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學家，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的履歷很難復制。27歲（1970年）發表第一部美國史專著一鳴驚人，此后每隔幾年就有一部重要作品問世，至今有二十多本專著和編著；任教哥倫比亞大學，培養和指導了75名美國史博士，其中多人已經是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知名教授；1993年、2000年和2005年分別在美國歷史學家組織（OAH）、美國歷史學會（AHA）和美國歷史學家協會（SAH）的會員直選中當選主席，這是來自同行的高度認可，能在這三個專業組織中都當選主席的人僅此一位。

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希看來，方納的成就與才華除了是“天賦與勤奮、繼承與發展、批判與創造之間完美結合的故事”之外，還得益于他所處的時代。20世紀60年代是方納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美國的民權運動進入高潮，新社會史方興未艾，美國的美國史研究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進入新時代。

王希翻譯過多部方納著作，包括《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美國自由的故事》等，是方納作品在中國最早的引介人。近日王希編譯的方納北大演講集《19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澎湃新聞通過郵件書面采訪了王希教授，請他談談與方納先生35年來的師生友誼與學術交往，以及變動時局下的中美美國史研究。

王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博士，哈佛大學杜波伊斯研究所博士后，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民主的考驗：黑人選舉權與北部共和黨人（1860-1910）》《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

澎湃新聞：方納先生著作宏富，《美國自由的故事》《給我自由》等重要作品已譯成中文，并且有很大反響。能否請您談談這次出版的《19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在篇目安排和附錄文章選擇方面有哪些考量？

王希：《19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應該說是一部主題性論文集，一共收入方納教授的7篇文章，前4篇來自他2017年在北京大學做的美國史研究系列演講，由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串聯起來，即奴隸制和反奴隸制的政治如何影響了美國從建國時代到重建時代的歷史經歷。在第一講中，方納討論了奴隸制如何從一開始就嵌入在美國的憲政體制之中，成為早期美國政治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并導致了內戰的發生。第二講則以19世紀上半葉反奴隸制斗爭為背景，以小見大，著重講述了黑白廢奴主義者如何在極為惡劣的政治和法律環境下大膽而巧妙地通過紐約市的“地下鐵路”來幫助逃奴奔向自由的故事。在第三講中，方納將目光聚焦在美國人最崇敬的“偉大解放者”林肯總統身上，敘述了他如何從一個溫和的反奴主義者通過內戰轉變成為一個堅定的廢奴主義者的過程，為聽眾和讀者呈現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林肯。最后一講則集中討論內戰之后的重建時代，分析了重建在憲政重構、政治重組、種族關系和經濟轉型等方面的成敗，以及重建的遺產如何影響了后來乃至當今美國歷史的走向。所有這些都不是小問題，而是非常復雜的大問題，但正如許多聽眾和讀者所體驗到的，方納把這些問題梳理得非常清楚，表現了一種很強的邏輯感，呈現了一個完整的美國故事。這四篇講稿覆蓋的內容，很多人可能都聽說過，但讀完方納的文章之后，你會覺得有一種獲得新知的感覺。這可能就是一個成熟史家的本領：舉重若輕，運用關鍵的歷史細節，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作出冷靜的判斷，而每個判斷背后都帶有一種讓人回味無窮的思想。

要做到這一點并非易事。方納是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邀請而來講學的，這個項目的起點很高，主要邀請成就卓著、具有世界聲譽的學者，希望他們分享最拿手、最前沿的成果。方納提前一年多就開始與我商量講題的選擇。他最終選擇這四個題目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這四個主題上，方納都寫過至少一部厚重的研究專著，有的主題（如重建）還不止一部，這些著作都是他多年研究、并經過時間考驗的作品。與此同時，他對這些成熟的研究做了高度的濃縮和提煉，用一個新的敘事框架——“19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進行重新組合，用精湛、流暢的文字表現出來，與中國讀者分享。這樣的組合呈現在方納的學術發表中還是第一次，即便在他的英文著作中也找不到一本可以與之媲美的著作。

