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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日記之“珊”:“還剩舊時月色在瀟湘”

譚苦盦
2020-09-09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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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歷任清華大學教授、校長四十馀年……襟抱宏偉而敬業不遷,陶鑄人才而謙自牧,洵士林之楷模,邦國之耆賢”(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藏1962年10月20日蔣中正褒揚令)。為了紀念這位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2001年4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發行《梅貽琦日記(1941-1946)》;2018年5月,中華書局出版《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實為前書之修訂本。

無論舊版《梅貽琦日記》,或者新版《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其內容大都是純粹記事,“總體顯得過于精簡”(梅祖彥《寫在本書出版前的幾句話》,第3頁),而且絕少發表議論或者流露感想。即便間有抒情,也基本上一筆帶過,點到為止,算不上酣暢淋漓或闡揚盡致。

倒是1941年5月14日梅貽琦所寫的“三信寫完已過一點,院中涼月滿階,〔階〕前花影疏落,一切靜寂。回憶珊信中語句,更覺凄悶,不知何日得再相見也”(日記引文均從新版,第36頁),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真有“這一番無限心情,都被那碧天涼月,迷卻相思神不定”以及“憔悴江蘺人不見,滿庭涼月照相思”之感,從中看到了梅貽琦極力克制而極少表露的個性化情緒,讓人驚異這位“寡言君子”的敏感與柔情,同時也讓人好奇那一個令其凄悶而思念的“珊”究竟是何許人。其實,“珊”這個人在日記內出現了六十馀次(一日內重復出現的不計),僅次于梅貽琦夫人韓詠華的八十馀次,可以算作所牽涉人物之中提及最多的一名家庭外異性,但新舊兩版均未對其人作出注釋,不得不令讀者引為憾事。

《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

讀過梅貽琦日記后,不難發現,“珊”有時候也寫作“凈珊”,如1946年6月29日,“凈珊于飯后來坐。二點馀偕珊至顧養吾家稍坐后歸寓”(第272頁),并常與朱經農或其“朱家”一同出現在日記的行間字里,如1946年6月6日,“顧六先生以車送至朱家,時將七點,珊等方起,經農在滬猶未歸也”(第264頁)。

據朱經農《愛山廬詩鈔》(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凈珊”乃其繼室,楊姓,本名靜山。其長公子朱文長說,朱經農從美國留學歸國之后,與原配許思澄“不和,經協議離婚。民國十三年(1924)五月卅日經農公乃與繼配楊靜山女士結婚”(《愛山廬詩鈔》,第112-113頁)。

朱經農與楊凈珊的婚事有過一段“曲折”。1924年5月23日,朱經農致函胡適說,“因為楊小姐的家庭變了心,想解除婚約,把她另嫁富室,她的娘很可惡”,于是“我此次竟不能不逃脫禮教的束縛,于服中結婚了”(《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5冊,第669頁,黃山書社1994年版)。而在胡適看來,“經農在友朋中,可算是一個道德最高的人”(《胡適全集日記》,第29卷,第445-446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急煩如此,“她的娘很可惡”當可想見。

雖說“此次婚禮,一切從簡,除本埠友人外不發通告”,但消息其實已然盡人皆知了。原因在于,1924年5月21日,殷芝齡與王競華舉行婚筵,次日《申報》“婚禮匯志”專欄報道其事并評論說,“尤妙者,男儐相為朱經農君,女儐相即為朱君之未婚夫人楊靜山女士,下星期內朱君與楊女士即將結婚云”(《申報》1924年5月22日,第20版)。另外,《科學》1924年第4期“社員通訊”專欄亦謂“朱經農君四月間在滬與楊女士結婚”(第488頁),是關于婚訊之傳聞恐怕“四月間”之前早不脛而走,不待胡適等人為之“代守秘密”。

