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崇著《重塑中華帝國——滿鮮關系，1616-1911）》（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Yuanchong Wang，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

近年來，對于清代中國與邊疆及周邊關系的研究，持續成為學術熱點。比如，受到北美所謂“新清史”影響的一系列作品——以馬世嘉《破解邊疆、破解帝國》、金光明《邊地資本主義》，及金宣旼《人參與邊地》等為代表——生動地揭示出：中國與周邊的關系，其復雜的面向絕非“朝貢體系”一詞可以概括。而即使談論“朝貢體系”，不少新作品也告訴我們，這個所謂“體系”比過去我們所認為的要復雜、靈活、多元得多。2018年，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王元崇所著的《重塑中華帝國：滿洲朝鮮關系，1616-1911》一書（以下稱《重塑》）。該書以“朝貢”關系中最為典型的清與朝鮮雙邊關系為研究對象，生動而具體地展示了清朝對外關系復雜性和靈活性。

不過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也許有些讀者會受本書副標題的“誤導”，以為這是本討論早期現代中朝關系史的書。不是的——關注此問題的讀者，可以參考大陸學者如楊昭全、李花子、王元周、孫衛國等的精彩著作；此外，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也有許多學者，對這個時期的中朝關系有著相當深入的闡發。《重塑》的真正著眼點卻不在于此。它最為核心的關注是：清代中國如何通過將朝鮮置入其建構的國家世界觀中，來塑造和改造自身的身份，并借此處理清政權與世界的關系。也就是說，《重塑》一書并不像其標題看上去的那樣，是一本普通意義上的“雙邊外交史”著作。清朝與朝鮮雙邊關系，更像是一個由頭，用以引出本書真正的主題，那就是：中華世界觀在清代的變化發展、此世界觀如何付諸實踐、以及它從17世紀早期到20世紀早期的興衰歷程。從這個角度理解，《重塑》更為顯著的問題意識，在于討論“中國何以是中國”？也因此，與其把本書置入清代外交史的脈絡來看，倒不如置入近二十年來精彩紛呈的，圍繞清代國族史、國家建設、及國家性質的學術理路中理解，可能更為恰切。當然，對“何謂中國”這個問題的多角度解答，并未結束。不同于關注清朝“對內”身份訴求的作品（例如張勉治《馬背上的朝廷》或者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本書介入討論的方式，是觀察清代政權“對外”的互動和身份塑造。

作為由邊疆族群建立的、在后來的兩個多世紀里橫跨內亞和東亞的政權，清在成立之初，便開始了目標明確的意識形態建設，以構建其在東亞和內亞世界觀下的雙重合法性。為了鞏固其在內亞邊疆的統治，清政權羈縻蒙古，并通過蒙古進一步籠絡西藏。其最典型的意識形態建設，是接受蒙藏地區最為流行的宗教：格魯派藏傳佛教，與宗教領袖們建立個人色彩濃厚的施供關系，從而獲得內亞草原地帶的政治認同。不過，要在儒家理學傳統根深蒂固的東亞地區，建立一套能夠克服“華夷之辨”的合法性論述，顯然要難得多。《重塑》一書正是聚焦于這個過程。作者的論點是：清政權在東亞社會構建合法性的重要策略，是通過與自命為“小中華”的朝鮮建立（甚至是強迫）既特殊、親近，又等級分明的制度性關系，來挑戰“華夷”意識形態。通過這種方式，過去被東亞儒家士人視為夷狄的滿洲精英，把自己打造成文明世界的新領袖。而到了19世紀，當清朝政權以及整個中華世界秩序，都受到來自歐洲和日本的殖民威脅時，清朝和朝鮮又通過調整雙邊關系，努力使自己適應這個以歐洲國際法為依據的新世界秩序。當然，他們的努力最終失敗了，清韓雙邊關系從君臣等級關系，轉化為平等主權國家關系，這也進一步加速了中華帝國的潰敗。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大概可以說，17到20世紀的中國被“重塑”了兩次：第一次是滿洲入主中原，第二次是全球殖民主義的闖入。而在這兩次重塑中，中國域外之朝鮮，其角色都顯得既舉足輕重，又十分微妙。

