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女人想要成為女窮人。在一些情況下，她的貧窮不是因為她的懶惰或者無能，而僅僅是因為她是女人。還有，貧窮和月經，哪個都不可恥。

近期，“散裝衛生巾”的網購截圖把女性因貧困而無法購買品牌衛生巾的問題拉入公共討論的視線。底層女性的貧困生活狀況以如此直觀的形象出現，與經濟條件優渥的“不就是一杯奶茶錢有啥買不起”觀點持有者構成尖銳的對立。不同經濟條件下女性的消費觀構成沖突，形成了何不食肉糜的新時代苦澀對照，揭露出女性內部巨大的貧富差距和認知隔閡。

隨著更多男性加入討論，關于月經貧困的認知矛盾走出女性內部，來到兩性之間。許多男性對女性缺乏基本的生理知識而妄加評論，例如，何不像憋尿一樣憋住月經。他們因為表現得比女性還懂月經，被戲稱為“月經懂王”。在經濟差距之外，這些男性的無知反映了來自父權文化下性別的隔閡。就此，許多相關議題不斷發散延伸，例如消除月經的禁忌文化，討論衛生巾的生產成本、降低衛生巾商品稅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應該免費發放衛生巾而更好地扶持女性公共健康等討論。

月經是全球一半人口具有的最正常不過的生理現象，但它在父權制視野下一直被認為是女性的“特殊生理需求”。這樣的性別歧視也被延伸在公共政策的立法、納稅和財政中。此次散裝衛生巾帶來的各類激烈交鋒的意見，把主流世界里一度被噤聲的月經討論拉到前臺的聚光燈下。月經話題突破了女性個人生活的私域，進入了社會資源如何更公平、更公正地被分配的公共討論。這種基于男女生理差異、求于社會平等的嘗試，是奪回女性社會主體性的努力之一。

女性無法在生理期獲得充分、安全、可靠的接墊經血的物資，是“月經貧困”最常見的現象之一。月經貧困的背后，是生理與性知識的匱乏、被壓抑的身體表達與經濟權利。本文就此討論女性內部的不平等，回顧中國體制內月經費用補貼的歷史，梳理現在各國改善月經貧困的主流做法，并討論在父權制的社會下，貧困為何總帶有一張女性的面孔。

撕裂的買家——女性內部的衛生巾不平等

還有人買不起衛生巾嗎？僅從統計意義上來看，恐怕是沒有了。《中國造紙年鑒》表示中國在2015年就實現了100%的衛生巾市場占有率。券商的行業研究還表示，不僅人人都買得起，而且大家越買越貴、越買越多。2019年8月中泰證券的一份研報稱，衛生巾行業低端品牌的占比正在降低，高端品牌致力于消費升級。行業競爭加劇，小企業集中整合，整體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根據中銀國際2019年8月的研報，在2011年到2017年間，中國衛生巾人均消費量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7.5%，人均消費量由152片/年，增長至233片/年。

那到底是誰買不起優質衛生巾？“月經貧困人口”在券商行研中是可以被省略的小數點末位。在中國當下活躍的市場經濟中，底層女性也被迫隱身，甚至無法被視作有待開發的“下沉市場”。由于缺少新近數據，大約二十年前的一項人口與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結果或許會間接地告訴我們答案。1997年，中國使用衛生巾的女性為43.6%，不到一半。經血的墊接方式在城鄉、年齡、民族、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下均表現出顯著的統計學差異。

具體來看：1.城鄉差異明顯，城市婦女中74.26%的人使用衛生巾，農村婦女僅為34.08%；2.年齡是第二大明顯特征，1980年到1982年出生的女性中有61.12%使用衛生巾，1940到1949年出生的人僅為24.98%；3.漢族婦女使用衛生巾的比例高于其他少數民族，分別為45.75%和22.31%；4.受教育程度越高，衛生巾的使用率越高；大專及以上有84.47%的人使用衛生巾、文盲半文盲僅為17.38%；5.初潮前對生理知識的掌握會影響衛生巾的使用，第一次來月經前知道“來月經是正常現象”的女孩使用衛生巾的概率高于不知道的女性，前者為50.85%，后者為39.12%。6.未婚女性高于已婚女性，前者63.7%的人使用衛生巾，后者為39.12%；結婚越遲，使用衛生巾的比例越高；7.據鄉鎮、縣鎮距離越近，使用衛生巾的比例越高；8.年收入越高，使用衛生巾的比例越高。在農村的調查中，年收入在1200至2000元的婦女使用衛生巾的比例僅為29.73%，但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婦女使用衛生巾的比例明顯增高至50%。

