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0年9月9日，父親去世一周年了。去年的今天就知道一個時代結束了，但回過頭去看著它漸行漸遠的時候，又是別樣的感覺。

因為都住在暢春園，過去工作之余總要回到父母那里坐一坐，和父親手邊各放一杯酒，天馬行空閑談些不知哪里來的話題，松弛、安心，感覺像浸入一部百科全書，不必急著每樣事情都去查，因為知道只要去查，必有正確結果，結果之外，必有額外喜悅：既像是新的一扇窗稍許打開了，又像是一扇門永遠為我敞開著，門的那一端，是家族和文化。

父親不在了，那些內容都還在，只是像忽然鎖進記憶的展廳，依然鮮活，卻隔著玻璃，再也觸摸不到了。今天寫下這些文字，權作我和父親間閑談的永續。

周景良，攝于2017年9月9日

父親是祖父弢翁第七子，家族中排良字輩，因出生時適逢祖父喜得宋版《景德傳燈錄》而為父親取名景良，并分別取字德傳，號幼弢，取齋號載威堂，并各治印章若干。祖父自號老弢，為父親取號幼弢，足見殷切之情。祖父在《景德傳燈錄跋》中寫道：“得書之五日，適第七子生，因取此書第一字命名曰景良，深冀此子他日能讀父書，傳我家學。余雖不敢望兔床，此子或可為虞臣乎。”之后幾十年，因世事變幻，父親一直致力科學研究，并成為中國以電子衍射分析晶體原子結構之第一人，然因未能從事熱愛的哲學研究，心中長存遺憾。而在這幾十年中，祖父弢翁數次手錄《景德傳燈錄跋》以贈父親，其中最后一通錄于1983年父親農歷生日那一天，并在跋文之后題寫：“景良索書此跋，以示不忘取名之本意。匆匆五十余年矣，呱呱之聲今猶在耳，我則學業荒廢一事無成，景良又致力科研，罕窺經史，二人皆虛此愿矣。”祖父雖然內心有著深深的希望，但并不強加于人，從未要求父親必須怎樣，父親也是后來從一位堂兄那里聽到，當年祖父與他聊天談到父親時，說人各有志，不能強求。

父親一向崇敬祖父弢翁之偉大，自己諸多兄長又多是文史大家，所以對外從不使用幼弢之號。前些年父親撰寫的《一幅“全家福”背后的大家族》一文將要發表之際，他在署名時非常想用幼弢之號，曾在我面前沉吟良久，但總是覺得自己與弢翁的希冀差得太遠，不忍直用，于是對我說：“我就自號佑匋吧，既承襲了你祖父為我取的號（的發音），對外又不會顯得太冒失。”至于德傳，個別地方用過圖章，但沒有正式對外講過。載威堂的齋號，父親曾在和我聊天時講過祖父弢翁為他取這個齋號的來由，而對外則完全沒有使用過。

祖父弢翁的十個子女中，父親最小，行十，因此根據不同輩分，在大家族中通常分別稱呼父親小景、老十、十叔、十舅、十爺爺等。這在過去的大家族內很常見，例如過去家族中幾位優秀的行三的叔伯兄弟，族人稱呼較年長的明捷公（周叔敏）為大三爺，祖父（周叔弢）為三爺，明夔公（周叔迦）為小三爺。雖然這是比較私下的稱謂，但不要小看，這與正式的宗族關系、社會稱謂一起，形成完整對應的一個健全體系。

正確的稱謂，對外是禮節的基礎，在家族內是宗法權威的體現。父親說，“禮節是一種制度”“宗法在家族內是有法律效力的”。前一句話，我聽到時如醍醐灌頂，緩了半晌；后一句，我在一段時間后才理解：原來，在傳統社會里，一個人在社會上只要不殺人越貨，觸犯國法的機會很少，而個人每天的行為德操，卻無時不受家族的衡量、約束與拷問，規范力不亞于法律，作用于每個人的實際效力更強于法律。我想這也是今天大力宣傳家風的原因，因其是構建社會的基礎。因此，在一些現在人看來不是很要緊的問題，父親非常在意，例如家譜。父親去世前幾年一直致力于續修家譜，家譜對記載的內容、呈現的格式等，有著近乎法律般嚴格的規定。順便說一下，父親講，在中國雕板印刷主導的一千多年時間里，活字印刷最大的用途是印家譜，由于是活字字模印刷，家譜印刷有著嚴格的流程和印數限制，印成后家譜由各家保存，組版的字模即散開而沒有留存固定雕版，家譜也就不容易外流，避免有外人冒認家族成員的風險。除了財產等現實因素，在舊時代如果一個人出了問題，整個家族都會受到社會甚至法律的影響，如果一個人沒有明確的宗族出處，就如同孤魂野鬼，就是人們說的“不靠譜”。由于周氏家族過于龐大，近年來為了方便互相了解，家族內一位長輩做了一個《世系表》，以最簡單的樹狀結構呈現每個人在家族中的關聯位置。由于不了解，有的晚輩將世系表稱作家譜，父親曾經為此反復糾正大家，澄清概念，足見家族與宗法在父親心中的分量。當然，隨著時代變遷，當今社會的很多人并不懂得宗法本身的邏輯，對宗法體系全無概念，以至曾經出現類似“玄外孫女”這種根本不存在的荒唐稱謂，一向溫和的父親曾經對此大發脾氣，雖然很罕見，然而我完全理解并且贊同，因為那個確實夠“玄”的。