在我看來，《重塑》一書最主要的貢獻，在于提供了三項重要的討論視角：分別是“宗藩原則”，“禮制話語”，以及“朝鮮事例”。正是這三個視角，讓本書跳出對一般雙邊關系的梳理，以貌似討論“國際關系”方式，介入對清代國家性質的探索。即便在國家間關系方面，作者的理論選擇也比較清晰：放棄比較流行的、國際關系學的框架（典型如南加州大學康燦雄教授的《西方之前的東亞》），而著力把清朝與朝鮮關系放入各自的歷史話語情境中認知。當然，對“話語”的重視，并非否認物質性的力量。很明顯，清朝和朝鮮的宗藩關系，始于戰爭亦終于戰爭。正如所有國家間關系一樣，兩國關系的本質，用國際關系學的講法，是一種結合了暴力、強迫、對話、妥協和適應等各種互動的權力政治。但不能忽視的是，最終是還是思想性的資源——包括意識形態原則、禮制實踐和歷史先例——才讓清朝和朝鮮關系（以及清朝整體對外關系），實現了合理化、固定化和規范化。而這種所謂“軟實力武器”的思想性資源，是“中國世界秩序”區別于近代歐洲體系的最顯著特征。我們需要離開表面的權力政治層面、深入歷史檔案中去觀察和認知。

“宗藩主義”

半個多世紀前，費正清開創性地提出，東亞曾存在一個“中國世界秩序”。50多年來，由當年的討論引出的所謂“朝貢體系”（及其衍生概念），成了分析前現代或者現代早期東亞區域秩序的一個方便的概念，在今天仍然廣泛流行。東亞世界復雜、豐富、交互的跨國互動，常常被簡化、曲解成所謂“朝貢體系”，而實際上，這種互動很多時候無關朝貢，亦遠遠不成體系。近二十多年來，經由何偉亞、濮德培、濱下武志等歷史學者的不懈努力，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識到此概念的局限性。《重塑》同樣反思了這個概念的不適應，而代之以一個更有解釋力、在新一代東亞學者中逐漸引發關注的本土概念：“宗藩”。

正如許多論者指出，作為政治概念的“宗藩”，來源于儒家理想世界中的家庭宗族結構。在帝制中國的政治語境，“宗”指皇族一系而“藩”是在周邊拱衛皇族的屏藩。兩個概念合在一起，體現了在天下秩序中，一種相互認同的、等級制的、親緣性的政治秩序。理論上講，在這個秩序中，通常中原政權作為天朝上國，是上級的“宗”，周邊認同此秩序的政治體則是從屬性的“藩”。問題是，“天下”包括哪些地方？“中國”是否就等于“天下”呢？

回答此問題的難點在于，直到19世紀晚期之前，中國都不是一個由清晰、抽象邊界所定義的領土國家。但同時，中國又不是全然沒有邊界的。皇帝作為“天子”，其統治權力并不及于邊界、邊疆之外，但他卻又是周邊政權（朝鮮、越南、琉球等）統治者政治合法性的最終來源。怎么理解這種看上去模糊、甚至有些矛盾的現象呢？《重塑》一書提出，應該把中華帝國分成兩個層次看待。第一個面向是作為“領土帝國”（territorial empire）的中國，在這個帝國中，天子通過官僚系統和軍事設置，實施直接管治。另一個面向是作為“政治文化帝國”（political-cultural empire）的中國，在這個范圍里，天子通過禮部等機構，施行一種禮儀性、文化性的監督。朝鮮王朝就屬于第二個層面中的帝國之中。朝鮮在內政上完全自主，同時又作為外藩，服膺于中國皇帝。