朱文長說,《愛山廬詩鈔》之命名固然是“采的‘仁者愛山’的意思。但據我猜測,大概也是因為我繼母的名字叫靜山的緣故”(《愛山廬詩鈔序》,第2頁)。此外,朱經農還曾以“靜山”名義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除較著名的致胡適《長沙通信》(《獨立評論》1936年第209號,第17-18頁),尚有《蘇聯教育勞動者的組織》(《東方雜志》1932年第8號,第24-28頁)。至于“凈珊”,應當是以諧音所訂取的別號,但朱經農的朋友們又將“凈珊”訛變成了“靜姍”(《胡適全集日記》,第32卷,第196頁),或者“靜珊”(《吳宓日記》,第7冊,第15頁,三聯書店1998年版)。而梅貽琦在日記內有時又稱楊凈珊為Z.S.(第17、19頁),當是其英文名Zing shan之縮寫法。

楊凈珊(左)

《愛山廬詩鈔》記載有朱經農寫給楊凈珊的詩詞若干首,并附載了朱文長關于本事的箋注以及行述的撮錄。據之,大致可知楊凈珊婚前在上海擔任教員,婚后朱經農在滬江大學、光華大學、大夏大學、上海特別市教育廳、大學院、教育部、中國公學、齊魯大學等處供職,楊凈珊便隨侍左右,撫育子女,或居上海,或轉南京,或遷濟南。1929年左右,即朱經農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長期間,曾發生過一件可寫入近代婚戀史的小故事。據朱文長回憶,“陶曾穀女士與先父繼配凈珊夫人婚前均在上海某私立中學任教。后陶嫁先父好友高仁山先生……不久仁山先生成仁,曾穀女士攜孤南來,凈珊夫人迎之于南京,為之安置。先父乃介紹曾穀女士入教育部工作。時蔣孟鄰(夢麟)先生為教育部長。日久雙方乃發生情愫……孟鄰先生離教部后,任北京大學校長,終不能克制情感,乃與陶氏成婚于北平”(《愛山廬詩鈔》,第49頁)。這故事的梗概,因有“胡適證婚……致詞,極佩服其勇敢,謂可代表一個時代變遷的象征”(《申報》1932年6月19日,第4版),于是知者匪鮮。但個中的細節,即朱經農與楊凈珊所作“鋪墊”,了解的人估計不多。

1932年9月,朱經農任湖南省教育廳長入湘,楊凈珊仍居魯。抗戰軍興之后,約在1938年春,楊凈珊挈子女南下避難,“自越南入滇居昆明”(《愛山廬詩鈔》,第65頁)。1941年左右,楊凈珊始至湘,與朱經農相聚,寓于耒陽。1943年2月,朱經農任中央大學教育長,由耒陽遷重慶,但楊凈珊并未同時隨行,而是遲至下半年才起身赴渝(《愛山廬詩鈔》,第84頁),寓于求精中學之內,直至抗戰結束。因而《愛山廬詩鈔》“包括戰時在湖南、四川;戰后在京、滬所作”(《愛山廬詩鈔序》,第3頁)。

盡管《愛山廬詩鈔》得名于楊凈珊,其內直接涉及其人的基本信息卻很少,尤其是籍貫及家世之類,無一可知,但在同時人記載里并非沒有痕跡可尋。

據侯鴻鑒《西南漫游記》,1934年1月,侯鴻鑒“來長沙,即電詢朱經農廳長……晤其夫人楊靜珊女士。談次,知曾在錫女師任英文一年者”(無錫錫成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77頁)。“錫女師”就是無錫女子師范學校,惟不知與“在上海某私立中學任教”孰先孰后,又或兩者本屬一事,朱文長與侯鴻鑒有一人失記而已。又,據居浩然《八千里路云和月》,1943年,居浩然自長沙調耒陽,任特務團第一營少校營長,遇見過楊凈珊,“我小學四年在江蘇寶山縣的楊行鎮,而朱太太正是楊行人,用楊行土話交談,特別感覺親切”(《傳記文學》1962年第4期,第40頁)。而朱經農雖生于浙江浦江縣,但祖籍江蘇寶山縣,與楊凈珊可謂“同鄉”。

