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方納（邵仄炯 繪）

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科學院通訊院士。他是當代美國最杰出的歷史學家之一，在美國內戰(zhàn)史、重建史、非裔美國人史、政治文化史等領域著述頗豐，成就斐然，兩度獲得班克羅夫特獎（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Diplomacy），一次獲得普利策獎。

近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希編譯的方納北大演講集《19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出版，王希教授應《上海書評》之邀采訪方納先生，從十九世紀美國的反奴隸制斗爭談到了當下因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而在全美爆發(fā)的“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19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美]埃里克·方納著，王希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189頁，48.00元

您的六十年職業(yè)生涯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十九世紀美國的歷史。這段時期對您來說為何如此重要？換句話說，為什么人們（包括美國人和其他人）要關心這段時期？

方納：十九世紀，尤其是我們所謂的美國內戰(zhàn)時期，對于了解今天的美國至關重要。現(xiàn)代美國誕生于內戰(zhàn)期間，國家的力量及其國家對美國人生活的影響都比戰(zhàn)前要大得多。內戰(zhàn)帶來的一些基本問題今天仍在辯論之中——誰是公民；誰應有權投票；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之間有什么聯(lián)系；如何清除奴隸制給美國社會留下的遺產；這些隨著四百萬奴隸的解放而成為爭議不休的問題。我們至今仍在應對美國種族奴役的長期后果。

您有很多關于美國內戰(zhàn)及重建時期的著作。能否請您為讀者簡要描述或總結一下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遺產？

方納：那個時代留下了兩個最重要的遺產，一是美國民族國家的幸存（亦即十一個蓄奴州試圖建立另一個屬于自己的新民族國家的努力宣告失敗），另外一個是奴隸制的瓦解，它在此前的兩個世紀曾對美國人的生活具有全方位的影響。此外還有一項遺產，戰(zhàn)后重建時期美國經歷了跨種族民主的首次嘗試。憲法被修訂，聯(lián)邦法律被重新制定，目的是把公民的定義從種族觀念中分離出來，并賦予包括黑人在內的所有美國人以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權利，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最后一項遺產后來受到挑戰(zhàn)，在南部基本上被廢除，但是爭取種族正義的斗爭一直持續(xù)到今天。

您的第一篇演講中提到，美國的歷史開始于一個明顯而根深蒂固的矛盾中，即自由與奴隸制并存。能否請您向讀者解釋一下，這如何可能？以及，為什么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后，繼續(xù)在這種矛盾中生活下去就不再可能了？

方納：托馬斯·杰斐遜的一生就體現(xiàn)了奴隸制與自由的并存。在1776年的《獨立宣言》中，他宣布新的美利堅民族立足于“人人平等”的原則。但是在那個時候，美國的奴隸人口有五十萬，杰斐遜本人就擁有一百多個奴隸。美國的許多位國父都是奴隸主。有人希望奴隸制將來會自動消失。但是國家的經濟與奴隸制緊緊綁定在一起——在南部，奴隸進行勞作的大型種植園是南部經濟的核心；在北部，奴隸制的規(guī)模較小，最終將被廢除，但北部商人和其他人也通過銷售奴隸們種的莊稼而獲利。種族主義有助于解釋這種矛盾。許多美國白人認為黑人沒有能力自由生活，因此奴隸制沒有違反平等原則。奴隸制被認為是非洲人后裔的自然狀態(tài)。

美國革命曾第一次將奴隸制變成了一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公眾辯論議題，激起了對虛偽的自由觀的批判；但當革命激發(fā)的反對奴隸制的沖動消失之后，奴隸制問題逐漸從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銷聲匿跡了。到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隨著廢奴主義運動的興起，奴隸制問題才重新回到聯(lián)邦的政治議程中來。在廢奴主義運動中，奴隸制的批評者放棄了漸進式的廢奴措施，而是要求立即和徹底地廢除奴隸制。