以當代標準看來，此種作者名之為“宗藩主義”的政治制度，似乎和帝國主義或大國沙文主義類似。所以有些學者堅稱清朝對待朝鮮的方式證明了此區域存在“中國帝國主義”。但是，作者明確指出，宗藩主義和帝國主義顯然不可同日而語。宗藩關系是一種相互構建的關系，而帝國主義是單方面強加的。在宗藩關系中，雖然外藩君主要依靠上國皇帝名義上的承認，但上國皇帝同樣也需要外藩君主的支持，才能擁有合法性。每當新朝取代舊朝，新統治者急需周邊屬國的認同，才能展現其“承仰天命”。在明朝與元朝爭奪正統、乃至明朝內部政變之時，明朝皇帝與新成立的朝鮮王朝，就建立、強化了相互承認的宗藩關系，兩個新政權相互賦予對方合法性。到了清朝意圖代明而興，也同樣如此。

1616年，建州女真的大汗努爾哈赤建立后金，迫不及待要證明自己是“天命所歸”。其策略之一，便是在宗藩框架下重建與朝鮮王朝的雙邊關系。當時，朝鮮作為明朝最忠實的盟友，視女真為次等蠻夷。而后金政權通過1627年第一次入侵，迫使朝鮮接受雙方為“兄弟之邦”的對等關系。十年后的1636年，已經更名為“大清”的滿洲政權再次入侵朝鮮，逼朝鮮不再效忠明朝，轉而認清朝為上國。這兩次戰爭，滿洲政權所需要的，并非土地，亦不僅僅是資財，而首先是宗藩關系網絡中的上國地位。清朝所獲得的承認，絕非只是象征性的。通過迫使朝鮮承認清朝皇帝為新的天子，清朝實際對外宣稱了自己才是（政治-文化）“中國”的合法統治者。也就是說，距離清軍入關還有7年，清朝已經通過奉行儒學的朝鮮，將自己的身份改造了：由夷而華，由邊緣政權而成了新的“中國”。

時間跳至19世紀，宗藩主義遭到新的一套制度規范的嚴重質疑和挑戰。西方殖民帝國迫使亞洲國家接受歐洲國際法，從表面上看，國際法的基本假定，就是主權國家是獨立而相互平等的。宗藩主義的邏輯，很難與國際法對世界的想象和規治相協調。盡管晚清政治人物如李鴻章等，想盡辦法將宗藩原則與新制度相適應，用國際法話語解釋宗藩秩序，以期挽狂瀾于既倒。但是，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外交官，則拒絕承認朝鮮既是主權國家、又是中國屬國的地位。李鴻章等的努力落入了“法律泥沼”（第124頁）而徒勞。就此而言，《重塑》明確指出：19世紀晚期中國針對朝鮮的措施并非是歐美那樣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表現，而是一種“宗藩經驗主義”（Zongfan empiricism）（第17頁）。《重塑》的觀點也由此與近些年來歐美學界出現的“清代帝國主義”（Qing imperialism）形成了鮮明對比。經過中日甲午戰爭，朝鮮最終成為“獨立”國家，東亞的儒家世界秩序亦隨之完全崩解。“政治-文化”面向的中華帝國消失了。也因此，“丟失朝鮮”讓中國由天下國家，變為一個由國際法所定義的“現代”領土國家。

禮制與話語權力

《重塑》一書并不輕視軍事、商貿等物質性權力在塑造雙邊關系中的作用，但顯然更關注話語性權力，包括禮儀、政治修辭，及書寫格式等細節。作者提出，對于清帝國而言，“朝鮮是中華帝國的一個政治-文化邊疆，但這個邊疆是隱性的，只存在于中華世界的思想意義上”（第184頁）。本書細致地論證了 “思想”力量在權力政治的本質。在塑造東亞宗藩等級秩序的力量中，話語、修辭和書寫，與軍事征服一樣，發揮了具體而深刻的作用。我們不能簡單視之為僅具象征意義、而無實際意義。