其中的一些變量在如今恐怕已經沒有討論意義。例如，2004年一項關于貧困地區女性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需求與服務研究表明，即使在流動女性人口內，已婚和未婚女性在經血墊接的方式上已經沒有統計學差異。但另一些變量仍然顯著，例如被調查的流動婦女中有12%的人因為經濟能力，沒能使用上衛生巾。在2020年的今天，衛生用品公益項目的被捐助者也常常符合這些統計特點：邊遠山區、少數民族、低教育經歷、低收入等。

因為社會對月經的禁忌文化，月經貧困很難被識別。在奶茶愛好者“這有啥買不起”的驚咂中，我們要回到一個這樣的社會現實：衛生巾自發明伊始的僅有一百多年，進入中國市場不足四十年，成為主流的經血接墊方式不足二十年。由草木灰和破布片做成的騎馬帶、月事帶的歷史就在昨日，并不遙遠。我們仍有同胞姐妹在月經帶來的身體不適與苦痛中掙扎。月經作為生理特征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而對貧困的正確認識卻需要對社會結構性不平等的理解。在一些情況下，女人的貧窮不是因為她的懶惰或者無能，而僅僅是因為她是女人。

女人何以月經貧困？

為什么有的女人會是窮人？性別與貧困是一對極為復雜的關系，本文無意過多展開討論。但取學術研究和社會共識而簡言之，土地權的喪失、疾病、缺乏教育和勞動技能是導致女性貧困的直接原因。在相同條件下，相較于男性，性別不平等往往加重了女性的貧困。例如對月經的歧視，而不是月經本身，也是導致貧困的一個原因：許多用人單位雖然不敢公然違反《勞動法》，但仍嚴苛約束女性生育。“月經假”、“產假”被視作是轉移到企業的用人成本，女性愈發受到用人單位的歧視。

根據1980年聯合國哥本哈根大會，雖然全球2/3~3/4的勞動量由婦女承擔，45%的食物是由婦女生產，但婦女僅獲得全世界收入的10%。用中國人在經濟發展中喜歡的蛋糕來比喻：女人做出了一個蛋糕，但大部分被其他人（男人）分了。1995年聯合國在《人類發展報告》指出，世界上的貧困人口中70%是婦女，貧困具有一張女性面孔。

或許哥本哈根聯合國的數據太舊太大。所幸中國是富有經驗、卓有成效的扶貧大國。《“婦女貧困”路徑的減貧溢出與賦權異化——一個少數民族婦女扶貧實踐的發展學觀察》一文的作者講述了他在西南某地一個貧困的少數民族村從事扶貧工作的經歷。扶貧駐村工作組在這個瑤族聚集的山村開發了小型會址和自然教育基地。2015年入駐時，該村的全年人均收入約為4300元人民幣；到2017年后，開發項目“瑤族媽媽的廚房”和“瑤族媽媽的客房”分別成為該村的主要收入來源。2017年至2018年，該村戶均收入高達1.3萬元以上。由于工作內容主要是客房服務、后廚烹飪、牲畜養殖等，該村的婦女成為參與工作的主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獲得了當地便民店在煙草局登記進貨的準確數據：2017年至2018年間，香煙的進貨量約為2015年的1.5倍，且豐富了煙酒商品的進貨種類。便民店老板坦言，煙酒是這兩年銷量增長最快的商品。根據家庭支出的統計，煙酒消費占到了該村家庭開銷的8%，幾乎與全家醫療開銷9%的比例持平（生產投資占30%，教育占10%）。

與此同時，與2015年相比，便民店的衛生巾銷量卻幾乎沒有改變，品種也沒有增加。作者進一步統計，除了煙酒，該村第二個銷量明顯改善的商品是摩托車，其次是智能手機，但這些商品的使用者大多以男性為主。可以明顯看見，家庭收入的增加首先刺激的是男性的消費。該瑤族山村的女人雖然擺脫了生活貧困，但是不見得改善經期生活。扶貧干預不能必然導致女性福利的改善，短期內也沒有讓性別更平等。

女性何以致貧的原因太過復雜，本文無意盡數。但這個案例至少告訴了我們答案之一：女性的貧困必須被放在現有父權的社會文化和家庭框架下審視。首先，女性不太有明確的“我掙的錢我來花”這樣的個體收入歸屬意識。女性的收入賦權的是家庭而不是女性個體——由于社會性別文化，女性也愿意視自己的收入為家庭的收入，將收入的管理交給家庭的決策者——男性。更不要提為負擔子女和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員的開銷。