朱經農對于楊凈珊家人,除了覺得“她的娘很可惡”之外,并無片言齒及。而梅貽琦在日記內則先后提到了楊凈珊的父母及兄弟,雖然簡略得很,但起碼提供了一點線索。

1941年3月12日,梅貽琦致函楊凈珊,“兼報告為其母取款事”(第17頁)。此時楊凈珊在耒陽,梅貽琦在昆明,似楊凈珊家人并未隨其入湘,而是暫居在大后方。1945年2月19日,梅貽琦到重慶開會。3月8日,“下午購糕餅數種,往朱宅為楊老太爺賀壽”(第195頁),則楊凈珊父母應是在其之后從昆明遷到了重慶。而其弟楊志恩稍晚,1945年9月29日,方才“自昆抵渝”(第207頁)。1945年10月,正中書局長沙分局重新開張,由楊志恩擔任經理,“他的姐夫朱經農曾在湖南任過教育廳長,此時任教育部次長。他利用朱的政治力量推銷教科書……解放后……楊志恩逃到臺灣去了”(吳起鶴《解放前的長沙圖書業概況》,見《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第156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居浩然說,“在耒陽做了一年多營長,成為一個十足的軍官。惟一稍為恢復文學生態度的時候乃是在朱經農廳長家……朱太太讀過中英文小說極多,富于文學修養,因此談話不會缺少材料”(《八千里路云和月》,第40頁)。1941年2月23日,梅貽琦讀完了Rachel Field的All This and Heaven Too(編者注:美國作家雷切爾·費爾德的《卿何遵命》),認為“此書寫得頗好,情節亦頗有趣”,于是生出與楊凈珊“奇文共欣賞”之想,“不知能續借寄耒陽一閱否”(第13頁),則楊凈珊之學養與興趣,可見一斑。據吳宓說,楊凈珊還是邵可侶的女弟子。1939年4月2日,吳宓“至北門街邵可侶宅,赴法文談話會。遇朱經農夫人楊靜珊女士”(《吳宓日記》,第7冊,第15頁),似對法文也該有一定興致或修養。

當然,楊凈珊的興趣似乎并不限于西方文化。就在那日法文談話會上,楊凈珊“頗注意觀察宓,因談及彥”(《吳宓日記》,第7冊,第15頁)。所謂“吳宓苦愛□□□(謂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離婚不畏圣賢譏,金錢名譽何足云”(《吳宓詩集》,第261頁,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于是“朱夫人謂曾讀宓《詩集》,宓盡布其所作詩,可謂爽直”(《吳宓日記》,第7冊,第15頁)。楊凈珊讀《吳宓詩集》固然有獵奇成分在,但其也并非不知詩。蓋以《愛山廬詩鈔》之內,朱經農寄給楊凈珊的詩數量不多,但時間跨邁了二十馀年,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自然略具基礎,故朱經農評楊凈珊“一片天真惟我知,錦函語語可成詩”(《愛山廬詩鈔》,第57頁)。另外,吳研因有《悼亡》八首,其二之尾聯謂“人生今日曾何有,踽踽徒吟殘破詩”,句下的小注說“楊凈珊有‘人生能相愛至是,即以相與推挽糞車為業,亦所至樂’等語,陶行知并以‘人生之詩、詩之人生’等語評贊”(《鳳吹詩集》,第86-87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是其不惟知詩,且并能詩。

或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楊凈珊之為人活潑,較為自我,時而好與人作謔語,這從傅斯年、張治中、吳宓的記載中可以看得出來。

1935年12月9日,丁文江因煤氣中毒在長沙湘雅醫院救治,朱經農電招傅斯年來探。12月22日,當傅斯年見到丁文江后,“丁太太提出一問題,即將在君移京休養……一一駁之,不得結果”,當晚“在朱家論此事,朱太太勸弟直作主張,堅持所見”。楊凈珊的果敢直言,對傅斯年次日“在經農席上,弟更大申不可移京之意”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最終“移京之說可以息矣”(《傅斯年遺札》,第694-696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版)。

