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處境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發生時，中國已經單獨對日作戰四年五個月了。其間，盡管中國曾經不斷要求西方列強給予外交、經濟及武器上的援助，但它們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絕。英國和法國因為擔心日本對它們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甚至多次要求中國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到了1940年夏季，它們更進一步切斷了中國經過緬甸和越南的國際通道。

美國的態度也只是稍微好一點。雖然美國民眾對日軍在華暴行不時發出抱怨，但是美國商人繼續把戰略物資賣給日本賺取暴利，間接支持了日本的對華侵略。美國政府也保持其一貫的曖昧態度。一方面，它不時發表一些譴責日本的聲明，但無意為中國而與日本直接作戰；另一方面，它向中國提供少量的貸款和軍援，但數量不足以真正提高中國的作戰能力。1941年，美日關系明顯惡化，原因與其說是為了替中國打抱不平，不如說是因為世界局勢惡化，日本對東南亞的威脅日益增加?？偟膩碚f，從1937年到1941年，即便中國一再把自己形容成西方反侵略戰線的一分子，美國也始終沒有對中國提供具有實質意義的援助。

當時對中國援助最多的反而是德國和蘇聯。在數量上，它們之中任何一國給予中國的軍事援助或經濟援助都遠遠超過西方其他國家的總和。不過它們對中國的態度不久即因歐戰的爆發而改變。德國逐漸親近日本，并最終成立軸心國同盟，不論中國如何苦苦哀求，希特勒終于完全停止德國對中國的軍事供應。而蘇聯不愿意陷入兩面作戰的最壞局面，也必須小心處理它與德國和日本的緊張關系。因此，蘇聯雖然仍不斷向國民政府提供武器，但其數量和質量都無法滿足中方要求，其在蒙古和新疆的活動有時也影響到軍援補給線的順暢。

簡而言之，在這段長時間里，中國遭受西方主要列強的漠視，相當孤立，對日抗戰只能靠自己努力。

國內情況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情況也在急劇惡化。政治方面：1937年以前，國民政府號稱是全中國的中央政府，它的政令雖然還不能貫徹到每一個角落，至少可以有效地控制長江中下游五六個富裕的省份(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或湖南)，并且有希望逐漸擴展版圖。在這幾個省中，國民政府可以任免官員、試行新縣制、征兵征糧，并從事大規模建軍工作。

但從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發生時，中央政府早已被日軍趕出其原有的那五六個富裕省份。表面上控制的領土也不及原來版圖的一半，而且多半是最貧窮落后的省份。中央政府的權威名存實亡，因為剩下的土地被割裂為許多個半獨立的地方系統，各自有其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領袖和復雜的人際關系。在這些地方系統之下，還有更多的小系統，對大系統而言也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權。

珍珠港事件

在華北，閻錫山實際控制著山西，境內幾乎沒有中央政府派駐的官員，閻錫山的主要干部在名義上全部加入了國民黨。閻錫山不但是“山西王”，也周旋于重慶國民政府、汪偽南京政府和日本占領軍之間。再往西走，越過蔣介石嫡系胡宗南控制的陜西中部和南部，則是廣大的西北地區，包括甘肅、青海、寧夏及陜西和綏遠之一部，它們被各種執力控制。這些勢力有的傾向重慶，有的與日本秘密往來，不少地區甚至不掛中華民國國旗而只掛自己的旗幟。更往西行，新疆的盛世才早已是蘇聯的附庸。同樣地，西藏與英國的關系遠比與重慶更親密。事實上，中央政府官員若要進入這兩個地區，都必須事先經過特別安排，甚至低聲下氣地請求批準。

在華南，廣西一直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控制之下，其勢力也進入了湖北、安徽兩省。西南的云南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一直處于緊張狀態，龍云不但控制省政府，也擁有自己的軍隊。龍云與汪精衛的關系一直令蔣介石惴惴不安。事實上，汪精衛是在龍云的協助下才從漢口順利逃到河內，再轉赴南京成為日本傀儡。同時，龍云也始終反對中央軍為防止日本自越南進攻中國后方而進駐云南。至于離四川更遠的廣東，其未被日軍占領的部分則在粵籍軍人掌控之下，他們表面上遵奉國民政府之命，實際上各行其是。