研究對外關系，學者們都要依賴外交文書和檔案。多數歷史學家往往注重文字內容，卻很少有人深究書寫格式和溝通渠道，這其實是把很大一部分“隱秘文本”自動忽略了。而在研究早期滿洲政權和朝鮮的外交互動中，如果我們能夠破解其中非文字性的信息，那么許多看似例行公事的交涉會顯得十分生動。比如，《重塑》一書提到，在1619年，努爾哈赤第一次向朝鮮國王投送“國書”及七大恨文告，信上有蒙古文印“后金天命皇帝”。而基于宗藩禮制，朝鮮國王（光海君李琿）拒絕承認努爾哈赤為平等君王，更不會承認其為皇帝。因此，既不能不回復努爾哈赤，又不能直接回信的光海君，只好假裝不懂蒙文，敕令平安道觀察使樸燁賜書努爾哈赤，依舊例稱其為“建州衛馬法”（第23頁）。另一個生動的例子，是關于公文行文中的“抬格”。清代正式外交公文中，凡遇到“天”、“帝”及帝王年號等字眼，須另起一行并抬高文字位置，令其位高于“王”以及其他文字。滿洲與朝鮮政權在1627年至1636年，建立了兄弟之邦的關系，此時文書中皇太極的年號，仍低于“天”，但和朝鮮國王的抬格平級。1636年，朝鮮降于皇太極，轉奉清朝為上國，此后外交文書中皇太極的抬格與“天”等同而高于朝鮮國王（第35至40頁）。這種看似微小的書寫格式，在等級制的世界秩序中，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展示著政治地位的巨大變化。滿洲政權成為了中心，在雙邊關系中成為象征父權和君權的“宗”，而朝鮮則從滿洲的“弟”，進一步降為“臣子”和“外藩”。

朝鮮王廷的向清朝行使禮儀，對清政權在東亞世界地位的提升有著重要意義。1637年2月，朝鮮國王（仁祖李倧）走出南漢山城，向皇太極投降。清在三田渡設臺受降，李倧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作者指出，這一高度儀式化的表演“標志著清朝與朝鮮宗藩關系的正式確立”（第41頁）。更重要的是，這表明：清朝在向明朝借鑒一整套宗藩體制，用以打造自己的中國身份。兩年后的1639年，在清朝的命令下，朝鮮于三田渡樹立功德碑，以“歌頌”清帝。碑上鐫刻滿、漢、蒙三語文本，進一步確立雙方的關系。碑文中稱清為“大邦”或“上國”而朝鮮為“小邦”（第46至48頁）。如果從政治禮儀角度視之，此時似乎是清更需要依靠朝鮮，來宣傳其正統權威，而不是相反。政治承認在禮儀中展現出來，于是禮儀也就成為一種政治權力，體現了對帝王權威的根本性認同。從這個插曲中，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1792年英使馬嘎爾尼覲見乾隆皇帝時，清廷一度堅持要求他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了。

韓國電影《南漢山城》

同樣的，在清朝和朝鮮力量孱弱的19世紀后期，儒家世界觀和禮儀制度被西式外交制度堅決拒絕。那時，形式化的宗藩禮儀，恐怕是兩者傳統關系最后的粘合劑。清朝官員希望借此延續天朝上國的名分，甚至借用西方制度來達到此目的。清朝設立了外交事務部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并指導朝鮮與美國等國簽訂了通商友好條約。同時，清廷任命袁世凱為駐扎朝鮮代表。為了向西方和日本的外交官展示，自己的身份高于“外交官”。袁世凱精心挑選了自己官銜（“總理交涉通商大臣”）的英譯：“His Imperial Chinese Majesty’s Resident”。但是，這個翻譯相當蹩腳，實際是把朝鮮，類比于歐洲在南亞或非洲的保護國甚至殖民地（第179頁）。這種文化誤植，再次顯示了宗藩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不可通約。宗藩主義和殖民主義不同，它從未超越“政治-文化”層面，而發展為實質性殖民。盡管少數清朝官員曾有郡縣化朝鮮之議，但此議并未引起多大興趣，更未獲清廷支持。

“朝鮮事例”

