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不治，常得中醫(yī)。”其語源于《漢書·藝文志》的“經方”序：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yī)。

大意是說適宜的方劑雖能恢復機體的平衡和健康，但誤用經方則會傷及人體內的精氣；鑒于病象復雜，良醫(yī)難求，庸醫(yī)遍地，誤用經方的概率很高，因此有了疾病不去治療，依靠自身機能恢復，其實是符合醫(yī)理的，至少相當于得到了中等水平的醫(yī)治。這無疑是從防愚醫(yī)之弊的角度所發(fā)，不過在社會上也有相當普遍的接受基礎，以至變成了一則民諺。

曾國藩（1811—1872）的祖父曾玉屏（號星岡），就留下過“不信醫(y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的家訓。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國藩致乃弟曾國潢的信中云：“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y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

曾國藩

其實數(shù)日前，曾國藩已在日記中記述此事，并痛悔自己不能繼志，表示今后要與諸弟一起恢復家風：

默念吾祖父星岡在時，不信醫(y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為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以后當漸漸戒止，并函誡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曾國藩日記》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果然，此后數(shù)月，他不再服食補藥：“前此二月，不服鹿茸丸，反得安睡。”（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二日記）不過，曾國藩的勿藥之夢并沒有貫徹如一，對于服藥不服藥，他其實有過反復，當疾病的痛苦使其無法忍耐時，為了減輕痛苦，他什么法子都愿意嘗試，醫(yī)藥當然也屬于重要的備選項之一。

咸豐十一年，他的癬瘡之癥大發(fā)，全身奇癢無比，爬搔至皮膚糜爛，生趣蕭然，其日記載：“瘡癢異常，意趣蕭索，蓋體氣衰頹，日少歡悰也。”（四月廿日）“遍身瘡癢，寂然寡歡。”（四月廿三日）“余以遍體瘡癢，兩手作疼，不能作一事，終日愁悶而已。”（四月廿五日）“余遍身瘡癢，坐臥不安。”（四月廿七日）“日內瘡癢異常，幾與道光二十六年癬盛時同一苦況，治官事深以為苦。”（五月初五）“瘡癢，爬搔不能少停。……是夜，通夕不成眠，瘡癢，迥異尋常。”（五月初九）“余向來怕熱，近年尤甚，今年遍身生瘡癬熱毒，本日酷熱，幾若無以自存活者。”（五月十七日）“遍身痛癢，幾無完膚，意思蕭瑟，若有不自得者，徹夜不能成寐。”（五月廿一日）“手不停爬，兩手兩臀皆爛而痛。”（五月卅日）“臀痛不能坐，手癢不能動，故諸事廢閣。”（六月初二日）“癬癢異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爛，皮熱作疼……近日，瘡微痊而癬又作，悉身無完膚，意緒凋疏。”（六月廿二日）實是苦不堪言，痛不欲生。

堅持到十月，曾國藩終于開始服藥，并對其效驗表示有所相信：“連日瘡癢，如有芒刺者。本日，開方服歸芍地黃湯，而參以吉林參一錢。”（十月十八日）“睡后，頗能成寐，或服地黃之故耶。”（十月十九日）“睡頗成寐，四更未醒。身上雖癢，而不似前此之若有芒刺者，殆服藥有驗耳。”（十月廿日）“睡不成寐，連日服藥，身上奇癢略愈，而不能安寢如故。”（十月廿三日）“二更三點睡，略能成寐，或二日服生地之效。”（十月廿七日）“坐次確睡，即有成寐之意，或日內服生地之功耶。”（十月廿八日）“三點睡，頗能成寐。或是弢甫（周騰虎）開方，服生地之效。”（十一月初二日）“弢甫為余看脈，言癬疾多年，其故在血熱，其風邪入氣化之中，不宜服溫補之品，宜服滋陰涼血之劑，參茸俱不宜服，惟珍珠當有效驗云云。”（十一月初五日）“三點后睡，不甚成寐，而遍身之癢略愈，蓋本日服弢甫之方藥，皆生地、連翹、防風等苦涼之品，或足以醫(yī)血熱之癥也。”（十一月初九日）