王希（左）和方納（右）在2001年AHA年會上合影

收入本書的其他3篇方納文章，也都很有特色。“誰是美國人”一篇是他于1995年在紐約州人文學科委員會接受“年度學者”稱號時的演講，時間正好是1994年美國學界就美國歷史教科書應該如何編寫的問題進行了一場全國大辯論之后。方納當時是美國歷史學家組織（OAH）的在任主席，在辯論中始終處在前沿位置，與反對派展開唇槍舌戰，捍衛“新美國史學”的方法論與成果。正如方納回憶的，這場辯論促使他創作了后來蜚聲海外的《美國自由的故事》（1998）一書，而該文勾畫了該書最初的思路，并重點討論了美國人圍繞公民身份認同展開的長期辯論。

《19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美]埃里克·方納著，王希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189頁，48.00元

“關于《美國自由的故事》的新思考”一篇也有自己的故事。《美國自由的故事》中文版于2002年出版，后重印多次，2018年當商務印書館準備再次重印時，方納應邀寫了一個新序，主要討論9·11事件之后圍繞美國自由發生的新的公眾辯論，算是對20年前完成的著作的一種補充。遺憾的是，因國內出版的相關規定，重印書不能使用新序（否則便要作為新書重新申報和審核）。我們都不甘心放棄，與商務印書館、北大出版社和方納協商之后，將這篇序言納入本書，以饗讀者。從主題上看，這兩篇文章與19、20世紀美國政治史有緊密的關聯，主題也十分貼切。

《美國自由的故事》，埃里克·方納著，王希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10月出版

附錄中的“回顧我的學術人生”一文非常精彩，我翻譯的時候也十分投入，并加了不少注釋。這是方納在哥大為他舉行的學術成就致敬會議上的致辭。會議是在2017年他訪問北大回到紐約后召開的，我那一學期在北大上課，無法參加會議，但聽幾位參加了會議的中國留學生講會議非常好，于是問方納要來他的講稿細讀。雖然其中的主要內容我都親耳聽方納講過，但讀起來仍然覺得十分感動。方納總是有一種高超的寫作技藝，能夠將他豐富多彩學術人生的不同側面不露聲色地組合起來，講出一個相互之間有內在聯系的故事。征得他的同意之后，北大出版社決定將這一篇納入本書，與我寫的譯者前言形成一種對照。我的前言是對方納的學術生涯和貢獻做一種“專業”介紹，而他的自述則是一種個性十足的回憶，包含了諸多鮮為人知的學術軼事和耐人尋味的細節，語言別具一格，詼諧之中蘊含著深刻。這一篇文章也是首次發表，為本書增色不少。

澎湃新聞：您參與推動并親歷了中國的“方納熱”，也是方納作品在中國最重要的引介人。能否請您談談方納對于中國讀者的意義？

王希：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我真的沒有仔細想過，大概因為我開始翻譯和介紹方納作品的時候完全是出于一種對好學問的喜好和沖動。簡單地說，可能有兩種意義，一種是知識上的，另外一種是學術上的。

先談第一點。我前幾年曾寫過一篇文章，簡述中國的美國史寫作從1949到2009年的發展情況，其中談到在改革開放之前因為政治的原因，中國對美國歷史的了解和研究一直處于意識形態掛帥、殘缺不全的狀態。改革開放之后，情況有所好轉，但美國史知識的學習與補充需要時間和數代人的努力。2000年我決定放下手頭的研究，翻譯《美國自由的故事》，很重要的一個考慮是覺得有必要將新的美國史研究介紹給國內讀者和同行。研究美國，首先需要了解美國，如果連美國歷史的真相都不清楚，何談有效的研究。如何了解歷史的真相呢？需要介紹最扎實、最優秀的作品。所以，介紹新的美國史知識是我當時的一個很大的動力。《美國自由的故事》中文版出版之后，國內讀者的熱情反應令出版社也感到意外。將近20年了，本書仍然在不斷重印。所以當方納的《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兩卷本通史出版后，商務出版社立即跟進，請我將這套書翻譯成中文版。當他2017年第二次訪華時，方納發現自己在中國擁有許多讀者，深感欣慰。