1938年1月15日,張治中與朱經農等通宵達旦商討《湖南省政府施政綱要》、《湖南省組訓民眾改進政治加強抗日自衛力量方案》兩個草案。過了兩日,張治中到朱經農宅赴宴,才一相見,楊凈珊便向張治中“抗議”:“自從主席來到湖南以后,經農就常常深夜不歸。譬如最近一次,他在15號晚上八點鐘出去,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點鐘才回來,這在我們生活中還是第一次哩!”張治中以“這是大家的共同行動,也是大家的興趣所在”辯解,于是“朱夫人的抗議也消滅在來賓的笑語中”(《張治中回憶錄》,第116頁,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

1935年2月,毛彥文不為吳宓的“苦愛”所動,委身于熊希齡做了繼室。而熊希齡亡室朱其慧,乃朱經農之五姑母。1937年12月25日,熊希齡病逝于香港。吳宓聞訊之后,“作長函致湖南教育廳長朱經農君,述愛彥之深情,及今茲悲悼之意。請其以彥現在情形及住址相告”,只是“此函竟未得復”(《吳宓日記》,第6冊,第281頁)。直至1939年4月2日,楊凈珊方才向吳宓當面解釋“宓前致伊夫函,伊夫以雙方為難,故未作復。又云,彥現今甚幸福,宓可放心”(《吳宓日記》,第7冊,第15-16頁)。

1939年8月5日,邵可侶與黃淑懿舉行婚筵。“宓與朱經農夫人楊靜珊為介紹人。禮畢,宴……朱經農夫人頻與宓戲謔,謂希望宓亦出眾不意,宣布在此舉行婚禮云云”。待散席后,“宓故意詢朱夫人‘彥已否在重慶’,伊答‘在上海’”,而吳宓卻“疑其有意誤指引”(《吳宓日記》,第7冊,第45頁)。

除學識廣博與性情爽直外,據譚化雨所親見,楊凈珊“貌甚美”,令其大為詫異“朱近五十的人了,如何得此佳人”(《不速之客朱經農》,《文史筆記》未刊手稿)。《圖畫時報》1927年第351期第2頁載有“朱經農夫人楊靜山女士及其女友”照片,可一睹其芳容,“臉若銀盤,眼似水杏”,酷肖《紅樓夢》里面的薛寶釵,謂之“貌甚美”,尚非虛詞。譚化雨見楊凈珊是在1941年,此時朱經農已五十五歲了,楊凈珊乃“一中青年女子”。

據說,楊凈珊在婚后曾愛慕過胡適,多次匿名或以英文名Zing shan去函索愛。而胡適卻“勸其決絕”,楊凈珊到最后“除了想象與夢,什么都沒有”(張書克《“是誰記念著我”:一位讓胡適費盡猜測的女士》,《東方早報》2013年11月24日,第B10版)。直到梅貽琦的出現,情況因之起了變化。

至于梅貽琦與楊凈珊是如何結識的,由于現存日記并未記載,不得而知。但日記內1945年10月3日說道“與珊……回憶九年結識”(第208頁),據之逆推,則相識于1936年,具體何時,大概有三種可能性。

其一,“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華北形勢日益緊急,清華預先在心理上和組織上作了準備”(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第342頁,三聯書店1989年版),故決定在湖南籌設分校。1936年2月,梅貽琦與顧毓琇等十馀人赴湘考察(《申報》1936年3月11日,第13版),與湖南省政府簽訂《在湘舉辦高等教育及特種研究事業合定辦法》。目前,雖無資料以證實朱經農亦預其事,但其曾經是清華學校津貼生,且時任湖南省教育廳長,職守所在,并在日后所撰《十年回憶》之內著重強調“梅月涵校長來湘,何主席毅然以岳麓山省立高農土地大部捐贈清華,又得顧一樵、何夢吾諸先生之敦促,遷湘之議乃定”(《湖南教育月刊》1942年第34期,第5頁),揆之以理,諒或有之。如是,便為楊凈珊與梅貽琦的相識提供了條件。

