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托爾斯泰讀書隨筆》再版之機，我談談托爾斯泰有關中國的閱讀和理解。

托爾斯泰活了82歲，除了當過幾年兵，讀書寫作是他一生的職業，甚至服役期間也從未間斷過。托爾斯泰的全集有90卷之多，而他讀過的書則無計其數。他在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有兩萬多冊藏書，涉及30多種文字，足以媲美一座小型圖書館。托爾斯泰在世的時候，這些藏書中并沒有中文書，但有一些中國古籍的西方語種譯本，如《道德經》、《大學》、《中庸》，以及介紹中國的書，如法國駐華大使西蒙的《中土之國》的俄譯本，英國人詹姆斯·勒格的《中國古典作家》三卷本、米多烏斯的《關于中國政府和人民的筆記》《中國人及其起義》，等等。還有中國人送給托爾斯泰的書，如中國留學生張慶桐送的他和俄國人一起翻譯成俄文的梁啟超的《李鴻章》一書，有辜鴻銘寄來的英文著作《當今，皇上們，請深思！論俄日戰爭道義上的原因》和《尊王篇》。

托爾斯泰（攝于1908年的彩色照片）

我們在《托爾斯泰讀書隨筆》中收入了他1891年，也就是他63歲時開列的一個書單，在這個書單的最后我們看到的是：孔子和孟子——印象非常強烈；朱利安的《老子》的法文譯本——印象強烈。托爾斯泰對中國的典籍不僅是閱讀，而且還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除了撰寫文章，如《孔子的著作》《老子的學說》《中國賢哲》等，還親自從德文和法文翻譯《道德經》，編輯出版了《托爾斯泰選譯中國哲人老子名言集》，主編或推薦出版了《孔子——他的生平和學說》《墨子——中國的哲學家》等。

托爾斯泰為什么會對中國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呢？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托爾斯泰本人是一個對所謂現代文明極為反感的人，而對他所了解的中國農耕文明十分推崇。在托爾斯泰生活的19世紀，是西方國家的物質文明迅速發展的時期，1851年英國舉辦“水晶宮”博覽會，成為當時科技進步的一個標志。在俄國也有人對此表示十分羨慕，比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就在他的小說《怎么辦？》中以頌歌般的語調描寫了他曾在倫敦親眼看到的輝煌景象。但在托爾斯泰看來，現代科技帶給人的是桎梏和愚昧，而不是文明。他在本書收入的《閱讀圈》（節選）中就談到，那些“對化學周期表、視差和鐳的性能一無所知”，而卻“懂得自己生活的意義并且不以此為傲”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因此，他主張中國人應當繼續過以前那種和平的、勤勞的、農耕的生活，遵循儒釋道的教義，克己、忍讓，那么，任何力量都不能戰勝他們。

托爾斯泰還讀了一些介紹中國古代神話故事的書，在給莊園附近的農民孩子編寫的讀本中收進了一篇童話故事《中國皇后西陵氏》，就是講嫘祖創立種桑養蠶之法的故事。說西陵氏發現蠶會吐絲織繭，她就把蠶繭解開，紡成蠶絲，再用織成絲巾。她又觀察到蠶生活在桑樹上，便采集桑葉喂蠶，從而普及開來。“自那以后五千年過去了，中國人至今還記得西陵皇后，并且設節日紀念她。”這個故事雖然短小，但卻反映了托爾斯泰對中國古代農耕社會的向往，原始、自然、聰明、勤勞、自力更生。他在沒有寫完的文章《孔子的著作》中談到，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比中國人更勤勞，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龐大也最愛好和平的民族，而這些都是建立在“先師孔丘”的學說之上的。

托爾斯泰的秘書在其日記中記載，曾經有一位挪威記者來探訪托爾斯泰，談起挪威的法律精神和警察制度，并夸贊他們的警察克盡職守。托爾斯泰最后竟然回答說：“您總是自吹自擂，可是在上海，那里的居民大概比你們全國的人口還多，可城里中國人生活的那部分城區根本沒有警察，也生活得很好。”托爾斯泰的意思是，當時的上海租界那部分是要靠警察來維護治安的，而本地居民所在的城區卻根本不需要，原因是，中國人一方面保留了由農業社會傳下來的謙恭中庸的美德，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教育是倫理教育，而這正是其他國家所缺少的。在他所講到的中國思想中，充滿了自我完善與愛的內容。如他在《閱讀圈》中摘引的中國哲言：“三人行必有我師。對于善人我將努力模仿，看著惡人則努力糾正自己。”“看到一個圣人時，就要想一想自己，考慮自己是否也可以成為他那樣的人。看到一個浪蕩子，就要想一想，自己身上是否有他那樣的惡習。”這些話顯然是他根據孔子的話改編的，把孔子的短句改編成附加上托爾斯泰本人懺悔和博愛的觀念，從而確立一個他借助于中國思想而建構的理想生活準則。