方納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導師，師生之間的學術傳承自然會影響到我的研究和選擇偏好，對此我并不否認。但方納著作的優秀是得到學界普遍認可的，更重要的是，他研究中涉及的許多問題——也就是他說的所謂“霍夫斯塔特問題”（霍夫斯塔特是他在哥大的博士論文導師）——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問題。事實上，我們這一代人——即20世紀80年代去美國留學的文科留學生——中的許多人對政治史、思想史、種族關系史、憲政史、民主問題、社會沖突和政治文化等抱有永恒的興趣。但如何研究這些問題，采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材料，則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在美國學歷史的留學生很早就組織了留美歷史學會， 并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出過《當代歐美史學評析》（1991）一書，介紹歐美史學的成果與方法論。我們當時認為這樣做很有必要。應該說，我翻譯方納的著作也是出于這樣一種強烈的專業動機。

你用“宏富”一詞來形容方納的學術創作，恰如其分。方納的著作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很好，每一本專著都有自己的特色，許多都值得翻譯。就拿他的近期著作來說，《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2010）就開辟了一種新的林肯研究方法，我將它稱為一種“主題傳記”。《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2015年）則是一部精致的個案研究，但卻做到了與廢奴運動的大時代背景天衣無縫地結合起來，謀篇布局方面有許多可取之處。這兩部著作都已經由國內新生代美國史研究者翻譯成中文出版。他的兩部早期經典著作——《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戰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1970）和《湯姆·潘恩與革命時代的美國》（1976）——也已經由另外兩名美國史研究界的新秀翻譯完畢或即將翻譯完畢。這兩部著作在方法論上也是各有特色。我受商務印書館“漢譯名著”系列叢書之托，正在翻譯方納的巨著《重建：美利堅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已經接近尾聲。這部著作被稱為重建史研究的“圣經”， 我很喜歡。我覺得在方法論上它對國內學界多個學科的學者也都會有啟發。

《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埃里克·方納著，于留振譯，2017年3月版

《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埃里克·方納著，焦姣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澎湃新聞：就您自己而言，和方納先生的交往給您帶來了哪些影響？

王希：這個話題，如果展開來說，可以寫一本小書，因為值得談的內容實在太多了。我與方納教授第一次見面是在1985年7月，我們共同參加了一個由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在弗吉尼亞召開的關于現代化問題的討論會，當時我來美國不到一年。從那以后，我們便開始了35年的師生友誼和學術合作，所以要講的故事很多。

簡單地說，我覺得主要的影響可能有這樣幾點：如何做學問，如何做學者，如何做老師，如何為本學科的發展做貢獻。方納教授不是那種喜歡手把手教學生做學問的老師。他也從不這樣教學生，且不招收這樣的學生。但他對學生很關心，也很嚴格，在學術問題上從不客氣，也從不含糊。他指導學生的方式是給學生相當大的自由探索、自我發現、自我創造的空間，不給學生硬性規定博士論文題目。相反，方納自己很謙虛，總是說他從學生的研究中學到許多東西。在《美國自由的故事》英文版的后記中，他認為自己在哥大非常有幸指導了一批本身就極富才華的學生。我相信這是他的真心話，而且也是一種大家風范的表現。但他對學生并不是放任自流，絕對不是，也從來沒有過。他會在你思考和寫作時，挑戰你，提出非常關鍵和到位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會將你的寫作提高一個層次，這方面我很有體會。他支持自己的學生，但不希望學生只是在他的“庇護”下成長，這完全不是他的風格。這點給我的影響很大，也影響了我如何做老師。