這些反對奴隸制的斗爭給個人自由、政治共同體和與美國公民地位相關的權利等美國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帶來了新的內容。廢奴主義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備受譴責的思想，但這些思想在三十年后被重建時代的法律和憲法修正案所吸收，即凡是出生在美國的人都有權利成為美國公民；凡是美國公民，無論屬于任何種族，都應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權利。

反對奴隸制的斗爭要求對整個民族共同體（nation）進行重新定義，在這一點上表現(xiàn)得最為堅定的是廢奴主義隊伍中的黑人成員，他們?yōu)榇税l(fā)明了一套新的關于自由的理解，遠遠超出了同時代大多數(shù)白人對自由的理解。塞繆爾·柯尼什寫道：“自由與奴隸制的真正戰(zhàn)場，是對膚色的歧視。”黑人廢奴主義者和廣大的自由黑人也批駁了把美國看成自由的領土的說法。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作為美墨戰(zhàn)爭的結果，一大片新的領土并入美國版圖，奴隸制在聯(lián)邦中的地位再次成為一個具有爭議的政治問題。發(fā)起爭論的政治人物使用了“自由土地”的話語——不允許奴隸制在新獲得的聯(lián)邦領土上存在——而這一措施打算保護的對象卻是那些希望移居到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對成千上萬北部人來說，移居西部可以給他們帶來改變自身經濟地位的希望，有助于維持和重建經濟獨立。如果任憑奴隸種植園主占領西部最肥沃的土地，北部移民將事實上處于被封堵的狀態(tài)。這一次爭論被1850年的妥協(xié)平息，國會命當?shù)鼐用褡孕袥Q定是否允許奴隸制存在。但四年后的1854年，國會批準了新的法案，將美國中部地帶一大片新的聯(lián)邦領土向奴隸制開放。

這一法案實施以后，美國政治經歷了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重組，輝格黨徹底瓦解，共和黨憑借要永遠禁止奴隸制任意蔓延的黨綱成為引人注目的顯赫大黨，但共和黨的興起使南北區(qū)域之間的關系變得愈發(fā)緊張。

在內戰(zhàn)前夕，美國的奴隸人口達到將近四百萬人，美國南部成為現(xiàn)代世界中奴隸人口最多、奴隸主權力最大的奴隸制社會。1860年，奴隸作為財產所含有的經濟價值超過了美國人在鐵路業(yè)、銀行業(yè)和工廠所有投資的總和。隨著十九世紀歷史的不斷延伸，南部各州之間也越來越緊密地被奴隸制捆綁在一起，它們關閉了幾乎所有通向自由的通道，強化了管理奴隸生活和勞動的法律。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南部領袖們使盡渾身解數(shù)來強化奴隸制的聯(lián)結功能。相比于在一個由自己的對手統(tǒng)治的國家里接受少數(shù)派的地位，棉花生產占主導地位的南部腹地的政客們大膽地提出了區(qū)域獨立的主張。他們相信，處于危險之中的不單是一場總統(tǒng)選舉的結果，而是南部的一整套生活方式。

在林肯當選總統(tǒng)后幾個星期之內，南部腹地的七個州退出了聯(lián)邦，組成“美利堅邦聯(lián)國”，1861年4月12日，南部邦聯(lián)的大炮開始攻擊桑姆特堡，美國內戰(zhàn)拉開序幕。雙方在最初都沒有料到，戰(zhàn)爭將推動美國加速走上解放奴隸的道路。

您在第二講中討論的地下鐵路的故事令人驚嘆。那些曾經幫助奴隸逃跑的廢奴主義者如何說服自己，他們在做正確的事情？哪怕他們所做的是違反州或聯(lián)邦法律的事情。

方納：每個國家都會不時地辯論一個人在面對不公正法律時應承擔的義務問題。廢奴主義者認為，有一個“更高的法律”——上帝或道德的法律——是應該在人類創(chuàng)造的法律之上的。他們相信，當他們幫助奴隸逃離奴隸制、獲得自由時，他們遵循的是更高的法律。當然，逃跑的奴隸們并不認為他們有義務遵守奴隸制法律——畢竟，他們在這些法律被制定和被實施的時候根本沒有發(fā)言權。一個世紀后，馬丁·路德·金將使用“公民不服從”——即拒絕遵守不公正的法律——作為民權運動的主要策略。

