的技巧（謹慎使用議事日程、掌握時間等）來保證會議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盡管所有這些都不會像想像的那般笨拙，它實在笨拙之極，結果，過程本身鼓勵了決策的極端分散化。其中很多是在親和團體的層面上發生的——小型集團，也就是說，4人到12個人的集團，它們彼此相互熟悉、相互信任，在這樣的團體中，這個過程就很少是正式的，而更多的是“有機的”。在西雅圖、魁北克等城市，在這樣的大型行動之前，總是會有“記者招待會”，這時每一個親和團體都會選擇一個“發言人”，賦予他權力，讓他代表他們講話并且參與達成共識的實際過程（理論上，在他們交頭接耳、面面相覷、決定給他什么建議的時候，每個團體都被組織在一個巨大的圈子里，就好像車輪的輻條，輻條在中心）。在作出重大決定之前，通常有一些緊急會議，在會議上，每個親和團體都要就他們的代言人釆取什么立場達成共識。突發事件也許意味著可以召開一系列小型會議，把中心放在就某個特定的議題作出決定或者產生建議上，然后在他們再次聚集的時候，把這些建議提交討論征求所有團體同意（不像它聽起來那般笨拙）。協調者有備而來，帶著各式各樣的不同的“工具”來幫助解決問題或者推動事情發展，如果他們看起來陷入了困境：我們可以請求召開頭腦風暴會議，在那時人們只允許提出觀點而不許對別人的觀點橫加批評，或者我們可以請求無拘無束地測驗投票，人們通過舉手表決來看看每一個人對這個建議感覺如何（獲得“歸屬感”），而不是作一個正式的決定。毫無隱秘的場所只有在觀點有嚴重分歧的時候才適用：各執一詞的兩名代表——一男一女——坐在中間，所有人圍繞在他們身邊，緘默不語，四個人在回過頭來找到某種解決方案或者綜合之前，力圖澄清分歧之所在。這時，常常會有許多“風吹兩邊倒的觀望者”在監察是否有人困惑不解，或者置身事外，或者注意是否有人煩躁不安或者無精打采。工具和技術的供應隨著實踐有擴大的趨勢。

事實上，這里的確有一些鮮活的東西出現，有一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例如，我們來看看共識后面的那些原則。其中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我們總是把別人的論證看作是很有理由的、合乎原則的，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那個作岀這個論證的人。和多數人投票所鼓勵的那種方式相比，這種辦法創造出了某種極為不同的爭論和論證的風格，在這種風格當中，動機都被導向妥協和創造性的綜合，而不是極端化、變形，或把無關緊要的差異之點當作無法逾越的哲學上的敵對。我幾乎不需要指出我們習以為常的學術話語模式和后者多么相似——也許，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宗派性的推理導致了無窮無盡的分崩離析，而至今為止，“新新左派”（人們經常這樣稱呼他們）已經在力求避免這樣的結果。在我看來，行動主義者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于理論家的。對我們來說最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是，創造出和新出現的民主實踐形式更為和諧一致的思想實踐形式，而不是使我們的思想實踐和那種令人生厭的宗派邏輯相一致。這些團體最終已開始摒棄這種邏輯。

某些最終的趨向

我想以一些關于專業知識分子可能對這一運動有所助益的想法來作結語。如果我們不能在建構某種新的先驅者（即使是葛蘭西主義）的過程發揮某種作用，那么，作為理論家，我們能做什么？

固然不存在對這個問題的正確回答，但我還是想提出一種可能的趨向——我把這種趨向設想為一種饋贈經濟的思想上的等價物。在我看來，我們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從大街上組織和釆取行動的人們的倡議中梳理出它們可能的道德和政治含義，然后將其塑造為回贈給他們的更為具體的理念或洞見——作為一種饋贈。此處所謂的“饋贈”，特指“從作者的人格中完全分離出來的形式”。這的確會包含一種相當大的變化，而且更多地被認為是學術上的激進思想，因為它意味著有意識地反對那種有意而為的、不可思議的、神秘的高級理論所宣稱的東西。甚至能真正接受規定年限的研究生教育的讀者也不能完全擺脫那種（可能成為）偉大思想家的超凡魅力，因為他們從來都不能很好地理解這些思想家。讓我給出我所認為的這樣一些思想演練可能釆取的一種形式的一些例子。