每當聊到家族話題的時候，無論從哪里談起，不知不覺中父親總會回到祖父，回到兄長，對祖父和兄姐們，父親讓我感受到的，是一種親情、自豪、感恩乃至歸宿感的混合體。

我在同輩中年齡小，對祖父和伯父、姑母們最深的印象，永遠是他們在一起時那非常典型的畫面：溫文爾雅、面帶微笑地互相攀談，在一起吃飯，喝酒，談書，談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和聽不懂的事。當我長大了，懂得這些人和事以后，才知道其社會影響力。每一個話題其他人都能愉悅地參與，永遠熱鬧而不喧嘩，聊得興高采烈，也沒有人大呼小叫，不會手指對方點點戳戳，每個人都在攀談卻不會打斷別人，每個人都很率真，卻不粗魯，客廳里人再多，也不會覺得吵吵鬧鬧，即使年紀很大了還都像孩子一樣笑著。我當時年齡小，看在眼里，不覺得有什么特別，覺得家家如此，今天回想起來，那時的氣氛在別處是感受不到的。有一次杲良五爹回國，在祖父家餐廳里的大圓桌旁，父親和幾位伯父圍繞在祖父身邊，看祖父在為他們題字。幾位老人在祖父身旁微笑站立著，輕輕說著話，看著祖父寫字，肢體和語言表現出發自內心的尊敬，但絕不是恭維和討好，仿佛大家少年時站在自己父親身邊一樣的感覺。弢翁在非常認真地寫字，旁邊站著周一良，周玨良，周艮良，周杲良，周景良，這個畫面在記憶中揮之不去。

父兄們在父親心中地位之重、影響之長遠，難以言表。

對父親的影響最深遠的無疑是祖父弢翁。每次談起祖父，父親總是充滿了無限敬仰的神情。父親說平時祖父基本不講什么大道理，主要還是身教，并且總是提起很多零零星星的生活細節，說祖父在學習和做事上特別認真，同時待人非常謙虛。祖父年輕的時候，曾經與衛禮賢合譯康德《人心能力論》，為中國翻譯康德第一人。祖父懂得德語，但是后來幾十年從未向子女提起，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他的堂妹、旅居德國的畫家周仲錚，與她的先生德國人克本一起回中國探親，閑談間祖父突然與克本講起德語，大家才知道原來祖父是懂德語的。早年祖父在管理啟新洋灰公司、華新紗廠等企業期間，從英國進口設備，到貨后祖父都是與工程師一起拆箱，靠查字典一點一點讀英文說明書，跟著工程師學習安裝設備。同樣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祖父也是靠查字典通讀了英文版的《資本論》。可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英租界后，為了避禍，祖父將這本滿是標注的書與多年的日記一起焚燒銷毀了。

閑聊到的這些細節，令我逐漸看到祖父更加完整的形象，感觸日深。當年的祖父忙著管理工廠，與惡意侵蝕的日本勢力抗爭，同時堅持善本收藏和版本目錄學的研究，并成為收藏大家，這背后是超卓的學習能力和絕對的自律精神。祖父后來談到管理企業時，說自己是“勞于選人，逸于用人”，體現出智慧的光芒。祖父的努力和成就贏得了企業員工的尊敬，在日本憲兵和日本商人的圍剿下，工廠無法再保持獨立，祖父拒絕合作，憤然離開。他離開工廠那天，全廠員工主動聚集在道路兩旁，一路送別。