其二,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因煤氣中毒并伴有胸膜炎,不治去世,“5月3日在長沙銀宮舉行追悼大會時……國內外要人學者無不翩然蒞止”(《申報》1936年5月7日,第9版),其中就有梅貽琦。在追悼會上,“朱經農報告籌備追悼之經過,并謂丁先生來湘不僅系考察煤礦,尚負有為清華學校在湘選覓分校地址之任務”(《申報》1936年5月4日,第3版)。次日,丁文江被安葬在岳麓山的左家垅。《申報》、《益世報》、《科學》等報刊對此事均進行了報道,《益世報》并且附有照片,“為下葬時,蔣夢麟、朱經農、梅貽琦……等,在墓前合攝”(《益世報》1936年5月9日,第7版)。而此前之3月22日,朱經農對胡適說,“在君墳地,弟建議在清華新校址內選擇一畝,已得月涵先生同意”(《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5冊,第715頁),是梅貽琦與朱經農往來有日,則其入湘以后與楊凈珊晤面或亦理之當然。

其三,1936年7月,清華大學按照合定辦法第四款之“擬與湖南省立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合辦農業研究及農業試驗”約定,在岳麓山設農業研究所,積極實施農業教育,“清華任研究工作,高農任推廣工作”,并制定了合作辦法,“由清華校長梅貽琦、湘教育廳長朱經農、高農校長羅敦厚三人簽字”(《申報》1936年7月9日,第16版)。那么,梅貽琦得與楊凈珊相識,此間條件也較成熟。

以上三種會見結識的可能性,究竟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乃或兼而是之,兼而非之,是所未詳。另外,梅貽琦與楊凈珊彼此情愫之歷變過程,因史料不足也無從獲解,如以《牡丹亭》題記所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來作字面上形容或闡釋,尚屬貼切。倒是《吳宓日記》內有處記載或可提一下,換個角度來探索兩人的關系。

這一處記載出現在1937年11月19日,吳宓自北平避亂到長沙,“至湘雅醫院內朱經農(教育廳長)宅。先見朱,次梅貽琦校長出”(《吳宓日記》,第6冊,第257-258頁)。此前“‘七七’事變時,月涵不在北平,他恰好在7月6日離平去江西參加廬山會議。日本兵開進清華園……月涵在廬山無法回平,輾轉到了長沙”(韓詠華《同甘共苦四十年:記我所了解的梅貽琦》,見《文史資料選編》第18輯,第62頁,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其后不久,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聯合籌設長沙臨時大學,以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朱經農等為籌備委員。吳宓至朱經農宅內“先見朱,次梅貽琦校長出”,則梅貽琦或當寄寓于此。“迄年終首都淪陷,武漢震動,乃西遷入滇。大部員生步行,于廿七年(1938)2月20日離長沙,4月28日到昆明。并奉教育部命,改校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總覽卷》,第6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梅貽琦與朱經農夫婦相處了半年有馀,朝夕與共,生死依存,于楊凈珊有所好感,也是人情之常。

梅貽琦

因長年戰亂與兩地暌闊,梅貽琦與楊凈珊彼此相見較少,大多數時候是見不著的,惟以鴻雁往還。據粗略統計,起于1941年1月9日,訖于1946年9月20日,梅貽琦與楊凈珊的往還信函約有二十馀通,但考慮到日記有間斷及缺失,則事實上恐怕不止此數。