最后是戰時陪都所在地的四川省，它仍然是許多地方軍人的競技場。1937年以前，四川即以省內內戰頻繁為全國之冠而惡名昭彰，不少地方軍人為了支應戰費和中飽私囊，提前征稅已經征到1950年代了，所謂的“天府之國”早已元氣大傷。雖然中央政府因為抗戰遷入四川，但也無法改變其地方權力結構。事實上，中央政府剛剛進入四川時，它的權威就遭到該省軍人的挑戰。雖然王瓚緒是四川人，而且他的省長任命本身已經是中央政府為了羈縻地方勢力而做出的讓步，但由于他接受了中央的任命，仍然引起其他川省軍人的不滿。蔣介石被迫派另一高官(賀國光)前往成都安撫，才暫時平息反對聲浪。四川的政爭也波及鄰省西康，當時割據西康的四川軍人劉文輝堅決反對中央勢力進入其轄區。

因此到了1941年，中央政府對任何一個省份的控制都無法像1937年以前對長江中下游省份那樣有效了。此時的中央政府經常無權任免省主席，即便偶爾在極少數省份可以任免省主席，廣大的城鄉仍然在地方勢力掌控之中。

換言之，這些地方的政府功能，如征兵征稅、公安法制仍然按照中央政府未來到之前形形色色的本地陋規辦事。在這些地方，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政令的推行不是依靠制度的權威，而是依賴上級與下級之間的談判、要挾、恐嚇乃至利益分贓來處理。盡管重慶的領導人大聲疾呼推行某項政策，但中央政令一旦出了重慶便難發生作用。難怪到了1940年底，蔣介石已經感嘆內政問題對國家生存的威脅遠超過外敵日本。他特別提到的三個困難是征兵、征糧納稅和中共。它們都已經超出他的能力范圍了。

在經濟上，沿海省份的淪陷意味著中國自19世紀末以來辛苦建設起來的單薄工業化基礎全部化為泡影。日本迅速占領沿海各省，破壞或掠奪中國的現代工業設施，只有極少部分設備被倉促撤到后方，它們經由水路、陸路，甚至以人力、畜力拖負的方式搬運，其過程雖可歌可泣，卻混亂不堪，成績有限。再經過日本空軍和陸軍四年處心積慮的摧殘，中國又后繼無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時，中國的生產力恐怕已經退步到1890年代的水平，甚至更低。簡言之，中國只能從傳統的農業經濟中拼命擠榨出一些剩余物資，來與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敵人作戰。最鮮明的對比是，中國當時沒有能力制造一部軍用機動車輛，而日本不但可以制造大量的大炮、坦克和飛機，甚至可以制造八萬噸級的航空母艦，其科技力量與世界任何強國比較都不相上下。

更糟糕的是，中國的農業經濟與政治情況一樣支離破碎。在國民政府匆忙撤離沿海各省時，它把大批的中下層行政干部留在淪陷區，其結果是，后方的各級政府仍然由本地的權勢分子掌控。明顯的例子是，盡管法幣應該是全國通行的貨幣，但事實上，偽政府幣、日本精心印刷的假法幣、民國以前的各種地方錢幣在許多地方通行無阻。市場既然如此割裂，難怪囤積居奇、走私、與敵偽通商、販賣鴉片或其他違禁品都能在地方軍人的保護傘之下公然進行。也正是這樣一個落后的經濟，居然能夠支撐中國的抗戰到珍珠港事件爆發之日。