這些事情父親是在聊天時陸陸續續講的，也提到天津解放后劉少奇夜訪祖父，探討如何發展經濟，還談到建國初期討論國旗、國徽設計方案等一系列電影中看到的情節，其實祖父都是親身參與的，很多資料也留存到現在。我很晚才知道，祖父曾經是一至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晚年又做過全國政協副主席，還是鄧小平五老火鍋宴邀請的五老之一。很多回憶文章總是形容祖父像老書生，這恰恰是我小時候看到祖父的樣子，穿著棉衣坐在那里看書，而在家中所有談論的話題也都是古籍版本。后來逐漸了解高祖玉山公（周馥）的情況后，覺得祖父很像我想象中高祖做兩江總督時穿棉袍的樣子，那時做兩江總督按規制可以穿貂褂，可以吃魚翅，但是高祖永遠穿著棉襖，上任后命令免去魚翅宴，當時很多人嘲笑他土里土氣，但這恰是高祖一生堅持的書生本色，在《周愨慎公全集》（共三十六卷，此書曾以雕版及石印刊行，后又曾以《秋浦周尚書全集》為名出版）收入的《負暄閑語》里有非常詳盡的記述。祖父對萬物都非常有興趣，不斷學習，增長學問，洞悉大局，為人謙和而在原則問題上不留情面。他晚年曾經有一次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直言某些產品生產中的問題，曾引起波瀾。所有這些父親對我講的事情，無一不看出對祖父對父親的影響。

哥哥們對父親的影響，我總結下來，一良大爹在父親面前樹立了刻苦的精神和治學的高度，玨良二爹則在某種程度上啟迪了父親哲學方面的學術興趣。這里面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父親常說的“取法乎上”，無論我們現在怎樣，必須要瞄準最高的目標并且持續努力，人才能上進。這是家族里非常重要的精神共識。父親曾經在紀念一良大爹和玨良二爹的文章里有過詳細的描述，兩篇文字均收錄于《丁亥觀書雜記》（修訂版），我不再贅述。1983年前后我家住在燕東園，而一良大爹當時仍住在燕東園二十四號那處前后共住了四十三年的朝北的寓所。我早晨起來跑步，經常會見到一良大爹也在跑步，我通常打個招呼就過去了，當時沒覺得有什么特別。現在想來，當時一良大爹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其自律的生活態度是驚人的。父親紀念兩位哥哥的文字真誠而深情，是父親內心的真實映射，我想能夠感動每一位讀者。還有很多對其他哥哥姐姐的回憶，父親沒有來得及寫成紀念文章，以后也就不會有了，留下的是各種小故事，和父親對那個時代里的大家庭的懷念，除了對親情的懷念，更有祖父非凡的影響，兄長們在文化上的引領，以及思想上的碰撞。

隨著自己的父母、哥哥姐姐先后離世，只剩下父親與治良九爹最后兩位，時常互相探望，成為兄弟間生活交往的最后階段。治良九爹是著名建筑學家，曾是1959年十大建筑的主要設計者之一，為人非常和善熱情，對外和在家族內經常幫助別人解決困難，雖然年長于父親，但由于父親八十多歲以后走路不便，反而是治良九爹經常來看父親。2016年1月17日治良九爹又一次來家里，弢翁十個子女的最后兩人相談甚歡，一位九十一歲，另一位八十八歲，當時我為他們合影，兩人滿面紅光、精神矍鑠，沒想到這一次竟是永訣，治良九爹于三個星期后辭世。

人一定要有見識，有了見識，要有執行能力。見識從哪兒來，第一是學習，第二是思想的相互碰撞；而實踐能力，完全是從自律得來的。始終從自己的父兄那里得到上述指引，是父親一生的自豪和留戀。

父親的一生，可以簡單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出生到1950年之前，第二個階段是1950年到退休，第三個階段是退休后到2019年去世。

父親出生在天津，天津是北洋的銀庫，是民國初年中國北方的工業和金融中心，社會名流集聚于此。父親在這里讀完小學、中學。祖父為十個子女聘請名師、制訂詳細的教育計劃，這在一良大爹及父親寫的書里都有記載。所以，父親雖然從小也在外面上幼稚園、小學、中學，但更重要的是在家族內的教育氛圍里長大，幼小的年紀就在與哥哥們的聊天當中，對很多話題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奠定了研究哲學的心愿。在初一念完之后，父親向祖父母提出要直接跳級到高一，跳級之后父親仍然是班里學習名列前茅者，當時艮良三爹曾自豪地對別人說：看看，這就是我家兄弟，一跳級就是從初一到高一。

父親從小學習英語，讀了很多英文文學、歷史書籍，其中讀Thomas Carlyle（托馬斯·卡萊爾）寫的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英雄與英雄崇拜》）的事，在父親紀念玨良二爹的文章里提到過。父親中學階段是日據時期，當時耀華中學的校長非常有骨氣，每天在操場向學生訓話，告誡大家要愛國，并堅持升中華民國旗幟，后來被日本特務暗殺了。學校里必須要學日語，父親說當時形成了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每個學期開始教日語，同學們就故意說學不會，所以每個學期都是從零開始教日語，可是由于當時很多新的科學技術知識，日語的書籍比較全、比較新，并且當時規定日語的書籍價格封頂，很便宜，因此父親在家里拼命學習日語，以讀懂各種書籍，但是到了課堂上，又和全體同學一起裝作學不會日語，這種情況一直到抗戰勝利。1983年，母親所在的實驗室來了一位日本人安裝設備，其間來我家做客，父親開口與他講日語，那人大吃一驚，說您的日語是非常傳統的日語，發音和自己的父輩是一樣的。之前我只注意到父親經常翻看日文小說，記得常放在手邊的是一本《點與線》、一本《我是貓》，但是當時聽到日本人這么說，我還是覺得挺意外。