但病魔的反撲很快擊潰了他對于醫(yī)藥本來就不牢固的信心：

睡不甚成寐。遍身奇癢，深以為苦，較之道光二十五六年初起癬疾之時，其苦似倍。弢甫為余制丸藥，方有珍珠、麝香等物，本夜服十丸。（十一月十二日）

瘡癬奇癢，不可耐，幾于身無完膚，良以為苦。（十一月十七日）

三更睡，癬癢殊甚，爬落白皮極多。日內思家運太隆，虛名太大，物極必衰，理有固然，為之悚皇無已。（十二月初六日）

癬癢殊甚，徹夜不甚成寐，深以為苦。（十二月廿九日）

藥方無效，使他一度不得不從數(shù)理天命、陰陽變化的角度去尋找自己得病之因。延至同治元年二月，他的癬瘡忽然不藥而愈：

近日瘡癬少愈，不甚痛癢，不知何故，豈濕氣已盡除耶？（二月十五日）

不甚痛癢（《曾國藩日記》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

此前，他為了治療自己的睡眠不良，只服過兩帖歸脾湯，但這個藥方明顯不是治療癬瘡的，因此曾國藩才會書以“不知何故”四字。從此之后，曾氏日記里確實罕見有癬瘡的記載，可見此病確實算是好了。從本年開始，睡眠一向欠佳的曾國藩忽然常能酣眠：

四點睡，又得酣寢。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連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豈俗所謂時好運好，百病皆除耶？抑憂勤變?yōu)橐菰ィ迕髯優(yōu)榛铦幔瑸樗ズ闹饕浚ǘ仑ノ迦眨?/span>

余近日渴睡甚多，不似往年之竟夕不寐。每逢節(jié)氣，輒服歸脾湯三帖。本日值立夏節(jié)，渴睡尤甚。接澄弟信，謂脾胃甚好之故，豈果服藥之功耶？抑昏倦頹放，暮景不能自振耶？（四月初八日）

昨數(shù)日疲倦殊甚，昨夜服歸脾湯一帖，本日神氣較王，然則藥物不可盡信，亦不可盡不信也。（四月十八日）

不可盡不信（《曾國藩日記》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他一會懷疑是服藥的療效，一會懷疑是身體機能邁入暮年的征兆，甚至說出“藥物不可盡信，亦不可盡不信”這樣辯證的話來。但是這種對于藥物療效半信半疑的態(tài)度很快又轉變了，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他在致曾國荃和曾國葆的信中仍堅持了有病勿藥的信念：

余閱歷已久，覺有病時，斷不可吃藥；無病時，可偶服補劑調理，亦不可多。吳彤云大病二十日，竟以不藥而愈。鄧寅皆終身多病，未嘗服藥一次。季弟病時好服藥，且好易方，沅弟服補劑，失之太多。故余切戒之，望弟牢記之。……吾輩仰法家訓，惟早起、務農、疏醫(yī)、遠巫四者，尤為切要。

在同治二年至同治五年的上半年，他除了偶爾服食人參、鹿茸等補藥外，其日記中似未見到因病服藥的記錄。即使是出現(xiàn)了嘔吐等癥，他也只是節(jié)制飲食以應之：

早飯后，忽作嘔吐。余向有此病，每數(shù)月或半年輒發(fā)一次，大約浮熱滯于上焦，飲食尚未消化，而后之飲食繼至，故煩滿而作嘔。每次禁腥葷，節(jié)飲食，即可痊愈。（同治二年五月廿七日）

同治五年七月，一場疾病猛然撲至，曾國藩“筋骨酸疼，畏寒頭疼”（廿二日），病倒在床，礙不過親友的苦勸，他服了兩劑桂枝湯，稍好即又“堅持不服藥之說”，后來病勢加重，只好再服桂枝湯，然痊愈后復自責未守勿藥之戒：

筋骨酸疼，畏寒如故，又加腹痛作脹，大溲又不爽快，常在床上歪睡……酉正張敬堂來，勸服藥一二帖，因舉方桂枝湯，渠親自揀藥煎藥。至二更三點，守候余服藥后乃去。（廿三日）

服桂支湯第二帖，服后覺發(fā)熱腹疼，甚有瞑眩之象，至申刻乃稍平靖。傍夕，疲困之至。昌期、敬堂諸人均來候視。病有增加之勢。夜二更三點后睡，幸能成寐，至五更乃醒，則病減矣。乃知藥之對病者亦須閱八九個時辰，或酣睡一覺，乃能奏效也。（廿四日）

早起，覺病大減，診脈亦平和……傍夕，昌期、敬堂諸人來視，余堅持不服藥之說。（廿五日）

早起，診脈者皆言有濕滯，余但請人診視，而堅不吃藥。（廿六日）

早起，診脈如故。……自覺太勞，登時發(fā)熱，病加重。張敬堂來診，脈象不好。昌期、葉亭及從人等均有憂色，勸余服藥。因又定服桂支湯，直至三更四點始煎好服之。（廿七日）

早起，昌期、敬堂等來見，診脈。……又張敬堂等來診病，久坐時許。余以外病已去，僅有腹疼，寒在下焦，因議定服姜附，二更服之。（廿八日）

夜睡至三更四點，汗透衣襟，有似醫(yī)家之所謂自汗者，蓋三帖共服桂支一兩八錢，為分太重之咎。乃知凡藥皆可傷人，悔不堅守弗藥之戒。（卅日）

這幾天的日記生動反映出曾國藩對醫(yī)藥半信半疑、既有所依賴又深懷畏懼的矛盾心態(tài)。值得一提的是，從同治二年開始，其日記不斷出現(xiàn)“眼紅且蒙”“眼紅而疼”“眼蒙殊甚”甚至“不能治事”的記錄，但并沒有引起曾國藩足夠的重視。