另外一點影響就是做學問時要誠實、認真和投入，不能有半點虛偽和驕傲。這一點在許多美國學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因為我與方納接觸多，又翻譯過他的著作，我更深地感受到這一點。舉個小例子吧。《給我自由》第一版2004年出版后，一位讀者指出他將泰坦尼克號沉船的年份寫錯了，他收到反饋之后立刻告知出版社予以改正，刻不容緩。在他的專業寫作中，他總是把學問看成是一種學者們集體創作的結果，所以在寫作中對前人成果總是給予詳盡的承認。他從不以自己是某一領域的“大佬”自居（這種可恨的風氣在美國學界也很少見），也從來不隨意發言。他的每次演講都是以極認真的態度來對待。2017年北大演講完之后，北大出版社向他約稿，原以為要等上一陣子，結果他在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將四次講稿如數寄給我了，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前四篇文章。

《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美] 埃里克·方納，王希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1月版

另外一個影響就是，方納很有“公心”，愿意花時間做許多專業學者不愿或不屑或無能力做的學術服務（academic services）。他擔任過AHA和OAH的主席，這當然是一件臉上有光的事，是學界對學者成就的一種承認，但你必須花大量時間來為學科的發展服務，需要犧牲自己的研究時間，而且處理事務還得要有政治技巧，能夠得體地應對媒體與大眾。方納還愿意花大量的時間來推動公眾史學，這是他與許多卓有成就、但只關注自己的學問的學者非常不同的地方。他認為學者擁有一種學術和道德責任，應該向學術界內外的讀者和聽眾分享史學研究的最新成果。我看他的簡歷，邀請他去做學術演講的地方既包括了世界著名大學（你能想象到的最著名大學都包括在內），同時也包括了許多名不見經傳的社區大學或地方歷史學會。他雖然享有盛名，但待人處事卻總是從善如流，生活十分簡樸自然。有一件小事讓我記憶深刻。2000年他第一次來華，在北大做演講，那一次他夫人和女兒同行。當時的北大還只能用留學生宿舍的一部分來招待來訪的外國學者。安排方納一家的住宿時，在他們的房間里臨時加了一張硬板床，但管理人員忘了在床板上放一張床墊。結果當天晚上方納演講結束回到房間，發現沒有床墊，但覺得太晚，不愿去打攪服務員，就在沒有床墊的硬板床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帶他去看北大圖書館時，他才告訴我此事，卻沒有一絲抱怨。那次參觀北大圖書館，他看到了美國史研究著作的藏書極為稀缺，才有了后來他將自己4000本私人藏書捐給北大歷史系圖書館的故事（這點我在書中的方納贈書實錄中有詳細介紹）。

2000 年方納當選為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從前任主席羅伯特·達恩頓（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站立者）手中接過象征學會權力的會議木槌。

澎湃新聞：能否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方納先生在美國內戰史、重建史、非裔美國人史、激進主義這幾個主要研究領域的貢獻？

王希：這些問題都很大，我就挑前面兩個領域說吧。內戰史是美國史研究中的經典題目，因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為血腥的一次戰爭，死傷人數超過任何一次國內國外戰爭，而且是一場內戰，發生在一個近代民主體制的內部，最后的結果是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得以保存，400萬奴隸獲得解放，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獲得新生。所以，它的意義非常大，從19世紀后期就一直是重點研究的題目，積累厚重。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解釋。方納在這個領域的貢獻是將奴隸制問題放到了內戰研究的核心位置，大大提升了內戰的道德含義。他的《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該書是他的博士論文）討論了共和黨為何和如何在19世紀中葉變成了一個反對奴隸制蔓延的政黨，對該黨意識形態的建構做了細致的描述和分析。這部書的亮點很多，讀的時候時常令人拍案叫絕。最大亮點是將思想史、政黨史、政治文化史和內戰史結合起來，有效地解釋了反對奴隸制和種族主義為何可以并行并最終進入政黨政治、成為共和黨的意識形態。