父親在耀華中學讀書期間曾有各種事情發生。有一天突然有特務來抓一名中文教員，這名教員提前翻墻逃走了，后來知道他是地下黨員，再后來他成了一位知名作家。再如于敏教授，在耀華是父親的學長，后來父親考入北大物理系時，他已經是研究生和助教，跟父親很熟悉，前些年有一次北大校慶，父親去北大物理學院參加聚會，還沒走進去，就聽于敏先生大聲在問周景良來了沒有。原新華社香港分社主任周南在參加革命之前，家里原姓高，排慶字輩，高氏幾兄弟都在耀華上學，其中高慶琮先生和父親最熟，上世紀七十年代還來過我家里喝酒聊天。父親和許多同學到晚年還一直保持著聯系。

天津有很多望族大家，他們的子女之間很多是耀華同一屆或不同屆的同學，不過父親很少去同學家串門，一方面覺得在自己家里與父母兄長聊天更有趣，很能長知識，另外一方面去同學家，往往對方家長會有禮金紅包，這樣自家也要回贈，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當時祖父已經很久沒有工作，但那段時間他還是為了保護國寶買下一些善本古籍，并在1942年立下遺囑：將來天下太平了，要將收藏舉贈國立圖書館。這些，在很多文章中都有記述。父親當時和我祖父母睡在一個房間，經常夜里醒來，見到祖父難以入睡，在房間里踱步，也經常聽到祖父對祖母說，再賣些股票吧，這是當時祖父母維持一大家人生活的唯一來源。十個子女的衣服都由我祖母親手剪裁縫制，網上可以看到我的五位伯父的合影《五子登科》，里面伯父們穿的長衫也都是祖母親手縫制的。這種情況，直到抗戰勝利后祖父出來工作才得到改變。

中學畢業后，父親先考入輔仁大學數理系，一年之后覺得課程沒意思，于是退學，又考入燕京大學數學系。在燕京大學上林昌善教授的生物課時，我的與良二姑（后來成為詩人穆旦的夫人）正在做生物系的助教，一年后父親從燕京大學轉入清華大學哲學系。在清華大學哲學系，父親如魚得水。一方面，上中學時，他從哥哥那里，特別是從玨良二爹那里聽到關于金龍蓀（岳霖）等著名教授的事情，現在可以直接求學于他們，實現了自己研究哲學的心愿；另一方面，他在學習過程中不斷與各位教授有深層的交流，深得金龍蓀、沈公武（有鼎）兩位先生的喜愛，他們覺得這個學生很特殊，在一起討論總能有獨到的創見，以至其他同學在私下的場合問教授，周景良到底特殊在哪里呢？父親談到這里，總是很自豪地說，很多時候思想碰撞出來的火花，教授是可以捕捉到的，又怎么能跟其他人說得清楚。

沈公武先生為父親專門開了一門課。那個時代就是這樣，教授覺得學生有資質，就會專門為他定制教程，哪怕只有一個學生，這就是因材施教。后來聽我母親說，她們上中學時也很有意思，同一個學期的英文課，老師讓每一個人讀的教材是不一樣的，我母親初中英文課是從Heidi（《海蒂》）和Little Lord Fauntleroy（《方特勒羅伊小爵爺》）兩本小說開始的，是因材施教的另一個例子。沈公武先生當時開的那門課好像是數理哲學，我記不太清了。總之，只有父親一個學生，但有一名旁聽生，就是來自數學系的丁石孫。沈公武先生與金龍蓀先生是亦師亦友的關系，生活中親近，學術上直白。在父親的畢業答辯上，答辯導師位置坐著三個人：馮友蘭、金龍蓀、沈公武。父親說，當時金龍蓀先生曾提出了一個問題，父親還沒來得及回答，沈公武先生馬上攔住，對金先生說這個是Wittgenstein（維特根斯坦）后期的學說，你已經不懂了。如此率真可愛，頗有魏晉之風。

清華時期的周景良

2014年上半年，有一段時間父親和我聊的比較多的是維特根斯坦，所以后來他就給了我兩本書，《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和《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并且跟我講，如果沒有時間不必通讀全書，要看懂意思。他每次聊到一些概念的時候會用原文來說，那一段時間維特根斯坦給我的影響比較大。2015年的時候，我曾經發過一次微信朋友圈，提到父親在清華求學時，讀的這兩本書是英德雙語的，父親看到后當即指出，《哲學研究》是他從清華畢業之后才出版的，我忙不迭地更正。在清華哲學系的這段學習時光，給父親的思維方式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時由于書籍是英德雙語，父親的德語也達到一定水平，晚年在家里偶爾看到電視里的德國影片，他會講畫面上那些招牌和文字是什么意思。2000年后有一段時間，張祥龍先生就住在我父母家樓上的單元，我在父親那里也見到一些張先生寫的現象學的書，只是不知道他有沒有與父親詳細交流。父親在2017年受傷后逐漸好轉的過程中，剛剛恢復一點語言功能，思維還沒有完全清楚，說的比較多的還是清華哲學系的事情。 