同治六年的上半年，曾國藩除了“眼蒙”“牙疼”外，還得過一次風寒感冒，友人雖然診脈開方，他卻堅持沒有服用，硬抗了過去：

是日本有小疾，勉強治事甚多，支撐過去。（六月初九日）

二更后病困彌甚，劉開生等診脈，甚虛，舉方黃芪、熟地等味，煎好而不敢吃，恐有濕熱風寒外癥也。（六月十三日）

疲病殊甚，不能治事……旋與惠甫一談，請其診脈，虛弱中微有外感，頭熱肩疼亦似外感……三更后成寐，上身出汗，蓋午刻吃蔥姜煮面，至是始驗病可解矣。（六月十四日）

但是下半年九月來勢更為兇猛的傷風，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劇烈咳嗽，卻使曾國藩無法支撐，不得不在半推半就中服用了藥物：

鼻塞，腹上發(fā)熱，又時咳嗽，蓋傷風也。（十七日）

請惠甫看脈舉方，傍夕服藥，二更后稍覺輕減，出汗少許，發(fā)熱頭疼等癥均愈，惟咳嗽未愈。（十九日）

夜再看脈，二更后服藥。竟夕不能成寐，咳亦竟夕不止。四更時，上身出汗頗多，然未能解散表邪，但覺病勢已增，深以為苦。（二十日）

請劉竹汀來看病，即上半年為紀鴻兒看出痘癥者也。主方服附子、干姜之屬。服藥后，屢次睡臥。……病似少減。（二十一日）

午刻服藥一次。……兩日來服附片、干姜等藥，微嫌其燥，咳嗽屢作不止。（二十二日）

因嫌劉竹汀用藥偏燥，故又請吳竹如來診，然曾國藩雖然認為吳所開之方甚好，但仍想堅持不服藥自療，沒想到這次竟然無法抵擋病勢，只好收起祖訓，服藥始愈：

午刻，請竹如來診，開方甚好，余畏服藥，遂不服之。（二十三日）

三點睡，竟夕不能成寐。咳嗽不止，三更二點，即穿衣起坐。嗣后屢坐屢睡，展轉不安。咳嗽太多，舌枯異常，起吃開水者二次。昨日、今日堅不服藥，意病勢或可漸減，不謂今夜狼狽若此，殊深焦灼。（二十四日）

惠甫診脈，言外感而肺家受有風邪，固咳嗽之所由來，陰虛而用心太過，心火上爍，肺金受克，亦病源也。二者必須兼治，固須服疏散之劑以袪寒邪，亦不可用燥上之品使陰分益虧。余深以其言為然。蓋余自中秋前后久覺心火上炎，肝脾俱若受傷，此次風寒雖發(fā)于肺家，而自覺脾家亦已有病，故飲食俱不知味。……旋服惠甫藥。竟日咳嗽，至酉刻稍減。（二十五日）

是夕竟不甚咳嗽，病將愈矣。（二十六日）

余畏服藥（《曾國藩日記》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同治七年歲末，慈禧太后召見曾國藩時，還曾問及他所患之病及服藥否，而曾國藩也老老實實地回答說曾經服藥：

問：“你的病好了？”對：“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很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問：“你吃藥不？”對：“也曾吃藥。”（《曾國藩日記》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步入暮年的曾國藩身體明顯轉差，同治七年、八年的日記里大量出現(xiàn)了“不能治事”“不能成寐”“疲憊極矣”“倦甚”之類的字眼；“眼蒙殊甚”一詞，出現(xiàn)次數(shù)尤其頻繁；以同治八年十二月中旬為例，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九日均有言“眼蒙殊甚”。

延至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曾國藩讓兒子曾紀澤探視自己的眼睛，才發(fā)現(xiàn)右眼已經失明：“眼蒙殊甚。令紀澤視吾目，右眼黑珠，其色已壞，因以手遮蔽左眼，則右眼已無光，茫無所見矣。紀澤言瞳人尚好，可望復明，恐未必然，因閉目不敢治事。”不僅如此，左目視力亦很微弱：“右目既廢，左目亦昏，岌岌乎可慮已。”（三月初七日）這讓曾國藩十分苦悶和焦灼：