重建史方面的貢獻就更多了。他的《重建》一書被史學界視為一個里程碑式的寫作，不光是因為它推翻了主導史學界長達數十年的“唐寧學派”觀點，更是因為他從問題意識、研究框架、文獻材料、分析手段等方面為這個領域開辟了一片新天地。《重建》1988年出版，在它之后出版的許多著作都是受它的啟發而寫成的，而后來的研究則將19世紀美國史研究推到一個更深入、細致的程度。《重建》的最大貢獻是將非裔美國人作為美國“第二次建國”的主角來描述，討論這個剛剛獲得自由的前奴隸群體如何迅速將自己訓練成為美國政治的參與者，如何與共和黨人合作，建構內戰后的新南部。方納把這個復雜多面的故事梳理出來，放在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的語境下，將之與其前后的美國史之間的關系表現出來。在今天的美國史研究中，重建史是一個與美國革命史、美國立憲史和內戰史同等重要的領域，做到這一點，方納的貢獻功不可沒。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是，他通過對重建的研究將非裔美國人史和激進主義史這兩種原本處于邊緣位置的領域帶入美國“正史”的敘事中，革命性地改變了美國歷史的書寫傳統。

澎湃新聞：方納的研究揭示了19世紀反奴隸制斗爭與20世紀民權運動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聯系，并且他現在仍活躍在美國的公共輿論場上。在您看來，當下美國爆發的“黑命攸關”運動，與方納所研究的19世紀反奴隸制斗爭、所參與的1960年代民權運動有哪些內在聯系，又有哪些變化？

王希：這個問題問得太巧了。我剛剛在北大上完《美國史通論》的暑期課，我設計的期末考試中正好有這樣一道題。有不少同學選擇回答這個問題。當今我們看到的因美國警察濫用執法暴力致使黑人死亡而引發的全國性抗議活動，與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19世紀的反奴隸制斗爭都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聯系，可以說，是19世紀以來的反種族歧視、反種族主義這個漫長的“民族斗爭”的現代篇章。方納曾引用共和黨立法者卡爾·舒爾茨的話，將重建描述為一場“偉大的憲政革命”，他又在2019年出版的《第二次建國》一書中描述了這場憲政革命發生的過程。那么這次憲政革命的偉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通過和實施了三條極為重要的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憲法修正案（1865）廢除了美國境內的奴隸制，宣示了“自由”是所有美國人的一種權利；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1868）給予所有在美國出生和通過歸化入籍的人同等的公民資格和權利，宣示了“平等”是美國公民政治的原則。這兩點在原始的憲法秩序中都是不存在的。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1870）確認了黑人男性擁有與白人公民同等的選舉權，從而將“跨種族民主”（interracial democracy）變成了美國政治的實踐。今天我們似乎覺得這一切都是習以為常的美國故事，但如果將這些政治創舉放回到19世紀60、70年代的背景中（當時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還處在帝王將相的專制體制之下），你可以想象它們所擁有的政治激進性。所以，稱重建憲政改革為一場“革命”一點都不過分。

《第二次建國》，埃里克·方納著，于留振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9月

然而，重建未能堅持下去。到了19世紀后期，“白人至上”主義的意識形態卷土重來，白人種族主義者掌控的南部州政權實施了種族隔離法，并以種種公開或隱秘的方式實質性地剝奪了南部黑人的選舉權，使絕大部分黑人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但重建憲政所建立的自由、平等和跨種族民主的原則并沒有被否定，一直成為白人和黑人民主主義者的法律和思想武器。20世紀50、60年代的民權運動，無論是聯邦最高法院做出的一系列廢除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的判決，還是國會通過的《1964年民權法》（以聯邦法的名義廢除各州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和《1965年選舉權法》（以聯邦法名義廢除各州為阻止黑人公民參加投票而設置的種種障礙），還是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運動積極分子所組織的非暴力群體抗議活動，所依循的原則都是重建憲法修正案所建立的原則，這就是重建與民權運動之間的聯系。沒有這些重建時代建立的憲政原則，就沒有后來的民權革命。