林肯的演講有力地論證了林肯具有“成長能力”，這是現(xiàn)在我們看來對于所有優(yōu)秀的政治領導人而言都非常重要的一種品質。林肯是如何獲得這種能力的？ 十九世紀的美國政治文化如何促成這種成長？還是說，這碰巧或純粹是林肯個人的特點？

方納：要確切了解一個人的性格如何形成往往是很難的。林肯很早就表現(xiàn)出了開放的胸懷，愿意在思想不可行的情況下改變觀點，并且對批評意見虛懷若谷。并非每個政治領導人都具有這些素質。但正如林肯所說，在諸如內戰(zhàn)之類的重大民族危機中，“寂靜無聲的過去留下的教條，已經無力應對當前的疾風暴雨……既然我們面臨新的情況，我們必須具備新的思考，并采取新的行動。我們必須首先解放我們自己，然后我們必須拯救我們的國家”。他們迫切需要新的想法——要想打贏這場戰(zhàn)爭，最重要的是必須摧毀奴隸制，這是南部經濟的基礎。林肯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并且《解放奴隸宣言》向眾人宣告，在這方面，戰(zhàn)爭的目的和性質已經改變。

《解放奴隸宣言》與林肯在以前發(fā)表的各種與奴隸制相關的聲明和政策都有顯著的不同。它拋棄了在解放奴隸的進程中尋求奴隸主的合作的思想，也不再忠誠于聯(lián)邦和背叛聯(lián)邦的奴隸主進行區(qū)分。它要求立即解放奴隸，而不是采用漸進的方式，不再提及給予奴隸主以必要的經濟補償，也不再提及將獲得解放的奴隸移居海外的計劃。它第一次授權聯(lián)邦軍隊征召黑人士兵。宣言啟動了一個歷史進程，通過這一進程，二十萬黑人將在戰(zhàn)爭的最后兩年里加入聯(lián)邦陸軍和海軍之中，在聯(lián)邦爭取勝利的斗爭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解放奴隸宣言》從根本上改變了內戰(zhàn)的性質。它將消滅奴隸制變成了聯(lián)邦軍隊的一個目的。它不帶補償?shù)貙敃r美國的最大一筆私有財產化為烏有。它將自由的理想與一個民族國家之間的認同關系清楚地建立起來，而民族國家的權力將隨著戰(zhàn)爭的進展而得到極大的擴大。

宣言成為內戰(zhàn)的轉折點，也成為林肯對自己歷史角色認知的一個轉折點。如果我們說的“偉大解放者”是指某人一生中都在等待廢除奴隸制的機會的話，那么林肯絕不是這樣的人。如果“偉大解放者”指的是他僅憑大筆一揮就立即解放了四百萬奴隸的話，他也不是這樣的人。更好的說法應該是，林肯最終變成了“偉大解放者”——他接受了歷史拋給他的機會，而且從此力圖實現(xiàn)歷史對他的期待。

亞伯拉罕·林肯

在去年出版的新書中，您稱美國重建時期為美國的“第二次建國”。準確地說，第二次建國與第一次建國有何不同和/或相似之處？

方納：我用“第二次建國”這個表述來表示，今天的美國人應該意識到，南北戰(zhàn)爭后憲法變化的重要性不亞于第一次建國——即憲法的最初制定。

第十三條憲法修正案在整個美國廢除了奴隸制。此前林肯的《解放奴隸宣言》將三百多萬奴隸宣布為自由人，但宣言沒有解放那些居住在四個邊界州的七十五萬名奴隸，也沒有解放居住在被宣言排除的南部邦聯(lián)領土上的奴隸。此外宣言只是解放了奴隸個人，但并沒有廢止那些創(chuàng)建奴隸制的州法。換句話說，解放奴隸并不完全等同于廢除奴隸制。《解放奴隸宣言》說白了只是一個軍事行動的措施，通過總統(tǒng)作為總司令行使的戰(zhàn)爭權在戰(zhàn)時得以頒布。它在戰(zhàn)爭結束后的命運如何尚不可知。