（1）與直接行動密切關聯的組織傾向于一方面完全拒絕與他們認為本質上不民主（“惡”）的機構對話，另一方面又贊同慷慨的內部民主標準，因為他們認為給每個人懷疑誠實和好意的權利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顯然，這些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此處暗指一種特定機構的道德，其含義對于詳細的說明是有幫助的（同等地，當這些機構陷入危機，當它們不得不面對那些壓迫性的結構——如種族主義、性別主義——這些東西同樣多地埋藏在個體性情和正式的機構的設置中）。

（2）直接行動以及圍繞著它的組織的形式本質上是關于通過行動的非異化形式的創造的嘗試。這一事實引發了關于我們用“異化”一詞真正所指的是什么的種種有趣的問題及其對革命的實踐而言的更寬泛的含義。例如：即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幾乎不存在支持革命政治的擁護者，但有一個最可能同情它的團體，包括了藝術家、音樂家、作家和別的從事某種非異化勞動形式的人們。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首先想像然后再實現（個體地或集體地）這種具體的實踐與設想社會替代選擇的能力——尤其是以不太異化的創造力為前提的社會自身的可能性——之間肯定存在著某種關聯。人們甚至可能認為，革命聯盟總是傾向于依賴社會中最未被異化者與最受壓迫者之間的聯盟。于是人們可以說，當這兩類人出現最廣泛的重疊時，真正的革命就會發生。這至少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似乎總是農民和手工業者——或者說，新的被無產階級化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而不是那些習慣于工資勞動的人們真正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最后，我懷疑這也有助于解釋在新的運動中，當地人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這些人似乎正好是那種世界上最少被異化而同時又是最受壓迫的人民。既然新的、全球性的通訊技術已經可以將他們涵蓋進革命的同盟之中，那么不可避免地他們將在運動中發揮深遠而激動人心的作用。

（3）是否可能再想像始于（特別是來自直接民主實踐的形式）非異化的經驗的觀點的那種人權概念？倘若沒有別的原因，將權利視為來自這類實踐形式（并且作為一種話語，當已經內在于一定的行動形式的原則變得清晰可辨時，這一關于“權利”的明晰的觀點也就出現了）的做法，將克服有關積極權利和消極權利的和解的舊問題，這些問題似乎從來都沒有完全被解決【10】。如果某人從一種包括了其共同體事務中的完全的政治參與的權利的基本人權的假設出發——或者那樣達到創造性的自我表達的自由或性的表達的自由——很明顯，這類權利不能在缺乏一定的底線生活安全的情況下得到運用。這是因為：如果對無家可歸和處決隊（death squads）的懼怕使得一個人無能為力，那么他也無法富有意義地參與到其共同體的民主生活中去；或者，如果她不得不靠出賣身體謀生，那么她也無法參加自由性愛的表達。大多數那些通常被視為基本權利的東西，積極的和消極的，就會被看作是已經被那些更重要的東西所承擔。他甚至會把它們看作是低級權利（infra-rights）一類的東西。直接行動的團體或者直接民主共同體的團體，會被再想像為這樣的主要去針對那些壓迫的形式，這些壓迫阻止了那些已內化在他們組織之中的原則和完成形式得以充分實現：即它們和世界的政治接觸。

如我所言，這僅僅是一些建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現在的思想計劃的）。還有其他的學者群體——法國的Raisons d'Agir，大不列顛的“新議題”運動（Shifting Ground）以及意大利的大量團體——他們為同樣的問題而努力，并且找到了不同的抑或互補的答案。在這一點上，關鍵的問題就是開始發問。就像我說過的，我們中間無人能真正知道：這些新的、廣義的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實際上能帶我們走多遠，或者有什么樣的新的全球性的綜合體會岀現。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愿意去發現。