其次，盡管女性帶來家庭主要收入已經構成了事實上的“女人養家”，但文化上“男人養家”的父權制色彩毫無削減。女性的收入增加在短期內并不會改善女性的家庭地位，依然是男性主要決定家庭事務的決策，并且享有較高的家庭地位。

這是一個少數民族農村婦女實現經濟賦權的實例。家庭內性別收入的結構改變了，但女性狹隘的個體福利并沒有成比例地增加。或許我們不能輕易地帶入城市女性的脫貧情況，但城市白領中不乏“樊勝美”式的中國女性。經濟賦權下性別福利的差異向我們展開了特定文化下婦女經濟賦權的復雜性。該文作者也在結論中這樣闡述到：“通過收入-消費這樣的市場結構，我們很難打破性別不平等。”

中國式月經補貼

以平均值計，女性從初潮到絕經大致經歷35年，若以每個月來5天月經計算，一個女性一生中有7年在月經期度過。歷史上，從放任經血自流到編織草墊，從衛生巾到嵌入式棉棒，經血接墊的方式不僅直接表現女性的衛生意識、經濟和社會地位、更表現了一個國家的公共衛生健康水平、勞工保護、社會福利制度和社會性別文化。在此次散裝衛生巾大討論的過程中，也有很多人提及國企、央企每月發放30元到50元不等的衛生費。在體制內衛生費補貼的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國家-市場”三種力量在不同情況下的變化。

中國其實自建國后就長期存在各類針對女性月經問題的補貼和勞動保護政策。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規定，要保護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此后一系列立法與政策不斷完善女工的勞動保護工作。但彼時的福利政策也僅僅符合當時的社會條件，例如當時還沒有衛生巾，主要是工作單位發放月經紙、紅糖，伴有適當縮短相應的工作時間。

《新舊更迭中的巨變：建國初期天津工人研究》一文中講述了1951年天津棉紡廠內的女性工人的情況。根據當時的資料，女工在來月經時每班需要去廁所4次，每次20分鐘，用灰紙8張。由于紙質太硬，把腿都磨破。后來經廠領導研究，月經用灰紙改成消毒的脫脂棉，并對女工進行婦幼衛生教育，基本防止了月經病的發展。改善后，經期女工跑廁所次數減少到2次，每人每班節省40分鐘。女工對此特別滿意，普遍反應“共產黨真好，連這個事兒也照顧到了。”文章也指出，勞動女工月經用品的改善不具有普遍性，同時期天津其他紡織工廠的女工仍用煙盒廢紙等墊接經血。

雖然我們無法全景式地了解當時女性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如何解決自己的月事，但管中窺豹可見，女性在新中國里迎來勞動者身份的轉變。這些自上而下的福利政策服務于國家生產建設的需要。在全社會動員和勞動競賽的背景下，月經作為一個影響員工勞動產出的問題，需要被解決。國企、央企、體制內單位對女性發放衛生補貼的政策被固定下來，在過去70年的歷史中斷斷續續，延續至今。盡管有國家的照顧，但以現在的標準來看，中國女性在那時仍處于集體月經貧困的年代。

隨著80、90年代，國企改制，國家支持的傳統產業經歷市場轉型。勞動關系改革帶來了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工人和農民兩大階級從“社會主義的主人”滑向市場經濟的底層。工人和農民的身份意義消解，傳統產業工人的“高保障、高福利”受到巨大沖擊。女工最先被國家裁員，成為下崗工人，進而被動員“安心從事家務勞動”，回歸家庭，自然喪失了在國企、央企、體制內工作而享受的相應物資和補貼。雖然國企、央企、體制內的衛生巾福利被保留下來，但在市場經濟主導的新社會環境里，已經不再具有普遍意義，僅成為少數人的福利。

此外，中國在各類政策實踐中仍存在許多補丁式的做法。例如近年來，地方政府會根據各地情況制定省級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規定中會要求，用人單位應當為在職女職工每人每月發放不低于若干元的衛生費。但這些規定在實踐中的效力有限，私有企業不見得執行落實這樣的規定。與之相比，產假、月經假間接帶來的職場隱性性別歧視的愈發嚴重，衛生費問題并不迫切，被置于角落。