在軍事上，問題同樣嚴重。從1927年到1928年，南方的北伐軍(蔣介石嫡系隊伍及部分兩廣軍隊)運用民族主義高潮，強勢壓倒其他地區的軍閥，逼其輸誠以保全他們在各自原有地盤的統治權。因此，1928年中國達成的所謂“統一”局面，其實是經由討價還價而獲得的。在此后十年的“南京時代”，蔣介石大大增強了他的軍事實力。他建立了一支小而精的現代化軍隊，進口了大批西方新式武器、兵工廠設備、工業器材，為中國的國防工業建立了一定的基礎。在此過程中，他還在世界市場上物色到一批西方軍事專家，重金禮聘來華。到了1937年，這支中央軍在訓練、裝備、紀律方面已經成為百年來中國最優秀的軍隊。雖然這支軍隊在數量上并不能與地方軍隊的總數相比，但它比任何個別的地方軍隊都要強大和善戰。也就是這支軍隊，使得蔣介石在中國的內政、外交上贏得了主導權，并使他敢在七七事變時決定對日作戰。他的抗日決定在當時只贏得了少數地方軍人誠心的支持，大多數地方軍人騎墻觀望。

然而在戰爭開始后僅僅6~8個月，中央軍與地方軍隊的實力對比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蔣介石決定同時在華北、華東(特別是淞滬)正面迎敵，讓他的王牌軍隊遭受重創，使得中央軍與地方軍的力量對比又回到1928年以前的狀況。有些地方軍由于沒有參加對日作戰，所以武器裝備可能比中央軍更精良。但蔣介石既無實權命令這些軍隊參戰，也無實權把它們精良的武器轉發給戰斗力強的部隊。在不少地區，地方政權陽奉陰違，如果重慶政府堅決要求它們抗日，它們不但不會奉令作戰，反而可能倒向日本或偽政權。正因如此，在全國進行對日抗戰的同時，也有不少地區正在進行小型內戰。設若不是蔣介石堅決把抗戰進行到底，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權會與日本達成局部和平共存的協議，乃至明目張膽地成立地區性傀儡政權。

淞滬會戰中的四行倉庫

毫無疑問，到珍珠港事件發生之時，中國軍隊的實質與七七事變前相比已經完全不同。它在編制上已膨脹到四五百萬兵員之眾，一方面盡忠職守的軍官找不到足夠的壯丁入伍；而另一方面貪污腐化的軍官卻大量吃空缺，致使軍隊的實際人數遠低于編制規定。盡管國民政府有全國性的征兵法規，但實施則因地而異。地方上負責執行該法規的官員，其行為常常被其他因素左右，比如缺乏戶口調查數據，向權貴家庭示惠或收賄，或者是延續本地歷來的陋規而置法令于不顧，其后果是全國各地的征兵制度充滿腐敗不公。

一般言之，壯丁在征集之后，他們悲慘的命運才真正開始。在漫長的路途上徒步跋涉，又經常以繩索捆綁，必須忍受鞭打、饑餓和其他種種非人待遇。難怪到達營地時只有少數壯丁仍然健康，相當一部分壯丁半途逃亡，或是死于異鄉。由于大多數省份控制在地方軍人手中，地方軍人首先要滿足自身的需要，不可能一次達成征兵指標。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一年兩征甚至三征，或是向地方官員談條件做交易以取得壯丁，而這樣做更是增加了地方官員貪贓枉法的機會和民眾痛苦的程度。

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力也大幅衰退，普遍急需整編訓練、補充員額和更新裝備。連綿不斷的作戰和接踵而至的挫敗使政府無暇進行有秩序的整軍。因此，蔣介石在1937~1941年幾度試圖施行整軍計劃，最后都不了了之。再加上蔣介石最器重的德國和蘇聯軍事專家又相繼撤離，更使士兵和下級軍官的訓練及參謀作業受到重大打擊。

武器的補給當然更為困難。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國民政府曾經兩次試圖從國外大量進口武器。第一次是1938~1939年，要求蘇聯裝備20個陸軍師；第二次是1940年宋子文專程赴美，試圖說服英國繼續維持緬甸交通，以保證西方武器可以經過仰光進入中國。但是兩次努力成果都有限。其結果是，1941年中國軍隊的裝備和戰斗力已經比1937年大為減退，不但缺乏先進武器如飛機、大炮、坦克等，甚至缺乏步槍、機槍和彈藥。