在交通受阻而通聯不便的抗戰歲月里,“夢里關山路不知。卻待短書來破恨,應遲”,等候那遲到的書信是相當苦悶煎熬的。如梅貽琦1941年1月16日“早發與珊短信,前晚所寫者,伊又久未來信,不知是否又病了”(第5頁),令之惦念不已。又1941年8月23日,梅貽琦自重慶經香港返昆明,其后由于公事與雜務比較多,整一個月未曾與楊凈珊通函,到了9月24日,“晚,常委會,十點散”,方才抽出空來“作信與凈珊,此為回昆后第一封,恐伊必更懸念矣”(第100頁)。而楊凈珊確實“更懸念矣”,蓋以“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得時常把音書賜,兩字平安抵萬金”,于是楊凈珊迫不及待地于9月26日拍發電報給梅貽琦“問‘無恙否’”(第101頁)。“人違兩地,書抵萬金,往來遺問間,即尺幅而性情見焉”,楊凈珊這“無恙否”三字,“善述牢愁,感喟纏綿”。當然,遲到書信的另一原因還包括“稽壓”。昆明與耒陽的往還信函是通過香港遞轉的,郵程一般約為一個星期,很少超出半月。但梅貽琦1941年5月10日說“近一周接珊來信二封,一為4月26寫,而一為3月27寫,乃竟至五十日始到,殊不可解,或為港方所稽壓,可憾之至”(第34頁)。

令人疑惑的是,在西南聯大時,梅貽琦寫給楊凈珊的信多數寫于夜間,乃至睡前,韓詠華居然對之無異詞。原來,韓詠華于1919年6月與梅貽琦結婚,婚后因工作與時事的緣故,聚少離多。據韓詠華回憶,“1938年夏,我帶著五個孩子……到了昆明,和月涵團聚,開始了在西南聯大七年多的生活……我們的家先住在昆明花椒巷,一年后遷往西倉坡。正面小樓上是月涵的書房和臥室,樓下即是聯大辦事處。我住在西面小樓上,樓下是會客室”(《同甘共苦四十年》,第62-63頁)。既是夫婦分居,難怪乎韓詠華對梅貽琦的私隱無所知聞了。

至于梅貽琦與楊凈珊的相見,屈指可數,約有二十馀次,并分散在1945年2-3月間、9-10月間、12月間,以及1946年2月間、5-6月間,共計五個時段。前面四個時段相見均在重慶,蓋國民政府于1937年12月移駐重慶,其教育部在郊外青木關,而西南聯大的“三位常委原定每人輪流任兩年主席,但因張伯苓、蔣夢麟兩位先生均在重慶另外任職,月涵只好一人辦理日常事務,遇到大事再找他們兩位商議”(《同甘共苦四十年》,第62頁),故梅貽琦有時候出差到重慶,間或居停求精中學朱經農處。此時朱經農雖主持求精中學校務,但身為教育部政務次長,在青木關時間較多,故多由楊凈珊來接待梅貽琦,其實也不過是陪之談天、吃飯、購物、訪客、看竹而已。

當然,最令梅貽琦低徊的,還是無旁人在,與楊凈珊“閑談”。如1945年10月7日,“珊仍患嘔吐,不能多進食。飯后閑談,至九時睡”(第209頁);10月9日,“室空人靜,殊得閑談。珊病似仍未愈,但興致甚好”(第210頁)。而兩人在1945年10月3日所作夜談,多少有點幽愁附著其中。梅貽琦說:“晚在朱處,飯后頗靜,與珊得閑話。回憶九年結識,經許多變動,情景一一如在目前。今后經歷如何,尤難測度。但彼此所想頗多,可領悟于不言中也。”(第208頁)抗戰勝利,復員在即,梅貽琦歸北平,楊凈珊返南京,似成定局,一切生活恢復原樣,而彼此的曖昧恐怕也將難以為繼,不得不為“今后經歷”做點打算,只是兩人均不愿意明說。隨后數日,彼此交往如常,但在10月5日,梅貽琦午飯后“至朱處小息。晚飯后珊竟自青木關歸來,初聞其須下星期一方能運物歸者,經歸家甚訝,如此巧遇,似以為必有前約者,可笑哉”(第209頁)。對于朱經農的“甚訝”,梅貽琦雖一笑置之,但鄭重地寫入日記,并說“如此巧遇,似以為必有前約者”,其內心里或已覺察到了過從稍密而不防嫌,易于落人口實,招來誤會。