還有另外一些面向特定人群提供的、免費的衛生巾物資。例如在援藏建設政策中也出現了衛生巾的身影：山南市扎囊縣2016年實施“10小進農家”政策，這里的“10小”是指包含衛生巾、衛生紙、牙刷等十種生活必需用品的物資。在國家的福利政策之外，中國民間公益組織已經構成了相當的補充。許多機構活躍在幫扶婦女兒童解決生理問題的一線，向貧困山區捐贈包含衛生巾的“愛心包”等。這些類型的福利還有待更多詳實的資料的補充，來說明它們在何種程度上解決了中國女性的月經貧困。

從“衛生費”到“粉紅稅”，誰該為衛生巾買單？

如何降低衛生巾的開銷、讓其成為女性能夠負擔得起的產品，是其生產成本、售價與稅收的問題，更是一種社會資源如何正義分配的問題。在互聯網上的相關建議紛多。許多女性從個體一手經驗出發，講述月經帶來的生活和工作不便、月經開銷帶來的經濟壓力，進而呼吁職場、公共衛生等領域的政策改變。免費、免稅等主張，牽扯到了關乎國計民生的敏感神經，反對者的聲音也隨即強烈反彈。他們就經濟成本的可行性、政策如何平衡競爭與公平，稅收調節消費行為的意義方面反駁。本文先籠統地將兩派分為福利主義者與其他反對者兩大陣營。

按照福利主義的觀念，自然不平等（兩性差異）帶來的月經問題，是女性無法自主選擇的生理特點。基于現有的生產水平，衛生巾早已不再是社會難以負擔的奢侈品，不構成“昂貴偏好”；提供這樣的福利，也不會有損于其他社會成員（男性、尚未月經或絕經的女性）的利益，即不構成“冒犯偏好”。那么，解決衛生巾的分配問題，是在“男女有別”的生理差異上追求“人人平等”的信念。于是，福利主義者提出的主張為：社會經濟政策應該通過制度化的設計，例如提供免費公共衛生巾、減稅免稅等措施，實現“機會平等”。

在現實生活中，與衛生巾相關的公共政策實踐有以下幾種：一、政府通過提供公共服務等方式提供福利和社會保障。即衛生巾、棉棒等月經用品像衛生紙一樣被當做公共用品提供，免費提供給有需要的人。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3月的消息，在蘇格蘭，為所有女性提供免費衛生用品的法案已初步通過。蘇格蘭將在指定地點，如社區中心、青年俱樂部和藥房，提供免費的衛生棉條和衛生巾，估計每年將花費2410萬英鎊。這一舉措也讓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免費提供女性衛生用品的國家。

第二種做法是在福利主義的主張下減稅或免稅。中國的女性衛生生理用品一度是按照增值稅最高的17%（13%）征稅的，此外還要加征城建和教育附加稅。如果是進口女性衛生產品，還要征收7.5%進口關稅。

在許多國家，隨著女性運動和非盈利組織的爭取，衛生巾類用品稅收呈現下降、減免的趨勢。英國目前對該類商品征收歐洲聯盟加值稅法中最低的稅率5%；截至2019年6月，美國已經有12個州對衛生巾免稅；加拿大、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國家已經免除衛生巾稅。

網絡討論中的反對意見大致有以下幾種：例如，偽裝成經濟學視角的降稅無用論認為，每片衛生巾少個兩分錢沒啥區別，即使降稅“資本家”（生產者）仍會抬價，女性還是要付錢；義務和權利并行論認為，不履行衛生巾納稅義務就沒有享受婦科醫保的權利；抵制外資、支持國貨的話語轉移問題焦點，把主張減稅者污名成政府仇恨者。

盡管這些反對意見乏善可陳，邏輯不通，有許多胡攪蠻纏、陰謀論和拍腦袋想當然的意味。

但我們依然要回答一個問題：一度按照奢侈品征收的衛生巾稅有其歷史原因，但如今享受免稅待遇的財稅合法性何來？

本文認為，財稅史學者梁發芾在其2016年刊登的文章中給出的解釋較有說服力，限于篇幅稍有刪改：“在稅收立法活動中，什么物品屬于生活必需品，往往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一種物品是不是生活必需品，因時代而不同，因文化而不同，甚至因性別而不同。稅收立法直接關系到社會不同人群的利益分配和利益調整，立法過程并不會自動地照顧到每個人或每個群體的特殊利益。所以，稅收立法是不同利益群體通過集體行動和集體選擇，不斷博弈的過程。在男性主宰的立法過程中，女性的利益被忽視，甚至被有意犧牲。歐美女性因此而進行不懈努力，通過種種行動，要求修改法律，取消該項稅收，是其維護自身權利的糾偏補救措施。這個過程看起來是混亂的，但卻體現財政民主與財政法治的精髓。”