相對于地方軍隊，國民政府的中央軍漸趨劣勢。多次戰敗不但大幅削弱其士兵的戰斗力，而且嚴重影響將領的心理狀態和行事作風。在“南京時代”，中央軍的將領完全是專業軍人，以全副精力投注于訓練和作戰，少有行政職務的羈絆，也無須操心壯丁、武器或補給等后勤事務，因為這些需求完全由南京政府負責安排。

但是他們一旦撤退到內陸省份后，情形立即改變。他們必須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求生存，有時需要圈地求生，或從地方官員手中奪取糧食和稅金。無形之中，他們的心態逐漸由野戰部隊變成占領部隊，生存成為最迫切的目的。事實上，他們變成外來統治者。更有甚者，由于1939~1940年國外武器來源逐漸被切斷，一旦在作戰中喪失武器便無法補充。于是他們的心態便變得越來越保守，保存實力成為首要考慮。

中央軍隊在與地方政府、地方市場以及廣大群眾發生直接接觸以后，將領越來越無法抵抗民間社會生活的引誘，也難以抗拒貪污腐化和貪生怕死的作風。除了一小部分將領仍能保持戰前的紀律和高昂斗志，或是因為作戰需要而經常調動防地(如第五軍、第六軍、第十軍)，在一般情形下，只要一支部隊長期在一個固定地點駐扎，就會出現風紀敗壞的情況，而且時間愈久，腐化和頹廢的程度愈高(如湯恩伯在河南省)。這個腐蝕過程最后感染了蔣介石的大部分軍隊。

蔣介石作為中國領導人的真相與幻象

基于以上所述，蔣介石號稱是“中國最高領袖”，而其領導的政府號稱是“中國唯一的政府”，都是建立在相當脆弱的基礎上的。當時世界各國(除日本以外)之所以無視這個事實，寧愿與蔣介石的政府打交道，其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他的抗日決心表現得最堅定；第二，在國民政府旗幟下五花八門的軍隊中，蔣介石嫡系軍隊的凝聚力最堅固。不論是珍珠港事件之前或之后，蔣介石的嫡系將領幾乎無一人倒向日本。相比之下，許多地方軍人選擇依附國民政府，他們的忠誠度和抗日決心卻有所不同，有些勢力甚至認為倒向日本或偽政權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在這個復雜的環境中，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雖然數量上只是全中國軍隊的十分之一左右，卻已經足夠支持他自稱是全國領袖的說法，也能說服列強接受他為中國的合法代表。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與美國一夜之間突然發現彼此已經成為同盟國。猶記得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日本曾大膽預言中國的抵抗不出三個月必將瓦解。當時大多數的西方觀察家也不指望中國能夠持久抗戰。作為中國的敵人，日本歷來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更了解中國在各方面的弱點。但是它的錯誤是見樹不見林，過分低估了中國能夠不惜一切犧牲抵抗外侮的民族意識。相反地，當太平洋戰爭危機日益加深時，中國未來的西方盟友卻又只見林而不見樹，過分高估了中國的作戰能力，對中國眾多弱點不夠了解，甚或誤解，以致對中國產生各種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蔣介石一生的事業中，最具諷刺意味的恐怕是他過于成功地扮演了“中國最高領袖”的角色，使許多同時代的外國人誤以為真，因而忽略了他權力基礎的薄弱性。所以當他無法兌現他的各種承諾時，外國人便當然認為他是缺乏兌現的意愿。換言之，許多外國人不了解蔣介石是沒有足夠的政治基礎和軍事力量去兌現諾言，因而把責任歸諸他的人格缺點，如缺乏智慧、誠意、遠見、愛國心，甚至普通常識。外國人不免會問，若非如此，蔣介石何以能對明明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建議置之不顧？以此觀之，蔣介石成功地掩飾了自己權力不足的真相，再加上外國人又喜歡先入為主地用西方政治制度觀念來分析中國事務，兩者結合，引致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而這種結合不但無謂地增加了中美盟友間的摩擦，也導致了不少后世學者的誤判。本書的目的是希望經由以上的觀點，幫助我們更深入地體會太平洋戰爭期間中美軍事合作關系變得如此錯綜復雜的原因所在。

（本文系《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一書“前言”，齊錫生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