1946年2月22日,楊凈珊將于凌晨乘飛機從重慶往南京,梅貽琦本想與之作臨行“閑談”,即使2月21日“一日仍在求精未他往”,可是“來客數起,收拾零物,竟無靜談機會”,只得“十點握別,因明早四點馀起飛,不得往送矣”(第239頁)。別后兩月左右,梅貽琦于4月8日“晚座間蘭花盛開,香氣頗覺襲人,折一朵寄南京,以寄意耳”(第249頁)。一個半月之后,也就是5月24日,梅貽琦赴南京,在下關站下車,“珊與文華、文光則于站柵外始得見”(第260頁)。從此以后,直至6月29日,是梅貽琦日記內兩人相處的最末一個時段,談天、訪客、吃飯、看竹諸事仍然,偶爾還有游陵園、聽西樂、飲啤酒、喝咖啡等,但均有旁人在,并無惟兩人獨處的時光。6月29日,“晚未出門。九點俊如來坐頗久,凈珊與有騫皆晤談。客去后珊等出代購紙煙,歸后閑談,至十二點馀始睡”(第272頁)。次日,梅貽琦便乘飛機赴漢口。其后,轉重慶,歸昆明。

從日記看,進入1946年7月以后,梅貽琦時而在昆明,時而在重慶,時而在北平,忙于各處應酬以及復員諸事,與楊凈珊接近于失去聯系的狀態,惟有9月20日夜歸之后“作致珊信”,并且寫得過了凌晨“一點半睡”(第291頁)。從此以后,直至日記止于10月19日,楊凈珊其人便不曾再出現了。但這并不說明梅貽琦與楊凈珊是失去了聯系,或斷絕了通問。

1948年11月29日,共產黨發起平津會戰,勢如破竹,席卷華北,北平解放只在旦夕。12月21日,“政府派專機飛平救援各大學名教授……21日下午5時,分乘專機兩架先后飛抵京,其中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申報》1948年12月22日,第2版)。到南京后,“孫科內閣發表他為‘教育部長’的委任令,他堅辭不就,但允任‘南來教授招待委員會’委員,暫客居于上海老友朱經農的家里”(黃延復《梅貽琦傳》,見《中國現代教育家傳》,第5卷,第138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而朱經農先于1948年11月14日出國至黎巴嫩參加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第三屆大會,“為首席代表”(《申報》1948年11月14日,第2版),故梅貽琦與楊凈珊不惟重逢滬上,且在同一屋檐之下,可惜此間并無日記,其交往之詳情無從得知。

另據胡適日記所載,1949年2月21日,在上海的胡適“與經農夫人及梅月涵同去看電影”(《胡適全集日記》,第33卷,第717頁)。此處“經農夫人”自然是楊凈珊,其對胡適有過愛慕之事,與梅貽琦又有曖昧之情,這樣的三個人相處一起,不知各自作何感想,反正胡適只說了句“我三年不看電影了”(《胡適全集日記》,第33卷,第717頁)。

同去看了電影之后,1949年3月,梅貽琦“由上海至廣州,方得與梅夫人在香港會面”(顧毓琇《梅貽琦年譜》,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01年第4期,第102頁);4月,胡適自上海至美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082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兩人離開之后不久,“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已然宣告結束。從此梅貽琦與胡適便歸不得故土,均旅居在美國。至于楊凈珊則絕跡無聞。

而朱經農出國以后“未及返國而中共已進占京、滬。遂決意暫留海外,講學以渡馀生”。1951年3月9日,“以心臟病突發逝世”,“遺繼配楊氏夫人,子文長、文華、文光、文衡,女文曼,而臨終無一人能隨侍在側”(《愛山廬詩鈔》,第124、118、125頁)。