【1】 有許多人把無政府主義的反宗派主義和無約束性的原則看得特別嚴重，因此之故，他們不愿意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

【2】 很明顯，無政府主義和任何形式的國家疆界的存在都相互齟齬。但是，一般說來，和那些含糊其辭的全球化國際論壇相比，定位于直接行動的集團對這個方面的理解高出甚遠。

【3】“沒有一個有組織的結構；它并沒有一個核心領導和決策制定者；它沒有最好的領導權或者等級制度。我們是網絡性結構，我們所有人都抵制?！彼_帕塔的La Realidad第二次宣言，由次級指揮官Marcos在1996年8月3日召開的首屆人性的相遇暨反對新自由主義大會閉幕式上宣讀。

【4】這在麥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國》（劍橋，麻?。汗鸫髮W出版社，2000）—書末尾也出現了。實際上，它們的歷史代表了對于思想和社會運動之間來回往返的觀念遷移所進行的有趣的個案研究。它們當中絕大多數出自20世紀70年代自治的經驗，是從像保羅·維爾諾（Paolo Virno）、弗蘭科·貝納迪（Franco Berardi）和奈格里他本人的著述中采集而來的。但是我認為，記住這些觀點不盡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它們不像學院學者（出于精英主義者的本能，他們總是盡可能喜歡給其他學院學者更多信賴）總是喜歡暗示的那樣，是很重要的。

【5】莫霍克族系指操易洛魁語的北美印第安部落。——譯者

【6】當然，幫忙把這些東西扯爛，也是這個作者一生當中最為驚心動魄的經驗之一。

【7】“在1905年至1914年，馬克思主義左派在大多數國家都處于革命的邊緣，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成員都已經認同那些事實上已經是非革命派的社會民主黨，但是革命左派中的中堅是無政府—辛迪加主義者，至少和這種無政府—辛迪加主義的情緒和觀點更為接近，而偏離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眳⒖窗＠锟恕せ舨妓辊U姆，“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載《革命者：當代論文集》（紐約：萬神殿叢書，1973），第 61頁。

【8】不清楚的是，傳統的宗派性的無政府主義集團在北美是否依然存在（雖然存在著許多知識分子立場的集團，例如原始主義和生態主義，他們并不必然失去典型的宗派性集團所具有的共同譴責的習慣，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任何人由于意識形態的理由而被清除出實際的組織）。我們仍然可以在我稱之為大寫的A的無政府主義集團（例如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者的東北聯盟，它的成員必須接受192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 的特定條款，有一些集中性質的特征）和小寫的a的無政府主義者。當下看來，后者歷史的動態過程的真正處所，雖然很多人和NEFAC這樣的團體做過實驗，在一些在大型行動時逐漸走向衰落的松散的聯盟里面加入了一定程度的結構，以這種方式努力保證它不會墮落為群氓主義。

【9】普遍同意遭到很多誤解。它和一致同意不一樣，因為它肯定多樣性。那些反對建議的人有自由要么“靠邊站"這就意味著他們認為這個主意不好，不想自己牽涉到其中，要么“阻撓它"——投反對票，盡管阻撓必須基于集團建立時的基本原則或者尤其是存在的理由。同樣，普遍同意是自相矛盾的，它證明作決定的形式最適合于徹底的去中心化，只是因為在大型集團中尋求普遍同意常常過于費時費力，所以要有一個很強的動機來使作決定在最低程度上得以可能。

【10】我斷定很多讀者都很熟悉這里的基本問題。C. B.麥克弗森（C. B. MacPherson）首次注意到資產階級的人權觀念根本上是否定的，因為他們從這樣的觀念出發：每個人都擁有他自己的人格和財產，拒絕任何別人來侵犯它；把這些東西擴充開來的努力就顯得是人為的。參見C. B. 麥克弗森：《財產所有的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1962）。

（本文為思想市場和“結繩志”聯合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