盡管清朝不斷致力于身份構建和意識形態建設，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這種構建一直受到各種質疑和挑戰。核心問題在于，滿人在儒家士人眼中，無論從族裔角度還是文化角度看，都是“蠻夷”。因此清朝皇帝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論證所謂“華”既非族裔概念，亦非文化（語言、服飾）概念，而首先是一個政治合法性概念。只要統治者能成功證明其“承仰天命”，弘揚儒家道統，他就是“華”。中華身份不必是排斥性的。從順治到雍正，清朝統治者的策略是消除華夷界限，以示其為天命所歸。而乾隆皇帝則采取了另外一個策略。和他前面的幾位皇帝不同，他反而強調“華夷之辨”，只不過是將滿人作為“華”，而周邊則是“夷”。不論在哪種策略中，朝鮮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也因此，作者在書中認為，在清代的世界觀建構中，存在著作為模板的“朝鮮事例”。

朝鮮是清朝第一個崇奉儒家正統的外藩。一旦和朝鮮建立宗藩關系，清朝即可宣稱自己在宗藩網絡中的核心地位。清朝繼承了明代的宗藩體制，包括冊封屬國的王室成員，頒發日歷，接納貢禮，相互遣使，以及互市等等。清朝以和朝鮮的關系為前例，建立了和其他一些前明屬國的關系，比如安南、琉球和暹羅。在清代早期的區域秩序建設中，朝鮮是規范和標準。到了乾隆時期，清朝作為“中國”以及域內超級強國的地位，已經穩固。乾隆展開了一系列意識形態運動，重新劃定華夷界限。清廷所頒布發行的有關“夷”的文本和圖像中（比如《皇清職貢圖》），身著明代服飾的朝鮮儒學官員的形象，出現在第一位（第82-83頁）。這種轉變有些出人意料，這說明清代早期成為“華”的標準——堅守儒家禮儀和意識形態——到了中期，已經不再是判別政治地位優劣的充分條件了。至少在乾隆眼中，滿人不需要自證為“華”了。宗藩秩序本身，即足以提供給清朝成為“中國”的合法性。

1761年《皇清職貢圖》

更重要的是，本書還指出，朝鮮事例在不同歷史情境中有著不同的意涵。比如在19世紀后期，李鴻章等清朝官員讓朝鮮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在條約簽訂后又附加說明，說朝鮮與美國的關系，并不影響朝鮮為中國屬國的關系，意在以西方條約機制肯定宗藩主義。在后幾年中，清朝以此為藍本，又讓朝鮮和其他幾個西方國家簽訂了友好通商條約。此時，“朝鮮事例”成為清朝維系其政治-文化帝國性的最后努力。另一個案例，則說明“朝鮮事例”不只是用來維系，也可以是排斥性的，用來拒絕將某些政治力量納入“政治-文化”意義上的中華帝國。康熙征討臺灣鄭氏政權之時，鄭經曾提議臺灣“仿朝鮮之例”，建立與清朝的宗藩關系，免于剃發易服。康熙皇帝嚴詞拒絕，理由是朝鮮“從來所有之外國”，與臺灣不同（第56頁）。也就是說，清朝皇帝設定了一條嚴格的界限，規定了誰可以被排除在“領土”中國之外，誰不可以。

概言之，《重塑》一書詳盡、全面地解讀了清朝與朝鮮近三百年的關系，并借此生動展現了“中國”概念曲折、復雜的發展演變。作者熟練運用了漢文、英文、日文、韓文和滿文等多語種材料，講述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有關“身份”塑造的故事。雖然作品面對的主要是英文讀者，但對于漢語學界，也足以引發深入的思考。比如，從對外關系角度視之，清朝究竟是怎樣一種帝國？而與歐亞大陸其他帝國相比，我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將清朝稱之為帝國呢？最后要說明的是，本書雖然對清朝的身份構建著墨甚多，但也相當強調朝鮮在宗藩關系構建中的主動作用。在雙邊互動里，朝鮮也塑造了自身的獨特身份，努力維護著自己的利益。當然，這部分內容無法在這篇短短的書評中充分展開，希望有興趣的讀者能夠自己去發掘其中的精彩之處。

（本文根據作者發表于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的英文版書評改寫而成。見Nianshen Song, “Review of‘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70, (2020): 203-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