以財稅法與財政學的角度看，各國衛生巾稅的變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首先，個人權利的保護的確不是免費的；其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本稅收理念，最大的現實挑戰在于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依照這樣的標準，衛生巾稅只取之于女人，是赤裸的性別不公。結合8月末職工醫保改革的新聞，分配意義上社會政策的兩性區別對待更明顯：男性陰莖包皮手術納入醫保統籌基金支付的行列。同時女性用達英-35、優思明等避孕藥卻被踢出醫保報銷范圍。

第三種做法是尋找更低成本的衛生巾生產方案。在印度，草根企業家阿魯納恰拉姆的妻子無力負擔昂貴的衛生巾，只能使用報紙或破布。為此，他不顧印度文化對經血的忌諱，在嘲笑和誤會中不斷試驗，尋找低成本衛生巾的生產方式。他的故事被拍攝成電影《印度合伙人》。此外，受到相關游說集團的影響，印度也于2018年取消了衛生巾產品稅。

在中國，網傳衛生巾的最終售價為出廠價的三倍的說法，并不夸張。根據上述券商研報，行業平均銷售費用占銷售額約23%，研發及管理費用大約占比6%。以百亞股份為例，其出廠價為0.38元/片，初級經銷價格為0.51元/片，終端平均售價約1.25元/片，為出廠價3.3倍。在中國，從衛生巾生產行業來看，尋找低價替代品或許是一個方案。根據中泰證券的研報，中國國產衛生巾行業為高毛利率行業，2018年，平均毛利率可達45%。以市面上常見的品牌為例，七度空間的品牌毛利率高達72.2%，ABC為43.4%，Free為43.8%、自由點為55.4%。

衛生巾行業是否會針對 “下沉市場”開發“極致性價比”的低價衛生巾商品，還是留給行業去回答。但不論是政府免稅還是企業讓利，衛生巾都不應該再讓女性付出過高溢價。

結語

散裝衛生巾的討論向我們揭示了中國當代女性的內部差異，更把“月經貧困”的難言之隱暴露于大眾視線。在追問女人為什么貧困的過程中，父權社會文化和夫權家庭框架現出原形，中國女性脫貧工作面對的復雜性可見一斑。簡單回顧中國的衛生巾相關福利政策的歷史不難發現，工作單位發放衛生費、衛生巾物資援助等政策長期存在。這些規定、政策作為中國主流政治動員的注腳，在福利制度的歷史中時隱時現，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婦女。盡管有許多嘗試和摸索，中國的“月經脫貧攻堅仗”仍然遠未勝利。在現今市場經濟為主基調的社會背景下，國外衛生巾的免費、免稅、減稅政策能否對中國解決月經貧困問題形成借鑒意義，還需要政策制定者、行業等多方面的討論。

但不管困難多大、我們仍期待著徹底消除月經貧困的那一天；不論道路多長，全社會仍應該兌現允諾給女孩們的“衛生巾自由”——獲得充分教育的自由、平等地獲得衛生產品的自由、作為女人免于羞恥而充滿自尊地生活著的自由。

參考文獻；

[1]張子豹,高爾生,武俊青,陶建國.中國育齡婦女經期衛生用品分析[J].中國公共衛生,2001(10):30.

[2]李小云,張瑤.貧困女性化與女性貧困化:實證基礎與理論悖論[J].婦女研究論叢,2020(01):5-16.

[3]李小云,陳邦煉,宋海燕,董強.“婦女貧困”路徑的減貧溢出與賦權異化——一個少數民族婦女扶貧實踐的發展學觀察[J].婦女研究論叢,2019(02):5-16.

[4]閆坤,于樹一,劉新波.論引入性別因素的精準扶貧——以綿陽市特困縣為例[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55(06):1-7.

[5]梁麗輝. 新舊更迭中的巨變：建國初期天津工人研究（1949-1956）[D].南開大學,2012.

[6]葉金育.稅法解釋中納稅人主義立場的證成——以謙抑理念為觀測中心[J].人大法律評論,2017(02):3-36.

[7]梁發芾. 不義之稅如何征？[N]. 中國經營報,2016-06-20(E04).