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中，非洲已成為世界范圍內均認可的熱門投資目的地：豐富的自然資源，龐大的人口數量，日益改善的國家治理與政策環境，使得越來越多的外來投資源源不斷地涌入非洲大陸。

據商務部數據顯示，僅2018年一年，我國與非洲進出口總額達2042億美元，同比增長20%，我國在非洲設立企業已經超過10000家，中國已經連續十年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

然而，機遇總是與風險相伴：

首先，非洲大陸法律多元化現象十分突出，由于歷史與政治發展的原因，非洲大陸上既有大陸法系國家（如安哥拉、埃及等國家），又有加納、肯尼亞等屬于英美法系的國家，伊斯蘭法系、印度教法等宗教法也構成了非洲法律體系的一部分。

加之，非洲大陸上超半數國家的官方語言均為法語，還包括部分的阿拉伯語國家，陌生的語言及文化環境，以及立法環境的不穩定性、司法系統的不安全與不確定性，種種因素都使得眾多與非開展投資貿易合作的中資企業有了“水土不服”的癥狀，與非投資貿易中也是爭議頻發。

根據截至目前國內外法院、仲裁中心多處收集的判決書，以及筆者所接觸、被咨詢過的案例分析，目前中非投資貿易中主要存在以下幾種法律風險：

（一）工程合同糾紛

目前，中國對非洲的投資貿易合作主要集中在建筑業、采礦業、制造業等領域。投資合作的第一步便是訂立合同，由于對當地貿易流程、政策法律的不了解，合同糾紛時常發生。

例如，埃及開羅地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CRCICA）在2018年受理的77個案件中，建筑合同糾紛案件數量最多，占受理案件總數的四分之一；緊隨其后的是租賃合同糾紛案件，占總數的16%；油氣相關糾紛案件以及買賣合同糾紛案件也都較為常見。從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檢索案例來看我國企業海外工程涉訴案件共41件，其中非洲國家16件，占39%，這其中也多數為涉及建設工程施工的合同糾紛。

中國援非洲國家工程項目中，有部分項目是由中方設計師按中國建筑質量標準建設的，由于水土環境、建筑慣例和特色、民族習俗、風土人情、建筑風格、生活習慣和建筑使用方式等，中國與受援國間存在巨大差異，加之受援國路途遙遠，生活條件艱苦，部分國家政治環境復雜，安全形勢嚴峻，致使前期設計考察結果與當地情況不符的現象時有發生，項目的修訂為資金預算、合同履行都帶來了不確定的因素。

目前，根據我國一帶一路的戰略部署，未來中資企業在非開展的業務中建筑工程項目數量將不斷增加，這其中發生相關合同糾紛的風險亦將隨之增加。

（二）信用證與保函糾紛

在中非當事人之間的貨物買賣合同中，有許多約定了信用證付款方式。而在中非工程承包合同中，非洲國家發包方，往往從招標開始就要求中國承包方提供銀行出具的投標保函、預付款保函和履約保函等。

作為企業貿易融資、工程承包、大型設備購置的重要金融工具，保函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越發凸顯其重要作用。在工程、貿易開展前期簽訂這些保函文件，可以通過銀行擔保的形式，為工程的順利開展與貿易雙方的義務履行提供更多的保障，有效地確保債權人的追償權實現，大幅降低與非貿易中企業融資、投資的難度及風險。（詳細參考中國裁判文書網《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與深圳市漢利宏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吳昊軒追償權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

但由于非洲許多國家均為前法屬殖民地，眾多開往非洲國家或其國家銀行相關的保函語種多為法語書寫，如中非共和國、剛果（金）、多哥、布隆迪等國家，保函的文法結構與正統的法語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這給企業及為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服務的銀行在業務審核過程中增加了不少的難度。

在大多數情況下，國際工程和貿易中開具的保函多為見索即付的獨立保函。此類獨立保函獨立保函如同一把雙刃劍，其采用“先付款、后爭議”的機制，在保障債權、簡化交易的同時，也難免滋生欺詐性索賠的風險。特別是建設工程實踐中，政府主管部門往往要求使用合同示范文本，保函格式一般作為示范文本的附件列出特別是建設工程實踐中，政府主管部門往往要求使用合同示范文本，盡管如此，中國承包方或銀行仍應注意從形式和內容上對格式保函進行修改完善。