托爾斯泰對中國理解的第二個方面，是以孔子的中庸之道和老子的“無為”說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他在讀了《大學》和《中庸》的英譯本后，在日記中曾經寫道：“孔子的中庸之道令人驚嘆。這與老子完全一樣——遵從自然法則，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活。……它使我受益匪淺。”無論西方文化也好，俄國文化也好，最缺少的就是中庸之道，西方充滿冒險精神的“向遠方發展的沖動”（斯賓格勒語）不必說，俄國文化的“突變邏輯”（洛特曼語）更是使這個以東正教為立國之本的國家在歷史上充滿了種種極端行為。托爾斯泰向往的是平和、純樸的天然生活狀態，所以他在從退役之后便一直生活在遠離莫斯科的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像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那樣，回歸田園。然而托爾斯泰骨子里還是個內心充滿激情的俄國人，一切時事，尤其是那些違背了他本人的精神主張的現象和行為，無論對象是教會還是沙皇，他都要撰文發聲，這也是導致他1901年被俄國的至圣宗教院開除教籍的原因。所以，我們還要看到，托爾斯泰總的來說是按照自己的觀點去接近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的。

身著農民服裝的托爾斯泰（列賓，1901年）

比如他對老子“無為”學說的理解。老子的無為說首先是一種形而上學，講人與天道的關系，指的是人應當順應天道，無為而治，“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到形而下的層面上，大致包含了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君王應當無為，給百姓自由，國家自然而治；再是百姓應當無為，不為世俗利益而爭斗。這些思想恰恰契合了托爾斯泰本人的否定國家權力、主張人的自我節制的主張。因此，托爾斯泰是從逆向的角度來理解無為的，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老子的“無為”說是一種令人驚嘆的思想，也是一種最高的德行，無為就避免了惡的發生。一切惡都來自“為”，當代的奴隸制就是因為你要治理國家，當代的野蠻就是因為你要教育，反而出現了“教會的謊言和迷信的宣道”。所以，最終，托爾斯泰把“無為”與基督教觀念中的否棄罪孽和禁欲主義聯系了起來，他在《生活之路》中甚至專門設一節講“無為”，并稱無為就是要與無節制行為進行斗爭。

此外，托爾斯泰對“無為”的理解還涉及他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思想。這就是他閱讀中國的第三個方面的內容——反對暴力。老子是勸君王“治大國若烹小鮮”，而托爾斯泰是否定政權的暴力行為。當他在對西方的發展表示失望的同時，對中國的發展則寄予了厚望，因為中國有他所推崇的非暴力思想根源。他在1884年3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孔子是對的。不是政權的力量，而是信念－藝術－教堂的力量，是生活禮儀、娛樂、相應的道德，才容易使人順服。”他在本書收錄的1905年給張慶桐的信中說：“中國人民的功績就在于，它表明，人民的英雄氣概并不在于暴力與殘殺，而在于忍耐到底，面對一切挑釁、侮辱與苦難，保持隱忍的精神，遠離惡，寧可忍受暴力也不去施加暴力。”也就是說，托爾斯泰把中國在與列強對抗中的失敗看作了一種隱忍和功績，同時對日俄戰爭雙方的殺戮行為表示了極大的憤慨。托爾斯泰在信中稱中國的“保守性”比基督徒們所處的“仇恨、挑釁和爭戰不休的境況”要好上一千倍，他擔心的是中國會走西方已經走過的道路，如他說的，中國人民“應當創造的不是信仰、言論、代表制度等形形色色的自由，而是真正的有意義的自由，這就是，人們的生活無須依靠政府，除了至高無尚的道德法則，不對任何人表示服從”。

《托爾斯泰讀書隨筆》

其實，托爾斯泰最擔心的是中國會在當時惡劣的世界局勢下走上暴力的道路而背離傳統，所以他在辜鴻銘送給他書之后，專門寫了一封長信，公開發表，其中寫道：“我現在懷著恐懼和憂慮的心情聽到并從您的書中看到中國表現出戰斗的精神、用武力抗擊歐洲民族所施加的暴行的愿望。如果真是這樣，如果中國人民真是失去了忍耐，并且按照歐洲人的樣子武裝起來，能夠用武力驅除一切歐洲強盜（中國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堅忍不拔、勤勞，而主要是人口眾多，做到這一點是輕而易舉的），那么這就可怕了。這不是像西歐最粗野和愚昧的一個代表——德國皇帝所理解的那個意義上的可怕，而是在這個意義上的可怕：中國不再是真正的、切合實際的、人民的智慧的支柱，這智慧的內容是過和平的、農耕的生活，這是一切有理智的人都應該過的、離棄了這種生活的民族遲早應該返回來的生活。”當然，歷史并沒有按照托爾斯泰的設想發展。在今天看來，他的理想更像是一種美好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在他閱讀的古代中國的身上曾經發生過。而今天的世界波詭云譎，相信托爾斯泰如果能活到現在，也許會對中國有一番新的閱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