由于世事變幻，父親1950年清華大學哲學系畢業之后，無法從事鐘愛的哲學研究，于是重新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從頭學習物理學，但是每次說起金龍蓀、沈公武先生、說起清華的同學，那種綿長的回憶好像從未斷過。父親談到喜歡的事情的時候，總是眉飛色舞，感染力很強，我想很多朋友都見過他這一面，但是當他真正談到內心最崇敬的部分，例如維特根斯坦的哲學，他完全是另一種表情，語速會降下來，聲音也會變小，眼睛看向空空的遠處，慢慢地述說，在每次談到沈公（父親總是這樣稱呼沈公武先生）的時候，神情尤其如此。

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以后，父親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工作，兩年后選派去蘇聯學習，毛澤東訪蘇時對留學生講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那段話時，父親就在下面。父親在蘇聯獲得副博士學位之后沒能馬上回國，蘇聯科學院晶體學所的平斯格爾教授將父親留在蘇聯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直到1962年才回國。因此，父親在蘇聯前后生活了六年。其間祖父曾作為國家領導人代表團成員訪問蘇聯，父子二人在蘇聯見面，六年間，父親也曾偶爾回國探親。父親晚年看新聞聯播，有俄羅斯的鏡頭和講話原音，通常會解釋這是在說什么，并且說這人是某某地方的口音。

蘇聯時期的周景良

從蘇聯回到國內以后，父親全力以赴建立實驗室，以電子衍射方法研究原子結構，成為這一科研方法之中國第一人。當時條件很艱苦，一切白手起家，父親為此專門自己動手畫圖紙，所里有一位很能干的同事幫他來制作有關的儀器附件。實驗室從零起家，到設備、人員幾乎已經完備，一切即將走上正軌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父親跟研究所所有的人關系都很好，造反派也不難為他，但是到了后期，造反派的頭頭對他說：老周啊，你看別人都去干校了，你不去，實在說不過去了。于是父親只能去了干校，但是父親跟我講，從那個時候起，實驗室就徹底垮掉了。雖然如此，從干校回來后，父親還在堅持做著研究工作，一直到1982年去日本開會，他發布研究成果的時候才知道，相似的研究領域，國際上有人在半年前已經發表了研究成果。遠在蘇聯的平斯格爾教授聽說之后，為父親感到無比惋惜。這都是后來我聽母親講的。父親那次從日本開會回來之后，在我面前只講了一件事，說這次在日本最大的收獲，是在京都時早上出去散步，找到了永觀堂，講到了永觀堂的由來，由此還講到了王國維的號是觀堂。此后，父親一如既往地進行科學研究，其間也與我母親合作，以電子顯微鏡做晶體分析，并持續發表研究成果。

父親與同事們關系很好，是因為他不計較小節，個人生活充滿情趣，大家都愿意跟他相處。父親去世以后，有一位父親的老同事告訴我，一次聊天有人對父親說：“老周啊，你知道你為什么群眾關系好嗎，就是因為你謙虛。”父親回答說：“可是你不知道我內心有多驕傲。”與大家關系好不代表沒有原則，恰恰相反，像自己的父兄那樣，父親在是非問題上非常講原則。有一次他發現一位領導為了提職稱，學術作假，公開指了出來，對方還在狡辯，說自己做了實驗的，父親追問說，做了實驗你就拿出數據來，數據在哪里，讓那人當眾下不來臺。之后父親被迫提前退休了，乃至后來所里的領導都說，讓周景良退休是錯誤的，是我們的損失。

父親曾擔任地質學會測試委員會主任，退休后仍然應邀參加一些結晶學的項目評審，除此之外，可以明顯感覺到父親的時間更多地放在文史書籍上。父親喜歡讀清人的詩文筆記，記得那期間他身邊常放著黃仲則的《兩當軒集》，手中忙碌的也多是和歷史、文化有關的一些事情。祖父弢翁早年曾影刻宋本《寒山子詩》，是托董康找的優秀刻工精刻而成，在祖父影刻、影印的諸多宋版書中是精品。雕成的書板在“文革”中散落，剩下的幾塊在祖父家中，用幾層報紙厚厚地糊起來，當作餐桌上墊熱鍋的墊子。父親覺得可惜，拿了一塊回來做紀念，退休以后把這塊當墊子的書版找出來，清除糊在上面的報紙。誰知道報紙糊的層數太多，糨糊太厚，清除起來很費勁。父親先用水將報紙泡軟，然后用鑷子一點一點地清除，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他坐在那里用鑷子清理書版的樣子。類似的事情占據了父親退休后的生活，此外他基本沉浸在各種書籍里，除了通讀一些書，父親還經常說，書是用來查的。當時我不懂，但后來懂了，思想的片段是用書來連接的，思考問題的時候，會忽然想到某一本讀過的書里某一段話，當我們翻出這本書、展讀這段話，思想的片段就縫綴在一起了。