民權運動的立法廢除了聯邦法和州法中的種族歧視，但并沒有改變深嵌在美國人日常生活中的種族歧視，也沒有徹底改變新舊種族主義得以滋生、生長和蔓延的經濟和社會環境。2008年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表現了民權運動的一種成果，但選出奧巴馬當總統并不意味著美國進入了“后種族”時代。事實上，對民權運動所帶來的成果的堅決反對和頑強抵制也在生長，并與其他問題——宗教、全球化、經濟利益的分配、肯定性行動（平權運動）、地方選區的劃分、多元文化與美國核心價值觀的關系等——糾纏在一起，形成越來越大的聲勢，在2016年大選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全國性抗議，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場60年代民權運動的延續，但與民權運動不同的是，當今的運動不是由一個核心公民運動組織和發起的，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發的、因極度憤怒、失望和不滿而激發的抗議活動，但它們的激烈程度更為明顯，而且參與者以年輕人居多，白人和黑人中的年輕人，所謂的Generation Z一代人。這是與民權運動非常不同的地方。

澎湃新聞：您在《方納：一個偉大學術時代的寫照》一文中說，方納的成就和成功也得益于他所處的時代，是1960年代的新社會史+民權運動把美國的美國史研究推入新時代。我們現在也正處于一個中美關系的大時代。您覺得，中國的美國史研究，能夠從當下這個時代里獲得什么？

王希：是的，這是我在書的序言中希望強調的一個觀點。時代對于學術創造有很大的影響。并不是說只有偉大的時代才能造就偉大的學者，但一個稱得上偉大的時代往往能夠造就出一批偉大的學者，方納和美國史學界196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板。他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這就很了不起，很有影響力，能夠實質性地改變學術創作的質量和環境。除了時代背景的因素之外，還需要出色的才華、扎實的學術訓練和功底、真誠的理想主義、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持續進行自我教育的意愿和能力。方納的成長與成就正是這些因素得以綜合、獲得最優化的發揮之后的結果。

你的最后一個問題很好，也有一定的難度。是的，此時此刻的中美關系處在一個極為困難的階段。2019年夏天，美國歷史學家組織還與中國美國史研究會聚會東北師大，評估過去6年兩個學會之間的學術合作，展望未來。誰都沒有想到，一年之后兩國關系會走入這樣的低谷。我想，也許最糟糕的階段還沒有到來。但我同時也相信，無論情況如何變化，過去40年的深入交流已經將中美在許多方面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了，除了相互的經濟和商業滲透之外，在人文方面也有許多深度交流，雖然交流的力度不完全對等，但影響一定是有的，而且大大超過從前。雙方人民共同播下的種子不會因為中美關系的暫時倒退而被一筆抹去，它們仍然有機會生長。 樂觀一點說，我覺得這個時代倒是給中國的美國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幫助我們看到一些新的問題，也幫助我們去重新檢審過去那些習以為常的結論。開倒車的事情也可能促進新研究的發展，譬如對美國基層社會的研究，對美國保守主義的研究，對美國銹帶地區的研究，對本土主義的研究，對選舉政治的深入研究，對民粹主義、本土主義、白人民族主義的研究等。一句話，新的形勢會刺激我們去思考新的問題。但，無論研究什么，我覺得學術原則的底線是必須堅守的，即研究本身必須是真實的、扎實的、誠實的，不是應景之作，不是為了遵循某種官方意志的需要或為了迎合某種民間情緒的口味。我對國內新一代美國史研究者充滿信心，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有比他們的前輩更優越的訓練和研究條件，也應該有勇氣、有志向和有機會超越前輩學者。我堅信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