鑒于國際商事領域已有較為成熟的獨立保函適用規則，如國際商會《見索即付保函統一規則》（URDG758）、《聯合國獨立保證與備用信用證公約》等，考慮到商事交易的復雜性，一般均建議中國承包方適用相關成熟的交易示范規則，如可能與保函內容存在不一致的，此時相關條款的優先級及解釋順序問題，也建議在保函中予以明確。

（三）勞資糾紛

勞動法律風險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常遇到的典型法律風險，主要包括罷工風險和用工風險。

例如，2011年，在贊比亞中色非礦，中資企業就遭遇了在贊比亞經營史上“最長的罷工”。2000名罷工的工人，要求中色非礦給他們人均增加1000美元，否則就不回去上班。但如果企業照做，其一年的運營成本將增加3700萬美元，每噸銅的生產成本將達到8600美元左右，超過7000美元的銅價。這也給中色非礦帶來的巨大經營壓力。

用工風險方面，每個非洲國家的勞動法及相關規定都不盡相同。如在部分非洲國家，如剛果（金），某些項目要求外籍員工的比例不超過2%，個別情況下經部長批準可以提高到50%。對于到剛果（金）工作的外籍員工，需要與當地的企業簽署勞動合同，并由此企業向剛果（金）的勞動局申請勞動許可，然后再向移民局申請工作簽證。但是目前許多在剛果（金）經營的中資企業對其在剛果（金）工作超過6個月的中國籍員工，并沒有履行此程序獲得工作簽證，因此面臨眾多風險及潛在的糾紛。（詳細參考李治國：《法律合規——本地化和國際化的必由之路》，載《國際工程與勞務雜志》，2018年5月28日。）

不管是對于當地勞工人員的管理，還是針對外籍勞工的管理，中資企業都需要在投資并購時做好相關的盡職調查，避免因此延誤工程，或使赴非的中國工作人員由于違法使用臨時工作許可遭受金錢或人身損失。 

（四）環境法律糾紛

當前，非洲各國日趨重視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保護。許多國家定期發布環境資源保護的白皮書與綠皮書，將環境保護提升至國家政策的高度，南非、贊比亞等多國政府要求境外企業積極履行保護當地環境資源的社會責任。

鑒于中國企業在非投資多集中于建筑工程、自然資源開發、制造業等領域這一產業特征，履行對非洲環境保護的義務也成為中國企業的法律與社會責任。中國也就環境保護問題頒布了多項指導性文件，2017年頒布的《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行為規范》要求民營企業在境外投資活動中也應當注重對環境資源的保護。

目前，絕大多數中央企業和民營企業能夠在對非投資中嚴格遵守東道國的環境風俗習慣、環境法律法規及其簽署的國際環境公約。但也存在部分中國企業在非投資時未對當地環境法律法規進行合規調查準備，輕視環境保護，引起法律糾紛并因此遭受經濟損失。

例如，由中國某央企承包的肯尼亞首個煤電廠項目，項目造價20億美元，其中12億美元來自某中資銀行出口信貸融資。2016年，燃煤廠項目業主阿姆電力和肯尼亞國家環境管理局被肯尼亞非盈利組織卡迪巴協會告上法庭，自此訴訟未斷。NGO組織提出，燃煤電廠項目沒有依法將工程計劃和項目關鍵事實向公眾披露，也沒有充分考慮應對氣候變化法案相關條例。最終，2019年，肯尼亞國家環境法庭下令暫停該項目，并撤銷其環境影響評估許可，項目被迫擱置。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并遵守所有必要的法律是項目重啟的前提，項目延期或停滯將讓某中資銀行的12億美元出口信貸融資陷入風險。

（五）運輸糾紛

非洲部分國家如南非、埃及、尼日利亞，都在國際海運交通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它們的港口也成了各國船舶的聚集地，如南非的德班港和開普敦港、尼日利亞的拉各斯港、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等。中國的一些遠洋船舶，經常在這些港口停留或在此中轉駛向其他地方，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海事糾紛。近年來，曾多次發生中國船只在非洲港口被扣押的糾紛案件。

貿易方面，2016年安哥拉政府為了增加外匯的流入，發布規定允許運抵到安哥拉的進口貨物無單放貨。多個非洲國家也正在醞釀無單放貨政策，這無疑將會引發更多的海事糾紛，中國正在走出去的外貿企業也要針對此類問題做足功課，合理規避風險。