父親一生最喜歡嘗試新鮮事物，曾自言性格遺傳自弢翁，退休以后更是有時間做各種嘗試。父親一向用電腦寫作，從1990年代PC-AT開始，電腦一路升級至2017年，同時輔以掃描儀、打印機等外設處理各種文檔，故父親所撰寫的文章、書籍，文字全部由他本人在電腦上直接錄入，進而自己設計排版，所遇字庫里沒有的生僻字，就自己造字解決，所需插圖自己用PS處理。父親病倒前的一段時間，正在開始學習使用InDesign排版。1999年，父親曾用電腦仿照傳統雕版版式排印成《弢翁詩詞存稿》，以噴墨打印機打印在宣紙上，以舊藏瓷青封面紙和裝訂用絲線，親手裝訂成二十三冊，分贈親友，并在贈一良大爹的一冊后以隸書跋曰：

此弢翁詩詞存稿，是用微機仿傳統木板雕印格式，打印后手自裝池者。夫印刷書籍，古有雕版，近有排印，至今日則微機，專用排版軟件于各種格式幾乎無所不能。至如此冊，則是用家用微機軟件，需略運巧思以制成如此板式。所可樂者，家居獨自操作，一帙即成，無煩他人，少可僅一二部，則尤非正式出版印刷所能辦也。今復印二十部，分贈諸兄姐及友人，又用日本紙打印三部，此紙是七八十年舊藏，今已不可能求，謹以此第一部呈一良大哥藏之。己卯正月 景良。

一良大爹看到后非常高興，在后面附了跋語，其中有“幼弟景良少我十六歲，今亦古稀矣。雖習理科而性好古，有先父遺風，我常戲稱之為周家斧季”之句，通篇跋語七百二十四字，由于自己患病不能寫字，一良大爹請我母親將跋語以小楷抄在書后。一良大爹還請人治印“人稱周家斧季”一枚送給父親，不過父親總覺得這是大哥的鼓勵，自己實際差得很遠，所以并不對外使用。

有三部書籍的出版，標志著父親退休以后，徹底回歸文史生活、回歸家族文化的整理研究：其一是國家圖書館的《自莊嚴堪善本書影》，其二是《丁亥觀書雜記》及其修訂版，其三是《曾祖周馥》。

祖父于1952年捐贈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七百余種善本書籍，將書影結集出版，是所有熱愛古籍善本的人士的共同心愿，國家圖書館的冀淑英先生與一良大爹、玨良二爹為此做了長期、大量的準備工作，在弢翁子女中，也只有一良大爹和玨良二爹深通古籍，能當此任。1992年，玨良二爹以七十六壽因病辭世，一良大爹年事已高，不可能單獨完成如此浩大工程，于是父親頂了上來，經過十數年時間，克服諸多困難，付出巨大工作量，在國家圖書館程有慶等先生的鼎力幫助下，終使蔚為大觀的七冊《自莊嚴堪善本書影》于2010年正式出版，了卻了當年祖父和趙斐云（萬里）先生的一樁心愿，此時，冀淑英先生和一良大爹已經先后離世多年。父親曾對我說，如果不是投入這項工程之中，自己不會了解那么多古籍善本知識，也更增添了對祖父的崇敬。父親不從事文史工作，卻最終親手完成了祖父捐贈的善本書影的出版，暗合祖父在《景德傳燈錄跋》中的期望，實在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2007年，父親在李國慶先生的幫助下來到天津圖書館，參觀祖父捐贈的圖書資料，看到當年捐來的整排書箱及其中保持著當年原貌的書籍資料，非常感慨。回到北京以后，他將回憶的片段陸續寫成文字，最終整理成《丁亥觀書雜記》，并在2012年國家圖書館“紀念弢翁捐贈六十周年古籍善本展覽”開幕前正式出版。《丁亥觀書雜記》從若干側面，立體地展現了祖父當年文化生活的樣貌。