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使在該國出生的每個人都成為有權享有平等權利的公民。這條修正案是自共和國早期《權利法案》建立以來對憲法最重要的修訂。修正案很長，而且十分復雜，是加入憲法的最重要的修正案。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的核心是第一款，它將出生地公民資格的原則寫入憲法之中，并禁止州侵犯與聯(lián)邦公民相關的特權或豁免權，禁止州拒絕給予本州的任何人——不光是公民——平等的法律保護，或不經正當法律程序剝奪他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

在最近的數(shù)十年里，聯(lián)邦法院利用這一修正案擴展了數(shù)個群體的法律權利——最近的案例涉及同性戀男女的權利——而不只是前奴隸的權利。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關于同性戀者有結婚權的判決的法律基礎就是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

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擴大了非裔美國人的投票權。這些是憲法的深刻變化，這個憲法在其原始的形態(tài)中是保護奴隸制的。他們使《憲法》成為一份當美國人感到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可以訴諸保護的文件。

您在哥倫比亞大學慶祝您的學術成就的儀式上發(fā)表過講話，其中提到了一個感人但又令人困惑的軼事：您將參加電視節(jié)目《科爾波特報告》獲得的一百美元酬金捐給了紐約布朗克斯區(qū)的一所小學，因為那里的小學音樂老師買不起樂譜。您提出了一個關于美國應如何排列優(yōu)先選擇的問題：教育為先，還是軍事力量為先？您認為，美國將如何解決財富分配極端不平衡和經濟鴻溝的問題？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學到什么？還是說，這樣的想法只是一廂情愿？

方納：經濟不平等是當今美國的一個主要問題，需要我們的政治領導人解決。我不是經濟學家，不能提出具體的對策。但是首要的條件是政治領導力——我們需要有愿意解決這個問題的領導人，并面對它可能給美國民主帶來的危險。在美國，財富掌握在越來越少數(shù)的人手中；不同種族的人并不享有同等程度的經濟機會和財富。這需要改變。

鑒于目前美國的情況，尤其是面對新冠大流行的領導力危機，以及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去世引發(fā)的反對種族主義的廣泛抗議，歷史學家如何幫助人們理解這些情況？換句話說，美國人可以從美國的過去中學到什么歷史教訓？

方納：喬治·弗洛伊德死后出現(xiàn)的群眾運動可以從我們的歷史中吸取兩個有些矛盾的教訓。其一是，變革通常是由于社會運動的努力而實現(xiàn)的，而社會運動通常由前瞻性的政治領導人協(xié)助。廢奴運動和林肯領導力的結合——加上奴隸本身的抵抗——是摧毀奴隸制的必要條件。但是另一方面，第二個教訓是進步并非不可逆轉。權利可以獲得，權利也可以被剝奪，就像重建時期結束以后美國黑人經歷得那樣。

一位中國歷史學家評論說，警察跪壓喬治·弗洛伊德致其死亡，就像是以法律和秩序名義進行的現(xiàn)代私刑行為。您同意這樣的評論嗎？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這樣的舉動似乎是難以理解的。種族主義植根于美國的生活、法律和秩序究竟有多深？

方納：有充分的證據(jù)表明，種族主義在美國的刑事司法系統(tǒng)和執(zhí)法部門中無處不在。殺害喬治·弗洛伊德這樣的事件非常普遍。被監(jiān)禁的美國黑人比白人多得多。許多警察對待黑人與對待白人的方式截然不同。這些差異可以追溯到奴隸制時代，至今仍根植于美國人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