特別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發，更是使整個航運市場都受到了嚴重影響：港口設備緊缺，運輸路線被迫更改、增收特殊附加費，多個國家地區港口對來自中國的船舶實施管制措施，運輸航線的大幅減少；中非之間貿易往來中的運輸糾紛因此次疫情糾紛愈加增多。

 （六）土地產權糾紛

非洲部分國家由于政權更迭及歷史問題，其當地土地產權的歸屬認定較為困難和混亂。

在建立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很多非洲國家未能完成完整的土地登記制度，沒有土地所有權與土地轉讓的實際系統，還有部分國家出現多部門管理，將一塊土地賣給不同持有人。

此外，在一些聯邦制非洲國家如尼日利亞，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土地管轄權沒有明確界定，再加上未經政府登記的以習慣法進行的土地買賣和轉讓，造成了大量的事實占有的狀態。

在這種一物多賣、權屬紛爭、真偽難辨的局面中，外國投資者往往處于被動局面。目前，中國有大批企業正在非洲國家開展建筑工程以及土地項目的投資業務，由于土地產權問題引發的法律風險也隨之日漸增多。

以尼日利亞拉各斯的新城建設項目為例，開發商與尼日利亞聯邦政府簽署了公私合營協議，支付了特許經營費用，建設管理30年后移交聯邦政府。

在項目推進過程中，開發商發現其運營土地周邊不斷被拉各斯居民侵占。而這些侵占者，持有拉各斯土地管理機構核發的合法占有權利證書。開發商維權過程中發現，要驅逐這些侵占者的前提，是論證拉各斯州政府對聯邦政府劃定的土地無管轄權，而這根源于尼日利亞聯邦法律和州政府法律的沖突。在尼日利亞，外國投資者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經常因土地產權糾紛而被迫中斷。（詳細參考崔巖：《非洲房地產開發的風險警示》，載《國際工程與勞務雜志》2016年5月6日。）

（七）匯率風險

由于非洲單一國家的市場相對較小，目前我國企業走出去多是泛非洲式的擴張，各國的貨幣不同，外匯政策也不同，并且匯率波動較大，這是企業經營活動難以避免的風險。目前常見的匯率風險表現形式主要包括：東道國貨幣對國際主要流通貨幣持續大幅貶值，造成合同收入總體縮水；東道國貨幣、歐元對人民幣的匯率波動，造成貨幣兌換及項目賬務折算的匯兌損益

同時，匯兌管制方面也存在一定風險，非洲國家外匯管制情況普遍存在，承包商在當地所獲承包工程項下利潤匯出時，往往需要政府部門的審批，且審批時限較長，加上業主簽署進度證明及臨驗終驗證書經常拖延，都會影響承包商的收匯進度。在匯率大幅波動的情況下，極易造成匯兌損失。

不過目前令人欣喜的新趨勢是，在人民幣被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后，大多數非洲國家都把自己的部分儲備貨幣轉換成了人民幣。一些國家，如津巴布韋和安哥拉，已承認人民幣為法定貨幣。更多的非洲國家則選擇同中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

（八）合規風險

反腐敗的合規一直都是全球關注的重點，企業在境外經營過程中，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反腐敗問題不僅要考慮東道國的法規規定，還要考慮到全球性、區域性組織，其他國家及中國對腐敗的監管。

在與非洲的投資貿易合作中，中國企業應特別關注反腐敗合規。一方面是因為，非洲多個國家仍處于初期發展階段，司法系統透明與公正程度尚不高，容易滋生腐敗。另一方面，非洲各國的法律法規仍存在不健全的現象，也缺少應有的監督機制。這兩點直接縱容了個別當地政府官員在正常程序之中尋求個人利益。

多個案件均表明，對于跨國公司及跨國公司的管理人員、董事、雇員、代理人或股東而言，因違反FCPA、世行等國際法律規定而承擔責任的風險時有發生。與此同時，近年來不少非洲國家也都在提升政府治理，加大整頓力度打擊腐敗等不法行為。

面對FCPA等境外法律寬泛的管轄權以及東道國本國政府的法規限制，在海外經營的中資企業需增強合規意識，以防范違反境外及東道國反腐敗法律的風險。

（作者胡嵐嵐為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李夢瑤為律師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