周景良， 攝于2015年

隨著對祖父研究的深入，父親漸漸看到了高祖玉山公（周馥）為周氏家族構建的完整的精神體系和行為準則，于是越來越多地轉向對玉山公的研究和資料整理。父親從研究高祖的著述《周愨慎公全集》入手，逐漸形成了對高祖玉山公乃至整個周氏家族文化體系的全面認知。《周愨慎公全集》全書三十六冊，含：《卷首》一冊，《奏稿》五冊，《公牘》一冊，《玉山文集》兩冊，《玉山詩集》兩冊（共四卷），《易禮匯參》十二冊，《治水述要》十冊，《河防雜述》一冊，《負暄閑語》一冊，《年譜》一冊，1922年春，由曾叔祖學熙公、學淵公、學煇公編纂刊印。原書是周氏家族自刻本，分授家族內及贈送親友，另有一定數量存放在周氏天津祠堂，在現天津市六緯路薦福庵旁。后來，祠堂拆除，所藏書籍一并捐入大學圖書館，多年之后自己家族里反而沒有了，偶爾在市場上看到原書流出拍賣，價格又高得難以承受，于是父親以高價從市場上買到一套民國時期基于上述原版的石印本，比原書開本略小，用這一套書開展研究。隨后，父親關于高祖的系列研究文章，以《周馥一生》為題目在期刊上連載，終于在2015年匯集成《曾祖周馥》一書正式出版。這個時候，父親對周氏文化已經在進行更全面的研究，應祖籍所在的安徽東至縣邀請，父親成為東至周氏文化研究會的名譽會長并題字。同時，父親開始著手續修家譜。我東至周氏一族從唐朝初年即遷至建德，后改稱秋浦、至德，即今東至縣，唐初以來祖祖輩輩的墳塋都在這里，從那時起家譜也一直沒有間斷。可惜隨著父親的受傷、去世，續修家譜的工作也停頓了下來。

即使常年從事科學工作，父親也一直保持著豐富的個人愛好，例如書法、印章和京劇等。父親平時和我聊天的話題包羅萬象，也包括社會政治經濟話題，直到去世前一周，父親還在看《參考消息》，并對國際形勢有著自己清晰的判斷，我想這也是受祖父當年的影響，過去每當有大的事件發生，祖父總是第一時間把能回來的伯父姑姑們及父親叫回家，給他們講解、分析形勢變化。除此之外，父親和我聊的更多是哲學和文化藝術范疇的話題，聊書法、印章，聊京劇和舊時的藝人，聊劉寶全的大鼓，聊他對巴赫十二平均律的數學理解，不僅閑聊，父親還曾致信中國戲曲研究所，建議以物理學的方法還原失真的老唱片，在沒有卡拉OK的年代，父親還嘗試用雙卡收錄機一邊播放伴奏一邊錄下自己唱的京劇。

從小受父兄影響，父親極為愛好書法，非常喜歡各種拓片，自己真正買的拓片不多，但是從小在祖父那里、在季木四爺（周進）那里見過很多極精的拓片，其中很多是季木四爺所藏原石器物的拓片。另外就是敦煌寫經。父親不止一次講，過去人喜愛敦煌寫經是因為看字，字體好的經卷最受歡迎。父親眼界很高，源于從小在祖父身邊的熏陶。在日軍侵華期間，祖父沒有工作，在家時間較多，父親小學中學階段正好生活在祖父身邊，耳濡目染，見過的書法、印章、古籍，是形成眼界的基礎。

傅增湘先生在為祖父題寫的《周君叔弢勘書圖序》當中，提到祖父的善本收藏標準“懸格特嚴”，這其實點出了周家文化的核心，即“取法乎上”。父親曾多次說，“取法乎上”，由于各種條件限制，也許“僅得其中”，如果“取法乎中”，結果就會很差了。父親從小看到的是哥哥們勤習書法的情景，我說勤習而不說苦練，是因為每個人都樂在其中。除了大家都了解的一良大爹、玨良二爹書法著稱于世之外，父親說，其實以良六爹等在書法方面也是很有才華的，只是外人不曾見過而已。父親喜歡的書作除二王之外，主要還有隸書和魏碑。與伯父們一樣，父親練習隸書從《乙瑛碑》開始，魏碑則喜歡《爨龍顏》《楊大眼造像》《史平公造像》《張黑女墓志》等，1980年代初期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歷代碑帖法書選》，集錄碑帖甚廣，不到兩毛錢一本，父親買了很多回來翻看。我小時候曾經有一段比較喜歡臨廟堂碑，但字帖是更早的本子，祖父來北京開人大會的時候，父親帶我去祖父住的酒店玩，專門帶了幾張我寫得還算整齊的字去給祖父看，祖父看了也很高興，可惜我不成器，至今沒有練成書法。父親晚年常年堅持訂閱《書法叢刊》，至少十年以上，連續不間斷，不斷有出土的書簡和新發現的手札，父親都看得津津有味。在自己書寫的時候，父親通常寫隸書。在父親生命最后的兩年，每年正月初一父親總寫幾個字，按照他說，過去皇帝在開年的時候總要寫幾個字，以示吉祥。2019年春節，父親去世前八個月，還曾寫下如意兩字。