1955年11月,梅貽琦自美國赴臺灣,“奉召回……準備清華復校”(《梅貽琦年譜》,第102頁),于是從此長居臺灣。而其1956年1月至1960年4月日記尚存,藏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由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以《梅貽琦文集日記》名義整理排印,第1冊(1956-1957)出版于2006年10月,第2冊(1958-1960)出版于2007年4月。據日記載,1957年3月,梅貽琦赴美國參觀訪問。4月5日,在紐黑文遇見了朱文長,“與朱文長談文華病狀,似頗見好。1.設法接其母由澳門至臺灣;2.如文華愿至臺工作最好;3.如彼愿留美,設法使文長接其母來美”(《梅貽琦文集日記》,第1冊,第180頁)。朱文長為許思澄出,朱文華為楊凈珊出。許思澄于1938年初去世,此處梅貽琦所說的“其母”必然是楊凈珊。既謂“設法接其母由澳門至臺灣”,或上海解放后楊凈珊避居在澳門。

梅貽琦晚年日記內關于楊凈珊者,雖然惟此一處,但其惦念故人之殷,尚可于此見及,不禁令人想起胡適的詩,“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五年后的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于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安葬在新竹清華大學內,名曰“梅園”。

前揭張書克文發表之后,岳秀坤在微博說楊凈珊“這位女士后居臺灣,享高壽,如果沒記錯的話,她特別囑咐后人將骨灰撒向大海,而不是與朱經農先生合葬”(見《胡適博士又多了一顆星》,《東方早報》2013年12月1日,第B15版),則楊凈珊應是聽從梅貽琦的建議,遷居到了臺灣,直到去世。不知梅園花開時節,楊凈珊是不是來過此地,折下一枝,聊寄其遐思呢?就像當年,梅貽琦以蘭花寄意一般……

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看,梅貽琦對楊凈珊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的,其之所以“情動于衷”,一方面,自然是楊凈珊有其獨特可愛之處;另一方面,可能是梅貽琦在戰亂歲月里獲得情感慰藉與精神寄托的需要。據韓詠華回憶,“在昆明期間,月涵雖然仍像在北平清華時一樣地忙于校務,但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靜的,憂憤山河淪陷,思念親朋故舊和他付出了心血的清華園”(《同甘共苦四十年》,第65頁),而這種不平靜的心情在日記內是有體現的。

1941年3月28日,梅貽琦說,“此日為陰歷三月一日,四年前之今日適逢月圓,江輪情景不知何日能再得之也”(第2122頁)。其中“四年前之今日”,即1937年3月28日,陰歷三月十六,因民間有“(月亮)十五不圓十六圓”之說,故謂“適逢月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中國考政學會定7日在京舉行二屆年會,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由平抵京……聞梅約留一月始返平”(《申報》1937年3月5日,第4版)。3月28日,梅貽琦已然登上了江輪,當是年會與公務完結后,從南京取道大運河水路返回北平。孰料數月后宛平城一聲炮響,半壁江山淪于敵手,國破家危,妻離子散,流亡他鄉,奔走終歲,到了1941年,梅貽琦已然是“五年漂泊淚由衷”,因而慨然而思“江輪情景”,喟然而嘆“不知何日能再得之也”。1945年3月27日,梅貽琦以“歸寓后廊外月明如洗,佇視不忍離去”,繼而感嘆“八年前景物如在目前”(第198頁),其銘刻于心而念念不忘者,與之前的“江輪情景”實無別致。

職是之故,梅貽琦長公子梅祖彥說,“從日記中可以看出當時國家的形勢和學校事務對他精神上的重大壓力”(《寫在本書出版前的幾句話》,第2頁),因而梅貽琦將楊凈珊作為情感交流的對象,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或也是可理解之事。

本文發表于《掌故》(第六集),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掌故》(第六集),中華書局202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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