旋請黎竹舲診脈，又請一眼科趙姓診視，言左目亦將壞，焦灼之至，繞室旁皇。（三月初十日）

近以目病，寢食之外，便不治一事，且愧且嘆。（三月十八日）

日來自右目病后，終日倦睡，不治一事，且憂且愧，而心境不安，目病愈甚。即使左目幸得保全，而不能用心，亦與死人無異，焦灼殊甚。（三月廿一日）

他似乎從此不再堅持勿藥的觀念，有病則主動延醫(yī)，并商議藥方，甚至乞靈于咒語與氣功。

午刻，黎竹舲送《光明經咒》，云持誦萬遍，眼可復明。邵棠浦來一坐，力勸余服補陽之藥。……旋誦熟《光明經咒》凡百有四字，蓋道家之言也。誦數(shù)十遍。（三月廿六日）

黃靜軒來久談，為余治目處方。（四月初九日）

寫信與作梅商藥方。（四月初十日）

寅正起，頭或大眩暈，床若旋轉，腳若向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請竹舲一診，服滋陰之劑。（四月十六日）

申刻及夜間，兩次請醫(yī)診視，服龍膽草等藥，以瀉肝火。（四月二十日）

請醫(yī)診脈，仍服昨方。（四月二十一日）

申刻服藥后，靜坐良久。（四月二十二日）

請周撫文診脈……酉刻及亥正，服周撫文方。（四月廿四日）

不過也許是儒家士大夫意識使然，曾國藩僅在三月廿六日當天誦過《光明經咒》，之后即予放棄。對于靜坐，由于是儒道皆有之傳統(tǒng)，曾國藩倒是堅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他還向黃靜軒學習內視之術，并感嘆自己無法達到要求：

黃靜軒來久談，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內視丹田，因舉四語……閉目靜坐，學內視之法。（五月初四日）

夜閱黃靜軒所著《福壽金鑒》，因求攝生之方。（五月初八日）

午正,數(shù)息靜坐，仿東坡《養(yǎng)生頌》之法。而心粗氣浮，不特不能攝習，并攝身不少動搖而不能。……酉刻服藥后，行小周天法，靜坐半時許。（五月初九日）

旋靜坐，數(shù)息三百六十。……酉刻服藥后，行小周天法。（五月初十日）

黃靜軒來久談，與論靜坐數(shù)息之法，亦自恨衰老，不能有濟。……午正，默坐數(shù)息。（五月十三日）

至五月底，因為天津教案十分棘手之故，曾國藩暫停了氣功修煉，改為飯后散步。但他對靜坐之術一直抱有極大的興趣，本年十二月二十日，他還寫道：“本日聞翰仙言，何鏡海得靜坐之法……目已瞽而復明，余亦思一試也。”

同治十年的曾國藩老境更顯頹衰，目疾未見輕減，二月十七日又得了疝氣：“右腎浮腫，大如雞卵。”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他自嘲：“前以目疾，用心則愈蒙，近以疝氣，用心則愈疼，遂全不敢全心，竟成一廢人矣。”后來疝氣雖然漸愈，但目力變得更差：

眼奇蒙，幾不能辨一字，因不復執(zhí)筆，而溫《項羽本紀》一過，眼在半開半閉之間，略見字影，略似默誦而已。（三月二十五日）

這個時候，出現(xiàn)了一名修煉道家氣功的守備馬昌明，自稱能為曾國藩治好目疾，于是從該年七月初九日至八月初二日，馬昌明先后二十一次來為曾國藩診治，可惜并無效驗：

歸署，有一守備馬昌明，善于道家內功，云能為余治目疾，與余對坐，渠自運氣，能移于吾身五臟云云。因與之對坐三刻許。（七月初九日）

馬昌明來，與余對坐三刻許。至是坐十一日，而目光毫無效驗。（七月二十日）

馬昌明來，對坐三刻許。自是坐二十一日之期已滿，而目光毫無效驗。（八月初二日）

曾國藩雕塑

至此，曾國藩大概明白了事不可為，之后他雖仍有靜坐調息之舉，不過抱著聊勝于無，姑且一試的態(tài)度：“夜，再靜坐數(shù)息。因日來眼蒙益甚，或謂調息養(yǎng)神尚可補救，因試為之。捧土而塞孟津，深恐其無當也。”（十一月初四日）對于疾病，他似乎也像常人一樣有病則醫(yī)，不再強抗：

請醫(yī)診脈二次。……是日服藥二煎，時時防將眩暈者。（同治十一年正月廿七日）

早診脈二次，開方良久。……是日，肝風之病已全退，仍服藥一帖。（同治十一年正月廿九日）

遺憾的是，即使是及時服藥，也無法挽留住這位可敬的老人的生命，心血耗盡、飽受疾病折磨的曾國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戌時溘然長逝。勿藥也罷，服藥也好，乃至去修煉道家長生之術，都無法逃脫死亡這一必然的歸宿。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人都獲得了一種公平。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摘自《華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煩惱》（張劍 著，中華書局，2020年7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