說到印章，父親最喜歡強健大方的漢印風格，這一點我想也是受祖父喜歡追本溯源的影響。常為祖父治印的印人中有一位劉叔文（希淹），篆刻藝術超卓，是祖父的好朋友，在點評劉叔文自鈐印譜《印榷》的時候，祖父寫下評語：“其精到處獨能含剛健于婀娜之中，可謂自門而入者，是將邁元明而上追秦漢。” 

父親這種對藝術風格的取向，有某種共性，例如京劇須生中喜歡譚（鑫培）、余（叔巖）、言（菊朋），至于馬（連良）之后，父親就沒有那么推崇了，在這方面也可以看到溯及本源、追求至真的思維方式，頗似哲學研究的思路。因此，家中有親戚說，讀父親寫的文章能感到他得益于哲學、物理學研究的經歷。回過頭來再讀父親寫過的文字，確實如此，完整的架構，縝密的邏輯，駕馭著生動活潑的文字，特點鮮明。

我從2018年開始，計劃把祖父的自用印整理出版，祖父自用印的風格、鈐印書籍的規則、以及為他治印的人，之前沒有人系統研究過，我在即將出版的《周叔弢先生自用印存》中做了整理和展示，便于未來專門領域的學者深入研究。父親對此予以極大的關注。過去有人幫助打的印譜，父親對質量都很不滿意，這次為了出版，請朋友打鈐印稿，父親也不是很放心，直到我拿著鈐印稿和拓好的邊款給坐在輪椅上的父親去看，他說很好，這才放心。正值本書在籌劃付梓的過程中，父親于2019年9月9日仙逝，最終沒有能見到這部書的刊出，這是非常大的遺憾。尤記得1983年，陳邦懷先生從祖父捐贈的古璽印中精選出四百方注釋整理，準備出版，祖父得知后非常高興，然而當1984年春《周叔弢先生捐獻璽印選》面世時，祖父已經于兩個月前溘然長逝。這樣的遺憾何其相似。所幸父親見證了印章鈐蓋、資料整理的整個過程。并給予我指導，特別是父親見到了那部分已經捐贈天津博物館的弢翁自用印的印蛻（由天博幫助提供補錄），也見到了范景中先生熱心提供的那份祖父書于劉叔文《印榷》上的題跋，令我略感欣慰。

一直到去世前，父親還有兩件事情掛在心上，非常希望完成，以紀念祖父：出版祖父捐獻至天津博物館的敦煌寫經，以及古璽印。這些之前都有過選編出版，但是由于當年設備、資金等方面條件所限，或印刷、制版水平較差，或只是選編而已。父親曾與天津博物館領導談到，覺得現在應該能有條件打出合格的印蛻、拍出清晰的敦煌寫經照片，并且完整出版，展現于世人。雖然這兩樣工作還沒有進入具體日程，但在父親去世前已經啟動，他當時知道后也很受鼓舞。

2019年9月初，國家圖書館舉辦《中華傳統文化典籍保護傳承大展》，其中展示了大量祖父捐贈的精品善本，并且在人物事跡展區專門辟出了區域介紹祖父，那里還有國家圖書館撥專款為祖父塑造的銅像。接到邀請的時候，父親已經不能講話了，但是當我把上述消息告訴父親的時候，父親微微點一點頭，眨一眨眼，表示聽懂了。2019年10月1日，天津博物館舉辦“金石書香沁后人——周叔弢捐獻文物與古籍特展”，集合了祖父捐贈的敦煌寫經、古璽印和書畫等大量文物精品，并且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陳紅彥館長、程有慶先生的鼎力支持下，借調善本來展出，這無論是祖父在世時或去世后，都是從未有過的。在這個紀念大展前一年的時間，天津博物館的領導陳卓館長、錢玲館長和館里的幾位同事，就在與父親和我不斷溝通，為此錢館長還專門到北京來家里來看望父親，征求意見，我也幾次到天津博物館商談。所以當知道10月1日將正式開展的時候，父親非常高興，雖然最終沒有能夠見到這個展覽的盛況，但是完全可以告慰父親。

在這個時候追憶父親，一如過去二十年來，每年清明那天陪父母去墓園祭拜長眠在那里的十幾位周氏家族先人，父親總會講到先人的一些故事，通常不是講什么輝煌盛舉，只是聊些他們當年生活中的小事，因此更像是隔著時空的家族聚會，父親最后兩年不能外出，我自己去祭拜的時候，也在心里還原著我見過的和更多沒見過的先人，不知不覺間，他們為我樹立了為人、做事的典范，有時候是某一個人，更多時候則是各位先人的共同品性，有太多可以去學習、繼承。我想，從前父親也會是這樣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